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10月6日之前，安妮·埃尔诺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她曾被贴上众多的标签，如“自撰写作的先驱者”、“女性主义作家”、“阶层跨越的成功案例”等等。埃尔诺在获奖之后，则以“责任”一词来概括自己作为作家的使命，并以“见证”定义自己的写作行为，这种“介入”的文学姿态并没有肯定或否定人们给她的种种定位，却以一种无声的力量将自己的写作与法国文学的批判性传统紧密联系起来。

文学“先驱”与文学传统

埃尔诺以《悠悠岁月》开创了“无人称自传”的写作方式，被称为“新文学的先驱”，亦有人用“先驱”来标注埃尔诺早期的自撰性写作。不过，从埃尔诺的写作主题来看，其“先驱性”实则深深植根于法国文学的传统之中。

无论“自传”还是“自撰”，其写作的核心都是从“自我”出发。对于“自我”的关注，自法国浪漫主义时期就已经开始，特别是雨果、乔治·桑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都通过对人物主观自我的审视与观察，肯定了“自我”冲破藩篱、获得救赎的价值所在。譬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的自我救赎，同样就是对“自由”这一概念的深刻拷问，其精神意义在法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卢梭在《忏悔录》中更是直接以“自我”进行抗辩，成为“个人反抗社会”的践行者。埃尔诺年轻时代“为我的种族复仇”的口号与卢梭对“自我”的探求，似是隔着两百余年的文学烟尘遥相辉映。

埃尔诺多次在访谈中提及其写作目的是为了“抵达现实”，女性的现实与社会的现实。以触底现实的方式批判现实，将事件变为写作、写作变为事件，无论是其对“阶层跨越”的思考，还是对女性经历、女性欲望的剖白，其写作方式都似是手握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的“写作之刃”，剖开真实的每一个细节，直抵灵魂的腹地。《纯粹激情》《事件》《一个女人》等作品，曾被某些人诟病语言平淡、混杂粗俗甚至淫秽词句，但如果对这种语言风格追根溯源，在左拉的《萌芽》《娜娜》等代表性作品中都可以寻见，这正是自然主义“现实移植”的原则下，“观察一切、记录一切”的方式。埃尔诺抵达现实的语言，带着法国文学传统的深深烙印。

埃尔诺在获奖后接受法国广播电台的采访中，特别强调了诺奖是她“文学介入”的后续，是一种“责任”。“介入”与“责任”这两个明显带有存在主义特征的语汇，将埃尔诺的写作立场明确地呈现出来。埃尔诺认为，没有所谓中性的写作，也没有中立的作家，作家总是会通过自己描述世界的方式给人带来消极或积极的影响，文学并不是精彩的情节优美的文字，它是一种功能，是一种影响力，通过阅读或教育作用于人们身上。

谈及自己与其他法国诺奖作家的关联，埃尔诺同样坦承，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加缪是对她影响最深的诺奖作家。埃尔诺的写作立场，是通过“自我”介入社会与历史，在继承法国文学传统的批判精神与自由平等观念基础上，糅炼风格，承担使命。

书写日常与构建历史

诺奖授奖词用“勇气”一词突出了埃尔诺的贡献，埃尔诺却否认了这一说法，坦言“在自己的语汇中没有‘勇气’一词”。对她来说，坐在桌前拿起笔开始写作，并不需要勇气。勇气是在更为日常的工作中，手工劳作或精密工作才更需要勇气。写作并非勇气，而是运气。

埃尔诺将投身写作看作一种运气，与她自身的阶层跨越经历不无关联，同时也与她的写作内容密切相关。个体经历是埃尔诺创作的源泉与主要内容，但埃尔诺在书写个体经历的过程中，将个体融入社会与历史之中，使之具有广泛的集体性维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埃尔诺的写作，更是在书写生活，书写个体所经历的日常生活。她将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情感交往、时间空间等元素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使读者通过集体记忆触发一种在场感，产生时代的共鸣。当然，在缺乏共同文化经历与历史经验的情境下，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与在场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读者无法触发的盲点，因此，中国读者在阅读埃尔诺《悠悠岁月》等作品的过程中或许会感受到隔阂，这在某种程度上难以通过文学自身来打破。

埃尔诺在书写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有意模仿日常生活，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打破逻辑的语言、马赛克一样的拼接场景等方式呈现出现代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无序化特征，以至于读者无法将埃尔诺的作品看作一个完整的故事。埃尔诺通过碎片的接续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片段，通过这种片段构建出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时空。

以现代性的维度审视埃尔诺的作品，其“两面性”展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通过捕捉各种瞬间的碎片，“从稍纵即逝的时间里拯救某些东西”，呈现出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中人物的各种变化与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把握历史恒常不变的一面，展现超越时代的共同经历，使其作品在年轻一代中产生新的思想碰撞。从这一角度来讲，埃尔诺的作品同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意义。她以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历呈现历史的集体性与现代性特征，以作家的担当重构历史中细微、感性的一面，使其作品同时具有了生活的温度与历史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