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摘 要

本文简要梳理了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文献，初步呈现其基本形态和历史脉络，尝试分辨不同学术语境下，海外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和定位，与本土学界之间所存在的观念、材料、方法和价值四个维度的分歧，指出对于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解，离不开中国性辩难、当代性辩难、文学性辩难与世界性辩难等基本问题的思考。中外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差之见，一方面启示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基础背景传播、更多译介本土研究成果、推动中外成果比较研究、深入追踪体制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四种可能的研究理念，即作为文献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作为学科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和作为机制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当代文学的世界化与经典化，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塑。

● 关键词

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描述；理论反思

一

佛克马的《当代中国文学的形式和价值》（“The Forms and Valu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1973）是此时海外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佛克马作为驻华外交官，能够接触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察相对客观，敏锐指出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在形式上对悠久的文学传统有所继承，并对其价值进行了再评价。谷梅（Merle Goldma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文学异见》（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1967）一书，借用“异见文学”概念，梳理1950年代的一系列文学政治活动。瓦尔特·梅泽夫（Walter Meserve）和鲁斯·梅泽夫（Ruth Meserve）的文章《受迫害的中国剧作家》（“China’s Persecuted Playwrights”，1970），聚焦“文革”时期受迫害的剧作家及其作品，拉开了海外学者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序幕。

二

第三阶段是追踪总结期，时间大概从1977年至199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当代文学也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随着当代文学的复苏和发展，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学者们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从而对中国文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广泛的文化讨论。这些讨论突破了过去单一化的政治解读思路，转而叩求中国剧情和中国现实，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以更多面而立体的形象。这个过程不仅见证了研究数量的激增、研究范围的拓宽和研究内容的深化，还伴随着两种“统合”模式的发生，一是中国文本和西方理论的统合，二是中国经验和西方想象的统合。研究者尝试在不同的范畴和对象之间做好统合与平衡，而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取舍。为了梳理得更加清晰，不妨以1990年为界，分别加以介绍。

首先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及社会的反思；二是对新时期文学的追踪式研究和总体性观察。从反思研究来看，“异见文学”成为海外学者研究当代文学的重要视角，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反思蔚为大观。杜博妮的《异见文学：中国“十七年”间的官方和非官方文学》（“Dissent Literature：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Literature In and About China in the Seventies”，1979）从“异见文学”切入，回顾1949至1966年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李欧梵《“文革”时期的异见文学》（“Dissent Literatur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9）指出，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作家，均不敢直接表达对主流话语的异见，陈若曦《尹县长》代表了“异见”小说的崛起。金凯鑫（Luke Kai-hsin Chin）的博士论文《1949年以后戏剧革新的政治：再社会化的策略》（The Politics of Drama Reform in China after 1949：Elite Strategies of Resocialization，1980），以样板戏为例，分析意识形态影响下样板戏的表现策略。董保中和马克林（Colin Mackerras）等人主编的《新中国的戏剧》（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87）分别从戏剧的历史主题、戏剧思想理论、1976年之后的戏剧、外国戏剧在中国四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

从追踪式研究来看，英语学界对“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几乎同步跟进。周玉山（音译，Chou Yu-sha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伤痕文学》（“Communist China’s ‘Scar Literature’”，1980）、赵令扬的《笔之锋利过于剑》（“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A Study of the Wounded Literature in China Since 1976”，1981）等文章，对“伤痕文学”的兴起、“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了论述。雷金庆的《“四人帮”倒台后的暴露文学》（“Discussions of Exposure Literature Since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1979）和理查德·金（Richard King）的《伤痕和暴露：“四人帮”覆灭后的中国文学》（“‘Wounds’ and ‘Exposure’：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Gang of Four”，1981）都指出，中国当代文坛除了书写“伤痕文学”来揭露“文革”留在中国人心中难以除去的“伤痕”外，还涌现了“暴露文学”，检讨19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各种弊端。

从总体性观察来看，海外学者在同步追踪新时期文学之际，也开始从整体上观察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文学。雷金庆的著作《Between Fact and Fiction：Essays on Post-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Broadway，1989.），论述了新时期兴起的“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知青文学”“婚恋小说”等，试图建立对新时期文学的整体论述，并由此观照“文革”后的中国社会思想状况。

其次是1990年代的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继续研究“十七年”及“文革”期间的文学，呈现更为多元化的批评；二是“先锋文学”引起海外学者的讨论；三是借助“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理论展开对作品的审美性解读。

