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批评”不是他的名号，人家官名叫杨乐生，职业是大学教授，教汉语言文学的，专业是文艺评论，或者叫文艺批评。因为言辞刻薄，无论你名气大小、身份贵贱，一律不留情面。操着嘶哑、无光泽的公鸭嗓子，唾沫星子溅得三尺远，劈头盖脸把人批评得一无所长。连偶尔夸人都是以“损”的方式表达，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江湖雅号“杨批评”“杨臭屎”“杨三瓶”，等等。

第二个、第三个名字都不雅，咱又是文明人，实在喊不出口，姑且称杨批评吧。

杨批评聪明又刁蛮，一般不按常理行事，打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老天爷有时也不公道，赋予批评一颗早慧的脑袋——16岁考上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那还是1979年，少年杨批评剃了个光头，一脸凶神恶煞相，由大荔县进省城上大学。尽管杨批评反复强调，他是大城市渭南人，但是深深的大荔印已经烙在身上磨灭不掉了。古人讲究蓄发或者蓄须明志，批评不走寻常路，也许是削光头发，以明其志吧。少年得志，小小年纪考上大学本是好事，却一副要和人拼命的架势，着实和大学堂的氛围不搭调。

果然出事了。据说一次在学校饭堂，一个男同学欺负弱小，少年杨批评大荔人的暴脾气上来了，“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批评打抱不平，把手里一碗热汤泼到那个男同学头上，烫得其呲哇乱叫。少年杨批评则像条梁山好汉扬长而去。

上了四年大学，杨批评到课率极低，基本状态是要么在宿舍蒙头大睡，要么泡在图书馆，扎进古籍堆里读圣贤书。

有一学年杨批评失踪了，竟然逃课达半年之久。正当学校准备发动广大教职员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时，从南方传回来了消息。一位少年大学生单人单骑，背着干粮，由西安骑自行车途经数省到了广州，一时间天下哗然。广州几家媒体报道了杨批评的英雄事迹。电视上，批评手扶一辆“二八”破自行车（车轮直径28英寸，能载重的自行车，一般用途是乡下驮粮食或载人），胡子拉碴，一脸得意的狰狞笑容。当地不停歇地组织报告会、庆功会、见面会，少年杨批评大出风头。就在杨批评在南方享受喝彩和掌声，享受中青年女崇拜者鲜花和媚眼的当口，已经被所在大学打入“黑名单”，要严肃处理了。亏得有识才爱才的张华教授出面庇护才保下了学籍。张华教授早年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研究鲁迅的大学者，欣赏爱徒离经叛道、特立独行、恣意妄为的个性，成了杨批评一生的贵人。

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圣人周游列国、治国安邦；李时珍、徐霞客、马可·波罗、哥伦布、达尔文等无不是靠“行路”写出鸿篇巨著，取得重大发现的。杨批评的精神世界和中外圣贤相契合了。

终于“挨”到大学毕业，杨批评被分配到一个地级市的群众文化馆工作。那年月大学生少，金贵得很，叫“天之骄子”。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更抢手，显然杨批评有被“发配”的意思，经受着残酷现实的折磨。几年后的一天，忽地顿悟了，批评很庄严、很悲怆地高声朗读莎士比亚的名句：“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于是寻情钻眼，托人送礼，大费周章，终于把自己调进了省城。这几个回合下来，把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文艺青年消耗没了。

我刚参加工作就和杨批评在一个单位，还在同一个处室。那时候办公条件差，老少几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处室负责人姓高，东府人氏，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研究了大半辈子民间文艺，在业界有些名气。高同志说一口生硬浓烈的东府话，还常常念错别字，类似把“倜傥风流”念成“风流周党”。虽然没有恶意，但极不恰当地比喻罹患重病的同事“苟延残喘”。说话时习惯砸巴着嘴，把左右两只手插进相对的袖筒里，双肩紧耸，眼神游离，显得紧张而不自信。高同志受党教育多年，原则性强，正统守规矩，但是爱唠叨，有些琐碎，非常看不惯自由散漫的杨批评，一来二去就生了嫌隙。彼时，杨批评正闹“罢工”，还把公章背回家，极大扰乱了正常工作，惹得高同志非常愤怒，可又没有好法子治他。

我才上班时，因为单位没有现成的办公桌，就临时用杨批评的桌子。高同志朝那张桌子努努嘴说：“你就坐唔哒（那里）。那小伙子叫杨乐生，长期不来上班，我管不下……”听了高同志的控诉，我对杨批评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照片，显然是办公桌的前主人、上大学时的杨批评。中等略高的个子，身板结实，板寸发型，头发稠密，根根朝天，国字型脸上镶着一对含情脉脉的瑞凤眼，腮帮子上蓄着串脸胡，相貌还算周正，整个人显得青春期荷尔蒙爆棚。

