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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中，广西有《驻村笔记》《人间消息》《被风吹过的村庄》三部作品获奖。三部作品体裁不尽相同，文风各异，但书写的都是壮乡土地上的元素，文本具有很强的地域认知度、民族辨识度、“民间”向度，体现出地域化、民族化、民间化的写作倾向，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新时代广西作家书写壮乡的姿态，值得业界品读与关注。基于此，本文从地域性、民族性、民间性三个角度综合评析三部作品，为三部作品的获奖寻求某种合理性解读。

一、坚守壮乡土地的地域化写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文学。文学地理学认为，作家所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地域空间特质会深刻影响着作家本人的审美立场、审美情趣、审美态度，影响着作家对文学作品中地理空间、地域人文的美学建构。业师、文学地理学研究学者邹建军教授指出，“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甚至任何作家与作品，都存在一个地理基础与空间前提的问题，因为任何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任何文学类型也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起来”，“文学的地域性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存在密切的关系，从而让某种文学的确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并且由此带来特有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其道出了地域对作家、作品的深刻影响，道出了文学创作中的“文地关系”。红日、李约热、莫景春都是广西河池籍少数民族作家，曾长期生活在桂西北地区，那里的一方水土对作家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积淀成痕，深深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思维和审美情趣。

品读三部作品，可看到具有壮乡特色、桂西北地域特征的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驻村笔记》虚构了具有桂西北地质地貌特征的荷城县红山村，刻画了众多的基层小人物形象。那里的人们的饮食习俗、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丧葬习俗、婚姻风俗、方言俗语等，如小说中的红山村多山少地、当地人用“鬼”字形容一个人聪明、老人去世请道公做法事等，都显现出较明显的桂西北地域特征，读者可从中看到桂西北地域空间要素的影子。《人间消息》虚构了具有壮乡特色的南方小镇一野马镇，小说中出现了较多的地域化元素和地理空间标识性很强的叙事内容。如：《村庄、绍永和我》中野马镇贫困村主任形容一个人“不争气”“废了”的时候说的“不成用”，正是桂西北人们讲的“桂柳话”方言；而《龟龄老人邱一声》中野马镇上的人们轮流赡养高龄老人以“修阴功”的习俗、《幸运的武松》中提到的“二次葬”习俗、《二婚》中的婚俗等，这些习俗主要流传于桂西北红水河流域一带的壮族瑶族聚居地区。这些文本叙事都能让读者在其中找到关于壮乡地域空间的元素。《被风吹过的村庄》地域化写作更加突出，文本中的大石山区、毛南村庄、喀斯特地质地貌、南方稻田等较多的地理空间描写，具有明显的桂西北地域特征，地域指向跃然纸上。如：作家把老家拟人化地表述为“老家藏在桂西北的深山里”“家乡深藏在桂西北的山窝窝里……”等，一个“藏”字精致地道出了桂西北的大石山区地域特征，那里“四周都是坑坑洼洼的石山，要整出一片薄地很难……”，地域特征被表现得一览无余。

三位作家的地域化写作为我们建构了有血有肉有味道的桂西北地理空间。虽然文学作品中所提到的自然地理、人文、事物都是虚构的，不可能跟现实生活一一对应，但三部作品的地域化写作展现出了桂西北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地域特质，让读者看到了“桂西北的影子”，看到了壮乡之“一隅”的风貌。它们是作家一种美学建构，这种美学建构背后是作家长期生活的桂西北故乡自然和人文景观积淀形成的一种美学品格。

地域化写作是当代作家常见的创作姿态。“任何文学作品中所存在的空间都是想象性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审美的直接产物。”“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往往体现了作家的审美倾向与审美个性，以及他的创作理想与创作目标。”就广西获奖的这三部作品而言，三位作家在突出地域化写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突破。一方面，三部作品的地域化写作不是“蒙太奇式”地堆积罗列，它们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枯燥乏味的地域元素堆砌的叙事模式，而是以饱满的感情、理性的思维去对过去成长的地理空间进行追溯、审视、建构，注重地域生活的线条感、色彩感和地域时空的流动感，从而让作家笔下的地域空间更加丰满。另一方面，三部作品的地域化写作紧扣了地域空间内部凸显的时代特征。当下时代的乡土世界是多元、杂乱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发展，三位作家从细节着手，紧扣时代脉搏，抓住了新时代特定地域这种多元、杂乱的空间特质进行写作。他们不只是一味地回顾曾经生活的自然地理空间，而是有策略地进行筛选、反思，并对特定的地域空间进行了美学建构，笔端流露出作家的审美立场和价值判断。

