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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学》2022年第8期 | 蔡晓安:耳洞
来源:《四川文学》2022年第8期 | 蔡晓安   2022年08月25日08:42

薛孃孃一碰到年轻人,老喜欢把人家耳朵扒开来往耳洞里瞧。而且这年轻人,还只选在二十岁上下,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但是,耳朵长在别人身上,也不是你想瞧就可以瞧的。所以很多时候,薛孃孃总是要想方设法才能如愿。比如,人家提条裤子过来,想把裤管收短点。薛孃孃把个裤管在手里东扯一下、西捏一下,说看你高高大大的,再短,就爬到裤腰上去了。年轻人有点害臊,说孃孃真会说笑,再不收短点,边都快踩没了。薛孃孃就朝年轻人脚底下瞟一眼,也不用卷尺量,操起把硕大的黑剪刀,用尖尖的头往裤管底部的线缝轻轻一挑,顺着再一挑……三下五除二,就把边开了。再将那剪刀齐裤管往上,在她自认为合适的位置,咔嚓咔嚓,圆圆的一圈,就剪掉了。待两条裤管齐整,才把边往里一收,送到缝纫机的针头下,脚在踏板上悠然自得地一阵踩,针头就如密集的雨点一样扎在裤管边上。

末了,薛孃孃把改好的裤子往年轻人面前一递,说好了,四块。

待年轻人正举着手机准备扫二维码,薛孃孃才突然说,别动,我看你耳朵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边说边起身,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命令口吻说,把头低一点。年轻人莫名其妙,还没想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已经乖乖地弯了弯腰,以便个头矮小的孃孃可以方便察看自己的耳朵。

薛孃孃只在年轻人右耳察看,东一扒,西一翻,然后很不好意思地说,孃孃人老了,眼神不好,看错了。

年轻人盯了她一眼,虽然心中有些狐疑,好像被戏弄了。但一看对方年纪,跟自己妈都差不多了,就不忍跟她计较,只说没事没事,把钱匆匆付了,赶紧像小偷一样溜走。

这一招,也不是每次都管用。碰到比较警惕的,薛孃孃喊他把头低一点,他会反问,为什么?薛孃孃说,我帮你看看你耳朵上有什么东西啊。他会说,有东西?我怎么没感觉?薛孃孃说,你眼睛又没长在耳朵上,当然看不见啊。他抬手就往自己耳朵上摸一把,说,我就说没有嘛。薛孃孃只能悻悻地望着他离开。但她还是会佯装嘀咕几声,缓解一下刚才尴尬的气氛,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事实上,到薛孃孃小摊上来修修补补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他们果真穿着有什么不适感,通常都是把旧的一扔,立马买新的,哪还用得着往小摊上跑,既不时尚又麻烦。薛孃孃的忠实顾客,通常都以女性为主,而且大都是中老年妇女,一句话,家庭主妇,才是薛孃孃赖以生存的根。但凡事总有例外,只要有年轻人来,只要来的是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孩,薛孃孃一定会想方设法,尽量不放过。

刚开始,人们也没太在意,总以为薛孃孃心好,又爱管闲事。看个耳朵呗,又不伤筋动骨,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慢慢地,次数有些多了,有人就不解了。她当然不是真要帮年轻人察看耳朵上有什么异物。那么,她到底想看什么呢?为什么每次抓住不放的,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而且还必须是男的?为什么她要看的,又只是年轻人的耳朵,还只是右耳?她对年轻人身体的其他部位,好像从来都没有产生过丝毫兴趣。

也有年纪比较大的好事者就挨挨擦擦到了薛孃孃的小摊前,先是大声武气地说,薛孃孃,我耳朵痒,你帮我看看吧。薛孃孃把眼一瞪,没好气地说,耳朵痒,找掏耳屎的去。我看有什么用!来人突然把喉头一紧,声音低得像苍蝇,耳朵却直接竖到了薛孃孃面前,还一边讪笑着说,你帮别人看得,为什么我的就看不得?难道,年纪大的男人,就不是男人?

