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土地在人类成就史上无足轻重”——论古尔纳新作《来世》中的历史书写
内容提要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2020年的新作《来世》以一战前后德英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东非的争夺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战争对个体和集体生活的影响。本文结合新历史主义观点，从历史的过程、历史的叙述、历史的认识三个层面对《来世》中的历史书写进行解读。在历史的过程层面，古尔纳注重其特殊和复杂性，用空间化的历史去映照个体的身份困境和选择的矛盾；在历史的叙述层面，古尔纳结合“大”“小”历史并进的叙述方式，用战争的残酷去反衬群体生存的力量；在历史的认识层面，与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的进步史观不同，《来世》体现了一种循环的历史观。
关键词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来世》 新历史主义 历史书写
导 言
2021年新晋诺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既是一名移民作家，也是一名教授后殖民文学的学者，其求学、任教、写作、科研等一系列实践活动几乎都围绕着“移民”和“殖民”这两个关键词展开。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和《来世》，图片源自Yandex）
从题材上来看，古尔纳2020年的新作《来世》（Afterlives）是一部历史小说，聚焦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史。作为非裔移民作家，古尔纳对殖民历史的书写迥异于西方作家，然而，更引人深思的是，他也并未遵循非洲后殖民作家的惯有立场，例如以阿契贝为代表的第一代非洲英语作家坚持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区分的反殖民主义书写方式和以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为首的第二代非洲英语作家提倡通过浪漫化非洲的过去来对抗欧美帝国书写的民族主义书写方式。古尔纳认为，前者是狭隘的，后者又过于理想化。在苏西拉·纳斯塔的访谈中，当被问及他对阿契贝和提安哥的非洲叙事有何看法时，古尔纳的回答是：“这类虚构是粗糙的。在许多情况下，不稳定的社会之间要实现共存必须进行协商，而这些作品显然简化了协商的复杂性和困难。没有什么地方比我长大的东非海岸更复杂的了。”古尔纳希望通过没被排除在外的相互关联的空间去重新定义“非洲”。在他看来，索因卡、阿契贝、提安哥这些作家为了给非洲的过去创建有效的叙事，牺牲了历史的复杂性，牺牲了“对我理解历史和现实十分必要的其他叙事”。文学对历史的再书写不应只是被用来逆写帝国、澄清事实真相，而更应去展现更多非洲当地的社会范式，让叙事重新回归非洲。古尔纳直言：“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作家，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其他范畴……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后殖民主义者。”在对殖民历史的书写中，古尔纳的立场比较模糊，他会揭示、展现多方的互动、摩擦与协商，却并不作出判断。也正因古尔纳的这种不确定性，1994年出版的《天堂》就曾被布克奖的评委们认为没有“表现出有关欧洲殖民的后殖民故事”，没有满足读者对后殖民小说的期待，认为它“不够非洲”。
古尔纳看待历史的方式与新历史主义的某些观念十分契合。新历史主义的“新”处之一就在于它包含了历史观念的变化。与传统的历史哲学相比，它在历史的过程、历史的叙述、历史的认识这三个层面皆有不同程度的反拨和反驳。古尔纳也相信，“写作能够挑战历史本身，并以话语的方式将其揭示”。在其新作《来世》中，古尔纳的历史书写同样体现了这一点。通过三代人的不同选择，《来世》讲述了战争对个体和集体生活的影响，展现了东非海岸小镇普通民众平凡又伟大的生存经历，深刻揭示了历史的错综复杂。本文结合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从历史的过程、叙述、认识这三个层面尝试着去解读《来世》中的历史书写。在历史的过程层面，古尔纳注重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用空间化的历史去映照个体的具体困境；在历史的叙述层面，古尔纳采用“大”“小”历史并进的叙述方式，用战争的残酷去反衬群体生存的力量；在历史的认识层面，与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推崇的进步史观不同，《来世》的历史书写体现了历史的循环。