和杨批评头一次会面时，我22岁，杨批评23岁。杨批评不但早慧而且早熟，此时已经结婚。媳妇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是一家大型国企的财务人员，端庄、善良、贤淑。到今天我都想不通，这么一位好女子为什么要下嫁给杨批评呢！老天爷又一次眷顾了杨批评。

那年月能看场原版的外国电影（内部片），对普通国人来说是件很奢侈的事情，而我们是文化单位，常常以业务学习为由能连续看一周。一日上午，高同志手里攥着一沓电影票，对着我临时用的办公桌努努嘴说：“你受累，下了班把这票给那人送家里去。不然又来连我闹哩！”起先我很不情愿，但看到高同志一把年纪，愁得眉头锁成一疙瘩，便不忍心让老同志为难。心想这杨批评是何方“猛兽”，把高同志吓成这样了，咱去会他一会，于是就应了这趟差事。当时单位没有家属楼，在不远的城中村租了个农家院子，给家在外地的同事当宿舍。杨批评的新家就在那里。

下了班，揣着电影票，骑上自行车不一会儿就进了城中村，七拐八拐到了地方。院子里一栋曲尺形的简易两层楼，楼梯修在外面，没有护栏。楼梯旁边一个生了锈的水龙头嘀嗒着往外渗水，地上一道暗黄色的肮脏污水顺着地势流向门外。我踮着脚尖跳进院门，放声便喊：“杨乐生，杨乐生！”不一会儿，一层北屋的竹门帘掀开一半，探出一个“长毛”来。“长毛”蹭蹭地大声问：“谁啊？谁？”我一看不大像照片上的人，就问：“你得是杨乐生？”“长毛”并不回答，皱着眉头一脸不耐烦，反问道：“你谁呀？”我便自报家门，并且说明是受高同志之命来送电影票的。“长毛”友好而愉快地说：“听说了，听说你了，快请进！”于是确定，此“长毛”便是杨批评了。

房子不大，大约十几平方米的样子，一张双人木板床占去了三分之一空间，床底下一个有大红喜字的尿盆子赫然醒目，床边靠着两只大红色的人造革箱子。窗户下一张办公桌上堆满了高高的书稿，桌腿上印着“办公×号”字样，心里琢磨，这办公桌一定是“长毛”从单位“顺”回来的。一张烤漆的折叠方桌上凌乱地摆着茶壶、茶杯。桌子两边各一把同样材质的椅子，墙角码着几个装满书本的纸箱。窗户外面一棵歪脖子老槐树严重影响了采光，白天屋里也得点灯。

偷着打量眼前这人，除了一对凤眼仍然亮亮地放着“贼光”，已经没有了照片上当年的风采。瘦麻几杆的身段，细而长的水蛇腰下面夹着个瘦勾子（臀部），膝盖微曲，头颈前倾，迈着夸张的外八字步，两条胳膊向外吊拉着，人显得懒散得很，像只瘦螃蟹。杨批评泡了酽茶，隔桌子扔过来一支香烟。我本不准备久留，打算放下票就走人，但批评的盛情难却，就一屁股坐定谝上了。日落西山，初次见面的俩人像多年朋友一样上夜市，烤肉、烤馍咥了一顿。三瓶啤酒下肚，杨批评红脖子涨脸把高同志骂了个通透。此后，隔三差五便一块儿玩耍一回，这一耍就是三十来年。

杨批评喜欢打麻将，常常欠账，记性超强，欠三家的账，数目能一口清。临了，脸定平，抬屁股走人，赌债就一风吹了。批评“听”牌后，每摸一张牌都要咬牙切齿地用劲抠，期盼着能抡出个“炸弹”。时间久了，便有了功夫，不看牌都能摸出“二饼”“二条”来，右手的中指和拇指都磨出了老茧，还生出了厚厚的灰指甲。

1991年春天，我和杨批评随单位办公室主任去深圳出差。要出远门了，批评很认真，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工作，置办了一身行头，提着床边那只媳妇陪嫁来的大红箱子，扎了条同样鲜艳的红领带，自己感觉神采飞扬，气宇轩昂，其实像个村办企业的推销员。三人在深圳站下了火车，死活拦不住出租车。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人有钱，当天又正值周末，大批香港人过境到深圳游玩，出租车司机专捡香港客拉。好不容易搭上车，三人已经满头大汗，更显狼狈。批评坐在副驾驶座上，努力摆出一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架势。他整理了一下血红的领带，开腔了。指着挡风玻璃前一只好看的瓶子，批评拉长了声调，一字一顿，重重地咬着吐出来的每一个字，用渭北普通话，很有派头地问司机：“这个是不是那个酒敏断电器啊——”我暗生敬佩，到底是曾经千里走单骑，只身下广州见过大世面的，知道的真多。同时心里后悔，来时也没弄条红领带扎上，这会儿脖项空空的，没有样子，也没有自信。正自责着，忽然听到出租车司机那拖着长尾巴的广东腔：“什么酒敏断电器啦！香水啦——”同时还使劲摇晃着瘦脑袋，一副不屑的模样。