说起来,薛孃孃的小摊也不算什么小摊,就是台十分老旧的缝纫机,从面上的颜色和划痕来看,少说也是二三十年前的老物件了。然后就是身后的两个纸箱。生意好,人多的时候,或者顾客有事比较着急,他们通常会选择先把衣物放在这里,等薛孃孃改好或补好,再找个空闲的时间过来取。这些先放在这里,还没有完工的衣物用一个纸箱,另一个,是专门用来放置已经改好或补好的衣物。薛孃孃要做的事,也不像二三十年前的裁缝那样精细。以前的裁缝主要是做新衣服,薛孃孃要做的,除了缝缝补补,其他基本上就没什么可做的。当然,她也做衣服,但她只做一个人的衣服。除了那个人,谁的衣服,她也没做过。

薛孃孃小摊的位置也摆得比较奇特。马路对面,就是柏杨湾市场。这个市场与新县城的其他市场都不同。其他市场,都在室内,都是正正规规的摊点,要给摊位费,要接受物业方面的管理。但这个柏杨湾市场不是。它就在露天。从六号路口,一直到白云路口,一公里左右的路途,把个一溜儿过去的门市前面的人行道,占得个水泄不通。看起来,根本不像二十一世纪的什么市场,完全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个乡镇赶集时候的样子。不同的是,那个时候乡镇赶集,不是一四七,就是二五八,或者三六九,隔几天,各乡各镇的人就聚集到一起,买这买那,或卖东卖西。现在的柏杨湾,则是天天人满为患,从不间断。什么市政、工商、公安等部门也曾整治过好几回,拉着长长的队伍过来,如临大敌一般。刚开始,也如秋风扫落叶。每一次,整治的人一到,人群就如同潮水一般散去。等整治的人一走,又如回水似的卷土重来。想想啊,那些人还有其他很多工作要干呢,又不可能像站岗放哨一样,天天把守在这里。所以,整治来整治去,柏杨湾依然是原来那个柏杨湾。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卖肉的、卖菜的各行其道,卖糖的、卖药的混杂其间,还有什么水果啊、核桃啊、鲜鱼啊……总之是,生活中该有的,市场上都有。

说薛孃孃小摊的位置摆得奇特,一是因为,它并不像其他摊贩那样,削尖了脑袋也要往市场里钻。市场上人多,生意自然就好。就好比长江里每年都有人在岸边“刷冤枉鱼”,因为江里的鱼实在太多了,不上鱼饵,照样能把各种各样的鱼“刷”上来。她只在市场的马路对面,一个相对清静的所在,沉着心,一年四季,片刻不停地踩着她老旧得快要散架的缝纫机。所以叫“一年四季,片刻不停”,是因为,薛孃孃从来没有假期,没有周末,没有寒假和暑假。换句话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春节那几天找不着她的人影儿,其他时候,只要是白天,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她都在那里。就好像,她知道你这个时候会过去找她一样。她就专等在那里。二来呢,当然是她摆摊的具体位置,确实出乎人意料。

薛孃孃的摊摆在哪里呢?

它就摆在派出所大门口。当然,也不是大门正中间。大门两边分立着粗壮浑圆的支柱。左边一根竖着某某派出所的牌子,右边挂的则是派出所党支部。薛孃孃的缝纫机,几乎就紧贴着“党支部”,差不多呈45度角,斜在那里。也就是说,进派出所办事,或从派出所门前的人行道上路过,看见薛孃孃,不是正对着他们,而是斜着身子,朝向东南方。薛孃孃之所以要以这样的角度呈现在人们面前,可能她也觉得,跟“党支部”完全紧贴在一起,被人看见,确实有碍观瞻。

特别是初次路过这里的人,都不能理解。堂堂派出所门口,怎么能允许这样的小摊小贩存在呢?