一、历史的过程：空间化的历史与个体的身份和选择
在历史的书写和建构中，重要的不仅是时间，还有空间，新历史主义在本质上排斥历史的线性发展，提倡将时间空间化。《来世》采用第三人称间接叙述和多重叙事视角的手法，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去讲述各自的选择和命运，就是把一个个个体置入具体历史地图的坐标中，叙述自己的历史，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个此时此地，力图将历史还原为“本来的状态”。小说的叙述不是被情节所推进，而是以人物和空间为线索。《来世》中的人物，时刻都面临着空间位置的移动，“失去”着旧的身份。“失去”的常态化使个体身份不再固定，而是随着地理空间的变化而随时发生变化，个体一直处在身份的“失去”和“重塑”的过程中，如古尔纳所言，“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一直对人们解决‘身份’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一直在探索人们如何重塑自己、改造自己”。
古尔纳曾说：“在这个世界失去了位置，这个想法激励了我全部的创作经验。” 《来世》中，德国军官也对参加非洲土著兵团的哈姆扎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位置。”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哈姆扎，也适用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他们几乎都是在原本的生活空间里被一次次地“连根拔起”后，又不得不重新在与自我、他人、社会的互动中一次次重塑和改造自己，重新找到并确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空间和位置：哈里发的双亲在遥远的家乡双双病逝，留下他“在世上孤零零的……在一个不是自己家乡的小镇上过着一种无用的生活”，直到娶了阿莎为妻后哈里发才算重塑了自己的身份；阿菲娅的哥哥大伊利亚斯小时候离家出走，被德国庄园主养大，后又参军；哈姆扎年幼时被卖掉，还没成年就参加非洲土著兵团，战后孤身一人回到小镇，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德国军官原本生活在德国一个宁静的小镇上，为了所谓的帝国和“文明的使命”他来到非洲，陷入那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
以前的历史观念往往强调历史的单一性和整体性，抵制差异和矛盾，而新历史主义则注重历史过程中的差异性、矛盾性和碎片性，否定单一的历史，肯定历史的丰富和复杂性。古尔纳对历史过程的书写同样拒绝这种单一性和整体性，他拒绝给人物贴上简单的标签并进行价值评判，而是回到历史发生的空间现场，分析人物做出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发生转变的机缘，深入到人物和历史的具体空间情境中去，详细描绘出人物与他者、社会的互动，也毫不避讳其间可能出现的各种摩擦和错位，呈现出更为真实而内在的人物心理和历史。古尔纳对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刻画都着力体现其错位、矛盾、复杂的地方，尽力还原一种微妙却真实的生存状态。哈里发和阿莎的婚姻一直存在严重的信仰矛盾，“他认为她向神祈祷和引用《古兰经》经文只是一种个人风格习惯，但他后来意识到这对她而言不仅是知识和修养的体现，更是严肃的虔诚”，阿莎则“努力控制自己对哈里发的不耐心”。身为非洲人的大伊利亚斯却极力拥护支持德国的殖民统治，认为“德国人有天赋且聪明。他们知道如何组织、如何作战……最重要的是，他们比英国人更友善……德国人可敬又文明，他们来了之后，做了很多好事”。阿菲娅被哈里发和阿莎当作养女，但阿莎却因担心哈里发爱上阿菲娅而对她有很强的戒备，并采取了严格的管束，所以阿菲娅对阿莎的感情除了感激之外，也有不满和愤怒，她对哈姆扎说：“阿莎阿姨有一颗痛苦的心。她痛恨我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不希望我有魅力又年轻……她内心积攒了太多怨恨，使她变得刻薄。”德国军官和德国路德教传教士，一个代表武力，一个代表精神，按理说最有理由被刻画成反面人物，可在小说中，这两个人也呈现出多面的复杂性。在军营中，德国军官对哈姆扎表现得甚是亲近，时时护着他，并且亲自教他学习德语，但对待其他非洲士兵和平民却如同蝼蚁一般，战火摧毁了无数的非洲村落，残杀了无数的非洲生命，他却视作理所当然。德国牧师医治好了哈姆扎，他的传教堂也保护和救治过不少非洲人，但这些行为却是出于一种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他觉得欧洲人代表进步和文明，而非洲则代表野蛮和落后。小说叙事视角的去中心化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视角，从他们的视角去审视各人的选择，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过去和未来。
