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半轮黄日》的成长书写
摘要：作为后殖民成长小说，奇玛曼达·阿迪契的 《半轮黄日》 实现了个人成长和国族建构的双重使命。该作品不但深刻反思了经历战争创伤的非洲青少年的个人成长之路和新兴非洲国家的国族重构之路，而且在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审视了谁拥有书写非洲故事的权力等问题。同时阿迪契也在很大程度上既继承了经典成长小说的核心特点，又在非洲后殖民的语境下改写了成长小说，并赋予了这种传统的西方文化产物在非洲语境下新的生命。
关键词：奇玛曼达·阿迪契；《半轮黄日》；成长书写；个人成长； 国族重构
《半轮黄日》 是尼日利亚第三代作家的杰出代表奇玛曼达·阿迪契 (Chimamanda N. Adichie, 1977— ) 的第二部重要小说作品。该小说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 (石平萍 479)，并引起评论界的持续关注。对该作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战争书写、历史书写、创伤书写、身份书写等层面。以上研究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于女主人公——双胞胎两姐妹奥兰娜 (Olanna) 和凯内内 (Kainene) 或男主人公——民族主义斗士奥登尼博 (Odenigbo)。然而事实上，这部小说贯穿始终的灵魂人物却是作为小说 “全知叙述意识” 的少年乌古 (Ugwu; Uwakweh 86)。之所以说少年乌古是 《半轮黄日》 的灵魂人物，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 少年乌古几乎是小说中所有重要事件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不但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包括他自己的家庭和奥登尼博的家庭在内的多个尼日利亚家庭、多个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和悲欢离合，而且作为士兵亲历了比亚法拉—尼日利亚战争 (Nigeria-Biafra War，也称为尼日利亚内战) 的残酷和暴力。也正基于此，乌古是阿迪契情感认同最深的人物。阿迪契本人的话印证了这一点。她曾说乌古是她最认同的形象并想让他成为小说的灵魂：“一个将所有角色聚合在一起的人物” (“Memory” 37)。(二) 乌古是小说中唯——个经历了 “转变” 和成长的人物 (张勇 83)。他不仅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自我认知和转化的过程：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到自我认知、自我肯定，再到部分地与自我和世界达成和解，最后从懵懂的乡村少年成长为立志书写非洲历史的作家。
这两点已经有多位学者关注。不过少年乌古这个人物的重要性其实不止于此。在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特殊的后殖民历史背景下，少年乌古的个人成长和民族独立、国族重构之间形成的巧妙的媾和关系恐怕才是阿迪契精心塑造少年乌古的原因所在。同时少年乌古的塑造使得 《半轮黄日》 融入了非洲成长小说的伟大传统之中 ①，而探究阿迪契对这一类型小说选择的初衷以及创作理念对于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意义重大。唐纳利 (Michael A. Donnelly) 甚至说，阿迪契选择成长小说这种类型使得她在 《半轮黄日》 中 “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245-66)，但作为类型的成长小说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 《半轮黄日》 所讲述的故事，唐纳利却语焉不详。事实上，《半轮黄日》 以少年乌古的成长故事思考的是经历了战争创伤的非洲青少年的成长之路、新兴非洲国家的国族建构之路以及谁拥有书写非洲故事的权力等更为深层的问题。
战争创伤与非洲青少年的成长
