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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式几经其变。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推动着思想变革，并带来现当代文学研究观念、问题意识和学科方法的推陈出新。宏观上看，现当代文学学科边界焦虑一直挥之不去，从20世纪80年代的“新文学整体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21世纪的“新国学”“民国机制”等各种崭新的命名乃是对这种学科焦虑的回应。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构成，新诗研究领域分享着学科的整体发展焦虑和方法更新。20世纪90年代“现代汉诗”作为诗学概念获得了理论建构，这是对新诗学科从命名到方法论进行整体性重构的探索。进入21世纪以来，以姜涛、张桃洲、段从学等学者为代表，新诗研究进一步呈现出本体话语历史化的倾向。由于对文学进行内/外区分的观念逐渐被质疑，诗歌本体不再被视为一种与历史无关的自律性存在，这种探索无疑跟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倾向同构，但新诗研究也提供了自身独特的经验。

关键词

现当代文学 新诗研究 历史化 本体话语

众所周知，现当代文学是一个高饱和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过分拥挤的学科。一方面这个学科跟现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政治引领、文学制度及种种文化资本都对学科产生各种各样、若隐若现的影响；另一方面，学科的时间下限始终处于开放状态，学科内部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也一直有统合与分治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研究范式，诸如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文体研究、社团代际、文学关系、主题研究、年代学等研究范式。大量从业人员盘踞于一个并不算长的历史时段中，直接结果是创新压力越来越大，开疆拓土难乎其难。很多研究者开始了阵地转移、方法迁移的探索，也有不少研究者试图提出宏观阐释框架，推动研究范式更新。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文类分支，新诗研究既分享了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困境和焦虑，又有着自身独具的问题和由此而生的问题意识。本文试图通过新世纪以来对新诗研究中本体话语历史化趋向的观察，来探讨新诗领域乃至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提供的超越文学内/外设定的理论可能。

一、命名创新与学科焦虑

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的概念》1一文中指出，“当代文学”并非承接“现代文学”之后而来的文学阶段。毋宁说，“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是作为“新文学”的替代概念而同时出现的命名。从“新文学”到“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命名变迁，事实上表征的是不同价值判断对文学史叙事的渗透。洪子诚发现，“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并非一开始就被用于描述正在发生着的当下新文学，它必须被历史化地理解。从“五四”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直沿用的是“新文学”这一命名。“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新文学’的概念迅速被‘现代文学’所取代，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纷纷出现。与此同时，一批冠以‘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名称的评述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文学的著作，也应运而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这种概念更替，粗看起来会觉得突然，实际上它的演变逻辑并非无迹可寻。这种更替，是文学运动发展的结果。当时的文学界赋予这两个概念不同的含义，当文学界用‘现代文学’来取代‘新文学’时，事实上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的划分方式，是在为当时所要确立的文学规范体系，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所以在他看来，“当代文学”并非是承接着“现代文学”而后产生的概念，而是在特定背景下“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同时产生以取代“新文学”。现/当代文学这种时期断裂的划分方式及其内在的价值等级，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着密切同构性。在那篇经典的政治论述中，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被划分为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在文学史的概念问题上，这一论述引发的结果，是赋予‘新文学’（后来便用“现代文学”来取代）以新的含义，而作为比‘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更高阶段的文学（它后来被称为‘当代文学’），也已在这一论述中被设定”2。这显然是阶级论的文学史阐释体系对文学史时期划分及其价值内涵的重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论文学史阐释体系中，这种“现代文学”相对于“当代文学”的价值劣势却又被颠倒过来。

洪先生事实上揭示了“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周期性震荡的内在症结：这个学科的成立本身便意味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出发对新文学启蒙学说进行“断裂论”重构；而20世纪80年代的“新文学整体观”和“二十世纪文学”学说则以“整合论”重申了“启蒙论”的文学史叙事。事实上，统合/断裂、革命/启蒙的这些文学史内在对抗组在20世纪90年代年代末以至新世纪不断花样翻新。新世纪以来，以旷新年、贺桂梅、李杨、蔡翔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以重申革命中国价值合法性为使命，而张福贵、李怡等学者所提的“民国文学”“民国机制”也一度令人瞩目。这两种思路被视为革命/启蒙两种叙述范式的崭新对峙。3