在多维视角空间化的叙述下，古尔纳笔下的人物身份跳出了殖民书写中常见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白人与黑人、男性与女性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古尔纳遵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展现东非海岸的城镇社会中矛盾交织的复杂图景，展现每个不同的个体在社会和历史转变的关口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和做出的各种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后果。正如评论家格雷厄姆·哈根所言：“作为作家，古尔纳有意采取一种笨拙的阈值立场，为了打破固化的身份假设，他有意识地疏离。他不是完全或一以贯之地融入‘后殖民的异国’。相反，为了将自身文化联结的流动轮廓重新书写成模糊非洲、穆斯林和英国等身份标签的内容和叙事模式，他言说缝隙，表达矛盾，制造分裂。”
二、历史的叙述：“大”“小”历史的融合
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起作用，被统治者、弱者也在起作用。“新历史主义……旨在将首字母大写的单数的‘大历史’（History）解构转化成众多小写复数的‘小历史’（histories）。”在《来世》的叙述中，古尔纳不仅让众多被湮没的“小历史”发出了声音，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就此否定或推翻“大”历史，而是将个体的“小”历史与官方正统的“大”历史并行，在“大”“小”历史的互相映照和相互衬托下，越发凸显战争的残酷和群体生存的力量。
《来世》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时间跨度八十多年，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了东非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地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间的战争景况、社会生活及人情风俗。从19世纪末欧洲列强在非洲争夺地盘，德国进军非洲，成立东非德国公司开始，到20世60年代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立，小说囊括了这几十年间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如马及马及起义、两次世界大战，这几乎是非洲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段时期。加纳著名历史学家阿杜·博亨（Albert Adu Boahen）指出：“非洲历史上从未像1880到1935年之间那样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而且变化如此迅疾。”因为叙事视角不同，古尔纳切入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小说由四部分组成：以哈里发和大伊利亚斯的视角为中心的第一部分算是主线故事的前传，在人物的客观成长经历和时代历史背景上着墨颇多，叙述语气疏离而平静；而在第二、三部分中，虽然同样以第三人称叙述，从故事的两个中心人物哈姆扎和阿菲娅的视角出发，分别讲述战争前线和战争后方的生活，但古尔纳有意识地转变了叙述风格，加入了更多的人物主观叙述和心理刻画，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战争的荒诞残酷、战争对社会和个体的伤害；第四部分又回到客观的非虚构写作模式，哈姆扎和阿菲娅的儿子小伊利亚斯去德国寻找与他同名的舅舅的下落，借阅了很多档案信息，揭秘大伊利亚斯去向之谜。总而言之，古尔纳对事件的历史书写体现出了“大”“小”历史交织的特点。
在第一部分的叙述中，哈里发个人的成长生活史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行，像是两条平行线。在记述哈里发生活中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或事情之后，古尔纳会穿插着宣布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几个段落的开篇都是个人的小事与历史的大事并置的模式：
他开始学徒的那一年，德国人来到了镇上，跟他一样，待了整整五年。这些年也是布希里起义的时间。
......