埃科 (Ebele Eko) 认为成长经历是第三代尼日利亚小说家的共同关注：“他们事实上描写的是周围的世界，他们成长岁月的事件”（45)。的确如此。第三代尼日利亚作家的大部分小说都涉及到主人公的成长和 “青春主题”（Okuyade，“Weaving Memories” 141)，而阿迪契本人更是对成长小说情有独钟。她的第一部小说 《紫木槿》(Purple Hibiscus, 2003) 就是一部经典的非洲女性成长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伊博族少女卡姆比丽 (Kambili) 努力打破父权制社会为非洲女性成长设置的种种障碍、寻求自由和个人发展的故事。阿迪契2013年的小说 《美国佬》(Americanah) 讲述的是跨文化语境下尼日利亚中学生伊菲米鲁 (Ifemelu) 的成长故事 (张燕、杜志卿 112)。另外阿迪契的短篇小说集 《绕颈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 2009) 中也有多篇故事涉及成长主题。
成长叙事在非洲，尤其是在尼日利亚的兴起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大问题，其意义远超文学本身。综合考量，成长叙事在尼日利亚的勃发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青少年成长题材受到尼日利亚文学界的重视与尼日利亚战乱不断的国情不无关系，尤其是比亚法拉—尼日利亚战争。据统计，从1967年7月6日战争爆发到1970年1月战争结束，这场惨烈的内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三百余万 (David 27-47)。这造成了尼日利亚国家人口中18岁以下青少年人口的比例一直很高 (约50%；张燕、杜志卿 112)。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众多人数的青少年群体成为书写对象也就成为最自然的事情。其次，和其他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不久的国家一样，尼日利亚也是年轻的国家。①同时，作为拥有最多族群的非洲国家之一②，尼日利亚由 “那些在历史上并没有统一的民族观念、紧密的经济联系、长期的共同文化纽带的两百多个部族” 组成，明显缺乏一种 “国家认同情感” (刘鸿武 164)。正如阿迪契在《半轮黄日》中比喻的那样，“一九六〇年宣布独立时，尼日利亚是用易碎的钩环串在一起的碎片” (171)。和成长小说中经历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的年轻主人公一样，年轻的尼日利亚也处于永恒的转化状态。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和成长叙事本身的特点有关。巴赫金 (M. M. Bakhtin) 认为，个人成长和历史发展之间强有力的联系纽带是成长小说的主要特征 (215)，换言之，个人的发展常常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和民族发展并行 (Courtois 4)。就像斯劳特 (Joseph R. Slaughter) 所言：“经典成长小说中的理想化的个体是依社会和叙事的情况而定的——一个不完整的形象 （就像威廉·迈斯特），其不确定的个人独立自主取决于社会赋予其个人主义的影响和意义” (116)。正是由于成长小说在个人成长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建构之间日益明显的同构关系，才使得这一类型小说在后殖民非洲迅速崛起，成为一种 “与时俱进的小说样式” (孙胜忠7)。而阿迪契也正是看到了成长小说的这些特点，将少年乌古的个人成长设置在比亚法拉—尼日利亚战争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战争创伤中尼日利亚青少年的成长问题和新兴非洲国家的国族建构问题。
对于在后殖民语境中成长的非洲青少年来说，成长意味着在一个 “现代化进程的” 世界中，经历一个 “形成期的青春” (Austen 215)。来自乡村的少年乌古在小说中正是经历了这样的成长过程，而他的教育成长构成了 《半轮黄日》 中的 “统一的线索” (Donnelly 258)。事实上，这也是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文学中的一个伟大传统。被称为 “现代非洲文学之父” 的阿契贝 (Chinua Achebe) 就认为，伟大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教育家，并为此专门撰文《作为教师的小说家》(“The Novelist as Teacher”)。可见，“在一些严肃作家眼中，‘教育’ 已俨然成为维护民族统一、实现国家富强的意识形态” (朱振武 122)。当然乌古的教育更多来自于没有围墙的学校，而这也恰恰是以成长小说研究专家巴克利 (Jerome Buckley) 为代表的学者们最为推崇的主人公的教育方式 (232)。
