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母亲打电话来了。手机来电显示两个字：母亲。

我一接听就知道，母亲又有了着急。她说，她在手机视频里看到了某个儿女某个孙儿某个重孙，就是看不到我。她接不到我的视频电话，担心我有什么不想让她看到。我连忙掐断通话，紧接着拨通她的手机视频，我们立即就相见了。

她是五个儿女的母亲。如今，她的长子已经年逾六十，幼子已经年满五十。而我，她的次子，已经临近退休。我们兄弟三人早已定居成都，如今大妹退休后也来了。父亲已经离世，二妹留在乡下老家服侍母亲。

我回老家去，看到的是母亲忙出忙进的身影，而此刻，阳光照进了老家的窗户，我只看到了她红润的面颊。视频总会失真，我有些拿不准，她是又瘦了一些，还是我们那些叮嘱起了一点作用，她的饭量有所增加，她已经胖了一些。

母亲的视力和听力都好得很，她看着我，往往不等我一句话说完，就把话接了过去。我们的平安和健康都在视频上明摆着，她看见了我身后的书橱，我看见了她面前的阳光。她已经没有了着急，我就想起哪儿说哪儿，又一次问起她的饭量，并又一次动员她到成都来生活。

母亲已经八十三岁。她也又一次对我说，不要管我，你们各自要紧。

母亲说话，既清晰又流利。尤其是她那脆亮的声音，从没有一点苍老的迹象。因此，我时常生出一个错觉，她的年岁还停留在从前，而她的福气都汇聚在当下。我相信，凭着她的能力和意志，她能够做到和她的儿女们一起慢慢变老。

但是，我从此有了一份影像的现实，有了一个隔空的面对。母亲满脸的皱纹，就写在手机视频的小方块里，我并不能凭此理出一个头绪。我只有相信，她的某一道皱纹里，一定藏着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并且一定还是她娘家那一方的口音。

母亲的娘家和婆家，相隔一百公里。娘家那一边叫河西，婆家那一边叫河东，两边的口音差别很大。河，就是嘉陵江。她要回一趟娘家，起先是步行，后来可以坐卡车走一段，再后来是坐客车，并且少不了坐船。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个靠木船过河的地方才架起了一座桥。

当然，每一回，都有父亲同行。

我小时候去看外爷外婆，听见他们把我的父亲叫“马先生”。他们如此尊重文化人，或许和房后山上的“寻乐书岩”有关。那是晚清年间由乡儒主持开凿的一个洞窟，在此兴办义学，并在石壁上留下了许多诗文、书法和绘画。这个文化留存，至少显示出当地重文重教的传统。外爷外婆却因为家境不好，只能让他们的小女儿读了三年小学。后来，母亲在村里教幼儿园，她本有一个去油田当工人的机会，最终没有去成，其原因是，“马先生”被派到了河西任公办教师，经人介绍已经和她订婚。我们能够听出来，她并没有后悔嫁给“马先生”。他们成家了，却因为先生原地未动，她还一时不能过河，也就是过门。

哥哥和我在河西出生。我满四个月的时候，因为当时户籍管理的要求，母亲带着我，由她的姐姐护送，开始了一场困难重重的迁徙。父亲当时还继续在河西教书，年幼的哥哥也只好暂留外爷外婆家。夏日炎炎，一行大小三人，过河，住店，在路上步行三日。终于，母亲带着她的河西口音，到了河东。

婆家早已分家。祖父在三十年前就已离世，伯父是一家，祖母和父亲是一家。很快，父亲调到了离家十多公里的学校任教，哥哥也回家来，两口之家由此升级为五口之家。

我一边成长一边见证，祖母和母亲的婆媳关系堪称典范。祖母一双小脚，一字不识，却能在各个方面表现出隐忍和包容。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既定的缘分，还是一个后来的磨合。我却宁愿相信，祖母不凡的经历让母亲受到了感化，而母亲那一口出众的表达，也让祖母增长了见闻。我能够想象得到，她们婆媳之间的第一场对话，是隔着两条河的一个交流，结果却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母亲的口音必然向祖母靠了过去，而不是相反。她们都知道，入乡随俗，首要的就是口音被当地同化。