当哈里发去为阿穆尔·拜尔沙拉工作时，防卫队的非洲土著军团……还不知道马及马及起义将要在南边和西边爆发，这将会是一次可怕的起义，引发德国及德国非洲土著军团们更凶残的杀戮。
这种平静客观的叙述语调和内容读起来像是在阅读博物馆里的资料介绍，营造出一种读者与历史的距离感及历史的真实感。然而，在第二部分，平行并进的两条线交汇成了一条线，个人的历史完全汇聚到大历史的潮流中，变成了大小历史的合奏。小人物直接参与历史，这跨越了个人历史与官方历史的界限，使二者既相互印证又相互补充。小说最精彩的章节之一，是经由哈姆扎的视角对战争和死亡的正面描写：
皇家海军正在向该镇开火，战火摧毁了建筑物并杀死了数不清的居民。事后谁都懒得去数了。德国治疗伤员的医院是皇家海军打击的目标之一，但那只是战争的偶然厄运。当一切都结束，英国人要求停战时，他们的大部分装备都被抛在后头，数百名士兵死在大路和镇子的街道上。还有无数搬运工被杀死或淹死，没有人去费心计算他们的数量，无论是当时还是整个战争期间。
小说中对战争这段历史的再现，是用正面的直接描写完成的。例如，哈姆扎在前线作战的部分中有很大的篇幅详述德军与英军对战的细节：双方军队人员的组成、军人的日常生活、各自占领的地理区域、行军方向、军事实力的对比、战事情况的实时说明等。在哈姆扎跟随德军部队行进过程中，有士兵扎营和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也有哈姆扎的心理活动变化的描写。哈姆扎主动加入军队的动机是逃脱旧生活，而不是出于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或是对德国殖民者统治的认同，他对战争的认识还相当浅薄。等到他真正见识到战争的残酷，他感到恐惧、沮丧、不安，到最后是麻木和认命：“战争将他生命中的美好碾碎，让他看到残暴的惊人景象，让他学会了谦逊……他认为这是人不可逃避的命运。”在汹涌奔腾的历史潮流面前，个体别无选择，只能被迫卷进这一洪流，在其中痛苦挣扎，且人生会因此而永远改变。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古尔纳叙述的重点转到了人们战后生活的重建，采用了非常现实主义的对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写。战争作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成为故事的背景，它虽已成为过去，但阴影仍在，它彻底改变了哈姆扎的人生，也极大地冲击了小镇和平和富足的生活。哈姆扎回到小镇，此时的小镇刚刚解除封锁，商贸停滞、民生凋敝、治安混乱，身无分文、无依无靠的哈姆扎靠着执着、吃苦和诚实的优点取得了纳舍尔和哈里发的信任，有了工作和住处，并结识了美丽的阿菲娅，建立了自己的家。
新历史主义把过去所谓单数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数小写的历史，从而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拆解成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her-stories）。故事的内容也从宏大的民族国家、英雄史诗等方面的叙事转向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描写和记录，旨在发现、补充和重构那些被湮没和被边缘化的人物和历史。古尔纳在小说中描绘了一幅战争中和战争后的小镇众生相，巨细靡遗地展现了东非地区的风俗人情、饮食男女、婚丧嫁娶、家长里短等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如在哈里发家的门廊上，几个人常常傍晚聚会谈天说地；又如阿菲娅及其两个女性好友从年少时就定期聚会聊天，一起相互陪伴和相互守望着度过最难和最好的岁月；再比如哈里发一家和拜阿沙拉一家既仇视又默默互助。毋庸置疑，战争带走了很多生命，摧毁了很多美好，对个体和社会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凭借着求生的本能，凭借着家人、朋友间的团结互助和爱，生活在小镇上的这群人们，有战争的亲历者、存活者，也有战争的见证者，他们团结在一起，扛过了战争的残害杀戮和战后的贫瘠困窘，纵然遭受重创，依然选择了接受过去，创建新生活；在经历失去、错位和重塑自我的过程中，身边都不乏来自家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的善意和帮助，无论内在自我多么脆弱，外在环境多么恶劣，都能够互相陪伴和扶持，依靠着家庭、友谊和爱，他们能够跟历史的苦难抗衡，支撑着度过艰难岁月，而没有被历史冲进黑暗的沟渠中。这是对人性的肯定，更是对生存的肯定。他们的生活证明了，无论“大”历史如何不堪回首，个体的“小”历史却总包含生存的努力和欲望，而这也证明了无数“小”历史的超历史价值。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所谓“历史本体”，“只是每个活生生的人（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但这活生生的个体的人总是出生、生活、生存在一定的时空条件的群体之中，总是‘活在世上’‘与他人同在’”；这种“与他人同在”的个体的历史，同时也是一种“小写复数历史”。
三、历史的认识：历史的循环和世界主义