乌古的教育成长首先来自于他的引路人，非洲民族主义者、大学教授奥登尼博。正如约翰·马克思 (John Marx) 所言，乌古的教育不仅是 “情感的”，而且 “根植于一种引导模式 (mentoring model)” (72)。从这一意义上说，阿迪契遵循了经典成长小说人物成长的基本模式 (孙胜忠123-37)。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家中的男仆和 “学徒”，13岁的乌古的梦想就是成为像他的主人一样在精英朋友圈中备受尊重的人。他仰慕主人的图书馆，认为阅读是他进入到世界的各种可能性的钥匙。乌古对正规的学校教育很看重，而作为对他尽心服务的回报，主人奥登尼博主动出钱供他上学。更为重要的是，乌古在主人身边耳濡目染，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到了新的性别化的 “男子汉气概的准则” (Uwakweh 93)，以及传统意义上作为家庭的未来支柱的各种责任。
然而，对阿迪契来说，少年乌古成长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他从乡村少年转变为有抱负的伊博族中产阶级，成为代表新兴国家比亚法拉的成长和国族建构的声音。乌古的这种与新兴非洲国家独立和发展同构的 “转化” 贯穿小说始终。事实上，阿迪契为少年乌古定位的中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化”也恰恰是比亚法拉共和国领袖们对未来国民塑造和国家治理的理想。比亚法拉共和国的领导人、东区军事长官奥朱古 (O. Ojukwu) 在治理比亚法拉时，尽管治国之策缺乏新意，面对饥荒也显得束手无策，但在塑造理想公民的特质上却很有远见。尽管唐纳利等人曾经揶揄说，奥朱古等比亚法拉共和国领袖们把焦点从国家治理转移到国家公民素质培养，是一个 “修辞的把戏”（rhetorical trick; 252)，但不可否认，在奥朱古等人的表述中，这一新兴国家的精英阶层代表着一个民主国家光明的未来：“他[比亚法拉革命的领袖]应该在需要他的时候，随时为了追求理想而放弃生命。他应该有力量的和道德的勇气，一定能启迪人们，不要悲观失望……好好为人们服务的领袖会被他们牢记心中。这是他在一生中能获得的唯一回报。对人民来说，他将成为优秀的代表，革命的精髓。他将成为比亚法拉人”（386)。然而内战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少年乌古的成长轨迹，也改变了所有比亚法拉人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决定少年乌古成长历程的正是这场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尼日利亚人命运的内战。尼日利亚内战不仅对尼日利亚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分水岭（Quayson 128)，对尼日利亚后殖民文学来说也是如此（Amuta 90-92)，而正是那些内战中和内战后的 “大胆的虚构化的姿态”（Coundouriotis 104)，才使得这场战争不断地被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免于被遗忘、被遮蔽的命运。
战争的爆发暴力地打断了乌古的梦想，也让少年乌古的成长停滞了。战争爆发后，乌古渴望参战，因为他认为战场才是他展现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之所（王卓19)。然而一旦入伍，乌古的战争经历却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和他的身份转化的转折点。在战争中，他在同伴的怂恿下，参与到了 “战争的暴力伦理” 之中（Uwakweh 94)，不仅参与到战场上的杀戮，更参与到对无辜百姓的屠戮和强奸。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成长小说中作为成长标志的男子汉气概，在这部小说中却成为被同伴激发出来、强暴无辜女孩的前提。这一点在备受争议的乌古参与的战争强奸桥段中充分体现出来。在强暴酒吧女招待时，乌古的同伴用伊博语问他，“Ibu kwa nwoke?”（你是个男人吗？)，挑战他 “像个男人” 一样施暴（458)。而少年乌古选择了维护自己的所谓男子气概，参与到强暴之中。然而这一行为也粉碎了他的社会化道德伦理，成为阻碍他成长的记忆梦魇。