在多元解读“十七年”及“文革”文学方面，威廉姆·约瑟夫（William Joseph）等人编选的《“文革”研究新视野》（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91）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部分，对“文革”期间的文学、思想文化等进行了全面回顾，重新分析了知青文学、样板戏等文学类型。杨岚的著作《“文革”时期的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98），从英雄人物的形象特征、小说的语言风格两个方面对文革小说进行了系统研究。王斑的著作《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97）设立专章，从崇高美学的角度探讨了文革中“病态美”的形成。相比此前的意识形态关注，此时的研究更加注重文学和审美性解读。

在关注先锋文学及其现代派的写作手法方面，杨小滨的《Maoist Discourse，Trauma and Chinese Avant-Garde Literature》（1994）认为，先锋派作家如残雪、余华等人均成长于“文革”时期，试图在写作中呈现“文革”创伤，暴力书写其实是对“文革”主流话语的背离。新西兰林敏（音译，Lin Min）和玛利亚·加里克斯基（Maria Galikowski）合著的《The Search for Modernity：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Post-Mao Era》（1999），以王蒙的小说、北岛的诗歌为个案，讨论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化话语，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文化话语对现代性的表现和批判值得全球关注。

在以西方理论介入当代文学解读方面，1990年代以后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等文学批评话语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吕彤邻的《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和对抗政治》（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1995）认为，许多男性作家如莫言、苏童、格非等人的小说都表现出对自由和男权的追求，用“厌女症”式的话语将女性置于性别等级关系中。在连续出现的“暴力”男性话语下女性的声音如何发出，是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澳大利亚安东篱（Antonia Finnan）、安·麦克拉伦（Ann McLaren）编著的《中国文化中的衣着、性和文本》（Dress，Sex 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1999），通过分析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女性身体、女性衣着等，讨论女性地位的转变和社会环境的转变。文棣（Wendy Larson）的《从未如此狂野：欲望化“文革”》（“Never This Wild：Sex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99）指出，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坛，作家们开始以描写性和欲望来替代社会主义话语。唐小兵《历史之镜与历史奇观》（“The Mirror of History and History as Spectacle：Reflections on Hsiao Yeh and Su T’ung”，1992）研究苏童笔下虚构的历史，认为苏童回望过去，企图抓住过去的历史，作家的“怀乡病”只有通过视觉化地呈现过去的片段而得到缓解。

第四阶段是多元成熟期，时间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21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主题、方法、取向方面都走向了多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反思；二是对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文学特质的思考；三是对当代文学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层次的作家作品的广泛讨论。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广泛外译和国际认可度的提升，研究者进一步从表面的“影响—再现”论，进入内生的动态关系论，特别强调文学性本身的价值。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在内容上由多转精，而且在理念上也主张以一寓多，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同分布类型、时空形态和情感构造，把中国当代文学看成是具有辐射力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

从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反思来看，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齐邦媛和王德威主编的《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A Critical Survey，2000），收录15篇文章，系统介绍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潮流派、文艺论争、作家作品，着力发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因素。杜博妮的《虚构写作与读者想象：20世纪的中国文学》（Fictional Authors，Imaginary Audience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003）分别从作家与读者、作家与性别、作家与权力三个方面对当代文学展开整体性思考，既考察作家写作的接受情况与所受影响，也对王安忆等作家的写作进行文本批评。此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01）、张英进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指南》（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6）、邓腾克（Kirk Denton）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指南》（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6）、罗鹏（Carlos Rojas）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编的《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6）、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等，都包括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反思。

从对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文学特质的思考来看，海外学界不再以简单的“共产主义文学”来称呼当代文学，而是统一称为“社会主义文学”，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殊性。林培瑞（Perry Link）的《文学之用：社会主义文学系统中的生活》（The Uses of Literature：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2000），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探讨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的背景、作家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与生活、文学传播的媒介、不同类型的读者群体，特别是“文学的功用”与文学进化的问题。马杰声（Jason McGrath）的著作《后社会主义现代性：市场中的中国电影、文学、批评》（Postsocialist Modernity：Chinese Cinema，Literature，and Criticism in the Market Age，2008）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为背景，来检验中国当代文学与电影在改革新时代的转变，以及这些转变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张旭东的《后社会主义和文化政策：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2008），探讨“后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文化政策，对莫言等作家及其作品展开批评分析。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文学不断引发海外学者的关注与讨论，有效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学形象的形塑与传播。