这是个问题。

但除了派出所几位上了年纪的人知道其中的原委,其他人,包括派出所新来的年轻干警,包括进进出出来派出所办事的人,包括周围的居民,当然也包括大马路上去一潮、来一潮的市井小民,刚开始,也就是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人明显异常地存在,就没有哪个来管一管?但时间一久,大家都习惯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要回到十七年前。

十七年前,薛孃孃还不叫薛孃孃。熟人家的小孩子见了她,只叫她薛阿姨。隔壁老王四十岁上下,每次见面,都喊她“小薛”。其实,小薛已然不小,都差不多三十出头了。但她面容姣好,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五六的样子。他们家就在城郊,是城市扩建中的占地移民。农村的地被征用,家没有了,他们两口子就带着刚满三岁的儿子,怀揣着征用款,到城里来谋生。

谁也没想到,到县城来还没有一个月,丈夫就失踪了。刚开始,小薛也没有把丈夫的“失踪”真正看作失踪。一个大男人,都三十好几了,好手好脚,没病没灾,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他是个性格外向的人,虽然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但总体来说,妻子贤惠,儿子乖巧,又有一身的好力气,在县城里随便做点什么,日子也不会太差,所以,他还不至于为一些小小的不如意想不开。如果说出什么其他意外,好像也不至于。现在的警察遍地都是,难道都是吃干饭的?果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消息怕早就传到耳朵里来了。小薛想不出丈夫去了哪里,但她就是不相信他会出事。一天,两天……一个星期过去,丈夫始终没回来。

小薛终于憋不住了。

她得去报警!

小薛带着儿子,到了派出所。现在我们知道了,小薛去的派出所,就是柏杨湾市场对面这个。

小薛和儿子都是第一次进派出所,都感觉很新鲜。但小薛是成年人,知道自己到派出所来是有事在身。她在跟警察说明情况的时候,儿子就在走廊上玩。她想,反正在派出所呢,都是好人,就算有坏人混进来,也不敢咋地,所以就放心地让儿子在走廊上东瞧瞧、西看看。儿子那个新鲜劲儿呀,别提有多大。他一会儿摸摸这里,一会儿摸摸那里,就好像,进了一座十分好玩的迷宫一样。

等小薛从警察办公室出来,到走廊上一看,儿子却不见了踪影!

小薛的儿子在派出所走丢了,怎么说,派出所也脱不了干系。这是小薛的逻辑。对派出所来说,一方面,他们觉得实在是太冤了。来派出所办事的人那么多,大家都各忙各的工作,不可能还专门派人来帮着盯小孩吧?大人是小孩的监护人,出了事,当然是大人自己的责任。可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动了些恻隐之心,不管怎么说,小孩就是在派出所走丢的。派出所是什么地方呀?是专门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地方呀。别说是从你这里走丢的,就是从别的地方走丢的,你也有责任、有义务帮忙找回来呀。

可那个时候,偏偏不像现在这样,屋里屋外,街头街尾,到处都是监控。那个时候,你跟人们说监控,就好比跟他说外语,他除了拿无辜的眼神望着你,怕是什么也听不懂。

没有监控,孩子的去向,怎么可能一下就能摸准呢?

派出所虽然也觉得内疚,但终归不是他们的错。他们除了同情,除了把又一桩失踪案立在那里,还能怎么办呢?

但作为孩子的母亲,小薛的想法却不同。

小薛想,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丈夫的事八字还没一撇呢,儿子又出事了。她在电视上看过,某某的孩子丢了,他的父母就背井离乡,满世界跑着去找孩子。有的找三五年,有的找十年二十年,有的找到了,有的一生终老也没有找到。如果,她觉得仅仅是如果,丈夫没有失踪的话,她也许会和丈夫一起,像那些父母一样,背起铺盖卷儿,把家里的房门一锁,像两条猎狗一样就出门了。

可是现在,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失踪了。你让她往哪个方向去找啊!

想来想去,正在绝望之际,她突然灵光一现,想到小时候学过的一个故事,叫“守株待兔”。守在树旁,等着兔子来撞死,这样的好事虽然不多,但总还是有的呀。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个故事出现呢?现在的她,也只能把死猫当活猫医了。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她也不能放弃,也要试一试。

所以,她就把缝纫机摆到了派出所门口。

这个决定,小薛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可谓一举四得:一,她天天在派出所门口,案情只要有一丝半点进展,她都会第一时间知晓;二呢,她每时每刻都在警察眼皮子底下,他们肯定会抓紧时间破案,不好意思拖延;第三,当然就是守株待兔一样的道理了,万一,孩子哪天想起他曾经从哪儿走丢的,自己又找回来了呢?出事时,他已经满三岁了,三岁的小孩子,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应该也有记忆了吧?最后一层考虑,最具现实意义,那就是,她可以一边等儿子的消息,一边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缝缝补补在生意这一行,虽然是小打小闹,但解决她一个人的温饱,也绰绰有余了。