在战争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乌古这个曾经对着主人的妻子大喊不要杀死墙上的壁虎的男孩，堕落成为一个杀人者和强奸犯。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阿迪契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参与战争的年轻人颠覆了他们的社会化身份。例如男子汉气概本应和保护弱者相连，但在战争中沦为对应该保护的平民的暴力行为。乌古的战争经历问诘的是战争中青年人的权力以及导致身份转换和矛盾的外在和内在的力量。乌古的战争经历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和代表性。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长期的侵略和掠夺，殖民地时期形成的非洲国家边界划分不清，资源分配不均，族群被迫分离等原因（陆庭恩50-52)，战争一直是非洲后殖民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和国际问题教授斯特劳斯（Scott Straus）所言，大规模政治暴力是非洲国家独立后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98-113)。儿童和青年也成为战争的新机器（Uwakweh 82)，非洲各个国家的青少年被迫入伍参军的情况比比皆是。对此，邓森（Donald Dunson）说，“在我们的星球上，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儿童成为战争的新面孔。把儿童武装起来成为现代世界最邪恶的事情之一；儿童士兵的存在代表了人性的彻底失败”（6)。战争中儿童身份变得异常复杂，他们既是战争的牺牲品，同时也是施暴者。
从成长的角度来看，少年乌古的成长随着他在战争中的强暴行为停滞了。邓森在 《儿童、牺牲者和士兵》 中说，战争通过暴力阻碍了青少年的社会化（xi)。对于此种现象，埃斯蒂（Jed Esty）用了 “受阻的成长”（arrested development; 6)，而哈里森（Sarah K.Harrison）则用了 “搁置状态”（suspended state）来定位和描述此种成长现象（95)。而这种 “停滞” 的成长或者称为 “反成长” 经历是战争创伤带来的难以治愈的青春之痛。
成长隐喻与国族重构
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尼日利亚新一代作家的成长叙事与独立后尼日利亚民族身份的建构密切相关，他们的作品对于尼日利亚在全球化语境下新的自我定位具有重要意义（Hron 30)。批评家一直以来都把成长小说视为一种享有特权的类型小说，因为人们认为它提升了思考社群和归属，尤其是民族和人权的方式（Slaughter 29)。成长小说在传统意义上一直充当着民主国家自主权和人权主体性的 “文化替代品”（29)，因此个人的成长叙事往往是家国命运的 “叙事隐喻”（Donnelly 246)。正如巴赫金所定义的那样，“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232)。
乌瓦克维（Pauline Uwakweh）等学者认为，阿迪契 “对青少年的视角强烈地融入到她对国家的投入”（86)。通过把少年乌古的成长和只有短短三年历史的比亚法拉共和国（Biafran Nation）并置在一起，小说深入探讨的是情节和文本背后的比亚法拉的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等问题（Donnelly 247)。甚至有评论认为，阿迪契有 “强烈的比亚法拉情结”（石平萍 479)。这一说法不无道理。阿迪契是伊博人，因此她对由伊博族大屠杀引发的比亚法拉—尼日利亚战争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她的剧作 《因为热爱比亚法拉》（For Love of Biafra, 1998）、短篇小说 《鬼魂》（“Ghost”, 2004）等均以这场惨烈的内战为背景。而 《半轮黄日》 不仅以该内战为背景，更以比亚法拉的国旗 “半轮黄日” 来命名。
然而阿迪契拒绝讲 “单一的故事”，因为她深知单一故事是 “危险的”（“Danger of a Single Story”)，换言之，她要讲的是故事的多个层面。对于战争而言，单一的故事更难以呈现真实的样貌，对于极为复杂的比亚法拉—尼日利亚战争更是如此。贝洛（Taiwo O.Bello）在谈到这场战争书写时就说，很多书写比亚法拉—尼日利亚战争的非洲作家都深知，单一的叙事会对读者理解围绕着这场战争的各项复杂问题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325)。