从对当代文学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层次的作家作品的广泛讨论来看，21世纪以来，海外学界对当代著名作家作品持续关注，同时也追踪年轻一代的作家作品，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幻小说、网络小说、法制文学等类型文学也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肖慧的《家庭革命：当代中国文学与视觉文化中的家庭冲突》（Family Revolution：Marital Strif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2014）以文学和电影为研究对象，关注其中对男性“中年危机”等现代家庭问题的表现。澳大利亚凯萨琳·谢菲（Kay Schaffer）和宋贤林（音译，Song Xianlin）的《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性作家》（Women Writ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2014），认为从鲁迅到苏童、毕飞宇等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农村女性形象写作，囿于男性中心的叙述策略，成为男性欲望对象、城市精英分子的“他者”想象。而女性作家林白、盛可以的写作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对上述写作传统发起挑战。蔡元丰的《重绘过去：邓时代的历史小说，1979-1997》（Remapping the Past：Fictions of History in Deng’s China，1979-1997，2008）探讨莫言、刘恒、格非、苏童等人的历史书写与身体写作，认为小说作为历史的一个侧面，承载着个体经验及其对过去的想象。

基于“从文学中研究社会历史”的研究思路，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的《中国的正义与小说：现代中国的法制文学》（Chinese Justice，the Fiction：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2000）对中国当代法制文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追溯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的起源、对中国相关法律观念进行历史考据，并结合西方理论和中国社会政治加以研讨。金介甫另一部专著《腐败和现实主义中国小说：政治小说的回归》（Corruption and Realism in Late Socialist China，2007）则聚焦当代中国的反腐小说，既对文本做解读，也从中管窥中国社会。海外学界关于中国科幻文学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宋眀炜的系列论著，《中国科幻小说新浪潮》（“After 1989：The New Wav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2015）以王晋康《蚁生》，刘慈欣《中国2185》、《三体》为例，指出中国科幻小说包含一种自我意识，即有意识地激发“乌托邦”和“恶托邦”之间的变奏，而不是简单地否认乌托邦思想、拥抱恶托邦。中国网络文学的研究以贺麦晓（Michel Hockx）为代表，《中国的网络文学》（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2015）梳理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审美的或意识形态的挑战，认为网络文学的兴起，以新的形式、新的主题革新了中国文学及其美学传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类型。

三

以上对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描述，相对于其多样性与丰富性来说，实在是浮光掠影，挂一漏万。但是，这样的历史描述提供了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和历史脉络。有了这样的整体把握，就可以进一步从观念、材料、方法和价值四个维度，具体把握中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差异，着重说明海外学界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如果把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本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相对照，至少可以发现四个方面的差异。

一是观念错位。这主要是指中外学者在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文艺现象或事件的认定、分期、定性等知识层面上存在分歧与差异。以文类定性为例，中外学者在部分作品属于散文还是小说方面，明显存在不同。这种不同虽不直接影响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却有可能有助于重塑文类的当代内涵和民族特色。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四分法来自西方，中外研究中的分歧，足以说明跨文化传播中误读和悟读交织并存的问题，这到底反映出了理解上的偏差，还是跨文化的主体参与？相应地，随着后现代主义浪潮兴起，文学书写有志于打破畛域，调整文类界限，这种解构式的方案和中外认知的错位之间又存在何种关联？这种关联是否表征了西方中心的溃散，还是其滞后性的在其他地区有了显现？与文类定性相似的问题至少还包括了文学史的分期、文学对象的认定、艺术风格的划分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是材料错位。中外学者在材料的选取、信息类型的偏好，以及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评说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尽管每位研究者都有可能受制于客观因素，无法穷尽展示或表述对于材料的掌握，但是，海外学者的研究往往表现出几个方面的取向：一是有时回避原始期刊和报纸材料，更多专注文本本身的内容；二是更重视海外学界的相关论述成果，而与中国同行对话不足；三是早期对翻译作品的原版与译本的比较意识相对不足。这些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海外学者的某些误区或偏见，有时可能并非研究者的能力问题，而更多地是研究者的姿态和立场问题。

三是方法错位。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套“专属性”的研究方案，研究者偏向于采用某几种类型的理论或论述角度来进行文本解读。尽管海外研究在理论方法上，较过去明显地多元化，极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研读的路径，但是在诸多的理论方法中，有某些理论和方法被反复应用，如后殖民论述、文化研究，尤其是有关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的思路被惯性地使用。这并非是学科独立化的标志，恰恰相反，它可能说明海外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仍视“中国当代文学”为缺少身份意识和主体观念的存在。这与海外学界极少将此方案施用于英美文学研究形成很大反差。这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再一次提醒我们：文本和理论的二元对立结构，并没有随着“文本可以挑战理论”的言说而自动告终，相反，它通过限制理论应用范围的方式，已经率先将这些文本特殊化。

