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书事”旧闻拾屑
不久前，一件1948年商务印书馆的旧档，出现在一场小型拍卖会上。原本，琳琅满目的众多拍品中，这一件旧档，并不十分引人注目。这是一件由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部发出，发给北平分馆的一通公函的内部底档。这本是馆方自己留底备查的旧档，不知何故流散四方，后被旧书商搜集送拍。
且看这一件六页一组的旧档，记录下了发自1948年1月9日的一通公函内容；发信人是上海总部分装科科长俞渊，收信人是北平分馆经理伊见思。粗略翻检一番，可知这是一份颇为难得的旧中国书业实务之原始记录。
从中可以窥见，七十余年前的1948年春节前夕，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还在忙里忙外，南来北往地沟通着工作进展，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信息所关涉的人物，不乏学术界、文化界、藏书界知名人士。
公函开篇即语“见思先生大鉴：接来 36 年平字 268、270、272、275号大函……”云云，即可知这是北平的伊经理给上海总部连去了四通公函之后，上海方面统一给出的逐项事务之答复。往后一一翻检，已办、待办、催办的事务竟共计有十二项之多。下面仅从中挑出一半儿的份量，把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六项，逐一简述一番。
第一项，北平馆方代汤佩松院长买书和报纸合订本的事儿，已经办妥，且都已郑重转告董事长张元济（1867-1959）了。比较了解现代科学与教育史的读者，大都知悉汤佩松（1903-2001）乃是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教育家，以及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既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可公函里边为什么称呼其为“院长”呢？会不会是把“院士”错写成了“院长”？其实不然。
须知，当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时为1948年3月，离这通公函发出之时，还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当时，汤先生还不是院士，发信人称其为“院长”，应别有原因。据查，1946年时，汤先生负责筹建清华大学农学院并任院长。公函里的“院长”称谓，当然没错，应当是汤先生时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意思。
第二项，上海总部还得劳烦伊经理出面，再去北平市地政局一趟，催办重估企业固定资产增值的一桩公务。因为“重估”里边包括证明地价的事儿，一开始没搞清楚，直接去找了北平市政府，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事儿不归政府管，归北平地政局管。于是，伊经理就又去了一趟地政局。可因为上海总部一开始呈给市政府的函，这时候不管用了，伊经理就又重写了一函呈给地政局，这一来二去已然耽搁了不少工夫。
谁曾想，这呈给地政局的函里边，又没把北平分厂地点等项详细注明，“致局方批复，认为其余两段，未曾依法登记，俟登记后再办”。伊经理立即“又将平厂详细地址门牌号数及土地权状号数开明，函请该局速予证明”，可这还得等到“证明文件交到，才能再行寄沪”。这一系列周旋折腾，上海总部都“已悉”，但还是跟伊经理交待“敝处待用甚急”，“仍烦设法再为催批”。
第三项，上海总部托北平来薰阁陈济川带的墨盒已经收到。这可能不是公务，属于“私活儿”，但如果是为总部领导办的，似乎也可以归入“公务”。这“墨盒”，可不是如今办公室打印机里装的那墨盒，而是一种传统文房用具。公函里提到的墨盒，就是旧时专门用来盛载墨汁的小器物，大多为雕刻有纹饰文字，颇为精美巧致的铜盒。据邓之诚《骨董琐记》中记载：“京师厂肆专业墨盒者，推万礼斋为最先；刻字则始详于陈寅生秀才……时同治初元也。”可见，清末时就流行于北平厂肆间的墨盒，至1948年时都还是北平一大“特产”。想来，这北平古旧书业的一大巨贾，琉璃厂来薰阁的掌门人陈济川，大老远亲自捎到上海的墨盒，应当是精品无疑的吧。
公函这一项里边还提到“拔公托修墨盒三个、压风一对，已照收到转呈拔公矣”，这里所谓“拔公”，即沪上名士李宣龚（1876-1953），字拔可，室名硕果亭，晚号墨巢。李氏供职商务印书馆多年，曾任经理、董事等职，是“老领导”之一。李氏在北平有很多“熟人”，托北平伊经理修理其墨盒与压风（即条幅轴条两端所设悬坠物，以防风吹摇晃——这样的老物件，如今不搞字画收藏的，知者无多）时，修理者就“因交谊甚笃，不愿收费”，上海分馆也将此事转告了李氏。