刚开始,派出所也出来干涉,说这里是国家机关呢,你把缝纫机摆在这里,太影响形象了,赶紧换个地方吧。小薛说,国家机关?影响形象?国家机关的形象不就是要帮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吗?我的问题只能在这里解决。你们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形象自然就好了。下来说理的是个年轻警察,一听小薛这样说,歪了歪脑袋,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倒觉得,好像她说得也有些道理。但领导交办的任务得完成啊,正欲继续理论,不想小薛声音突然就大起来,吼吼的,像要吵架一样。小薛说,我儿子在你们楼里失踪的,我还没找你要人呢!你们不准摆在下面,我就把东西搬到楼里去。我天天都待在里面,等着你们把儿子还给我!

小薛一撒泼,年轻警察就只好皱了皱眉头,转身进了门。

后来派出所每换一任所长,都要派人下来跟小薛交涉,但最终,都只能偃旗息鼓,任由她在下面稳坐钓鱼台。她把话说得也够清楚明白了,她说,你们只要今天破案,把儿子还给我,我决不会拖到明天,立马就从你们眼前消失!想想也是,毕竟是做母亲的,她有这个权利要求尽快破案!

可是,十七年过去,案子一直没破。所以要把她过错行为的责任全算在她一个人身上,也确实有些不地道,更不人道。当然,历任所长之所以最终都选择对小薛——后来也不知哪天,逐渐就被人喊成了薛孃孃——睁只眼闭只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派出所在柏杨湾市场对面,门前的人行道本来就不宽,各种各样的车辆一来,停得满处都是。挤挤挨挨中,虽然小薛的摊是摆在门柱旁边,但不仔细看,还真没有几个会留意到。也就是说,她的存在是不应该,但影响相对微小。既然如此,也只好随她去了。现在不是讲警民和谐吗?那就让她“和谐”在那里吧。

薛孃孃喜欢扒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子耳洞看,这个癖好,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具体从哪天有的,没有人记得。都是些与己无关的小动作,谁有那个心思去专门记忆啊。别说旁人,就是薛孃孃自己,你问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这个癖好,她怕也说不出。

人们就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现了。

发现了,就不知不觉会关注。一关注,薛孃孃的癖好就不是她一个人的癖好,而是成了人们拿来喜乐的因由。薛孃孃明知周围人在笑话她,有些是明着笑,有些是偷着笑,反正都是个笑,她也习惯了。她并不会因为别人的笑,就收敛自己的行为。只要有看起来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子前来,她依然会想方设法去察看他的耳朵——严格来讲,是耳洞。因为她总是会扒开男子的耳朵朝里面看,里面,不是耳洞,又是什么呢?

薛孃孃在派出所门口时间久了,跟派出所的民警也慢慢熟了。知道内情的民警会时不时把家里需要缝补的衣物拿来,明着说是请她帮忙,实际上是照顾她的生意。也是,一个女人家,丈夫、儿子都失踪了,靠着这么点微薄的生计过活,谁的心不是肉长的,不同情、不心疼?那些不知道内情的,看着同事都把衣物拿给薛孃孃来整,就以为,肯定是薛孃孃手艺不错,那还犹豫什么?隔得这么近,当然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啰。就是说,这么多年下来,薛孃孃跟派出所的关系最后不但没有闹僵,反倒越来越热乎。特别是最近这一届班子上来,心更软了。所长在班子会上说,薛孃孃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晓得,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派出所多多少少还是有责任。所长的话大家都懂,十七年了,案子没破。如果能早点破案,儿子能早一天回到她身边,她也不至于在这里傻痴痴地等这么多年。所长说,所里反正需要一个打扫清洁卫生的,我看就让她来做吧。