二、站位新时代的民族化书写

作家的民族身份、书写的民族内容、反映的民族情感是判断民族文学身份的重要标识。三部作品所建构的民族化世界里，可看到桂西北民族地区碎片化的民族标识。

红日是瑶族，李约热是壮族，两人籍贯都是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该县是多民族杂居地区，也是典型的桂西北大石山区，两位作家对故乡的民居模式和自然地理环境、人文风情等有着很深的记忆。《驻村笔记》虚构了具有桂西北壮瑶民居特质的“红山村”，该“村”地处大石山区，山地连绵、沟壑遍布、平地极少，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交通极不便利，连手机信号都很差。那里的人们热情好客，男人们经常“相聚而饮”，热衷猜码娱乐，流行有道公做法事、寨老主事民俗机制等，这些自然和人文景观都可以从桂西北地区找到影子。《人间消息》则虚构了一个具有南方民族地区特质的野马镇，文本中隐含着不少壮乡风俗，如《二婚》中的婚俗、《幸运的武松》中的节庆习俗等，读者都可以从小说叙事中找到具有桂西北壮瑶民族群体特征的元素。另一位获奖作家一莫景春是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环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县内有汉、毛南、壮、苗、瑶、仫佬、水、侗等 13 个民族杂居生活。作家长期生活在多民族融合杂居的土地上，多民族聚居模式深刻影响着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明显的民族化写作倾向。作品中，作家提到的地方民族语言教学现象、干杆栏式建筑民居、晒谷岭一带多民族和谐杂居的生活细节等，既是地域的，也是民族的，体现出作家地域化、民族化的审美思维。

民族民间语言是一个民族群体身份的重要标识。“民间语言最突出的地域性就是方言，其语音、语汇、语义、语调和句式、风格等方面都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是‘地方性知识’的集大成者。其次是源自乡土传统的民间口语。”对民族民间语言进行恰到好处地演绎和“混搭”使用是《驻村笔记》《人间消息》在语言运用上的一大创意，是两部小说民族化书写的话语特色。两部作品在叙事中将“普通话夹壮”等广西民族地区特有的语言现象作为人物之间调侃对话的手段，增加了人物语言的趣味性，人物形象也因此更为生动形象。这种风格既不同于单纯的民族语言文字写作，也不同于单纯的汉语书写民族题材，而是具有“融合”的成分，给人一种清新的语言享受和创意体验，彰显其民族书写的个性化。

三部作品对民族题材的关注并不是针对具体民族问题，也不是为了单纯表现民族特色而写民族，而是以民族地区生活场景为背景来书写政治、书写底层社会，写作的焦点集中在具有特定民族关系背景下的社会群体上。在这里，民族的东西对文本的叙事进程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却让叙事细节变得更加精致，故事情节质感更强，民族话语、民族元素、民族特色都是为叙事服务，民族色彩为文本叙事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如《驻村笔记》中的民族书写是糅合在驻村工作队的日常生活细节中，通过与主人翁一“我”打交道的基层权力场上各式小人物的风俗、语言、习惯、信仰等具体细节来体现民族性。李约热笔下的野马镇是南方乡村、壮乡特色小镇的代名词，在当下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变化发展中，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再是旧时单纯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出现经商、种地、打零工、基层小职员铁饭碗、无业等多种多样的情况，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变化。作家把旧时宁静、淳朴、单一的乡土世界表现得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复杂化，这样的“野马镇”更贴近当下时代乡土社会现实。而作家的民族化书写则以碎片化的形式把民族地区元素夹杂在所建构的“野马镇”乡土世界场景和故事情节中来表现。《被风吹过的村庄》则细致地捕捉了桂西北民族地域空间内民族群体朴实纯真、融合互助、和谐温馨的一面，给读者展示了壮乡生动、鲜活的地域民族生活面貌，如：《稻草叙述者》提到的“干栏式楼房”“花竹帽”，《村里的老师》提到的“双语教学”等。他的作品可成为了解桂西北地区民族群体生活风貌的一扇窗。