古尔纳写作的重点不仅仅是殖民和战争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从古尔纳对个体和战争的历史书写中可以得出，小说的标题《来世》有以下两个层面的内涵：
一方面是个体历史的延续。小说中的人物有各种各样的延续关系。《来世》延续了《天堂》主人公优素福的故事，在《天堂》的结尾，优素福加入了德国殖民防卫军的非洲土著兵团，而根据《来世》中哈姆扎向哈里发提到的自己的过往可知，他正是从商人家中逃出来去参军的优素福。阿菲娅和哈姆扎给儿子取名伊利亚斯，以纪念阿菲娅那自从参战后就杳无音讯的哥哥伊利亚斯，其中延续和重生的含义不言而喻。哈姆扎同时也是德国军官在战争中死去的弟弟赫尔曼的某种延续。哈姆扎受伤后，德国军官不顾行军作战的方向，把他送回传教所医治，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哈姆扎有同性之间的喜爱之情，也是因为哈姆扎让他想起了自己在战争的大火中牺牲了的弟弟。
另一方面则是群体历史的延续。对以东非地区小镇为代表的非洲人而言，担负着被殖民的历史继续生活下去就是广义上的“来世”。而在小说中，女性群体的延续和传承意味特别明显。从阿莎的妈妈到阿莎再到阿菲娅，三代女性虽然都面临女性身份必须承担的相似痛苦和折磨：比如疾病，阿莎的妈妈“总是生病……某种东西从里面吞噬了她”，阿莎步入老年后也患上了类似的病；比如生育，阿莎嫁给哈里发后，连续流产三次，阿菲娅婚后也经历了这种痛苦，即便万分小心，第一个孩子还是离开了；但即使是在这种命运循环往复的生活中，改变和希望也在悄然中发生，尤其是在阿菲娅身上（Afiya在斯瓦希里语中的意思是“健康”），相比上两代女性，她更勇敢，更能忍耐，也更懂得什么是爱。在这种群体生命的循环中，体现出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群体力量。
非洲传统思想中没有那种“历史是朝着一种未来的顶点或世界末日而发展”的“发展”观念。非洲人不相信人类行为和成就存在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对于非洲人而言，历史没有终点，而是按照日、月、季节、年的节奏一直循环往复，正如人类出生、结婚、生育、死亡的节奏也没有终点。历史按照自然规律循环往复地发生。
与历史循环观对立的是历史的进步发展观，在小说中以德国军官和德国牧师为代表。他们秉承的理念是欧洲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进步的，而非洲则是落后的代表。“欧洲人被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欧洲人永远是先进的、进步的、现代化的。世界其他各地或者进步缓慢，或者停滞不前……这是一种关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流传的理论。其流传的趋势是从欧洲部分流出，流向欧洲以外的地方……欧洲永远处于内圈，其他部分永远处于外圈。欧洲是传播的渊源，其他部分是接受者。”欧洲人来到非洲进行军事殖民和传教活动，自诩要把“三个C”，即商业（commerce）、基督教（Christianity）和文明（civilization）带入非洲，理由是“因为我们更强大，所以拥有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正在对付落后和野蛮的人”。在一次散步聊天中，德国路德教传教士指着夕阳下非洲的景色对哈姆扎说：“你知道，在这片土地上，从未发生过任何重要的事情……这片土地在人类成就史上无足轻重。你可以从人类历史上撕下这一页，且不会对任何事情产生任何影响。”在“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西方人普遍流行的看法是非洲大陆没有自己的历史。对非洲历史的这种固有偏见贯穿了19世纪，且在20世纪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位欧洲中心主义的德国传教士，对东非桑给巴尔地区两千多年的历史及其在跨区域跨大陆的商业贸易中的角色一无所知。古尔纳笔下的印度洋圈世界丰富而多元，是最早体现世界主义的地方之一，不同的信仰和思想观念在这里交汇。在欧洲殖民势力渗透之前，东非地区历史的形成就有早期世界主义的特征。公元4世纪从近东和中东传入的基督教比欧洲的基督教历史更为悠久。从公元1000年以后，伊斯兰教也是东非海岸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宗教，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混交产生的斯瓦希里文化。这片地区的历史是多民族、多语言和跨文化的交汇史，它一直对印度洋和东方世界开放，早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就吸引了大批亚洲人前往定居，阿拉伯商人们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好几个世纪的商贸往来了，“从远古时代，阿拉伯半岛和整个印度洋地区——尤其是东非沿岸、桑给巴尔岛和马达加斯加岛——存在着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天堂》这部小说就是以阿拉伯商队在非洲的行进为主要题材写就的。在《来世》中，古尔纳也多次提及这片土地上商贸的发达，如夏季季风时，成群结队从海洋对岸来的商人们漂洋过海，贸易一直做到索马里和印度西边。“季风带来了对岸商队的船。他们的目的地是蒙巴萨或桑给巴尔，这些繁荣的小镇有很多商人可以做交易。”