我的老家既偏僻又闭塞，那里的人们却在当年将自己的口音视为正统，对外地口音一概排斥。在我成长起来的最初时光里，母亲大概已经清除掉了好听的河西口音，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是用河东口音在说话。

口音，从一方水土生长出来，却很难连根拔除。母亲的口音里残存的那一星半点河西，却也让她在当年受了不少委屈。她识文断字，又嫁给了一个教书先生，这就与农业生产劳动有了一定的对立，因为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文化”，已经走到了“劳力”的反面。她是人民公社社员，外地口音好像也成了对她工分评定的负面因素，因为话不同腔，可能也会影响到劳力的一致。

母亲在旧社会出生，却也有一份幸运，就是那时候女性已经不再裹脚。她大概从婆婆裹脚的故事中获得了一份力量，从而把自己的外地口音紧紧裹死，然后，迅速在当地口音的新路上磕磕绊绊走起来，在一方陌生的土地上留下了踩稳踩实的脚印。

她却坚守住了她声音里的那一份脆亮，没有商量，一字不改。

母亲说话好听，也包括她说话生动。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不知她那么好的表达从何而来。比如，日子还长得牵藤呢。比如，变了泥鳅哪还怕泥巴糊眼睛呢。比如，人说黄连苦，我比黄连苦十分。比如，麻线总是从细处断。

单说麻线，母亲就有充分的发言权。她为我们做过的布鞋，并不会排列出多长一段路，但是，要是把她扎鞋底的麻线连接起来，那条路就不知有多长了。

手工做一双布鞋，有着一条流水线，除了麻线，还需要笋壳、旧布、新布、糨糊、线等材料，以及剪刀、顶针、针等工具。

笋壳用来量脚的尺寸，然后剪成鞋样。我们要穿新鞋的脚最初都会踩在笋壳上，由母亲蹲下来把脚印原封原样画下来。但是，那画出来的只是一个理论，实际的鞋样取决于母亲对儿女成长的估算，多剪出半指或者一指。我们的个子和脚都在成长，要是没有那个预留，新鞋有可能刚做好就穿不进去。

旧布用糨糊粘贴，一层一层叠成鞋底。新布和线用来做鞋帮。

麻线是重中之重，在膝盖上一根一根搓出来。

种麻、沤麻、打麻，那些乱麻一样的流程就不说了。

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出工，一般要到了晚上才有时间为我们做鞋。那个流水线上最难也最长的一道工序，便是扎鞋底。煤油灯偎在面前，她坐在一团微弱的光亮里，穿上了麻线的针需要先在头发里轻划一下，然后便紧贴着上一针扎下去。针扎下时可以依靠戴在手指上的顶针，但它从厚厚的鞋底冒出来后，就没有什么工具帮忙了，手上怎么用力都会无济于事，只得用牙把它拔出来。

针在头发里划那一下，就是为了让它沾沾微汗，或会润滑一点。

祖母也为我们做鞋，扎鞋底的动作与她的儿媳一模一样，与天底下的母亲们一模一样。

小时候，我在夜里一觉醒来，总能听见拉麻线的呼呼声。那中间有着一个个停顿，那是需要用力把针脚拉出一个凹坑，再把针穿回去。我的记忆里却有着没有停歇的呼呼声，祖母刚刚拉出一针，母亲紧跟着接上了。北风从房背上掠过，呼呼声就有了混淆，脚底就有了新鞋一般的暖意升起来，让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听见麻线也在说话。那牵连不断的声音，好像一直说到了鸡叫二遍。

另有一种美妙的声音，从蚕房里发出来。

生产队的蚕房和我们家只有一墙之隔。给蚕撒桑叶的沙沙声，蚕吃桑叶的沙沙声，轻微而弱小。我要是还在做梦，就是隔着墙也能听到。

从我有记忆起，母亲就一直为生产队养蚕。养蚕需要专业知识，什么“大眠”“二眠”，她都懂，我至今不懂。我只知道，苍蝇和老鼠都是蚕的敌人，不能让它们进了蚕房。

蚕房是生产队重地，里里外外都会牵扯到公家。它为我带来的那一系列快乐，没有一样不在禁止之列，却都在母亲眼皮底下一一发生。比如，我溜进蚕房，爬上木制蚕架最高一格，伸手摸一摸房顶上的瓦。比如，我从蚕房里滚出一张簸箕，搭在院坝里，然后四仰八叉睡在里面，一边听着有线广播，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