第四项，关于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1967）的版税、购书款及新书出版事宜。公函中提到，北平分馆提前预支潘光旦新书版税，寄至上海总部的潘氏收条结单也已收到。其著《嘉兴望族之研究》一书，估计在当月（1948年1月）就能出版，也请转达给潘氏。同时，潘氏还想购置《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及《历代名人生卒年》等书，上海总部“已嘱栈房，速配赶寄”。
值得注意的是，公函里提到的《嘉兴望族之研究》，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版权页上标明的出版时间却是1947年12月。这样的出版时间，与北平分馆预支其版税的时间基本一致，可与公函里提到的应在1948年1月出版的时间不符。不过，比较熟悉出版业界运作规则的读者，对此不会感到有什么奇特，因为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经常会依据出版方的运营需求，而做适度的“微调”，可以将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提前”，也可以“推后”。
总之，无论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提前”还是“推后”，仅就作者而言，能够在新书未出版之前，已经提前拿到了版税，就已然应当满意了。不过，潘氏拿到新书版税之后迅即又用于支付购置其他参考书籍的费用，也还是脱不了读书人“卖文买书”的一贯作风。
第五项，北平分馆查到了黎锦熙的住址，上海总部已转告会计科。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汉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据查，1947年时，黎氏时任北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兼教授。黎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述不少，且又在北平任教，依常理而言，北平分馆早就应当知道其住址，又何需现查现报呢？
且看当时北平分馆查到的黎氏住址，竟不在北平，而是在湖南“长沙佘家塘一巷三号，湖南文献委员会”。原来，早在1946年8月1日，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即宣告成立，黎锦熙被聘为委员，并兼任方言志编纂委员。可能正是在此之后，黎氏曾一度返归家乡湖南，着力于当地方志编纂工作。至于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部托北平分馆查寻其住址又转告会计科，究竟所为何事，推测起来，可能还是与出版或购书方面的事宜有关；要么是支付其版税，要么就是查收购书款之类吧。
第六项，得知托北平分馆转交傅增湘的善本书影印照片等已办妥，上海总部“甚慰，甚慰”。话说傅增湘（1872-1949）乃是著名藏书家，也曾位列商务印书馆董事，与张元济等合作多年，从藏书、访书、校书、印书，甚至荐书、售书各个方面，都可谓不遗余力，贡献甚多，因之成就的“书林嘉话”也颇多，至今还为藏书界人士所津津乐道。发这一通公函之前不久，上海总部将“黄善夫史记印片及余纸等一麻袋”，寄至北平分馆处，托伊经理交给时年已76岁、病卧家中的傅老先生。得知此事办妥之后，连称“甚慰，甚慰”，足见馆方对傅氏之尊敬，极其郑重其事。
且说这公函中提到的“黄善夫史记”，即南宋刻书家黄善夫刊刻的《史记》，乃是现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刊刻精善，珍罕稀见，一度在国内佚失。傅增湘曾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对黄善夫所刻《史记》有过一句话评价，称“是书精雕初印，棱角峭厉，是建本之最精者”。仅此一句话，可知此书刻印的精美程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张元济与傅增湘多方搜求，终以“黄善夫史记”为底本，影印出版了著名的“百衲本史记”。是书印制完毕之后，这一部弥足珍贵的古籍照片及印书所余留下来的纸张等物件，亦被傅增湘视若瑰宝，希望存留珍藏。这批寄件送到之时，病卧家中的傅老先生，应当深感欣慰。于是，才有了公函里得知此事办妥之后，上海总部方面深感“甚慰，甚慰”之语了。
翻检这一件六页一组的旧档，把这七十余年前的春节前夕，商务印书馆南北奔忙于各项公私事务的情形，如同影片重放一般，活脱脱地重演了一遍。上海总部分装科科长俞渊与北平分馆经理伊见思，于1948年1月9日的公函通讯，仿佛给汤佩松、张元济、陈济川、李拔可、潘光旦、黎锦熙、傅增湘等一代名士，都拍摄了一段“小视频”——他们在那个即将和平解放的故都北平，一边奔走忙碌于各自的工作，一边又恍若在向我们颔首示意。这样亦真亦幻的历史场景，就在那六页旧档间浮荡闪现，真真令人感怀无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