但在欧洲人的历史和文学书写中，这片区域却被划入无足轻重的地域，被边缘化甚至直接被忽略。在世界史的书写中，处于东线战场的东非并非一战的主战场，因此也鲜有作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很少有小说作品探究德国的殖民史”。正如海洋历史学家麦克·皮尔森所言，在英文语境中，最近才开始的对印度洋史的研究，目前还存在巨大的空缺：本土经验在资料中完全空白。印度洋在海洋史上未能得到充分研究，非洲在这片空间里的参与也完全被抹去。新历史主义主张向历史的裂隙、废墟处聚光，试图让沉默的历史发声。古尔纳的书写正是在尽力纠正和补充历史的遗漏和空白，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进步史观，古尔纳极力想要展现的是历史的参差和多元的共存。可以说，古尔纳的作品是为了“全面表现、承担起那些萦绕至现在，还未被言说、未被代表的过去”，探究用小说审美无意识而不是历史意识的方式去表现历史中的沉默。正如古尔纳在访谈中所言：“我研究得越多，就越清楚地发现，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他们讲述的故事通过大洋联系起来……似乎海洋缔造了一座座文化之岛，它们漫布在更广阔的列岛之中，通过海路和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古尔纳笔下的这片地理世界既有本土化的风俗，也充满世界主义的元素。桑给巴尔岛，这个印度洋海岸的小岛，在古尔纳的笔下，成为历史上世界主义的最佳样本。
结 语
古尔纳撕开历史上鲜有人书写的德国东非殖民史，既是对被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所忽略和遮蔽的历史的撰写和重绘，亦是对欧洲解释历史和世界的进步史观的质疑、挑战和消解。他自觉摆脱了那种迎合西方世界话语的殖民主义或是对抗西方霸权的民族主义写作立场，在多重历史与视野中，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历史图景，构建了多层次、立体的历史，揭示了个体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复杂、丰富和偶然。他进入历史的具体情境，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看到并描绘出了被遮蔽的具体个人、事件和地域的故事。古尔纳的历史书写照亮了历史的黑暗和缝隙处，刻画了一群立体真实、丰富可感的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身份寻求和选择，又在历史的苦难中肯定了群体的力量和生存的可贵。更重要的是，《来世》记载的这段被欧洲中心主义忽略的德国东非殖民史，既是对历史的补充和重构，同时也是对非洲和欧洲当下需求的回应。
历史不只是既往完成的，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延续至今并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当今人们的实践也在发展着历史，阐释着历史并赋予历史以新的价值和意义。过去即便已经成为历史，却永远不会真正结束，它不仅存在于想象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古尔纳认为，对非洲人来说，欧洲殖民主义及其影响是当代事件，重点正在于其当代性，殖民主义构成了许多非洲国家的过去，也形成了它们的当下。“对许多非洲人来说，欧洲殖民主义及其后果是紧迫的当代事件。我想强调的不是殖民主义，而是其后果的当代性……对许多非洲国家来说，尽管不是所有国家，殖民主义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现在。”
与20世纪欧洲人打着帝国的旗号去非洲殖民相反，当今时代的一个浪潮是非洲人（难民）大量涌入欧洲，大量的人将面临一个不断失去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又不断地确立自己身份的生活，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是未来的总趋势。“那种来自一个地方，却生活在另一个地方的状况，一直是我（创作）的主题，不是作为我经历过的特殊经验，而是作为我们时代的故事之一。”因此，如何应对殖民主义在非洲留下的后遗症和非洲的难民潮给欧洲甚至是全世界带来的尴尬处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答案需要通过回溯历史的真相去找寻，回到历史的具体空间和语境下去体察小人物的身份和命运选择，去尽量还原那被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所遮蔽和忽略的故事和地域，用非洲人民古老而有效的生存智慧和历史哲学去挑战西方的进步史观，而这些，应该就是古尔纳创作《来世》之时主要的思虑和意图。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2期，“诺贝尔文学奖”专题栏目，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