蚕房里的宁静，好像让母亲的声音平添了几分平和。

社员们又在堰塘里洗簸箕了，那就是又要养蚕了。

湿漉漉的簸箕搬回来，丛在院坝里，晒干或者晾干。它们平日里都在蚕架上平躺着，那会儿却靠着互相支撑站立起来，组成了簸箕的丛林或者迷宫，又好像是为我和玩伴们搭建了一个藏猫猫的专门场所。

母亲给我们下了命令，不准到簸箕下面去。那是因为，一不小心，簸箕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集体倒下。结果就可能是，社员们还得把簸箕再洗一次。

猫却钻进去了。猫可以进去，我为什么不能进去？猫是偷偷溜进去的，那我学猫好了。我潜伏丛林，闯荡迷宫，簸箕都屹立不倒。它们集体默不作声，保护着我的铤而走险。

簸箕全部回到了蚕房，然后，里面住满了蚕。

蚕在簸箕里斯文地啃着桑叶，最终长成胖大个儿。这时候，该打草龙了。

草龙需要两种草，谷草和麦草。准确地说，它需要谷草的柔软与麦草的硬朗。谷草搓成了长长的草绳，麦草切成了短短的草段。两股草绳紧挨着，两头分别由人拽牢绷紧，然后贴着地面，另由一人把草段整齐而均匀地排列在草绳中间，再从头按定。草绳的一头已经拴在了一把镰刀或一个专用的摇柄上，在一双手里旋转起来，而按着草段的一双手不断向后松开。刹那间，扭动的草绳缠绕起来，带动放松的草段一跃而起，在地上滚动成了蓬松的草的圆柱体。

打草龙是一项集体劳动，顶多需要三个人。母亲一直是这项劳动的总指挥，那时候，她的声音反倒比平时要低一些。

一条条草龙盘进了一张张簸箕。这时候，该拣老蚕了。

蚕一旦老了，便不再吃桑叶。大人把它挑出来，借着光亮照一照，能看出它通体透亮。老蚕上了草龙，就等着它们吐丝作茧了。

草龙上的茧子，已经白晃晃一片。这时候，该摘茧子了。

从领回蚕纸到把茧子卖给茧站，各个环节都要母亲一人操心。养蚕其实是一件危险的工作，最容易出事，受到污染或是集体中毒。但是，母亲在生产队里年年养蚕，她的责任心保证着一直平安无事。

养蚕属于季节性劳动，春秋各一次，加起来只有两三个月。我们一家人所需要的工分，全靠母亲一个人去挣，仅靠养蚕是远远不够的。她离开蚕房，就得立即回到土地上去。

母亲做农活就像扎鞋底一样，也有一股狠劲。一方面，她好强的个性不愿向人示弱，另一方面，她不能给人一个只能做养蚕这样轻巧工作的印象，不能给人一个低评工分的口实。

春天来了，快栽秧了，各家各户牛圈里的牛粪要提前背到田里去做肥料。我在田埂上放牛，看见母亲背着牛粪过来了。她已经脱掉了鞋，也已经挽起了裤脚，一直埋着头，一步一步向前走。她在田埂上站下了，匀一匀气，再试探着下田。她每向前移动一步，田里的水都会发出惊讶的响声。她眼看就要连人带背篼栽倒在田里，却好像知道我正心疼地看着她，终于以一个坚决的姿态站稳，向水中自己的倒影鞠了一躬，发出一声喊，再让牛粪倾倒下田。

夏天刚刚到来，就该打麦子了。母亲在头上扎一张帕子，扛着连枷走上了生产队的晒场。女社员两排相对打麦子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连续不断的炮弹一样。晒场已经被麦芒的粉尘所笼罩，我站在边上一一辨认，认不出我们家的那一张帕子，也就认不出哪一个是我的母亲。我喊了一声“妈”，一排连枷给了我一个整整齐齐的回答。我却听见了，那里面就有母亲的声音。