讲述这个多维的战争故事是需要勇气的。这个以成长为隐喻的国族故事和尼日利亚官方讲述自然不同，而且与短命的比亚法拉共和国的官方讲述也全然不同。长期以来，比亚法拉共和国在内战中的身份一直处于要么是恐怖主义者要么是自由战士的二元对立的定位中（Osisanwo 631-47)。为了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对抗尼日利亚政府的官方宣传，比亚法拉政府于1968年成立了国家指导委员会（National Guidance Committee)，其中包括很多比亚法拉的著名知识分子，如阿契贝不仅担任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担任比亚法拉政府的外交使臣（杜志卿 147)。国家指导委员会是按照奥朱古政府的要求组建的，功能包括代表政府起草宣言，并阐释该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核心原则和价值以及未来走向等 (Ezenwa-Ohaeto 140)。比亚法拉的宣传中都隐约反映出一种 “集体受害”(collective victimization) 意识 (Ibeanu et al.3)，而这也是以该内战为背景的文学作品面对的两难选择和意识形态的主要趋向。事实上，伊博族作家往往是书写这场战争的主力，并形成了一种比较明确的文学传统，而阿契贝、努瓦帕 (Flora Nwapa)、爱梅切塔 (Buchi Emecheta)、艾克 (Chukwuemeka Ike)、麦祖 (Sebastian Okechukwu Mezu) 等都是这一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作家。格里斯沃尔德 (Wendy Griswold) 因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尼日利亚内战的故事是由失败者来讲述的” (235)。此言不虚。《半轮黄日》正是延续了这一传统。
不过阿迪契绝不会陷入 “没有态度的感伤主义”（uncritical sentimentalism; Donnelly 253)，也不会站在比亚法拉一方哀叹受害者的命运。就像阿迪契在2013年的一次访谈中所言，“不是只有比亚法拉人遭受了” “苦难”（qtd. in Donnelly 263)。《半轮黄日》不仅记录下了比亚法拉民族主义者的理想和诉求，也深刻反思了先天不足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的问题以及比亚法拉共和国命运多舛的原因（Okuyade 141)。少年乌古的成长寓言的正是命运多舛的国族发展历程（Donnelly 253)。对此唐纳利有过这样的阐释：“她努力让乌古的一波三折的成长作为比亚法拉民族身份的一个代表，这使得比亚法拉的独立自主容易理解，但并非不容置疑”（247)。前文谈到，战争干扰了社会化结构，因此对儿童的心理、身体、心智和道德都产生了影响（Dupuy and Peters 19-53)。而青少年参与战争更是把他们转化为暴力的代言人和战争的牺牲品。少年乌古在战争中的经历就是典型。约翰·马克思曾说，“乌古的成长把战争经历放在了小说的跨学科日程表之上”（72)。马克思的言外之意就是，乌古在战争中的成长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转化过程，涉及到政治、心理、历史、法律等多个层面，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审慎考量。通过乌古在战争中强暴无辜女孩的行为，阿迪契不断干扰乌古的成长故事，从而和比亚法拉共和国极为短命的独立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呼应关系（Donnelly 253)。而这种呼应的意义重大。如果乌古的成长的确是民族的象征的话，那么他在战争中参与强暴的犯罪行为，违犯人权的行为就会不断唤起读者对比亚法拉作为独立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对该国的领导人自我标榜的人权和民主等问题重新思考和深刻反思。少年乌古复杂而矛盾重重的成长就是阿迪契以小说表现国家建构的复杂性的有效方式。
