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持续写作的动力
我在中年以后，又突然对诗歌写作产生了兴趣。确切地说，是有了较前更加强烈的写作冲动。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诗歌写作在单位时间中，是一个有排他性的事情，就是说，当你进入到一种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时，意味着你必须专注此事，那么其他形式的写作就要让路，就要停顿或者被压抑。
中年之后，一般来说诗歌写作并非是非要不可的事情，因为经验世界的日益复杂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实现传达。比如我可以用“春梦六解”那样的方式，来抒放我的一些想法。但为什么还要选择诗歌呢？这是因为，诗可以更具有弹性地表达那些不确定的东西，而且它是直接的表达，是对自己的主体世界的一种直接实现，而不是借酒浇愁，或简单地转化为另外一些不良情绪。它可以实现直接的自我塑造，用“不讲理”的方式。这就是诗歌之于我的吸引力。
我越来越感觉到，诗歌是“本我”与“超我”的斗争，而不是“自我”的言说。在诗歌中，自我是比较无趣的，但写作者可以化身为上帝，也可以化身为梅菲斯特，或者同时“分身”为二者，这样就有戏了。上帝和魔鬼不断地变换视角，实现不同位置的观察，不同立场的表达，他们可以对话、互动、对抗或违拗，如此戏剧性和层次感就出来了。过去我读《浮士德》的时候，虽然有一些感受，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深切地感受到诗人原动力和元命题的所在。
《浮士德》是迄今为止，人类在揭示主体思想构造方面最伟大的作品，和但丁的《神曲》一样，它是最高级的人类精神世界的象征图景，这当然与其希腊传统、希伯来传统的复杂与丰富有关。但作为个体创造的作品，它的丰富性，源自创造者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张开，那么这个张开的动力，一个是源自上帝，一个则是源自魔鬼。或者说，一个是源自根本的善和理性，一个则是源自更加广泛的恶与本能。没有这两者的对话与斗争，还有互容与和解，人性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隐喻和解释。这就是歌德写作的秘密，也是一切伟大精神活动的秘密所在。
海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即想清楚了诗歌是“作为人类主体力量突入原始世界的一次性诗歌行动”，这些至今我们还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我总算想清楚了，诗歌是主体世界中的不同角色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持续发现自我的精神构造和秘密，可以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处理，在完成宣泄、表达的同时，实现自我的反思、慰藉，对生命的悲悯，对自我的救赎。甚至完成自己作为社会角色的一种实现，像海子那样成为文化英雄，像韩波（兰波）那样成为“诗歌烈士”，或是像于坚所说，成为“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的人（记得他好像说过，这是歌德的一句话，但我始终没有找到出处，就想，这其实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
我的诗歌写作显然没有那些巨大的志向，但有一点，我坚信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必须在诗歌中表达正义的思想与情绪，表达对于不良现象的讥刺，对于庸俗与恶的讽喻，对于美善和弱者的守护。假定我们要以诗歌参与社会历史的进程，我不相信诗歌只表现个体经验而不传递正义。因为要知道，只要诗还是“诗”（言+寺），那么它在根本意义上，仍然是类似诸神的终极形象，是它们所代表的绝对价值的幻形表现。
但它可以是以极渺小的形式出现：以一只蚂蚁、一只飞蛾、一只萤火虫、一只迷途的羔羊为载体，或者视角。某种意义上，表达弱者的意志，就是正义本身的应有之义。
回到“中年写作”。中年写作不是中年的自恋、中年的衰退和腐朽的体认与贩卖，而是要抵达的一种生命处境，一种思的能量与深度。它要抵达一种可以辩证和对话的，可以自省和自我批判的，可以实现上帝与梅菲斯特的精彩对话的写作。
当然，中年写作还意味着，诗歌同时也有能力深入到历史，以及主体对于历史的参与。这是中年所特有的一种境地和境界。因为一个中年主体所经历的已足够多，他对于世界和历史的看法也足够清晰了，因为就更不有所懈怠和辜负。
这大约就是本届活动的主题了——“时代精神”。当年黑格尔发明这个词语的时候，是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说的，他认为历史本身有一种活体的、符合理性精神的、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的、可以构成对于旧世界的摧枯拉朽的态势的意志，他将之叫作时代精神。但他没有想到这样的词语也非常容易被固化，而今我们会经常面临这样一种难解的固化。
但不管怎么说，理想的写作，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能够实现对于公共经验和个体经验的双重的认知、命名与分析的写作，是这样的主体力量在诗歌形象中的有效还原。
2020年7月
[本文是参加诗刊社“第十一届‘青春回眸’诗会”（2020年7月，承德兴隆）的发言。收入《镜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