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后的香港文学 ——以《香港文学》说开去
一
“九七”回归，香港的历史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种变化，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就已经开始了。1978年来中国进入新时期，1979年中美建交，特别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这三件事改变了香港的历史，香港的文化也随之改变。
1949年以后，香港文化的基本结构是美元文化、左翼文化及现代主义三分天下。20世纪70年代，深化为右翼文化、左翼文学和本土文化三个部分。70年代末期以来，这种结构被打破了。中美建交、冷战结束，意味着美元文化的结束，而随着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左翼文化逐渐成为主流。
20世纪80年代前后，香港的文艺期刊境况趋于恶化。黄傲云惊叹：“1984年底，香港的文学，又是否已经走向灭亡？1984年的结束，看起来像香港的文学或香港文学，已经结束。”香港的文学环境不好，纯文艺刊物不容易存活，这是一个老问题，但为什么会在进入8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刊物忽然出现集体崩盘？这其中自有历史原因。香港的历史发生了转折，既往的文化格局也出现了变化。徐速的《当代文艺》在1979年结束，刊物《海洋文艺》在1980年中止，均并非偶然；作家阮朗和徐速于1981年去世，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香港回归祖国指日可待，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1985年《香港文学》创刊，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香港文学》没有延续从《文艺世界》到《海洋文艺》的传统思想，而是另起炉灶，总揽全局。《香港文学》是内地出资的，邀请刘以鬯任主编，即露出几分端倪。当时的社会形势出现变化，《香港文学》的任务变化成为团结香港各路作家，刘以鬯是香港文坛元老，适合于调停。《香港文学》的发刊词，第一强调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强调《香港文学》不是代表某个同人或党派，而是代表整个香港，第三强调香港文学可以在沟通中西、联络华文文学方面担当特殊作用。这三点，奠定了香港文学的发展方向。
其实早在1980年9月14日，《新晚报》就主办“香港文学三十年座谈会”，第一次将不同派别的文人聚集一堂，如黄思聘、徐速都有公开发言，“打破了左右翼文化人多年不公开交流的局面”。当然，这还只是一次座谈会。到了1985年，《香港文学》第一次有条件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这在香港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香港文学》一亮相就出人意料，上面居然出现了力匡、黄崖和慕容羽军等作家的名字，李英豪、戴天、叶维廉和杨际光等现代主义作家也赫然在列，这对于一个内地出资的刊物来说有点不可思议。这说明，《香港文学》已经与从前的刊物完全不一样了，在香港回归大势已定的情形下，它的任务不再是坚守某个派系，而是团结各方。1986年后，侣伦、何达、夏易、舒巷城等文人也陆续登上《香港文学》。
中年作家群也是兼收并蓄。60年代末期以后的香港诗坛，大致以《盘古》为先导，其后分化出“《大拇指》—《素叶》”派、“《诗风》—《诗网络》”派以及《海洋文艺》新左翼作家三种主要派别，代表着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及写实主义三种不同风格。不出意料的是，《香港文学》将这三派的作家，都集中到《香港文学》这个阵地上了。
二
“九七”之后，《香港文学》主编由陶然担任（2000年第9期，总189期），他保持了刘以鬯所建立的综合传统。2018年，周洁茹继任《香港文学》总编，继续坚持了刘以鬯和陶然的编辑理念。“九七”之后，老作家陆续退出文坛，中年作家担当大任，最活跃的是新生代作家。周洁茹主编期间，则已经开始推出“90后”甚至“00后”作家，说明香港文学后继有人。
在前辈作家中，昆南在“九七”后依然表现不凡。昆南是50年代以来香港现代主义运动元老，他在1963年《好望角》停刊后退出了文坛。《香港文学》创刊后，特别是陶然接编后，昆南复出，发表了大量作品。昆南复出后，小说多于诗歌，文风激烈，语言的混杂也一如既往。不过他在文风上的变化也相当明显，后来主要表现个人历史与情欲的错置。
中年作家中，西西是最具生产能力的。西西1979年出版的《我城》，已经成为香港的象征。1979年和1980年，她创办的素叶出版社和《素叶文学》杂志，成为香港本土文学的主要阵地。其实，在《香港文学》初创的时候，西西就积极发表各种文类，也深得刘以鬯欣赏。没想到，1995—1996年发生了刘以鬯批评艺展局资助西西《飞毡》的事件，导致西西不再给《香港文学》写稿。但2000年后，陶然接编《香港文学》，西西又开始创作大量不同类型的作品。除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外，西西还出版了《飞毡》《我的乔治亚》《缝熊志》，2019年她更是出版“天工开物”式长篇小说《钦天监》，并获得“花踪文学奖”等各种奖项。
1997年之后，香港文坛最活跃的无疑是香港新生代优秀作家，当然他们今天已经不再年轻了。新生代没有什么历史包袱，他们致力于文学革新，创造了香港文学的先锋姿态，这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董启章和葛亮。
董启章是香港文学最有影响力的年轻作家之一，他前期以《永盛街兴衰史》（1995）和《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1997）出名。后来很多小说都先在《香港文学》发表，如《体育时期》《天工开物》等。他已经走出了以人物和故事为主的传统小说世界，而是从人走向物，以物体指涉历史，以文字的象征系统对抗经验现实。
葛亮系新的内地南来作家，他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2000年去香港继续深造，博士毕业留在香港工作。2005年10月，他以《黑白套印的城》第一次登上《香港文学》，此后他把写香港的小说编成了小说集《浣熊》。葛亮观察香港的视角，聚集在“新香港人”的身上，作者关心这些外来者如何在香港落脚，如何融入这个城市。葛亮写香港的小说，精练而典雅，应该受到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及当代侦探小说的影响。不过，葛亮真正的力作，却仍然是写内地的。他的长篇小说《北鸢》一枝独秀，获得诸多殊荣。这也说明，香港的南来作家与本土作家的关注仍有差别。
