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变通 ——新时期蒙古族诗歌“民族性”的多样化表述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蒙古族诗歌的题材内容更加丰富，风格样式也更为多元。但无论如何发展变化，作为“根性”因子和身份标识的“民族性”都始终存在。“民族性”与爱国情怀、现代性诉求、民族历史回溯、生态关怀等书写向度融在一起，构成了表述方式的多样化，彰显出蒙古族诗人试图将“民族性”与现代性、时代性以及文学性有效整合的诗学追求。
关键词：蒙古族诗歌；民族性；多样化；坚守；变通
新时期以来，蒙古族诗歌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老、中、青三代诗人形成“合流”，创作队伍更加壮大；在写作技艺、语言运用、主题开掘、题材发现、思想揭示等方面也多有创新。然而，于“变”之中又有“不变”。“尽管经历着‘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不同民族都体验着共同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运行模式，面临着相似的全球性文化一体化、消费主义、资讯快车的挑战与机遇，但很大程度上在文化内核中依然葆有其独特性……它（民族——引者注）的深层的心理、信仰、认知模式、精神观念、集体记忆、文化积淀，也许会如同水面下的冰山稳固地潜藏，难以遽移消解。不变的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民族性’。”蒙古族诗人们既保持个性又善于变通：一方面，始终以“民族性”为写作根本，无论是运用母语还是汉语，无论是借助叙事还是抒情，无论是现代性追求还是本土化书写，都或隐或显地彰显出民族个性，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贴合时代与现实，通过诗歌写作技艺的多样化尝试和主题内容的多维度开掘，“与时俱进”，提高和扩展自身，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性、现代性、文学性的优秀文本，显示出了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和敢于创新的可贵勇气。
蒙古族诗人这种既执著坚守又善于变通的诗学追求，呈现在诗歌文本中便是“民族性”表述的多样性。这既体现在表述方式上，也体现在表达维度上。从表述方式上看，“民族性”或作为典型意象，以碎片化方式显现于诗行；或作为思考的起点，引领诗人由此观照世界；或作为深层文化精神，内置于诗歌文本深处；就表达维度而言，“民族性”通常不作为单独主题出现，而是融合在爱国情怀、现代性追求、历史回溯、生态关怀等其他写作向度和主题之中。借助这两个层面的多样扩展，诗人们以多声部的“复调”形式发出了既具有浓郁民族特征，又富于鲜明时代特色的独特声音，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诗意美感，促进了蒙古族诗歌的多元发展。同时，他们也以写作实践有力地证明了，“民族性”并没有过时，而是可以与时代性、文学性、现代性等多种追求共存共融的诗学新理念。
一、融注在爱国情感中的“民族情感”
“六十多年来,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族主义思潮中，贯穿始终的主旋律正是对祖国的认同，这一主旋律……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贡献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这对蒙古族诗人而言也不例外。爱国情感以及祖国认同是当代蒙古族诗歌持续抒写的主题，只是在不同时期，表达方式不同。新时期之前，尤其是建国初期到60年代，由于时代的影响，蒙古族诗人更多是将民族情感包裹在爱国情感之中，以爱国情感为主，情感表达方式更为宏大和宽泛，情绪也更加激昂。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纳·赛音朝克图的政治抒情诗《狂欢之歌》、《红色的瀑布》，杜古尔苏荣的《欢乐的草原》都是此类典型之作。新时期以来这一情况有所变化：情感传达更加细腻具体，不再是单纯的激扬奔腾，而是或高昂或内敛，或深沉或激越；表述方式也更为多样，爱国情感不再作为单一显在的主题存在，而是与民族情感紧密相连，融合一处。两者以“二重唱”的方式和谐存在，或者民族情感内包于高扬的爱国情感之中，或者爱国情感内化在深沉的民族情感之中，从而实现了“家”“国”双重认同的共同建构。