四是价值错位。该维度的反思重在关注中外学界在文学作品和现象的是非判断方面所存在的分歧，思考文学研究的伦理问题，澄清学术利益和学术创新的交缠关联。海外研究者对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时段、风格和群体存在过分夸大的倾向，以至会形成“为繁荣而繁荣”的学术假象。这种倾向的关键动力在于，由于作品所带有的政治性，而过分强调了作品的美学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类似取巧的方案，部分地源自学者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并非以共情的方式看待中国，相反，为了在西方学界获得关注，而采用一种先入为主的批判姿态。另一部分则源自他们缺少必要的中国经验，仅仅从纸上文字了解中国，导致观察问题有时因小失大、舍本逐末。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全面的研究语境，成为我们有效纠偏价值错位的重要前提。

四

以上四个层面的错位，可归结为论证方式或认知前提方面的问题，其最终导向的是对研究对象本身的一些本质性认知错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这种认知错位，具体表现在概念本身的三重修饰和限定之上，即中国、当代和文学。由于是在西方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自然也触及了世界性的问题。换言之，无论中外学者在取材、立意、方法或价值的设定方面如何不同，真正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于：清楚地为中国当代文学赋予一定的形象、意义，分辨其特征、价值。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辨析，这些辨析无法提供有效的答案，只是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与思考。

一是中国性辩难。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关于北岛诗歌英译问题的讨论，激起了海外学界对“中国性”问题的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受惠于世界文学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否在一定层面上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缺少足够的中国特色？中国作家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而这些故事又何以被定性为是中国的？文化频繁交互的时代，文学书写存在共相，这些共相怎么和民族文学的特殊性产生对话？“中国”又在何种语义层面上理解“中国”，是地理的、历史的，还是政治的、文化的，这些不同的层次，如何能够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推演当代文学的“中国性”所在？如果强调“中国性”不是一个定性概念，而是一种描述的方法，那么应该从哪些维度来开展这种描述？当代文学的中国性和现代文学的中国性、古典文学的中国性，是不是同质的，它们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以上这一系列提问，或许可以表明：“中国性”不仅是变动的、生成的，更是一个问题的集合，是一种提问的方式，应该成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动力装置。

二是当代性辩难。如果说“现代性”是评估和定义现代文学的重要指标之一，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所谓的“当代性”可以来指代当代文学的特征。这种当代性本身由哪些指标、要素构成，与现代性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当代文学中仍有一大批的作家、作品实践着现代文学或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方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延续性，以及如何分辨何谓现代，何谓当代？首先，当代性作为一个时间概念，表明的不再是主体的时间体验或客体的存在形态，而是一种物我的关系结构。事件的发生离我们过于切近，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历史化。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性代表了一种巨大的探索和试验，一种积极突入未知的主体介入。但问题是，这种介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其灵活性，是否受制于某些主客观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性是否必须包含一种伦理的向度，即除了大胆地干预现实，它必须对其研讨的对象有足够的尊重，视介入为对话，而不是掌控？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性”代表了一种向“异”的绝对敞开，一种具备反身性的对话模式。

三是文学性辩难。随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当代文学向多元社会形态的敞开，文化属性一度成为观察当代文学的重要参数。“纯文学”的观念似乎摇摇欲坠。尤其是当学者们不断地将研究目光聚焦到电影、电视、文化产业等领域时，这种对于“文学性”的定义就变得更加可疑。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应该从什么角度来加以理解和定位？鉴于“文学”概念本身有非常复杂的变迁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性”也不应该是某种恒定的范畴或指标。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性”首先是一种“语文学”，是一种让文本产生意义的艺术。它不仅具备保存传统、传递信息、启示来者等重要的维度，也是维系社会运转、认识自我的重要工具。尽管它缺少足够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反而带出了它非常“前卫”的未来面向。比如，我们如何理解“文学性”和“市场化”的关系？如何从文学书写的语境和机制中找到其新的发展向度？“市场”所引发的问题，不仅有传统的雅俗对话问题，也有面对新媒体崛起，全新的阅读和消费习惯所激发的“文学数字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性”代表了一种无分轩轾的人文关怀。

四是世界性辩难。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不仅意味着其书写的题材、技法、定位的目标群体有了更加国际化的表现，也表明它的经典化过程必须被放置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全球视域里来观察。因此，当代文学的世界性论辩，不单单是关于文学自身特质和形象的调整、扩容问题，更涉及如何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积极寻求有效的自我定位，发展民族性与世界性对话、探索经典和经典化的关联、思辨翻译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世界性”的生成本身同海外的各种研究、评奖机制存在重大关联。如何正视各类评奖和研究机制在“世界性”生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正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不是为了寻求高下之分，而是充分的文学交流。它敦促我们必须更广泛地关注与处理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而不仅仅局限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自我风格或成就的阐释上。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性”代表了一种脚踏实地的跨文化实践。

