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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像佩雷克这样的文学“玩火者”
来源:文艺报 | 俞耕耘   2022年06月22日08:20
关键词: 佩雷克

在写出《人生拼图版》这部名作前,乔治·佩雷克早就跃跃欲试,对文学实验有种“偏执癖”。《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后文简称为《庭院深处》),书名听上去就是古怪之作。就像《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一样,足够引发不明就里的好奇心。我想,如有新人写这种新作,大概率会被认为是“混乱之作”。我们的纯文学期刊,出版社也许都不愿搭理(即使有个栏目叫“文本探索”,估计也不会刊发)。它超越小说的某种限度,就像建筑物一定有其承压的极限。

乌力波成员(乌力波是一个国际写作团体,1960年提倡于法国)天生就像文学界的试飞员,测试写作的极值:譬如故事“飞”到何种程度,就会面临瓦解垮掉,被玩坏。他们的实验停在小说危楼将倾的时刻(当然你也可美化说什么“顿悟的时刻”)。然而,我看作家已经搞得一片瓦砾。佩雷克这部早期小说是不是杰作,还是存疑。但它是冒险之作,大胆之作,却是显然。我想其意义在于:文学戏耍,小说调戏,冒犯读者,也摧毁故事。文学创作,一定要一本正经追求秩序和意义吗?佩雷克觉得没必要,文学可以回归游戏和娱乐。

《庭院深处》的故事轮廓是一个不知具体名姓的法国士兵,不愿去阿尔及利亚作战,绞尽脑汁逃避应征,最终还是被推送战场。这或许是个反战故事,它和《好兵帅克》《第二十二条军规》有相近反讽,对残酷真相有闹剧式消解。但又不仅如此,佩雷克的叙事是癔症式,反常化和偏执性的。这个故事并非一个正常叙事者在批判,而是直接暴露出战争造成的“患病叙事者”。前者完全可以靠正剧来设计,后者就只能靠滑稽剧、闹剧来捣乱了。

表面看,小说选取了一段卑微琐碎的个体经历,以局部视角写士兵精神意识。实质上,佩雷克是用高度的匿名性、集合化,表述战争中的集体无意识。我们不晓得卡拉XX到底是谁,他的名字就是任意性,其身份就是可能性。这也暗示人物背后是群体符号,一个卡拉XX有几十个异名。“他的名字是卡拉曼利斯,或者类似的东西:卡拉沃?卡拉瓦施?卡拉库韦?总之,就是叫卡拉XX。”他可能是抽象艺术家,摔跤运动员,高级长官,“不过眼下可以肯定,他的确是位军人”。

这是同一个人物吗?可以说是,因为“这些卡拉”在意识上有连续性。自我存在的依据,总建立在意识的连续体、统一体之上。一个人不能昨天犯了罪,今天不认,狡辩那是昨天的他所为,与今天的他无关。但同时,“卡拉们”又可以说是集合名词,不定代词——它指向军团所有人,他们从不同职业都变成了士兵。他们的情感大多共通,如对家庭生活难以割舍,那里有爱人、屋子、哥们儿和书房。以至于作家把这些意象颠来倒去,车轱辘话没完没了。最核心的细节则是中士亨利·波拉克那辆叮当乱响、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它甚至停放在书名里。初看我匪夷所思,但细想发现:自行车就是联结军营和家乡“双重生活”、维系念想、进行折返的唯一工具。

正如亨利·波拉克的名字随时颠倒,军团里有一批同类——颠三倒四的怪人。“因为那个年代我们都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们一直聊到深夜,有着超前的思维。”压抑、机械与重复,生产着无聊。作家用反话描述军队的“美好生活”,用大量赘生语言,对日常进行表象。“喝常温啤酒,喝小瓶的葡萄酒”,“抽烟,抽烟把儿,抽烟屁股”。有意的错误拼写,人名戏谑,也在暗示那个时代精神的反常错乱。

佩雷克尽情对指挥部大加恶心嘲弄,对不义战争、军团长官和小丑政客,嗤之以鼻。“让我们用鲜血去浇灌非洲的崇山峻岭——那里业已成为法国国土,载入光辉的法国史册。”“崇高”的决定之下,掩藏的是愚蠢的野心,它伪装成荣誉的说辞。接着又是饶舌的反复:波拉克的哥们儿卡拉施梅茨,有个深爱的姑娘,他要留在法国,在姑娘怀抱里,“不想去北非的山间玩耍”。

我们终于在一堆闹心叙述中,看到小说动机与诉求——逃避应征,拖延时间。“从我身上碾过去,撞断我的脚,让我永远无法再去杀人……暂缓应征……是的,这段时间我会在深爱的姑娘的床上度过,我们等等再说。阿尔及利亚人会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那时候说不定会签订和平协议。”这样,你就发现佩雷克如何把故事意图和修辞同构起来。因为故事人物需要这种停摆,无限延迟,缓兵之计。所以,作家用癌症一样的增殖语言进行配合,造成叙事迟滞。