爱国情感与民族情感的完美融合，在新时期老诗人的创作中已经初见端倪。蒙古族当代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于1979年，也就是新时期之初创作的长诗《命运之马》，便是双重情感表达的经典之作。“马”所蕴含的多重隐喻意义，将这两种情感诉求联系在一起，并经由“命运之马”这一具体意象传达出来。诗歌的核心意象“命运之马”，至少存在虚实两重寓意：一方面是实指，特指内蒙古博物馆顶上矗立的一座腾空跃起的白色骏马雕像，同时又具有浓厚的隐喻意义，“象征着蒙古族在党的领导下的新生和兴旺”；另一方面，“马”这一意象本身又与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精神息息相关：马是蒙古族人民的亲密伙伴和战友，马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被称誉为马背上的民族等等。通过对“骏马雕塑”、“马”的意象以及“命运之马”这三者共同产生的隐喻及联想意义的多重叠加，爱国情感与民族情感被串联到一处。再加上对“马”的神性特征的挖掘，以及“上马”、“下马”、“再上马”这些富于形象性、隐喻性、变化性行为的描述，诗人将蒙古民族的历史与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联系在一起，实现了爱国情怀、忧患意识、民族情感的完美融合与传达。
《命运之马》所显现出的两种情感的融合性特征，在新时期其他蒙古族诗歌中亦非常鲜明。蒙古族老诗人阿尔泰，在1990年创作了诗歌《祖国》，该诗把对祖国的情感具象化为日常生活的细节，进而与蒙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具体可感，真实可触：
祖国——从摆在窗前的朝阳，
从杯中的奶茶，
开始——
我细细地品味，
奶酪与石粒同样甜美。
2002年，阿尔泰又创作了同题诗《祖国》，在写法上与前一首有异曲同工之妙：祖国不再是触不可及的抽象存在，而是被诗人具象化为“额吉的微笑”、“苍穹般深远的长调”、“圣洁的鲜乳”等鲜活的细节，变成了随时随地可感可触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具体存在。通过对祖国情感的具象化处理，诗人阿尔泰将民族情感与对祖国的赞美和挚爱融汇在了一起。
与老一代诗人相比，更为年轻的蒙古族诗人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这并不意味着对国家和民族情感的淡化，反而因为运用“内收而轻露”的抒情方式更显浓酽与绵长。在《秋天，我向祖国敬礼》一诗中，诗人多兰首先确认了自己的故乡，进而点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并将故乡比喻为母亲，“在世界高耸的肩上，/白云在蒙古包的天窗上澎湃/那里有我热爱的故乡”。然后，以“母亲”意象为纽带，通过“敬礼”这一具体行为和“爱”这一抽象行为，诗人将对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情感合而为一，“我爱我的祖国/就像爱我的母亲/我向祖国敬礼/就像孩儿对着妈妈”，表达了诗人的无限热爱之情，完成了“家”与“国”的双重礼赞。
另一位诗人勒·楚伦巴特尔的诗作《我是祖国的孩子》，用因果式的关联句“我是祖国的孩子，/所以，我要倾诉”作为首句，在整篇诗歌中又以间隔复沓的方式多次重复这一中心句。通过与祖国关系确认的方式，诗人确证并亮明自己的身份，并借助“马头琴”、“长调”等典型意象，将鲜明的民族性特质融入到“祖国的孩子”这一身份之中。从对“我”的成长历程的扩展性描述来看，诗歌中反复书写和强调的“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个体代词，而是意在指称作为族群的蒙古族人民，具有集合性人称代词的特性。诗人通过国家和民族身份的双重确认与族群情感的代言性表达，抒发了蒙古族人民对祖国的深深眷念之情。都仁吉日嘎拉的诗歌《祖国啊，我是你诗歌奔腾的灵感》，运用高声部甚至是呐喊式的抒情方式，凭借诗人对祖国作为其诗歌写作灵感来源的感谢之情，大声地宣告对祖国之爱。在写作方式上，都仁吉日嘎拉采用了个人成长历程回溯的方式，并将民族印记和民族性特征融入其中，“那牧童手中咔咔作响的羊踝骨/那催我入眠的勒勒车之颠簸/那额吉搅拌酸奶时捣动的木杵/那少女粉唇中婉转嘹亮的长调/祖国啊，你是我诗歌悠扬的旋律”。
在具有鲜明现代性特征的长诗《灵石之啸——献给祖国》中，诗人特·官布扎布把颇具隐喻意义兼“神物”特质的“灵石”作为情感寄托物，赋予其献祭者、旁观者、见证者、叙述者等多重身份，通过“灵石”对其一生的自我描述，重新叙说了祖国的艰难发展历程以及兴衰荣辱史。“祖国”抒写以及“灵石”的隐喻看似好像与民族性毫无关联，但是，在诗歌的字里行间不时跳跃出的某个意象、场景以及隐喻，还是有意无意地透露出隐藏在诗人灵魂深处的民族印记，以及诗人对民族的深沉情感。比如“千年时光，如羊群/游牧其间/晴朗万分/捉摸不定的天光/显得十分遥远”，以“羊群”喻“时光”既新奇又特别，再加上“游牧”一词的使用，更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日常生活印记；又如“冷漠的沙海/我是从这里启程的/额吉的目光/抚照着我”。“额吉”这一独特称谓的存在，彰显了其蒙古族语言的属性，对人生“出发地”的强调，则点出了“民族性”是诗人认识和观照世界的起点。这些比喻、意象和场景的存在，为诗人的先锋笔法和现代性眼光镌刻了鲜明的民族印记，堪称“家”“国”双重情感融合的佳作。