五

以上对中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操作实践和理念主张两个方面的差异性分析，有助于启发我们思考如何更为有效地提升跨文化研究和交流，纠正一些研究偏见，提高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效率和精度。这些启示既有弥补背景知识不足、强化学术沟通方面的基础性建议，也有凸显方法导向、深入制度等深层次的建制思考。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略加阐述。

一是重视基础背景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比较强调理论的介入作用，依靠的往往不是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材料，而是理论的大胆预设与假定。尽管跨学科语境下，历史学的方法和成果常常被借用到文学研究中来，但往往只是提供社会、政治、经济的背景知识，与具体的文学场域和话语环境仍有较大的落差，不足以对具体文学文本的语境进行充分的历史化。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文学传播背景材料的汇编译介，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语境。

二是译介本土研究成果。尽管西方汉学几经范式迁移，但总体上是在其学科体系内部完成的。海外学者固然强调中国中心观，但不过是对对象和材料来源的强调，而不是对中国学者研究观点的借鉴。这种对中国本土成果的忽视，从根本上不利于学术交流，且容易带来重复建设的问题。因此，应该积极将国内学者的相关成果介绍到海外世界，使研究成果能充分交流和对话，避免中外学术交流仅仅停留在西方理论和中国材料的层面上。

三是推动成果比较研究。海内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比较研究可以是表面的异同比较，从思路、方法、取材到立意、结论有全方位的把握；也可以是成果间的影响研究，通过观察中外学术交流的历史，说明海外某些具有突破性的见解其实有其国际的奥援；更可以打破一对一的对比形态，探索各国学者同一主题研究的不同表现，在这些成果之间建立对话关系，丰富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深化研究层次。

四是深入追踪体制问题。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比较研究，深入到知识生产的结构性条件和意识形态思考之中。从琳琅满目的成果中，辨认若干认知模式，并注意清理这些模式生成的历史机缘和现实环境，阐述学术源流之外的知识建构力量，提升研究的整体格局，变局部的现象问题思考，为结构性的学术制度形态反思。

不难看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一个集“文学生产”“文学翻译”“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是当代文学充满活力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返观当代文学自身，推动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与融合的重要动力。透过“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共同的研究对象，不仅使得本土、海外学人的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建立，而且也催生了一个需要同时容纳两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这个领域，既使得文献的共享、学科的共建、方法的互鉴成为可能，同时也鼓励我们深入彼此的内部，勘探差异和共性得以形成的关键，在机制层面做出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寻觅中外当代文学研究的差异，无异于提出了四种可能的研究理念。

一、作为文献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海外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传播蔚为大观，成果丰富，形态多样，数量庞大，全面而深入地收集、整理海外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文献，本身就成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至是最重要的基础。只有通过纸质文献与口述文献、图书馆查阅与田野调查、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传统平台与网络资源等等方式，彻底摸清中国当代文学在域外的翻译数量、研究情况、版本问题、中介因素等等，才有可能对当代文学传播的整体面貌作出评估，进而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作为文献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也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传统，拓展了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可能性。

二、作为学科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从学科发展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和知识体系，其历史沿革、代表成果、立场观点，以及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内蕴的知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所提出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问题，以及对知识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和质疑，都显示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知识流通之中，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必然会“带来材料、视野、方法以及结论方面的新拓展，如何将‘域外’材料和国内批评、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有效地结合起来，将域外材料和视野引入本土的当代文学研究，就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考察对象是域外的，但是目标却是发现差异，反观自身，形成对话。因此，突破单一的译介学式的研究，而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视为当代文学学科的新兴领域，努力探讨和建立起一套更为专业有效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从而建构起海内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不仅要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新方向新领域，而且要高度重视它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意义，把它变成我们认识世界与反观当代文学的媒介和通道。“既关心海外汉学探讨了什么、阐述了什么，更要阐明其挑动了什么、质疑了什么，又释放了什么。特别是这些成果在反馈到国内时，对国内的研究格局和书写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刺激和影响，又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跨文化对话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外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研究，无疑也是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它不仅有助于把握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学术史，而且也将建立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关系，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走向更具创造性和世界性的阐释方向。

四、作为机制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不仅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效应。借着英语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传播面貌，可以反思和正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换言之，“它变身为一种指导机制和测试体系”，既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地认识与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地位与价值，又可以“帮助我们不断修缮、完备本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达到文化交流的和谐有序的状态”。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不仅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传达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知识背景与历史语境，而且也清晰阐明了海外接受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模式、期待视野和市场机制，成为反观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独特审美经验、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化视野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