所长是同情她,所以就想出这个办法来多照顾她一些。当然,还有另一个他没有说出口的原因——他是想通过这样的安排,来减轻一点藏于内心深处的自责。

薛孃孃感激涕零。特别让她想不到的,所里不但给了她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这个工作也不需要时时刻刻在所里待着,一天到晚,其实就是早晚各一次,把楼上楼下的楼道、走廊打扫干净就行。也就是说,除了做清洁卫生的时间,她那些缝补补的小生计,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不仅如此,所里居然还在一楼给她辟出一个小单间,名曰管理室。说是让她在做完清洁卫生以后,那些工具好有个放处,但其实薛孃孃心里明白,所里真正的意图,是方便她晚上把缝纫机等物件放在里面,免得像以前那样,直接靠外墙一挨,拿一块塑料布蒙着。万一小偷给偷走,或者不懂事的小孩子搞破坏,让她去哪儿买这一模一样的缝纫机呢?要知道,如今这个年代,这样的物件早就成古董了。即便不丢、不坏,被几场大雨一淋、天长日久被风吹,烂得也快。

总之是,薛孃孃心里对派出所,真是充满了无尽的感激。这感激,也渐渐冲淡了她心中的怨气。这个时候,她心里就跟明镜似的。她相信,警察也希望能快点破案,搞清楚丈夫和儿子的去处。现在找不到他们,不是警察不想找,是实在没办法找到呢。

那天,天气有些阴,相比于前几天,又有些冷。生意不太好,一个上午快完了,也没几个人过来。薛孃孃有些泄气,一泄气就有点打瞌睡。心道,这精神,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啊。正要起身醒醒神,然后开始为那个人做衣服。她做衣服,总是挑这样的空闲时间。

人一闲下来,她就要做衣服,但只为那一个人做。这是十几年来,她雷打不动的习惯。

就见派出所门口突然跑出来一个人。再仔细一瞅,原来是民警小甘。小甘上气不接下气,一路跑到薛孃孃面前。薛孃孃心想,从里面跑出来,也没几步路啊,都这么气喘吁吁的,想必有特别紧要的事,不然不至于跑这么急。

小甘到了近前,十分急促地说,薛孃孃快跟我来,所长叫你快上去!

薛孃孃不知道为什么所长会叫她。她在派出所门口待了十几年,从来没有所长叫过她。但她也管不了那么多,既然所长在叫,那就跟着小甘上去就是。什么事,见了所长,自然就明白了。

到了所长办公室。所长本来坐着,这会儿立即起身,十分热情地招呼,薛孃孃,您先坐。薛孃孃说,所长,有什么事,只管说好了。今天生意不好,我还想到下面去多守会儿呢。所长面带微笑,说是有点事,但我们慢慢说,不急。所长毕竟是领导,薛孃孃不好再催。那就先坐下来,看看所长到底要说什么事吧。

所长说,我们刚打掉了一个传销团伙。

薛孃孃眉头一皱,心想,你们打掉传销团伙,关我什么事呢?我又不是你什么领导,也不需要跟我汇报呀。

所长又说,那个传销团伙的头儿,姓许。

薛孃孃越来越觉得奇怪。我跟传销团伙八竿子打不着。他们的头管他姓许,还是姓徐——突然之间,薛孃孃一个激灵,像瞌睡醒了大半,愣愣地看着所长,不出声。他们的头儿姓许——许,不就是她夫家的姓吗?

薛孃孃只觉得冰冷了十几年的血一下子沸腾起来。全身上下,像筛糠一样,开始微微抖动。她有一种直觉,所长之所以叫她上来,一定是有跟她相关的事要告诉她!

薛孃孃的直觉是正确的。所长叫她到办公室,确实是要告诉她一件与她密切相关的事:那个传销团伙姓许的头儿,居然点名道姓要见她!警察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警察说,你不说原因,我们就不带她过来。姓许的头儿就说,因为我认识她。然后,他把她的姓名、年龄、家住哪里全都说出来,而且,更让人讶异的是,他居然连她在派出所门口做缝缝补补的小生意也一清二楚!警察迷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既然了解她这么多,一定跟她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于是汇报上去。所长一沉思,说,他的案子判下来,少说也是一二十年。就给他个机会,见见他想见的人吧。

所有人都还关在派出所顶楼,一间很大的屋子里。

薛孃孃一眼就认出了人堆里的丈夫!脸还是那张脸,方方的,平平的,像块竖着的搓衣板,可能是被搓的时间长了,就比以前更白净。也有不同。他从前的头发是乱蓬蓬的,现在却梳得光溜溜的;他从前的衣服总是邋里邋遢,好像永远都没法规规正正地穿在身上一样,现在却西装革履,哪怕蹲在人堆里,也不失某种气质似的。