新时期蒙古族诗歌中，爱国情感与民族情感的融合性表达，通常借助“第三个”具有中介性质的事物或意象来实现，比如上述诗歌所提及的“母亲”、“故乡”、“诗歌灵感”以及“灵石”等等。当然，最为常见的意象和事物乃是“母亲”和“故乡”等。“母亲”、“故乡”或者其他典型意象，在作为勾连两种情感的媒介和纽带的同时，也时常作为参与者，与爱国情感、民族情感一起，构成多重意义的叠加。这些典型媒介物以既可真实又可虚构的方式存在，将“国家”与“民族”合二为一，从而完成爱国情感与民族情感的双重抒写。
二、镶嵌在现代性诉求中的“民族印记”
当代蒙古族诗歌的现代性探索大致始于80年代中后期，代表性诗人有特·官布扎布、特·思沁、宝音贺希格等，90年代以后，更多年轻诗人的诗歌作品同样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如瓦·赛音朝克图、海日寒、多兰、满全等。蒙古族诗歌所显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写作形式方面，侧重于创作方法和写作技艺的现代性尝试，比如隐喻的大量出现、对语言本体的迷恋，意象的拼贴，场景的频繁转换以及超现实联想等；二是写作内容方面，主要指颇具现代性意味主题的引入。侧重于对人的生命、存在、生死等现代哲学问题的关注与书写。除了在诗歌文本层面所显现出的现代性特质之外，蒙古族诗人在文学创作新平台的发现以及使用，文学传播方式等方面，也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现代化尝试和探索。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除了在传统的纸质期刊杂志上发表诗歌之外，还有些诗人开始了博客诗歌写作；诗人恩克哈达更是借助电视等电子媒介，以“诗歌TV”的形式，将文字、声音与画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蒙古族（母语）诗歌的传播。不管是写作技巧还是题材内容的现代性特质，亦或创作平台与传播形式的现代化，蒙古族诗人在运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现代性诉求的同时，并没有丧失其民族身份属性，“民族性”仍然是他们写作的根本和基本立足点。新时期蒙古族诗歌的“民族性”，或者以正面表现的方式，隐藏在现代性诉求之中；或者以反面衬托的方式，包含于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之中。
“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诗学追求，在新时期蒙古族诗人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着鲜明地体现。首先以宝音贺希格的诗作为例来阐说。宝音贺希格谙熟现代派的技艺与写法，其诗歌也不乏对存在，对生命等颇具终极意义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但是，他骨子里仍是一个典型的用现代技法写诗的“蒙古族”诗人。宝音贺希格或者借助具有鲜明民族印记的事物和意象表达现代情感，或者将现代性思考巧妙地植入具有民族特征的事物之中，较为成功地做到了对“民族”与“现代”的综合性思考。诗人善于从民族的事物中发掘现代主题，同时也善于将现代性融入到对民族文化的思考之中。比如他的《长调》、《马头琴》、《马与马头琴》、《蒙古包》、《马》、《草原》、《鹰死的时候，飞得最高》、《鹰》等诗篇，诗人借助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器物，传达出对自我、生命、存在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命题的理性思考。《长调》是对“长调”这一只需要韵律传达，不需要借助语言表达的特殊歌唱形式的意义的思考：“有人问我长调歌词为什么那么短/我说几缕炊烟足以支撑一片蓝天//有人问我长调究竟唱给谁听/我说唱者是在确认无限中的自己//有人问我长调为什么那么悲凉/我说欢乐没有必要那么悠长”；《马头琴》抓住了马头琴只有两根弦的特点，通过南/北、上/下、东/西等方位的横向拉伸，以及过去/未来的纵向延展，赋予其以空间与时间的全新意义，并通过由“马”到“马头琴”的相关联想，以及由量词实指的“根”向名词根本之“根”的谐音转喻，指向了永生的命题——“你的乐器只有两根弦/一匹白马活在人间”；《马》借助马的睡姿，表达了对自然、对逝者的敬畏之情；诗歌《马驹》通过与“马驹”顽强生命力的对比，表达了诗人对自我安逸生活状态反思和诘问，“我看着初生马驹/为了站立而挣扎/对自己至今的安稳/不得不产生质疑”；《敖包》则通过敖包“圆形”的特点以及祭敖包仪式中“转圈”的行为，引发了诗人对“圆”以及牵延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的形而上思考。