这里有必要重点审视一下少年乌古在战争中的强奸行为，因为上文提到的成长和国家建构之间的呼应关系的前提是乌古的强奸行为是战争的产物。在2016年的一次访谈中，阿迪契承认把强暴转化为战争行为的一种象征有避重就轻的危险，但她又补充说，“我感觉值得为此冒险一次”（“Interview with David Pilling”)。对阿迪契来说，强奸行为不仅是乌古的人生转折点，而且是对他所象征的比亚法拉的转折点。《半轮黄日》中的内战的再现不是简单地谴责某一方，而是探索比亚法拉的受难境遇时常与其暴力行为杂合在一起的方式（Donnelly 248)。基于此，乌古的强奸行为不仅干扰了读者与他求得情感和身份认同（Tembo 181-82)，而且也消解了阿迪契对比亚法拉一方滥用同情的危险。也许阿迪契深知，后殖民非洲的内战其实没有 “赢家”，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人们可以慢慢舔舐流血的疮口，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意味着一个 “建构新国家的机会”（Tunca 96)。
书写成长和讲故事的权力
《半轮黄日》之所以穿过历史尘埃，重返比亚法拉—尼日利亚战争，是因为对阿迪契来说，这场战争 “依旧被一种官方的沉默包裹着”，处于 “神秘” 状态，不但很少被谈及，更没有官方记录（“Hiding from”)。尼克森（Rob Nixon）认为，《半轮黄日》“致敬了基本上在尼日利亚之外已经被遗忘的战争记忆”。尽管比亚法拉—尼日利亚战争被称为 “非洲第一次被电视播报的种族灭绝的战争，而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后殖民非洲第一次黑人对黑人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这场战争因此吸引了极大的公众关注”（Onuoha 391)。但战后的尼日利亚公共政治空间中，人们为了建立新兴国家，不得不放弃了对族群正义的追求，因此很少有人真正关注谁是受害者、谁又应该被惩罚等深层次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比亚法拉的故事一直是 “不完整的”，并且充满矛盾和争议（392)。基于此，奥诺哈（Godwin Onuoha）等评论家才呼吁要对比亚法拉—尼日利亚战争文学进行批判分析。同时，尤左克威（A. O. Uzokwe）等人对这种批判分析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内战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所有参战者所扮演的角色都应得到客观全面的评判，而评判的结果应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重要参照（xix）。
而事实上，阿迪契不仅通过少年乌古的成长历程审慎客观地观照了比亚法拉—尼日利亚战争的本质，更通过他在战争中的创伤成长思考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谁有权力来讲述这场战争。讲述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阿迪契十分关注的问题。2019年她在中国上海的演讲中对此有过明确阐释：“谁讲述它们，如何讲述它们，何时讲述它们，有多少故事被讲述，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权力不仅是讲述别人的故事的能力，它还能让它变成关于这个人的最权威的故事”（“Power of the Story”）。而谁有权力讲述非洲的故事，对阿迪契来说，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她的政治观的表达（Stories of Africa 6)。在《半轮黄日》中，谁有权力来书写这场战争的问题是随着乌古的成长、在他和白人理查德的书写权之争中艺术化地呈现的。
英国人理查德出于对非洲艺术的好奇和兴趣，选择定居在尼日利亚。在2006年的一次访谈中，当谈到理查德这个人物时，阿迪契解释了这个人物的灵感来自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一位在战争中生活在比亚法拉的英国记者，他创作了颇有影响的《比亚法拉故事》（The Biafra Story, 1969)。然而她又补充说，“理查德当然一点也不像他，但那种一个英国人比比亚法拉人更像比亚法拉人的感觉，却的确是一个来自他的想法”（“Interview with Robert Birnbaum”)。这位 “比亚法拉人更像比亚法拉人” 的英国人能书写并浪漫化比亚法拉人，却不用担心后果，因为作为白人，作为英国人，他在后殖民的非洲依旧拥有特权。他对比亚法拉全情投入，但其目的却是试图寻找一种 “归属感”，他相信因为他见证了比亚法拉的诞生，他就可以以一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方式找到其归属感。
