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批评印象：永远的“青年”
正巧是写这篇文章的十年前，2012年的10月，我和何同彬，以及另外十位青年批评家同仁，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那一年来饱览祖国大江南北，一起参加了多场文学活动，这是大家友谊的开端。在介绍我对同彬兄的批评印象之前，我尤为想说的，是对同彬兄多年来喝酒聚会时的印象——他只喝可乐，毫无局促地端着可乐碰杯，且得到了所有人的宽容。不需酒入豪肠，焦糖碳酸，同样带着七分月光三分剑气。
多年来一贯如此，何同彬的批评文章永远带着“青年性”的锋芒，有同仁称其为“批评杀手”。“杀手”已经颇为传神。我更想用另一个词：刺客，从春秋战国从《史记》中走出来的刺客。展开来说，何同彬的“杀气”是一种“果断”的精神气质，尖锐、有决断，令人想起加缪笔下的“卡利古拉”：“我要铲除自相矛盾者和矛盾”，“使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应合于何同彬在《重建青年性》一书中提出的批评观念：“重新呼唤一种源于自由渴望的反抗冲动”，它“构筑在对现有文化的祛魅和破坏之上”，即“检查”“戳穿”“捍卫”“自信”。由此，何同彬借用克里斯蒂娃关于“遗产人”时代的说法，指出青年为了成为“合法的、合理的接班人”，在父辈的训导中变得老气。这种批评是毫不注意“人情”的，对于我们这些同行来说也无疑显得刺耳。但笔者选择和何同彬站在一起，十年后来看，我们也即所谓“80后”这代作家和批评家出名太早，出成果太迟，萧规曹随，确实有些暮气。这种批评同样也指向笔者或何同彬本人，我们也有着类似的焦灼，比如对于参与、对于公共性、对于真实的意义的渴望，这种渴望有时非常强烈，超过沙漠中的旅人对于水的渴望。但茫茫沙浪，如何突围呢？
何同彬选择了正面强攻，在他对于文学批评之批评的基础上，直接地向一个在他看来文学失重的年代发起了“挑衅”。他明确反对充斥着冗余知识、中庸观点与恶俗欢颜的文学生活，进而呼唤一种更加严厉的批评伦理：“再不反对‘文学’，它就不值得反对了”。在教学生涯中，何同彬教导学生“珍爱生命、远离文学劣作”；成为文学编辑以后，又成了“庸才杀手”，呼吁编辑群体任性、刻薄一点。此外，何同彬虽担任了一些诗歌奖的评委，仍坚持认为诗歌荣誉造成了诗人与现实之间反讽的、矛盾的关系。从此前的《重建青年性》《浮游的守夜人》，到即将出版的《重新学习“火种”和“盗术”》，纵观何同彬的批评实践，他始终以充满反思的眼光，打量自身所处的文学现场。无论处于高校或期刊等何种位置，他都是具有异时代性的同代人。
这种充满“敌意”的考察，往往选择了剑走偏锋的方式。如同“卡利古拉”对既定秩序的反叛，何同彬的批评方式，是把问题推向一个极端，在追溯与提问中清理：“追问只是开端，我们应该回溯得更远一些、更深一些、更极端一些。”为了让人们充分“了解你的时代”，凸显“真问题”、作“真反思”，何同彬常常在猛烈的追问中问倒他人，也问倒自己；戳穿了当下文学主体的“演员”性质的同时，也“无比厌恶”地发现了自身的“戏服”。
对何同彬来说，文学批评是对一种层层累积的生活的突围，他大致有三条突围的路径：
其一是通过分析八十年代以来启蒙话语的构造及其遮蔽，再次回到起点，重申“什么是启蒙”。在对中国启蒙话语的重审当中，他不止是在救亡和革命的理路中确认其意识形态旨归，也指出九十年代以来大学制度下的知识化、理论化、学术化和历史化，作为一种“语言的尘土”，如何蒙蔽了启蒙的公共性，使之变为混杂幽秘的私人性的话语操练。何同彬以其强力意志，要求重设启蒙的公共性标准：重建一个真实有效的公共空间。
其二，以重建公共领域为立足点，不断拆解神圣仪式与集体默契的批评话语。对何同彬而言，虚假的文学实践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我戏剧化”。比如他认为诗歌艺术所主张的“内在的公共性”“诗性正义”，和知识者把原本明晰的启蒙概念模糊化、晦涩化并无二致，都是封闭而抽象的私人表演，属于“无限的少数人”。其自我陶醉的快乐是“无关紧要的”，构成了对启蒙公共性的消解。因此，何同彬的诗评大多采取“题外话”的方式，从文本来到外围，关注诗人的生活与诗歌之间的缝隙。他不断拒绝有所粉饰的“逃逸”，将现实疼痛聚集起来，让它从一种私人感受上升为公共议题。