而在《鹰死的时候，飞得最高》中，作为物的“鹰”因其本身是“萨满神圣家族中独具特色的圣鸟，也是北方狩猎民和游牧民英武吉祥的象征”，更是蒙古族人民的图腾之一，而具有原型意象的特征，且天然携带民族文化基因。宝音贺希格借助“鹰”的意象，表达了对开始与终结、瞬间与永恒的辩证性思考：“生命，就是无起点又无终点的大地/其最高点，就是永恒的位置//猫，找隐蔽的地方去死/死去比活着更属于自己//鹰死的时候，飞的最高/于是与终生的重量一起摔下来”。可以说，民族文化特质是思考的基础，也是写作和思想的起点，由此开始，宝音贺希格得以将视阈扩大，将视野扩宽，将思考加深，并在轻与重、瞬间与永恒、有意义与无意义等问题的追问之中，完成了对民族性思考与现代性主题的双重深入。
新时期的蒙古族诗人们，既试图努力贴合现代，又无法割舍对民族根性的坚持，这在其他有着鲜明现代性倾向的诗歌文本中，表现得同样鲜明。瓦·赛音朝克图的诗，一方面具有“去民族化”特征，无论是写人还是写物都带有典型的现代特征，比如《啤酒》、《决斗——致普希金逝世153周年》等，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摆脱民族基因的根本性影响，因而在现代性追求过程中，又不时显现出鲜明的民族印记，比如诗歌《草》、《黑骏马》等。同宝音贺希格的诗歌创作类似，瓦·赛音朝克图同样是借助具有鲜明民族印记的典型事物和意象，表达独特的现代性思考。以诗歌《黑骏马》为例，“黑骏马”这一意象与回族著名作家张承志笔下的“黑骏马”在语义上形成“互文”，本身就具有很明显的民族特性，在此基础上，诗人又颇具创造性地在写法和主题两个方面进行了现代性“创造”：经由“黑”颜色这一特征，并借助转喻、博喻、联想等修辞手法，将“黑”骏马与诗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仿佛“黑骏马”已经与诗人的灵肉合为一体，进而表达对黑骏马以及其所寓意的民族的深深眷恋之情。
比夜黑/比影子黑/比灵魂黑/你是我情欲的颜色/是我无声无息激动的颜色/是我青春的颜色/是我疲惫已久挣扎的颜色/你是熊熊燃烧生命的黑炭/是我为情受伤心口的黑血/你是干旱草原的蒙古眼睛/是博爱这颗地球的信念/你那俊美的四蹄真诚奔腾/我已坠入你深深的黑色里
特·官布扎布的诗歌，则侧重于感觉描写和直觉表现。在诗歌《蝈蝈声·不眠之夜》中，诗人以都市人回忆或追忆的方式，通过典型意象“蝈蝈”及其叫声，以及“放牧”与“归牧”两个相对应的行为，表达了思乡（草原）之情。其他诗歌如《梦》、《青春》、《远行》等，草原、山野、小草、马群、蒙古包、牧歌、套马杆等意象的出现，在现代性直觉表现、思绪捕捉和情绪表达的背后，同样透露出一缕民族气息。
除了在正面表达现代性诉求过程中，时常显现出民族印记之外，新时期蒙古族诗歌对民族性的表述，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反面映衬。即通过对现代性委曲批判的方式，来表达对民族传统的怀念及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藉此表达诗人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承危机的忧患意识。宝音贺希格的诗歌《洋葱一样的北京》，把北京形象地比喻为“洋葱”，意在说明都市虽然发展迅速，先进繁华，但是却是以最天然和单纯之物的丧失为代价，“北京像个洋葱//我的房子在/东北三环边上/而我家在六环外/长城之外/在大兴安岭西南麓/一条小河边//我每次切洋葱/都要流泪/实在切不下去/就从十八层的窗户/往外看一看//月亮出现的很突然/原来她只有一环”。用汉语写作的蒙古族诗人白涛，则表达了对长期生活在都市的蒙古人俨然已经忘掉民族之本的担忧，“啃着面包喝矿泉水，渐渐/和马蹄、歌声、膻汗味儿产生出距离……目光被水泥墙阻隔/脚步开始轻盈，听见有人/在谈论北方家乡或草原/也好像与自己无关……慢慢想不起母亲的故乡/羊油和奶水的湿痕/还隐约印在胸襟……”同样的思考向度，在色·乌力吉巴雅尔《最后的酒馆》中亦有所表达。齐·莫尔根的《都市纪事》，虽然没有使用直接与民族有关的意象，但是在他笔下所着重描写的“十字街”、属于现代性的“孤独”、“医院”以及打破夏日正午宁静的叫卖冰棍的“老人”等事物和场景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与都市形成对比的隐在远方空间，这一空间指向的是草原。