理查德 “想写一本关于尼日利亚的书”（58)，并在他到达尼日利亚后不久就开始实施了自己的写作计划。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理查德放弃了这一写作计划，因为他意识到，这不是他的战争。而乌古却悄悄开始在纸片上写作，要写一本关于非洲的 “大书”（462)。事实上，乌古从一开始就对理查德书写非洲故事的行为颇不以为然：
“您还在写您的书吗，先生？”“没有。”
“‘我们死去时世界沉默不语。’题目真好。”
“是的，你说得对。取自马杜上校说过的一句话。”理查德顿了一下。“这场战争不是我的故事，不该我讲，真的。”
乌古点点头。他从来未认为这场战争的故事该由理查德先生来讲述。（463）
理查德和乌古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这场战争的旁观者，尽管他也尽最大努力在参与，而后者却是被裹挟其中、带着所有道德妥协的参与者。乌古以一种理查德只能想象或者在书本上阅读的方式参与到战争中。乌古在战争中获得的经历不是从书本中学习的，而更多的是关于青春岁月的不堪回首的错误和炼狱中的成长（Donnelly 260)。
有研究者认为，乌古在战后的书写是 “徒劳地补偿他的战争行为”（260)。此种观点确有其道理。就像约翰·马克思所言，“强奸的记忆把乌古变成了一个作家”（75)。阿迪契为乌古设计了惊心动魄的战争经历，尤其是他在战争中参与了轮奸、强暴女服务员的罪行，而不是直接 “为乌古想象一个更为安全的，由他作为作家的角色认可的空间” (Coundouriotis 234)。其原因还和乌古在战争中经历的创伤成长以及他所象征的国族建构有直接关系。从战场归来的乌古的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行为就是写作。他把所听、所见、所想一一记录下来，利用一切间隙在小本子上书写。书写成为少年乌古拯救自己停滞的成长的方式，也是他治愈战争创伤的方式。当乌古从战场归来，他感觉自己变得很“肮脏”，战争经历更是不堪回首。这也是成长小说主人公通常会遇到的成长问题，而使得成长小说的主人公脱颖而出的是 “自我的最终发现”（Okuyade，“Negotiating Growth” 133)。成长小说研究专家巴克利（Jerome Hamilton Buckley）认为，成长小说主人公的首要任务是与自我达成和解（9)。因此乌古的书写首先是一种自我疗伤的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消除战争创伤的象征性疗伤行为：他越写，和战争相关的梦魇越少。通过赋予乌古书写的任务，阿迪契勾描了为后代保留战争故事的意义，也肯定了故事讲述是故事拥有者自己的责任和权力。
事实上，阿迪契在小说中采用了一种 “比亚法拉编年史的元小说叙事” 方式（Chaplow 170)。在《半轮黄日》中有八个 “元文本片段” 穿插在小说的叙事之中（175)，“为小说提供了大体的历史轮廓”（张勇 8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八个片段提供了小说发生的全部历史背景、过程和结果，堪称一部缩略版的尼日利亚内战史。而这部由乌古创作的书的题目《当我们死去时世界沉默不语》（The World Was Silent When We Died）也颇有深意。首先，该标题显然挪用了阿契贝的重要作品《分崩离析》（Things Fall apart）中的表述：“世界是沉默的，除了昆虫的鸣叫，这是夜之魅”（67)。这种巧思把阿契贝的文本放置在小说的副文本之中，两代尼日利亚小说家隔空对话，唱和有声，从而再次强化了尼日利亚文学的伟大传统。其次，乌古从理查德那里挪用了该书的名字和内容，寓意明显，那就是重新拥有讲述非洲人自己的故事的权力。而这也恰恰是阿迪契最为珍视的权力。事实上，从理查德到乌古书写权力的交接预示着伊博人在历史语境中重新拥有了叙事行为、能力和权力（Egbunike 1)，因此关于这场战争的故事以及战争中的成长故事也将继续。
尽管阿迪契没有亲身经历过比亚法拉—尼日利亚内战，“但这场战争是她的遗产，而讲述它毫无疑问是她的责任”（Hawley 21)。阿迪契赋予了这场战争以形式和内容，但却没有屈从于任何政治宣传的目的。她颠覆了一种把比亚法拉简单地解读为政治牺牲品的模式。恰恰相反，她的书写传递的是一种颇为辩证的观点：比亚法拉人是人权的合理要求者，有时候，也是人权的滥用者（Donnelly 263）。作为后殖民成长小说，《半轮黄日》实现了个人成长和国族建构的双重使命（Chaplow 168)。同时阿迪契也在很大程度上既继承了经典成长小说的核心特点，也在非洲后殖民的语境下改写了成长小说，并赋予了这种传统的西方文化产物在非洲语境下新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