更为重要的是，何同彬从当下诗人普遍的“中年写作”，发现了这种私人话语的开裂处。在何同彬看来，文学书写的中年性，不仅是青年与老年之间的一个双重否定，其背后也标示了当代文化乃至文明进入了历史的中年，而这一中年性本身是具有极强的消解性的。一旦远离了公共空间，中年写作的诗歌反抗姿态，很容易在逃逸中消解自身，或形成文学场一次“伪正义”的合谋或同盟。在同一层面上，何同彬的批评挑开了当前文学写作的逻辑“破绽”：“朦胧诗”“第三代”所引发的“诗歌崇拜”，被揭示为毫无宗教献身意味的“表演”，晦涩语言则是主体逃匿的“障眼法”；一贯被认为自由、反叛的“民间写作”，在何同彬关于“边界互渗”的描摹之下，也呈现出权力机制混杂、诗学伪装与混乱的一面。
为了从根本上摧毁这种舒适安全的合谋、圈子或同盟，何同彬曾经提出“重建批评的尊严”，以期唤醒青年、唤醒“深梦”中的同路人：“仍然有必要，且不会因悖谬的丑陋而断绝对后来的反抗者的召唤”。并且，他似乎试图用这样严肃的批评激起写作者的羞耻心，让他们的写作变为“对羞耻感的回应”。
其三，做一个“有力”而未必“高明”的读者，对于“力”的这种追求，导向了伦理的重建。与这一极端性追问的批评风格一致，他对作品好坏的评判标准也有鲜明态度与立场。但这一立场并不指向孤立的美学，作者在“极限性”的意义上，具有清晰的伦理认识。也许青年的极限性可以驱散中年的疲劳感，他所青睐的作者，往往选择一种如同“极限运动”的写作：不断摩擦文学形式与内容的边界。在此意义上，何同彬和这类作者的亲和性是显见的。而同样地，无论批评家还是作家，如果漠视价值标准的建立，则很有可能会被他视为中庸和世故。
但这一姿态并不意味着何同彬的批评拒绝对话，反而是寻求更有价值的冲突与对话。这从他对黄孝阳小说《众生·迷宫》、翟永明诗集《灰阑记》等作品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出来。何同彬对黄孝阳冲击小说语言书写极限的激赏，根本上也是他对文学在内容上无意义重复的厌倦，对既定秩序的“灾异”或破毁的渴求。这种对“灾异”的练习展露的就是“卡利古拉”式的超出现实秩序的“最高法则或极限法则”，它引向“我们未被告知的命运”，将现实如同旷野一般真实的面貌铺陈开来。显然，这样的分析已经超出了单个文学文本的范畴，而是要藉由一个节点控制住全面。用何同彬自己的话说：“必须越出‘极限’，站在‘天空’的基点之外，回到小说和写作者的肉身，以架构一种追问和质辩的关系……一种有效的批评和对话，就是要呈现极端的‘个人性’中风暴一样的‘事件性’。”
作为一种视野，“事件性”所呈现的结构，恰恰是对话得以发生的地点。也就是说，何同彬将这些有能力冲击自身极限的文学文本，视作“事件性”生发的标志，而从中可能出现诞生一种真正的对话。何同彬对翟永明“新女性写作”的批评更直接地呈现了这一事实关切，并且依然围绕公共领域交流的限度来展开。他认为翟永明的“新女性写作”所刻画的，是差异性个体之间共通的感受。这种“共通性”具有毫不含糊、明确的极限。它昭示着个体之间命定性地隔绝，但交流也悖谬性地依赖于差异与分裂。就像何同彬在引文中常常改写西方理论家的句子，不同的语境之间存在可分享的经验，但必须穿越石块般的不可消化的间隔。
这也正是何同彬“极端性”批评观念的出口，即让私人在一个有意义的空间当中发生联系，不再停留于自我戏剧化的慰藉中，而是确立一种公共的对话和参与。唯有这样，代表私人感受的文学艺术才具备真正的（而非所谓“内在的”）公共性。何同彬的批评，不管是倡导“直言”“字里行间的写作”“不合时宜”，还是自嘲“粗鲁却诚实”“武断”“题外话”，都同样把真正有意义的文学艺术与批评，定义为对生活的参与和拓展。这种态度坚硬而不可商榷，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而且敢于面对既成的失败。
何同彬所重塑的批判力和感受力，如同卡利古拉般迸发一种摧毁陈旧秩序的强力，以最严厉的伦理价值去质询自我的矛盾，不断回应着当下对公共性的渴求。在这个意义上，何同彬确实如同卡利古拉，如同这位古罗马皇帝，是一位带着激情与厌倦的“暴君”——就像对于卡里古拉的评价，既然“人不理解命运，那他就“装扮成了命运”，让人看清命运的面孔。
回到文章的开始，何同彬对于酒的“过敏”，也许更可能的原因，是没有任何一款“酒”辛辣到足够刺激。也许，在文坛盛宴上不合时宜地端起碳酸饮料的朋友，拥有着最为狂野的灵魂，一切都如此颠倒，这才像文学。但不得不说，刺激，如同酒精本身，也会上瘾。何同彬的文学批评，给我们展现了永远的“青年”，这在过于成熟的年代，无疑弥足珍贵。但永远的“青年”，也意味着永远地拒绝“中年”的入口，拒绝了“人到中年”的隐忍与沉默中，未必表露出的曲曲折折的坚持。我有时候觉得，何同彬改写了——他难以改变改写名人名言的“恶习”——他所激赏的鲁迅先生，肩住闸门，放出了一群中年人，他和“青年”们选择留在原地。这里无疑有何同彬的迂直，以及这份迂直所包含的殉道般的代价。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