蒙古族诗人兼学者海日寒认为：“现代化路向和民族化路向是贯穿整个蒙古族当代诗歌史的两条基本脉络，但实际上，这两条脉络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对立物，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叉互动。”可见，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包括蒙古族诗人在内的当下少数民族作家需要面对，且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关系到诗歌未来的发展路向与生长可能。蒙古族诗人们无论是借助民族身份反思现代性，还是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坚守民族立场，都恰好说明“民族性”与“现代性”两者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关联性，同时，也显示出诗人们既坚守又开放的诗学立场，以及试图将民族性与现代性融合在一起的自觉努力。通过对接、啮合、联动甚至博弈，蒙古族诗人们完成了对于民族性与现代性这两个重要命题的双重深入与思考。
三、潜隐在个人记忆与民族历史深处的“民族根性”
著名学者朝戈金在论及文学“民族性”的五个阐释维度时，首先谈到的就是历史的维度。重新进入历史，打捞有益的传统文化资源，是诗人葆有历史意识，并藉此打量当下的有效手段。新时期以来，蒙古族诗人们同样将笔触伸向了族群的历史和个人记忆的深处，从民族语言、身份特征、族群属性等维度入手，通过“对比”、“追忆”、“回溯”、“寻根”等方式，实现了隐藏在诗人灵魂深处与潜藏在历史深处的民族根性的跨时空对接，进而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再次确证。
诗人们通常以第一人称“我”的形象出现，或者将作为个人的“我”从“蒙古人”这一族群中提出取来进行重点论述；或者将“我”的个性和特点藏起来，放置于“蒙古人”群体中，进行普遍化和一般化处理，通过族群属性的确认来表明自己的民族身份。将“我”进行个性化处理的诗歌比如白涛的《因为我是蒙古人》，那·斯木吉德的《我是蒙古姑娘》等；将“我”置换为集合名词的诗作有白涛的《蒙古人的家乡》、《蒙古人的草原》、《一个蒙古人和他的河流之歌》，纳·呼和诗贵的《有一户人家，曰蒙古》，多兰的《蒙古人》等。多兰的长诗《蒙古人》用博喻兼暗喻的方式，把“蒙古人”一词替换为多个词语，反过来又将这些词语的含义都赋予“蒙古人”，通过不同类型、不同属性的词语以及由此所生成的意象对“蒙古人”内涵加以扩展性和细节化填充，将蒙古民族的历史、性格、生活习性、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诸方面内容生动具体地描绘出来。全诗所有的句子都是以“蒙古人是”这样具有肯定意味和主体性高扬意味的句式作为开头。比如以下诗句：
蒙古人是成吉思汗
蒙古人是欧洲废墟
……
蒙古人是射中靶心的黑翎箭
蒙古人是宁断不弯的硬筋弓
……
蒙古人是崛起的梦想
蒙古人是世界上最后的句号
诗人通过“蒙古人”意象，重新温习了蒙古民族的奋斗史和辉煌史，也藉此表明自己对这一族群身份的深刻认识以及无限自豪感。
通过与具有民族特征的典型“物”和“人”的情感对接，完成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再审。典型之“物”主要包括蒙古马及同类意象、长调、蒙古包（毡房）、 马头琴、历史著作等等。它们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而是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浓缩和载体。在诗歌《蒙古秘史》中，诗人恩克哈达形象并具体地描述了这一历史著作的多元性意义。在诗人看来，它既是一本书，一部民族史，同时也可以是人，是马，是火，是水，是弓，是箭等等，记录和书写的是蒙古民族的全部。此外，以“蒙古马”及其衍生意象为表现主题的诗作也非常之多。这类题材的诗作不单纯是对马的赞誉，更多是对其所负载的民族精神的挖掘和显示。巴·布林贝赫的《命运之马》可看作是新时期这类题材诗作的开端之作，诗人借助蒙古族民歌“我的骏马飞腾起来/我的精神抖擞起来”这种类比的方式，将“骏马”与“蒙古人”，乃至蒙古民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命运的“同构”性。诗人蒙根高勒创作的同题诗《命运之马》，赋予了蒙古马以人格的力量，借助马的命运轨迹和生命历程的勾勒和描述，刻画了蒙古族人民坚忍顽强、执著不屈的高贵品质，深情演绎了一曲充满复调美感的生命壮丽乐章：
逐水草而生的梦想与风骨
逐野火而生的踢韵与嘶鸣
一脉血汗随你铺向慷慨高歌的中心
铺向我素世袭的壮丽人生
……
那奔腾的生命的律动
任谁也挡不住迅猛的春潮和流响
粗重的喘息间传递着爱的秘语
犹如贯穿我们五脏六腑的烈酒
命运之马以它火焰般飘扬的身躯
辐射泥泞的旷野和每一条道路
……