总体来说,薛孃孃对眼前这个“丈夫”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他比以前更年轻了,更神气了。虽然,他现在都五十出头了,而那时,才不过三十多岁。

两个人见了面,却是平平淡淡、木木讷讷的表情,根本没有如电视剧里那样抱头痛哭,或执手相看泪眼的场景出现。可能他们分开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久得相互之间除了陌生感,也剩不下什么。薛孃孃突然间觉得,她对丈夫许多年的思念,其实要比眼前这个具体的人,熟悉得多。

丈夫说,我找你来,只是想见你一面。这次不见,只怕以后就很难见到了。薛孃孃说,你的意思是,这之前,我们见面就很容易?丈夫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抱怨。但是,我确实是身不由己。

丈夫说身不由己,这倒是实情。薛孃孃哪里知道,丈夫当年失踪,其实是被骗进了传销团伙。那人骗他进去的时候,当然不会说是搞传销,只说有一个活,既省力,又来钱。丈夫一想,家里拖儿带母的,正是花钱的时候,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仗义的朋友!

于是满心欢喜地随那人挣大钱去了。本想一安顿下来,就跟家里联系,通报情况,哪知进了狼窝,想再跟外面联络,却没那么容易。不但人失去了音信,人身自由更是完全失去了。刚开始,也是被迫,慢慢在行当里待久了,也确实赚了些钱——准确说,是骗了些钱,便有些温水煮青蛙的意思。即便后来人身不再受到限制,他也再无力跳出那口满是开水的锅了。十几年下来,他在“业内”越做越得劲,后来居然在大哥的允许下,跳出来单干,拉起了自己的“队伍”。说起来,他这些年也离得不远,基本上就是在重庆周边的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一带转圈圈。这一次,他是又回云阳去招兵买马,充实队伍。毕竟云阳是他的老家,熟人多,算大本营。不想,却被早就盯上他的警察来了个一锅端。

薛孃孃尽量按捺住心中的怨愤,但她还是有些问题不明白。

不等他问出口,丈夫说,你一定很想知道,我后来既然行动自由了,为什么还是不跟你联系。

薛孃孃望着他,没有作声。但是很明显,这正是她心中始终想不明白的疑问。

那是因为,我知道儿子走丢了。丈夫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颤的。听得出来,他对她的怨恨,至今未完全消解。儿子都没了,我回来还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

他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更何况,我有好几次从柏杨湾市场路过,远远地看见你跟一些男人显得那么亲密,我就想,这样也好……

薛孃孃就觉得,胸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融化,越来越汹涌,越来越堵塞。

警察在旁边说,我看,今天也差不多了吧?

薛孃孃想要转身离开,脚下却像被胶水粘住似的,怎么挪也挪不动。薛孃孃一着急,猛地抬了一下眼——仿佛这一抬眼,脚就跟着抬起了似的——一个年轻人的目光,像两颗黑色的子弹一样射了过来。

原先屋里的那一堆人,都蹲在地上,低垂着头,没有谁朝这边直视。大家刚被抓到,都很心虚,不想在警察面前多抛头露面。

这个年轻人,大概是听到薛孃孃的丈夫说我知道儿子走丢了,才本能地、自觉不自觉地把脸仰了起来。

这一仰,薛孃孃就像被鞭子抽了一下似的。

这张脸,这张陌生的年轻男子的脸,怎么就好像在哪里见过呢?

薛孃孃的心开始咚咚直跳。她也顾不了那么多,只管几大步窜到年轻人面前,不由分说,蹲下来就开始扒拉人家的右耳。年轻人哪里见过这个阵仗,赶紧闪躲开来。薛孃孃一看到手的鸭子又飞了,自然也不肯作罢,一手扯住年轻人的头发,一手又强行去扒人家的右耳。