当然，香港也有不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的作家，其中较有成绩的有陈冠中和黄碧云。陈冠中在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虽然从70年代开始创作，1978年出版《太阳膏的梦》，但正式大量生产小说却是“九七”后的事情，“香港三部曲”的后两部《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分别出版于1999年与2003年。陈冠中笔下的香港，体现出更多元的面貌。《太阳膏的梦》中宋家聪表现出颓废的波希米亚精神，后两部小说则分别体现出专业经理人跨国的时空和杂交文化。
黄碧云早年以《失城》出名，后来她希望为香港写史。小说《烈女图》以“我婆”“我母”“你”三代女性的家世，作为香港历史的隐喻。《烈佬传》则试图替底层发言，小说刻意减低故事性，然而却突出物质性，不厌其烦地详细描绘香港的地名、街道、器物、用具、风俗等等。在语言上，《烈佬传》继承了高雄的三及第写作传统，白话与粤语的结合，阅读不易然而真实。《烈佬传》在2014年获得“红楼梦奖”，名噪一时。
除香港本土作家及南来作家之外，海外华人作家也常常在香港发表作品。刘以鬯主编期间，《香港文学》就刊登了多种海外华文文学的专辑。“九七”之后，情况有所不同，香港作家从50年代开始就“出口”海外，他们转化了身份，但他们持续在香港发表作品，成为了香港文坛的一个特殊部分，其中有叶维廉、杨际光、卢因、陈浩泉、蓬草、绿骑士、黎翠华、梁羽生等。此后，大量活跃作家都愿意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林海音、王鼎钧、非马、张翎、赵淑侠、朵拉、苏炜、喻丽清、聂华苓、洛夫、尤今、刘荒田、黎紫书、张错、钟怡文、痖弦、陈谦、骆以军、许世旭、章平、袁霓等人分别在《香港文学》上出过专辑。
香港原是英国殖民统治地区，外来文化主要体现为盎格鲁萨克森文化，海外华文文学带来了世界各地文化，使得香港文学的文化混合更加繁复，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交错形态，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三
还需要提到的是，“九七”后的香港文学研究也成绩斐然。刘以鬯深具文学史意识，自执掌《香港文学》以来，刘以鬯就有意识地约请过去香港报刊的主持者回顾历史，也约请专家进行报刊和文学史研究，其规模之大，堪称前所未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香港文学》开始，香港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才真正开始建立。
就研究而言，内地学者撰写了不少《香港文学史》，但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至“九七”达到高潮。与此同时，香港本地却一直未能出现一部香港文学史。看起来，香港本地的香港文学研究似乎较内地落后，其实不然。香港之所以没有出现香港文学史，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觉得资料积累还不够，火候未到。在内地学者大量撰写《香港文学史》的时候，香港学者一直在默默进行基础资料积累。“九七”之后，这些资料逐渐面世，显露峥嵘。这其中较具贡献的，是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主编的一系列“资料选”“作品选”和“年表”，包括《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1998）、《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98）、《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1999）、《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1945—1949）》（1999）、《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2000）等。卢玮銮等还大量整理了香港文学报刊，促成了“香港文学资料库”，使得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原文及目录面世。这些基础工作，无疑是研究香港文学史的必要准备。
引人瞩目的是近年面世的由陈国球教授主编的12卷《香港文学大系》，这套“大系”在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初步完成了对于香港文学史整理和定位。陈国球对于香港文学史的建构，与各种中国新文学大系都有所不同。除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史料卷以外，多出了“通俗文学卷”和“旧体文学卷”，少了“文学论争卷”，这是很让人瞩目的现象。由于殖民地香港的历史独特性，在香港中文文学中，新文学与旧文学兼容，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并行，其间并无根本性矛盾，也无争议冲突，这是香港文学有“旧体文学卷”和“通俗文学卷”而无“文学论争卷”的原因。内地学者简单套用中国新文学史模式，必然产生盲点。
随着香港的回归，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新时期以来，香港电影和音乐在内地风生水起，在文学上除了金庸小说有较多读者外，交流却不多。这种状况正在改变，近年来内地开始关注出版香港文学作品。2010年，作家出版社与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分别推出董启章的代表作《体育时期》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2016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西西系列”——《飞毡》《手卷》《胡子有脸》等。202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哨鹿》《我的乔治亚》。2017年7月，花城出版社接力推出“香港文学新动力”丛书。香港文学作品，逐步被内地读者所熟悉。当然，这一点做得还远远不够。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从此香港正式纳入粤港澳大湾区，香港与内地的交流，从此得到进一步加强。2019年6月24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在广州开幕，主题为“湾区花正开”。香港与内地及澳门原来就是一体的，属于粤文化的一个部分。据《小说星期刊》，20世纪20年代广州、香港和澳门之间文化交流甚多，关炽在《天涯吟社诗序》中曾描绘过诗人“出澳入港，虎啸风冽，龙起云从”的场景，由此可见，当年三地之间文人唱和盛极一时。如今，粤港澳三地文化融合前景可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