除了上述两位作家之外，其他诗人也有此类诗作，比如阿尔泰的《蒙古马》、苏尤格的《蒙古马》、塔·额勒恒格的《蒙古马》、策·孟根额尔顿的《蒙古马——骏马之功 挚友之情》等等。这些诗歌有的将“蒙古马”塑造为蒙古人的挚友、是蒙古人性格品质的象征，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见证，“在人群中你是骏马/社稷江山的捍卫者/在骏马群中你是人/蒙古人坚韧的性格”；有的化身为蒙古族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参与并见证了人民辉煌而艰辛的奋斗历程，“我的蒙古马留守在了草原/它曾与蒙古民族荣辱与共/它非凡的贡献赞颂不完……”除了“蒙古马”意象外，与“马”有关的其他意象，更是作为时常出现的意象，不时显现于诗行，这在很多蒙古族诗人的笔下都有所表现，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典型人物主要指在蒙古民族历史进程中产生较大影响的领袖、帝王、民族英雄、作家等等。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成吉思汗。在诗歌中，诗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与成吉思汗展开对话。苏尤格的《成吉思汗的子孙》，通过对比的方式，确定了其与成吉思汗的关系，进而表达了诗人对“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的精神现状的忧虑，“成吉思汗的子孙/将十三世纪粘贴在额头/喊着伟大的空话/粉饰自己的愚钝/酒坛里浸泡问号/喝着唱着乐倒了”；满全的长诗《成吉思汗》的主体部分以简洁叙事加高调抒情的方式，重叙了成吉思汗艰辛而辉煌的战争史，附诗部分又借助其他人之口，以“颂歌”的方式，通过各种生动的类比，强化了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从而使全诗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具有层次感。宝·青克勒图的《我会唱着歌儿飞翔》以虚构的方式，幻想着重临历史现场，“同几百年前的可汗灵魂一起/共浸在优美的歌声中/凝望着功与过的河流，渐渐变老/在如梭的岁月中崭新依旧/在这血与乳之外别无洁物的世界上/在祈祷之外的须臾中永生”；宝音贺希格则以朋友的口吻，把“成吉思汗”从神坛降到世俗，通过“我”与“成吉思汗”的对比，完成了情感的对接，表明了诗人铭记民族历史，传承民族的决心：
我比你小八百岁。/我的手从没握过血。//你的帝国比今天早八百年，/1206年的那个清晨，/在我的语言里一直拒绝傍晚。//钢笔是由你的箭头而做，/它用你旗帜的颜色书写你的文字。/乐器是用你骏马的灵魂而做，/它把你的草原拉成两条并行的路。（《成吉思汗,你比我大八百岁》）
此外，描写蒙古族其他历史人物的诗歌亦是佳作迭出。比如呼·布和满都拉的《忽必烈狩猎——鉴赏<忽必烈狩猎图>有感》，海日寒的《尹湛纳希》两首等等。蒙古族女诗人额鲁特·珊丹更是创作出献给蒙古勇士的散文诗长卷《十月之印象》。诗人这样阐说创作初衷，她说：“我以勇士为题书写草原，不仅仅是为了倾诉，而是在寻找一条血脉的河流……我是蒙古人，展示草原的壮美，蒙古人的惨烈情怀，揭示民族的血脉，古老文明所赋予我们的源流，是神圣的职责”。额鲁特·珊丹的这段话，也同样说出了其他蒙古族诗人深入民族历史和个人记忆深层，挖掘并重提“民族根性”的根本意图。
无论是对个体民族身份的确认，还是与蒙古族历史人物的情感对接，以及对民族事物隐含文化内涵的再挖掘，都是基于民族认同和共同的民族情感。诗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新抵达了民族历史深层，完成了对民族之根的铭记、坚守与延展。
四、包裹在地域书写与生态关怀中的“民族情怀”
新时期蒙古族诗歌中的“民族性”，除了内置于爱国情感、现代性追求以及历史探寻中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藏身之所”，那就是以“草原”为主要内容的地域书写，以及由此衍生的生态主题。草原之于蒙古族诗人而言，是极为独特的存在，一方面，草原是诗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和故土；另一方面，诗人们无论是离开，还是永居此地，草原都是他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居所。草原因兼有“故乡”和“精神家园”双重特性而被由衷赞美并深深眷恋。当作为“灵魂归宿”和现实故乡的“双重家园”被破坏和践踏时，自然而然会引起诗人们对草原生态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草原”是唤醒蒙古族诗人生态关怀意识的起始点，然后将这种关怀推而广之，由对家乡生态问题的关注扩展为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普遍关注，从而引发更为宏观和深刻的生态思考。