站位新时代视野是三部作品民族书写的叙事主基调。新时代的壮乡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单纯的老、少、边、穷的代名词，而是同步充斥全球化时代的气息，人们在全球化热潮中，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人口栖息方式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三部作品某种程度上触摸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真实。《驻村笔记》紧扣了新时代的政治热潮，以精准扶贫为小说的叙事主线和背景，把民族的东西糅合在其中。这种民族化书写显现出很强的时代感，是与时俱进的民族化书写。《人间消息》则用“具有横断面意义的故事，告诉世人‘野马镇’那些沉默的底层同胞是如何像南方野生植物般卑微而坚忍地‘活着’”，让我们看到了当下民族地区底层社会转型变迁、多元复杂、卑微萧条、撕裂对立、阴暗冷乱而又有些温暖、仍留存底线的社会真实。这也恰是全球一体化、快速城镇化浪潮下中国底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真实风貌，作家的书写紧贴了时代的社会气息。而莫景春的散文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壮乡民族团结、杂居融合、其乐融融的生活图景。正如文集中《晒谷岭的笑声》所描述“这就是毛南族世世代代集居的地方，然而却飘出瑶族、壮族、苗族等各民族郎朗的笑声。柔软的苗语、铿锵的瑶语交汇在一起，凝成一条缓缓而流的欢乐之歌”“晒谷岭，虽说是一个岭，却住着毛南、瑶、壮、苗、汉等十二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但都能尊重对方的习俗，亲如一家……其乐融融”。

当然，三位作家的民族书写虽然某种程度上避开了静态、堆积式地呈现民族元素的同质化写作套路，但似乎也陷入了另一种写作困境的可能。毕竟，三部作品这种碎片化的民族书写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人间消息》在精致捕捉底层社会细节方面是很成功的，但其民族书写的民族特性辨识度就显得不够高，或者说作家似乎一开始就没有追求这种民族化书写的姿态。甚至是故意“去民族化”“摆脱对少数民族叙事资源的依赖”，只是由于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和长期在民族地区生活的原因，使得他在创作中不由自主地显现出“看不见”的、若隐若现的民族性，容易让读者产生某种审美错觉。此待进一步论证。

总之，三部作品的民族书写，让熟悉壮乡这一方水土的人都能在作品中找到似曾相识或具有一定熟悉感的民族元素，体现了作家深厚的民族情怀。这是民族作家的民族本能，也是民族作家应有的时代品格。三位作家聚焦基层、关注民生，对当下民族地区基层农村社会进行冷静地反思和审视，这种“民生情怀”“基层情怀”的本质实际上是源于三位作家新时代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情怀。

三、扎根人民的民间化叙事

民间化叙事相对于政治化叙事、精英化叙事而言，是一种以民间视角、民间立场、民间趣味为导向的叙事形态。“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叙事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是一种集体性的叙事行为，在作家文学领域，民间叙事主要是指一种具有民间视界与民间审美趣味的叙事形态。”民间化叙事从本质上看是“艺术源于生活”的内在要求，是文艺作品“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文艺创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具体实践。其强调的是文艺创作的“大众性”尤其是“底层性”“草根性”，要求去精英化、去政治化，追求贴近底层大众生活、反应底层大众思想情感和审美习惯。坚守平民立场、人性立场、世俗立场是民间化叙事一贯的写作姿态，反讽结构、隐喻结构、圈套结构、错位结构是民间化叙事常见的结构范式”。从叙事话语特色来看，作家文学中的民间化叙事语言风格追求“眼光向下”“民间趣味”，强调地方性知识和经验的植入，突出民间化、地方化审美和大众化趣味的价值取向。品读《驻村笔记》《人间消息》《被风吹过的村庄》，三部作品都显现出作家强烈的民间化叙事欲望和精巧的民间化叙事策略。