人们都以为,这个老妇人肯定是突然见到失踪十几年的丈夫,神经受到刺激,才出现这些反常的举动。

在警察赶过来制止之前,薛孃孃终于看清,年轻人的右耳,耳洞稍微靠里的位置,果真有一个子耳巴。这个子耳巴十分特别,分上下两层,上面一个小肉球,下面一个大肉球,中间像系了根腰带似的一杠。两个肉球分开看没什么,可合在一起当作个整体,就有点意思了。左看右看,怎么看,都像挺着个大肚皮,顶着颗小脑袋,正在盘腿打坐的菩萨。至于具体像哪尊菩萨,薛孃孃觉得,应该是弥勒佛。

这个右耳洞里盘着个弥勒佛似的子耳巴的年轻人,后来经过DNA鉴定,证实,确实是薛孃孃当年从派出所走丢的儿子。所长的心,终于像一块石头一样落了地。沉沉的,实实的,稳稳当当的。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查了十几年,总算是破了。破了,就是给了薛孃孃一个交代。

原来,薛孃孃的儿子从派出所跑到大街上,迷了路,被一个到城里来卖水果的乡下人抱走了。也就是说,薛孃孃的儿子十七年来,其实并没有走多远,他就在几十公里开外的一个村子里。几十公里的路途,因为音讯全无,就成了天涯海角。

儿子读书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这次,刚好有朋友说老家有个赚钱的好机会,东吹西吹,吹得他实在受不了了,就风急火燎地从南方赶回来。谁曾想,这个赚钱的好机会,竟然是搞传销!而且,令人唏嘘不止的是,他被骗入的这个传销团伙,老大竟然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他走失的时候已经满三岁,对自己走丢一事,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以,当薛孃孃丈夫说,知道儿子走丢了,他就有一些本能的情绪反应。

当时的薛孃孃,也不懂什么DNA鉴定,她只需要找到男子耳朵里的子耳巴,就找到了儿子。可是,当她被警察从儿子身边拉开——几乎是强行将她和儿子分开的时候,薛孃孃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但是,真正让她绝望的,肯定不是这暂时的分开,而是,儿子居然并不领情,并不想认他这个亲生母亲,当然也包括那个现在已是他“老大”的亲生父亲。儿子声泪俱下地说,我本来已经受过一次伤害,这么多年来,好不容易把以前的事忘掉——把你们忘掉,把我所受的伤养好,你们为什么,又非要来把我的伤疤揭开?儿子的意思她懂。他的生活虽然像他父亲当年一样,过得并不尽如人意,但养父养母对他不错。现在突然要把他从他们身边夺走,不就是要把养好的伤再次割裂吗?不,还不尽然,这不但是要把他原先的伤疤揭开,更是要在原来的伤口处,重添一道新伤啊。

薛孃孃心如刀绞。想,做人真没有做菩萨好啊。你看儿子耳洞里的那个弥勒佛,不管耳朵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薛孃孃对儿子说,你不认我,我不怪你。谁叫我把你搞丢了呢?但是,我有一些东西要给你。你跟我去取来吧。

警察领着母子二人下楼。

到了派出所为她安排的那个小管理室,薛孃孃停下来。

门开了,连身后的警察也哟嗬一声,像倒吸了一口凉气似的。

展现在儿子面前的,是靠着墙码起来,层层叠叠,四面环绕,差不多有一人多高的各种各样的衣服!有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穿的,有外套,有内衣,有不同的样式,看上去,这些衣服都是新的,从来没有人穿过,却不是从商场买来的,而是靠手工做成的!

关键是,这些衣服还有大有小,从小到大,尺码渐次递增,大的刚好适合年轻人穿,小的却是几岁的小孩子才能穿。

这么多年来,我总想着我们会有再次相见的一天。薛孃孃哽咽着说,所以,妈妈只要一有空,就给你做衣服。妈妈没其他本事,这是我唯一能做好的事。

儿子像在顶楼那个大屋子里一样,突然蹲下来。不同的是,在屋子里,他是掩面遮丑,而此时,却开始掩面痛哭!

【作者简介:蔡晓安:文学学士,鲁迅文学院第三届西南班学员,重庆文学院第二届创作员,重庆市第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云阳县文联副主席。先后在《湘江文艺》《中华文学选刊》《四川文学》《红岩》《地火》《当代小说》《黄河文学》《青年作家》《文学港》《太湖》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岁月是一条蜿蜒的河》获2019年度重庆市文艺创作项目资助,并在2020年“首届大巴山文艺推优工程”中获评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