在新时期蒙古族诗歌中，有许多描写和书写草原的优秀诗篇。比如白涛的《蒙古人的草原》，萨仁其其格的《草原》，阿尔泰的《我的草原》，斯日古楞的《我的草原》、《家是草原》，策·朝鲁门的《神光草原》、《黄金草原》，满全的《千里草原》，恩克哈达的《草原——另类经典》，查干的《草原人》等等。在这些诗作中，诗人们挖掘并阐述了草原的三重意义。首先，草原就是家和故乡的同义词，是诗人们永恒的眷恋之所。斯日古楞的诗歌《家是草原》就点明了草原作为双重家园的特殊内涵：
我的辽阔无垠的草原……/你是英雄汉不动容的极至/我们灵魂的家园……/家在草原/家是草原/雄浑的每一座山峰/都是我们生命的积淀/奇美的每一条河流/都是我们爱欲的情结
诗歌中连续运用“家在草原”和“家是草原”两个构成递进关系的肯定句式，对于草原和家的关系进行梳理和予以确认，一方面强调“家”与“草原”的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强调二者的“等同关系”，进一步强调了草原的家园属性。哈·巴图吉日嘎拉以“家”为题目，但是在内容里提及的却是草原，同样表明了对草原家园特质的认同。“想念着/细雨绵绵的草原/我坐在时而刮起旋风的//山谷之外/……向往着虽远有近的故土/想着炊烟的味道/我很温暖//从天涯咫尺的故乡/沿着云隙之光而来/我很温馨”。其次，是通过对“草原”进行第一人称属性限定，即“草原”是“我的”，是“我们民族的”，从而确定“草原”的归属。草原是我（们）的家的属性，决定了草原在诗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以及之于他们的重要意义。萨仁其其格的诗歌《草原》，强调的便是对草原由个人家园属性到族群属地的逐步确认，“草原是我的家/祖先的恩典/不能遗弃/……草原是蒙古人的家/从草原走出去的铁木真/是举起历史的太阳/他的光芒照耀草原……草原是我们的魂/是来生之缘”，进而挖掘出了草原之于蒙古人的存在价值及永恒意义。最后，草原是蒙古族诗人思考的起点，也是观照世界的基点，“天高地远的旷野/赋予我不可泯灭的/世事源缘”。“草原”的前两个意义，决定了蒙古族诗人们草原书写的情感矢量和价值取向；后一个意义则对蒙古族诗人的生态关怀生成产生重要影响。
草原双重家园的特征和独特的民族属性，使得诗人们面对草原的宏大壮美时，会情不自禁地表达敬意和赞美。无论是通过写实，还是经由想象建构，蒙古族诗歌中的草原通常都是诗意而美好的。特·思沁笔下的《故乡》，宝·青克勒图呈现的《回家的傍晚》，以及道·德力格尔仓用心描绘的《寂静的草原之夜》，都宛如悠扬舒缓小夜曲般安静与和谐。当属于“我的”和谐绿色家园遭到破坏时，诗人们会异常地愤怒和格外地痛心，进而关注草原的生态问题。在诗人齐·莫尔根看来，树木的滥砍滥伐是破坏自然的恶劣行为，最终受到侵害的并不止是自然，还有人类自身，“伐树的声音/将我伐例//伐倒了/乌儿婉转的歌声/伐例了/明媚春天的情影/伐倒了/溪流潺潺的细语/伐倒了/茫茫雾霭的背影//伐树的声音/在沉迷难醒中/伐倒了自己无奈的身体”。尧·额尔登陶克陶模拟孩子和白云对话的场景，将白云比作“已经死亡的河流之魂”，间接批判了生态恶化给环境带来的伤害，“从前我是/茫茫原野里/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白云说/是贪婪无比的人/将我挖开/把我汲干/夺走了我的生命/白云又言”。斯日古楞的诗歌《植被》从春天草原的风沙谈起，借助对生态破坏态问题的看法，表达了对绿地消失的担忧之情，同时也间接传达出对于政府的退耕还林政策优劣的较为独到的看法，即顺应民心才是恢复人文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最好途径，“其实民众是最好的植被/看你如何开放与保护/失掉民心的意志/一定会导致沙尘刮起”，从而挖掘出比实际生态问题更深刻的人文意义。在另一首诗《死亡临界点——写在1999锡林郭勒草原生态年》中，斯日古楞长句铺陈，以不吐不快、不得不说的倾诉方式，描绘了草原生态被破坏的可怕景象，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忧虑，同时也心存美好希冀。“一条一条的河流在无声地哭泣/它们看到了枯萎干裂的河床/像僵尸一般恐怖的狰狞的姿势/一个一个的海子默然的空怀/它们听到了荒芜苍凉的回响/像招魂一般疯狂地绝唱/大马群在季节风的鼓动下/那种奔流如泻的壮景消失了/大草原在星空的映对中/那种明净辽远的深邃不见了……人类曾经用双手创造几千年的文明/怎么会把草地的生灵逼得无路可走/怎么会把绿色家园肆无忌惮地挥霍……”