《驻村笔记》书写的是社会基层一线的“大众生活”，以日常的扶贫小事件来“串联”整部小说的叙事，小说中人物语言富有“方言式的幽默调侃”特色，小说场景充满地方性大众化色彩，故事情节饱含“大众广场”的戏谑感，民间意趣十足。小说以反讽的手法塑造了县委办蒋主任的“瞎扯淡”官僚、村干部的机械和教条、部分村民的迷信与势利等形象，展示了基层一线的小阳光、小温暖和小阴暗、小复杂。文本叙事中，作家看起来是很冷静的叙事，给人一种不动声色的姿态，但实际上却是精心安排的叙事策略，暗地里隐藏着反讽的叙事“阴谋”，是作家故意“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比如：提到基层的形式主义无处不在时，小说提到“村委小小的办公室两侧大门门楣上挂有 28 块牌子”。这相当于是一套人马 28 块牌，但这些牌子也只是挂挂而已，办公室的职能依旧是村两委的工作，只是出于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各立山头的需要才挂这么多块牌子，反讽之意蕴跃然纸上。在批判往届驻村工作队员“走过场”时，文本叙说“两人驻村任期内总共吃去 2 头肥猪 10 只山羊 317 只土鸡和 634 斤米酒，工作期间指导成立了 2 个‘留守妇女歌舞队’”。这看起来只是很平常的叙事，实际上却隐藏着作家对两位工作队员的极大讽刺。因为从列举的数据中，可看到这两位工作队员驻村期间可谓是“吃喝硕果累累”，但工作成果却是“成立了‘留守妇女歌舞队’”，两项数据一对比，反讽之意尽在其中。

对地方语言、民间俗语的演绎和运用是《驻村笔记》民间化叙事的话语特色。该小说擅长使用桂西北方言、民族语言和民间俗语等地域、民族、民俗的话语资源进行演绎和运用，文本语言充满了“民间视界”“民间趣味”与“民间”取向。

《人间消息》的民间化叙事则主要体现在作家的叙事立场、叙事结构和表达的价值观导向上。该小说集讲述了一个个底层人们爱与恨、情与欲、善与恶、美与丑的百态人间故事。小说多数都以虚构主人翁“我”来介入故事的讲述，既有以“我”为主人翁追忆旧事，也有以“我”为当事人叙述当下之事，如：《村庄、绍永和我》讲述“我”驻村扶贫的故事，《龟龄老人邱一声》讲述“我”和野马镇居民轮流照顾 90 岁高龄老人邱一声的故事，《情种阿廖沙》讲述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阿廖沙的爱情故事，《人间消息》讲述古生物学家“我”寻找古生物“玛沙”、寻父、寻恋人的“三角”迷茫故事，等等。这些文本叙事中，作家选取了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的视角，把作家角色定位成亲临故事现场的亲历者来叙事，“我”成了故事中的一员。这种叙事视角几乎消融掉了故事叙述人和故事情节中亲身经历者的最后界限，极大瓦解了作家的“身份感”，凸显了作家的“平民站位意识”，民间化叙事彰显其中。

对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困境的关注和同情是《人间消息》民间化叙事的情感基调。作家这种同情社会弱势群体的写作姿态，是站在中国传统民间叙事语境下进行的叙事。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叙事总是围绕大众的审美期待来叙述，“惩恶扬善”是传统民间叙事套路中固化的母题。传统民间叙事逻辑里，坏人是一定受惩罚的，而好人、弱小者往往都有一个好结局或一个完美的英雄谢幕方式。这种“惩恶扬善”“坏人必受惩罚”“好人吉人自有天相”的叙事逻辑和价值取向充满了民间大众传统的审美趣味，符合大众集体无意识的审美期盼。《人间消息》多数文本叙事中，作家对底层人物的卑微和困境总是怀着怜悯之心，符合民间大众同情弱小者的集体无意识传统。有的篇章也看到作家内心的狂躁与冲动，甚至有些“暴力美学”倾向，展露出作家内心世界里对“以暴制暴”的抗衡态度。如《幸运的武松》中，“我”的哥哥被同乡欺负时，“我”认为对于这种粗暴的人就应该以粗暴的方式来对付，以至于“我”想教训这位同乡，却因为不想让同事被牵连而搁浅了计划，但哥哥的玩伴最后还是帮哥哥出了气，结局依旧是坏人受到了惩罚。这种结局让读者看到了作家秉承着“暴力倾向”的态度或者对这种“以暴制暴”执放任的态度，其背后仍然是民间大众“惩恶扬善”思想观念的传导，依然是“民间思维”在作家审美思维中的传输，符合传统的民间叙事结构，体现了作家创作的民间立场、民间视角和民间价值导向。

