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过去的一切凝固下来——关于诗歌写作这件事
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一句名言，大约是说，所谓诗歌就是让某个流动的瞬间在语言中凝固下来，变成连续的现在。是不是原话，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应该不错。愈是到了中年，愈是感到这话有道理，越是说出了写作的真谛。
然而要想记下生活中的每一刻，并且使之产生意义，是不容易的。并非每个片段的瞬间都值得记下来，每个瞬间都能够产生出意义。因为人都有弱点，都有过度关注自己，而不关注他人的毛病。这个弱点在希腊神话中，化身为了一个名叫那喀索斯的少年。那喀索斯对世界毫无感觉，只关心自己的容貌，他虽然生的俊美，但在自恋中不能自拔，最终变成了一株漂亮而柔弱的水仙。
我很想记下生活中的每一刻，让它们凝固成永存的话语，但对于那喀索斯式的认知，也怀着不得已的警惕。所以，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务必要诉诸转化，不要成为一个语言的专横者，习惯上的自我中心主义者。那样写下的东西不止是没有意义，连趣味也不会有太多。
没别的办法，只有将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化，使其与历史、与前人，与现实、与他人的共同处境建立联系。即使不能成为公共性的经验，也要尽力能够让别人有可以进入的暗门。也就是说，要设法在自己的诗歌里建立一个“隐性的他者”，让自己成为与别人一样的人，而不只是自己。
这句话假如换成更经典的说法，就是希望使自己的诗歌能够成为别人的知音。极端一点说，就像是海子的诗歌理想，“使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代人”。这自然很难，但却应该成为一个写作的人的抱负——成不成是能力问题，想不想则是态度问题。
这里就有一个“处理现实”的问题。现实很复杂，也难以把定，需要我们学习尝试将现实的某些场景和感受，予以公共性的赋形。这个过程中，敏感性和洞察力很重要，而人文主义的看法亦非常关键。假如没有一个诗人的独立看法，则某个强行嵌入的概念之物，就会使写作变得面目可憎。所以，坚持个体的立场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
而且，“现实”其实也就是一些能够产生意义的片刻，某些可以让人思考的细节景致，如“秧歌队”中的某些动作，如公园里跑步的健身者与迷惘的掉队者之间的差别，还有《噩梦》中侵入他人隐私的暴力情绪等等，都可能或多或少地触及到现实中的某些情境。“现实”在诗中可以是很复杂的，也可以是很单纯的，惟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必须“有效”——可以敏感地指涉某些东西，某些可以唤起读者共同的体验和感受的东西。
正如艾青在诗歌中首次使用了“钢铁的城市”，“手推车”和“北方”这样的词语，海子在诗歌中划亮了“麦地”、“天鹅”、“雪山”和“村庄”，欧阳江河在诗中重置了“手枪”、“玻璃”、 “广场”和“凤凰”，西川在诗中重新处理了“蝙蝠”、“鹰”和“小老儿”，王家新也曾在诗中嵌入了“木柴”、“雪”和“俄罗斯”，我也希望能够处理一些虽然渺小，却也有潜在价值和可能的当代感的词语、事物和现象。
另一种情况是深入到人的“无意识”。无意识是非常个体性的东西，但也具有公共性的可能。当代性的写作，我以为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要能够触及读者广泛的无意识经验，惟有如此才能够深入人心。不过，要想使无意识书写产生出更多意义，就要让这些看起来无目的的东西，产生出现实、历史或者人性的向力。笔者的《海鸥》一首，或许是一个例子：一方面，它是我个人的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个不无荒诞的梦境；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也是历经过1980年代的热爱诗歌写作的人一个共同的梦境，一个代际性的伤疤。
言不及义，想说的似乎还有很多，但想过之后，又感到不如少说。因为对于写作来说，问题通常就是一个辩证法，少就是多。
2021年5月8日深夜，北京清河居
（本文是为2021年的组诗《一阵风让空气有了身孕》所写的创作谈，收入《镜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