从思考向度上看，蒙古族诗人们因草原生态问题而引发的持续性担忧，其最终指向是未来，具有鲜明的“未来性”。这种“未来性”主要通过两种叙述手段来实现：一是借助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空生态环境的对比实现。恩克哈达的叙事诗《十三个骨节的盘羊角》，以个人家族史的方式，通过祖父与“干枯盘羊头骨”故事的叙述，传达了“保护神圣的大自然风水”和保持生态平衡的和谐之道。他的另一首诗《苍天的驼羔》，关注的同样是生态主题。诗人通过过去与现在生存环境的对比，陈述了骆驼因空气污染、环境恶化而无法继续生活在地球上，无法继续庇佑人类并与人类相依为命的事实，委婉地批判了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这就是骆驼，一个有灵性的美好动物/带着主人留在它身上的美玉烙印/如今却要返回苍天了/刺鼻的铁锈味弥漫荒漠，满目疮痍/穿梭的钢丝网隔离你我，大地伤痕累累/人与自然冷漠地对视，世界变得如此渺小”。道·德力格尔仓的《三代人的风景》和宝·青克勒图的《最后》寓意类似，前者通过三代人生活环境的对比，暗含了对随意占有草原进行农业种植，从而造成生态恶化的批判，“乘鹤西去的祖父的年代 这里/草场茂密牛羊遍地/胡须垂胸的父亲的年代 这里/农田连绵一望无际/上学识字的我的年代 这里/黄沙滚滚遮天蔽日”；后者则通过今昔环境变化的对比，以及对未来环境的想象，同样直指故乡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诗歌中弥漫着难以说尽的遗憾和哀伤，“圣祖成吉思汗的故乡/有过狼群/父亲的故乡/有过羊群/我的故乡/黄沙漫漫/最后留给女儿的故乡……”
二是引入具有鲜明“未来性”特征的“孩子”意象，用以说明生态环境恶化危害性之大，影响之深远。孟和巴雅尔的诗歌《孩子的话》，用祈求和呼告的语气，借助孩子之口与沙尘对话，陈述了生态恶化的事实，并表达了祈求生态环境改变的美好愿望。“沙尘，沙尘/请不要飘啦/飘入我的眼睛/会急煞我的妈妈/她在盼着我长大/家乡啊/等我长大/我要用绿色把你美化……/地球啊/等我成人/我要用绿色给你美容/真的，真的，真的！/等我成人/我要用绿色给你美容/地球，我可爱的母亲！”仁·斯琴朝克图直接把关注视野扩展为“地球”上所有的“孩子们”：“让我们把地球留给孩子们/以完整的形态亲手交给他们/省略号把富饶丰美的地球留给他们/把碧绿的原生态环境留给他们/省略号把没有冷战阴影的地球留给他们/把人文思想的太阳一同留给他们……”
除了对现实生态的关注，诗人们又将这一关怀深入到以民族文化传承为核心的文化生态问题之中，具有鲜明的“人文性”。前面所提到的《把地球留给孩子们》中就已经显现出这一价值取向，要留给孩子的不但是一个干净绿色的生态环境，更是一个健康文明的人文环境。因此，面对民族文化因现代性挤压而可能变形甚至消失的事实，诗人们表现出独特的人文关怀精神，“草浪/已向田垄迁徙/骏马/已向屏幕迁徒/套马杆/已向博物馆迁徒/牧马人的光荣/已向词典里迁徒”。他们时常将现实生态与民族文化生态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更显出其思考的深度。又如那·呼和诗贵的此类诗作《根》：
假如草木的根须被斩断/沙暴就是土地的眼泪/假如和平的根须被斩断/炮弹就是世界的眼泪/假如自由的根须被斩断/哀叹就是我们的眼泪/假如母语的根须被斩断/热血就是思想的眼泪。
蒙古族诗人们以民族关怀为起点和立足点，却又不局限于此。“未来性”和“人文性”眼光的秉持，使得他们的视野更加宽阔，思考也更为深入和超前。诗人们所关心的生态问题，已经不只局限于“我的”家乡，而是以故乡为起点，把眼光从草原伸向更远、更广阔的地域空间；也不再局限于现实，而是深入到文化生态领域，关注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显示了对民族身份、地域与现实关怀苑囿的超越，具有普遍生态学与文化学意义。
结 语
正如学者朝戈金所说：“民族性是文学的身份标识。凭借这种标识，不同民族间的文学彼此区别，呈现出各自的鲜明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学，丧失了民族独特性，就意味着沉没和消亡。”“民族性”显现在诗歌文本中，更深植于诗人骨血之中。它作为深层文化基因存在，是蒙古族诗歌的根本和灵魂，是其称为自身，成为自身的根本保证。在此基础上，诗人们继承传统，立足现实，包容开放，融汇变通。他们坚守而不保守、开放而不盲从，而是有选择性地坚持、有辩证地吸收；他们敢于并乐于吸纳有益的新元素与新事物，却又不丧失民族个性。蒙古族诗人们用他们的写作实践，细腻并准确地诠释了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中，民族文化传统和有益精神资源如何继承，怎样创新的问题，为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范云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暨南大学博士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诗歌，在《民族文学研究》《文艺争鸣》《当代文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著有《现代汉诗“词的歧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