秋天连续下雨，叫“令雨”。哪怕是下刀子，谷子和红苕这些口粮都得从田里地里盘回来。谷子就不说了，光是红苕，就包括挖红苕、摸红苕和分红苕。我们生产队的泥土黏性大，挖出来的红苕不能和泥土自动分离，还得靠人的双手去“摸”。挖红苕和摸红苕以家庭为单位完成，却又不是谁挖出来的红苕就分配给谁，而是靠干部从兜里摸出刻有名字的竹牌。一个下雨天，我也去摸红苕了，哪怕一个红苕没摸干净，母亲都要让我返工。红苕没摸干净，就会让人多分了稀泥而少分了口粮，何况，那竹牌摸出来或许就是你自己。天已经黑了，我们家挖的红苕已经分给了别人家，母亲领着我跟在一秆秤和一盏马灯后面，直到母亲的名字终于被喊出来。我举着马灯，为背着红苕的母亲照亮。一路上，母亲的影子一直摇摇晃晃，但她一声未吭，只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泥泞里的脚步声。

冬天就是下霜下雪，社员也没有一个歇息的时候，甚至天不亮就要出早工。母亲就是想称病请个假都不行，又带着头一天的腰酸背痛，背着背篼背土去了。北风割面，白霜刺骨，我们都盼望着她早点收工。母亲终于回家来了，已经冻得牙齿发抖，但是，我们捡回来的那点可怜的柴还要用来喂灶孔，她舍不得点一堆柴火烤一烤。祖母叫我抱来一堆谷草，刚刚燃起的一团火转眼间就成了一堆死灰。但是，那一团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灭的亮光，存下了母亲刹那间由寒转暖的声音。

一年四季，母亲刚放下背篼，又需要背起背架子。谷子、麦子、苞谷、红苕等等口粮，谷草、麦草、苞谷秆和红苕藤等等牲口饲料或燃料，都需要背回家。还有打米，也需要背来背去。母亲个子不高，瘦弱而单薄，哪怕她背的是谷草，我都不敢喊她，因为她答应一声，也会耗掉她不少力气。

母亲不愿落人之后，可是，她无论怎样发狠，凭着一己之力，都不能挣回人口渐增的一个农家所需要的工分。补社，让她的声音渐渐起了一些变化。

一个农家劳动一年，分不到一分钱不说，还得给生产队倒贴，补交一笔钱，这就是当年农村的补社。自家劳力不够，就得向劳力多的家庭买粮，那样的分配方式本也公平。事实上，不用生产队结算，母亲自己心里就有一本账。一年所吃的苦不能换来一分钱红利，而人家分的那些钞票里就有她养蚕卖茧子所得，让她的声音少了几分静气，却多出来几分硬气。

她亮开了嗓门说，你们吃的是你们爸爸挣下的饭，你们吃的是我和你们婆婆挣下的饭！

我们家的一日三餐，大都由祖母负责。祖母的手紧得很，她要确保一家人翻过青黄不接那一道坎。母亲做的饭菜在方圆左近是出名的好，她看着我们馋的样子，心里实在不忍了，就会让我们吃到她亲手做的饭菜。上了桌子，她自己却不肯动一筷子，就是祖母给她挑进碗里都不行。

我闻到家里在煎猪油了，急忙跑回去，守着灶头，望着母亲。母亲用筷子夹起一个油渣，并不是马上就喂进我的嘴里，而是先放到她自己嘴边轻轻吹一吹。结果，油渣在我嘴里和口水相遇，还是爆出了清脆的炸裂声。母亲并不会让我吃了独食，因为她还有孩子正在回家的路上。

母亲在家的日子，都是好日子。但是，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天晴下雨，我都在劳动的人群中寻找母亲。家里已经做好了饭，我会跑到母亲栽秧的地方，等着她从水田里直起腰。或者，我会在放学路上拐一个弯，跑到母亲铲草皮的地方，等着她把锄头扛上肩。铲草皮，就是把草本植被连根铲除做肥料。我等上母亲，走在她的前面或者后面。我终于懂一点事了，把她的锄头要过来扛到了自己肩上。我悄悄对母亲说，铲草皮是不对的，草都铲光了，牛到哪儿去吃草呢？

……

（节选，全文刊发于《广州文艺》2022年第6期）

马平，四川省苍溪县人，1962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山》《香车》《山谷芬芳》《塞影记》，小说集《热爱月亮》《小麦色的夏天》《双栅子街》《我看日出的地方 我在夜里说话》，中篇小说《高腔》和散文集《我的语文》等。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