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散文大家杨朔
一九六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右一为时年二十三岁的本文作者，后排左一为外委会主任杨朔。
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在老一辈知名作家中，散文大家杨朔（1913一1968）虽有过影响甚广的描写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但他的脍炙人口、特色鲜明、成就卓著的名篇《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茶花赋》等等一批散文作品，将更加铭刻在文学史上，熠熠生光，传之后世。笔者有幸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杨朔同志手下做了两年的外事工作。现就我的亲历亲见亲闻，写点我所认识的杨朔同志的若干方面，以示我对他的深切缅怀。
1955年秋天，我从浙江省江山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五年制）。1960年秋天，国家分配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自然十分称心如意，一心想的是尽快进入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新观察》等知名报刊编辑部工作。但却分配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简称外委会）办公室工作，几天后，我就正式上班了。
当时，作协外委会杨朔任主任，李季、韩北屏任副主任，都是全国知名的作家和诗人。我时年23岁，既然走上了这个岗位，那就积极努力，尽量干得出色。一天，分管我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林绍纲同志通知我，说明天上午9点，杨朔同志要找你谈话，你直接去他家就行。我听了一愣，到岗已半年多了，我的最高领导又是我所敬重的杨朔同志要找我谈话，还去他家里，真有些意外！绍纲同志看出我的心态，对我说，杨朔同志作为外委会的主要领导，水平高，对工作认真负责、严谨细致，对下面的同志十分爱护。你去他家，尽量放松点，不要紧张。绍纲同志还特别提示我，你前天丢失外事工作机密电话本的事，还没有报告杨朔同志，等找几天实在找不到再报告。因此他找你谈话，不会是为此事批评你，只是谈谈心，杨朔同志喜欢同年轻人接触。
次日到杨朔同志家，开门的是位笑容可掬的中年妇女，我一报名字，她就用一种优雅的口吻说：“小伙子，杨朔同志早就在客厅里等你呢！”
这是一座小四合院，当我走到客厅门口，杨朔同志即从沙发起身迎我，我即摆手让他坐着别动，我跨步过去同他握手，但他已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你来我家，就是客人，这同办公室不一样！来客岂有不迎之理？请坐请坐。”刚落座，那位中年妇女即他的弟媳就端上茶水。不一会，又端上一盘苹果。杨朔指着苹果说，我是山东人，这苹果是家乡人送来的，你自己削个尝尝。我推了半天，后悔自己竟是空手来的。我们的谈话进行了约个把小时。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杨朔同志是位温文尔雅极为细心的人，其文如人，其人如文。他从我的家人和家乡问起，包括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时代，突出的是复旦大学五年，有哪些课程？老师是谁？其中有几位老师他认识，谈得更多一些。他曾感叹地说：“你们这一代赶上好时候了！我们这一代面临的是战事不断，就是进了学校，也是蜻蜓点水，有头无尾！”
第二，关于业余写作问题。他先提出这个话头，说听办公室主任汇报，你喜欢写作，想当记者编辑，到外委会搞外事工作不大情愿，不过这半年多你实际工作积极肯干，我们都看见的！我答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生，不精通一门外语，做外事工作是缺胳膊少腿，事倍功半，但我已上了这个岗位，尽力尽责是应该的。杨朔同志把话题转移到文学写作上。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也看得出你的上进心。但是，搞文学创作，有文字表述能力只是基础条件之一。重要的是生活的积累，特别是生活的主宰即人和社会、和自然关系，对各种人群的观察、分析和了解，这是需要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活阅历的。我说出自己对他的一篇又一篇散文美篇的喜爱和崇拜，他笑了笑，轻声细语地说：“不少读者对我都评价过高了。盛名在外，其实不符。”他又转了话题，说他的本职工作十分繁忙，没有时间搞长篇写中篇，于是自觅蹊径，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转向散文。他同当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一样，业余时间写作，是名副其实的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他又把话头直指我说，你刚刚20岁出头，太阳才露尖尖角，又有过去的学习基础，也就先试试当一名业余作者，练练手，功到自然成。至于当前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先安心做好。今后的路还长得很呢！
正说到此，走进来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女孩，杨朔赶紧起来哄她。小姑娘退出客厅后，杨朔同志从口袋里掏出我前天丢失的外事工作机密电话本，我心里咯噔一下。于是第三，我受到了一次突发性的严肃而深刻的批评！杨朔同志依然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你前天从新侨饭店搭我的车到作协机关，然后我直接回家。我刚下车还未进门，司机老曹又开门下车，递给我这个电话本，说可能是小汪拉下的。杨朔严肃地指出，我把电话本收起来，对谁也没有说，让你着急两天再找你。这电话本里有很多重要电话号码，如果真正丢失，就是一桩失密事件。好在丢在自己人的车上，及时发现，没有发生事实上的失密。做外事工作，第一是授权有限，不能自作主张。第二就是保守机密，不得失误！这样吧，你回机关向办公室主任报告，写一份几百字的检讨，为的是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这次杨朔同志找我的如此亲切友好的谈话，竟以意外受到严肃批评而结束，让我终生难忘！
杨朔同志找我谈话是1961年春天，没有想到这次谈话还真的给了我练习文学写作的动力。当时我居住在另一位老一辈著名作家赵树理院里的12平方米的平房小屋里，每当外事工作之余，特别是夜深人静之时，常有一种写作冲动，没有睡意。我首先想起的是我度过童年、少年一直到高中毕业的家乡江山，她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记！那山，那水，那乡音，那亲人，那民间潜在的文化，不断地搅动着我的心灵。我首先写出了10多首主要是老外婆口传给我的江山山歌民谣，居然被《光明日报》东风副刊选出四首发表。在这一小小鼓动下，又连续写出完全以家乡江山为背景的两篇散文《哭嫁》和《渡船公公》。《哭嫁》1962年3月发表于浙江《东海》文学月刊，20世纪90年代被浙江省教育厅选为全省中小学语文参读教材乡土文学作品之一。《渡船公公》后来发表于北京《东方少年》杂志上。现在回想，如果不是我1962年调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直至2004年退休，后来走上了专攻人物传记文学之路，没准儿还有可能继续写作以家乡江山为背景的其他作品呢！
杨朔、韩北屏都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但都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文革”后杨朔和韩北屏都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他们的名字也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永久的印记！
（作者系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政协报原副总编辑。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