到了驻地，安顿好大红箱子，人已经饥肠辘辘了。于是上街找了家不起眼的馆子，批评捏着菜单一通猛点，还一个人独喝三瓶啤酒。三个人吃得满嘴生津，饭后一结账，傻眼了——竟然花了近八十块钱！当时在内地，一个月挣四五十块钱已经是高收入了。办公室主任当下血压飙升，从此血压就没有下来过，落下了一辈子高血压病症，这件事情杨批评是有责任的！余下几天，主任再没敢让批评点过菜。

多年以后，杨批评真正出了趟远门，托女儿的福去了美国。

女儿优秀，继承了父亲的智慧和母亲的相貌，在美国攻读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一日，杨批评紧随女儿进了一家禁酒的餐厅。女儿去点餐，一不留神，杨批评便摊上大事了。杨批评从怀里摸出三瓶啤酒，自顾自地喝了起来。可能是邻座有好事者报了警，一位高大的美国警察进来，冲杨批评嚷嚷：“Please don’t drink alcohol here.”（请不要在这里饮酒）。批评不知所云，本能地以为涉及种族歧视。爱国情怀民族自尊油然而生，于是大义凛然地用劲把手一挥，流利地说出了仅会的英语单词——No！美国警察可不是高同志，见竟敢抗拒执法，一把揪住杨批评的后脖领子就要往局子里送。女儿听到喧哗声，急忙跑过来，一通解释，警察友善地原谅了杨批评。不知者不为过嘛！美国警察也是讲道理的。

杨批评有个性，不中庸，不暧昧，不惧权威，精神自由。在单位无论领导还是前辈，他一律称“老什么”，即使见了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当遍了省上宣传文化单位领导职务的著名作家、《柴达木手记》的作者李若冰先生，他都不称职务或者“李老”，而是直呼“老李”，更何况其他人？都“老何”“老肖”“老胡”地叫。我曾经善意地提醒过，却被杨批评骂了个狗血喷头。估计杨批评这辈子出仕从政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可是不久，杨批评调到他的母校，当上了大学教授。批评志得意满，骄傲地把头背到脊背上来报喜。我哀叹道：“真为这所著名的大学操心啊！今后招生怕都要受影响了。”又不久，杨批评居然混成了学校图书馆的馆长，相当于正处级干部。批评神态自若，貌似镇定，淡淡地说：“当年他李大钊，李守常才是个图书馆的主任……”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当了官的杨批评管了一二百号人，整天让馆长长、馆长短地叫着，三天两后晌官势就上了身，说话也拖起了长腔，走路时背叉着双手迈着鸭子步。可无情的岁月已经让杨批评的脑门子上生态恶化，光光如也没有了毛发。后脑勺上硕果仅存的稀疏头发长长地搭在后脖梗子上，像极了剪了辫子的前清遗老。

行文到了最后该称呼人家官名，说些严肃的话了。

关于杨乐生兄的专业造诣，我不屑评判，也没有能力评判，因为他经常摇头晃脑地呲着黑牙批评我：“你关键的问题是文化基础太差……”的确，文艺批评是需要强大的文化素养和理论素养垫底的学问，文艺批评家应该是思想的引领者，应该是勇敢的批判者，不是亦步亦趋、没有风骨的跟屁虫，不是拿了红包得了红利就说好话的吹鼓手。

乐生兄在他2008年出版的书《选择的尴尬》自序里，用几段自嘲的文字似在鼓励自己：“假如真有评论家的话，我觉得我根本就不配。我浅薄的所谓见解，残缺的知识结构，迟钝的艺术感觉，都证明了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清楚地知道，文艺批评对知识储备、艺术感悟能力和审美层次等要求甚高，如我一类愚顽的人，恐怕前途凶多吉少。但救世主在哪里？等待你的好前途在何方？……”

其实人生在世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走一程是一程，走到哪里算哪里。乐生兄的好前途在哪里？我不知道。据我对他的了解，至少他不拾人牙慧，不轻易服气别人。有用另一种独特的角度观察事物的思辨和思考能力，能产生独立的观点。语言有很强的穿透力，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个敢说话的真人。

至于他对“凶多吉少”的前途发出的诘问：“救世主在哪里？”我想杨乐生的救世主一定是杨乐生自己。

2022年8月22日于西安雁塔

陈谦，现供职于陕西省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