小说在行动中继续摇摆犹疑。到底是撞断腿,打断胳膊,还是吃药搞坏脑子来逃避应征,选择耗费了后半部大量精力。军医并不好糊弄,“精神分析委员会”也有一套监控的分析话语。作家一边揶揄弗洛伊德主义的信徒们,同时也在批判这种机构的“非医学”功能。“我们觉得把你的大脑弄出病来,或许不是个坏主意,你吞下几颗药片……你见了人就想吐。你看起来像是试图自杀,军人不喜欢这样,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对部队的士气不利,于是你就要去看精神科医生,接受改造,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佩雷克蔓延着各式假想,推演各种可能后果与结局。这些哥们儿竟会戏仿大会商讨、提案与决议的程序,来制定荒诞计划。不同人意见纷纭,呈现出的“杂语”面貌,给故事推进再添干扰。作品也显露出一位讽刺小说家、幽默小说家的行当本色。“他似乎没有什么手势和面部表情,看上去像个聪明的当地人,就是1908年9月11日阿蒂尔·德·布干维尔在里昂火车站下车后会向其问路的那种人。”“卡拉瓦热是个单纯的人,如今这种人已经停产了,他身上有一种不寻常的力量……他诞生于某个群体,对这个群体所通用的社会标准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忠诚。”

而另一面,是小说极端的实验性,表现为游戏式的逃避,事故化的处置,叙述的病态拖延,促成目的之达成。在故事两部分的间隔,佩雷克有意和读者说话,“想在这里休息一下的读者,可以休息一下。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一流作家所说的自然连接处。”这个突兀打断之后,是要点梳理,前情回顾。作家显然是想戏弄小说必有主线的“规则”——它源于“一流作家”的教谕。他还声称,自己不知道小说要如何收尾。这种自我消解,延伸到叙事和指代,其质疑、设问抑或循环指涉,造成错乱、过敏和歇斯底里症的假象。“这里确确实实是指”,“此人是谁”,“我们就是他的哥们儿”,“指的是我们,也就是亨利·波拉克的哥们儿”。

作家在双关和隐喻中,藏匿了他对那场战争的清晰态度。这很难察觉,因为他以物的描述,比类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这张桌子是乡下来的,它显然不习惯广阔都市的纷繁文化;因为来自乡下,它有时还保留了对游牧文化的向往,偶尔让人担心;一开始,它对我们表现出了执拗、沉默且十分有效的敌意,所以我们等了六个月,在这六个月里我们对它耐心、温柔但又坚定——我们从来没有粗暴对待它,请放心——它才听顺于我们,并且永远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佩雷克是破坏力极强的作家,就像孩子的创造性,往往源于破坏欲。破坏是动手能力,是实践,也是生命能量的消耗。《庭院深处》把原本一句话能说清的故事要素,活生生写成一本小说,依赖的正是过剩精力。孩子初学作文,都有一种乏味练习——扩句与仿句。这种练习能无限扩展成文,还能仿造句式结构,增殖无数句子。它的本质是废话练习。只有先当话痨,多说废话,才会走上写作之路。

它从本质说明,任何文本都是一句本文衍生的无限异文。《庭院深处》把废话艺术发展到极致。有人自然会揶揄,废话也配谈艺术?因为,佩雷克把废话作为一种修辞,反复“滥用”,造成了艺术后果。“作者在上面的文本中辨认出的花饰和修辞点缀——确切地说,此处指变换反复和句子并列。”让我们重视全书的“索引”,它是小说的密码簿,揭示所有使用过的代码真相。其功能近于提示一个迟钝观众,相声的包袱;指给一个穷鬼,是什么奢侈品牌;暗示一个脸盲者,美女好看在哪里。不去看索引,没几个人会晓得他怎么折腾,那么佩雷克想必会失落。

这个至关重要的索引,顶得上整部小说。完全可以反向逆推,大胆阐释,索引就是全部主题,故事不过就是这个“修辞诡计大全”的实操,是风格的练习。甚至,我激进地认为,故事本身意义并不大,但这个故事能汇聚书写里的各种病症,意义就太大了。《庭院深处》就像一个“超级病人”,携带各种亚型和变异。这几页索引就是超长病历。佩雷克的意图是列举修辞的常态与病态。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几大类:错误、混乱、匮乏、赘生、矫揉造作和语音偏执狂。

至于,大量文字和修辞游戏到底给阅读带来娱乐还是烦躁,佩雷克从来不管不顾。我不喜欢那些吹捧佩雷克的文章,想必佩雷克也厌恶那些序言,他或许会说,“什么时候我的小说沦落到你们也来美言的地步了?”他的小说更适合躺在抽屉里,自娱自乐,发出自赏的笑声。其真正读者,从来只有自己。这目无读者的人呀!但我依然写下评论,源于向他投以某种“敌意”——他让普通读者忍受烦躁混乱,却使诸多“评论家”发出赞誉。这并非说明评论家这样的“物种”,比一般读者眼光高明多少,只是由于他们好读艰深,有种不俗的受虐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