民间叙事既是一种叙事形态，也是一种创作情怀。相对于《驻村笔记》《人间消息》而言，《被风吹过的村庄》因为体裁的原因，其民间叙事姿态更多是体现在作家的叙事情怀上。收录文集的散文中，有叙述家常抒发亲情温暖的，有回忆旧时邻里邻外淳朴乡土社会关系的，有抒发对壮乡山水美景和民族融合和谐的赞美的，也有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农村光棍、空心化等问题，饱含着作家对壮乡美好事物的赞美，以及对当下时代诸多农村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批判。在书写这些零零碎碎的乡土记忆、琐琐碎碎的农村日常生活小事时，作家的创作思维里似乎是植入了大众“集体无意识”，刻意去政治化、去精英化，自觉远离“高大上”，笔锋直抵乡土世界，直抵底层、大众群体的内心世界，反映底层、大众化的主流价值取向，彰显平民立场、民间视界，体现出作家“眼光向下”的民间叙事情怀。如：《窗前的牵牛花》中表达对村中偷鸡摸狗二赖的厌恶，对富有正义感的侄儿的赞扬，流露出“惩恶扬善”思想观念；《游荡的光棍》里农村光棍对情感生活的迷茫和对娶妻生子过上幸福生活的渴望，表达出民间底层社会群体对拥有爱情、拥有妻女家庭生活的强烈愿望；《门账》中的门板记录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表达作家对底层社会生活艰辛的同情；《邻家瓜果》表达对乡土社会淳朴美好乡情的攒美等。这些叙事是作家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写作，是坚守“人民性”的书写，体现着作家温情脉脉的民间情怀。

总之，三部作品都坚守了平民的、世俗的、人性的叙事立场，作品语言、叙事结构等体现出很强的民间化叙事特征，凸显“民间趣味”“民间意蕴”“民间价值”。

四、结语

三部获奖作品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各有异同，展现出独特的想象空间、个性化的创作手法、辨识度较高的审美理念。作家将地域性、民族性、民间性融于一体，共同展现了新时代壮乡特定地理空间的社会生活图景。作品站位新时代视野下，很好地回应了新时代文学如何书写地域、民族、民间的问题。从共性的闪光点来看，三部作品有三个方面的实践值得关注：一是作品都根植于广西地域时空，坚守八桂写作，扎根人民生活，关注底层社会，书写壮乡土地，探索和实践了一条具有壮乡特色的地域化写作模式；二是作品以生动的艺术化表达，反映了民族地区政治、社会、民生，精雕刻画民族地区人物形象，探寻了一条凸显民族作家身份辨识度的写作范式，实现了对当下时代民族地区的人文关怀、精神关照和现实反思，形成了新时代背景下书写民族的文学景观；三是作品坚持“眼光向下”的民间写作姿态，关注民生百态，聚焦底层社会，突出作品“人民性”导向，践行了“文艺服务人民”的宗旨，形成了一道靓丽的“新时代乡土文学”景观。

当然，三部作品的某些写作套路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同质化等问题。如三部作品的地域空间建构就存在与鬼子、东西、凡一平、朱山坡等广西本土作家作品有重影的地方，或者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参考与互鉴之处，这是值得考究的。但是，似乎也正因为如此，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桂军”正在形成具有桂风壮韵文学地理学流派的可能。此谨待后续论证。

（原文刊载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