抛开学科内部的知识创新压力，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边界焦虑始终挥之不去。一方面，现当代文学学科边界颇具弹性带来某种自由度：上溯晚清、下指当下确乎可以拓展出大量的学术增长点；另一方面，边界的不清晰也会成为学科的解构性力量。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4既在学术视野上敞开了晚清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似乎反过来解构了新文学革命的合法性，并造成了一些从20世纪80年代走来的学者强烈的“原罪感”：

不难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具有的这三个主要方向上，我们都遇到了极其严峻的挑战。而在这些挑战面前，总体来说，我们是有些力不从心的，我们常常是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类似原罪感的心情、以退缩的方式应付这些挑战，以至我们自己就是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对党”的立场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在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上，我们愈来愈感到晚清文学的成就是令人惊喜的，越来越感到依照晚清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势中国文学就会走向新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激进的姿态原本是不应该有的，这造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断裂。鲁迅对晚清“谴责小说”的评价是不公正的，茅盾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评也是过于武断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反对者林纾之间，我们对林纾抱有更多的同情，而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对林纾的批判是过激的；似乎《荆生》和《妖梦》的作者更加具有中国传统的宽容精神，而陈独秀等人对林纾的反驳则有悖于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庸之道；在“学衡派”与胡适等提倡白话文革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间，我们感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倒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则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背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所有这些，都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或者是不应该由这样一些人发起的，或者由这些人发起而不应当发表这样一些激进的言论的。5

王富仁先生这番发言恰是对现代文学研究解放视域和自我解构之悖论的小小例证。当代文学学科的下限不清也使学科面临着学术化重构与即时化批评之间内在的紧张。因此，现当代文学学科便不断有诸如“新国学”“民国机制”之类学科整体归属概念的提出。从“新文学”到“新国学”，相隔近百年，“新文学”之新在于通过文化断裂构造崭新的文化前景；而“新国学”之新则是在文化归宿的迷茫中把曾经以新之名断裂出去的“新文学”重新缝补回“国学”的“民族性”与“传统性”的价值系统中。“新国学”的提出是现代文学研究内部焦虑膨胀而无从释放之举，虽然也引来诸多质疑，但确实显示了某种症候。

相比之下，新诗研究领域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构成，分享着学科的整体焦虑和探索。某种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获得理论建构的诗学概念“现代汉诗”即是打造新的阐释框架以重构整个新诗史的尝试。它无疑受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学术方案的影响。王光明努力将“现代汉诗”建构为具有独特内涵，堪与“新诗”对话的诗学概念：“现代汉语诗歌是一种在诸多矛盾和问题中生长，在变化、流动中凝聚质素和寻找秩序的诗歌，它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以新的语言形式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如何在变动的时代和复杂的现代语境中坚持诗的要求，如何面对不稳定的现代汉语，完成现代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6。王光明将“现代汉诗”这一概念整合成阐释百年新诗的理论模型，使之成为沟通现代汉语、现代经验和诗歌文类三大要素的言说框架。某种意义上说，“百年现代汉诗”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诗版本，其内在的启蒙文学观和文学本体论是一致的。整合现代和当代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实践并未为所有新诗史所接纳，洪子诚、刘登翰先生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就立足“当代”，并不企图打通现/当代。它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断代上的处理方式相类似，讲述“当代”文学史，却从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讲起。这样，中国当代新诗史保留了某种文学史建构的痕迹。通过对走进“当代”的老诗人的艺术处境的剖析，对艾青、田间等诗人艺术“危机”的分析，洪先生的当代文学史触及了更多文学制度因素，使新诗史变成了从对“当代”是什么到“当代”何以如此的回答。这是较为晚近的中国新诗史在处理断代问题上的两种有代表性的做法。不难发现，新诗史研究虽与现当代文学学科整体同构，但并未呈现“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的范式冲突；也没有王富仁先生由于强烈的边界焦虑而将现代文学归入“新国学”的类似提法。某种意义上，新诗研究领域的重要经验更来自于对本体研究历史化的持续探索。

二、恢复历史现场的悖论和张力结构

近年的新诗研究，很多学者选择在某些小领域上继续精耕细作，将已经提出的现象系统化、问题化和历史化，由此也产生了不无可观的成果。比如王光明及其弟子荣光启、伍明春等对现代汉诗学的研究；罗振亚、卢桢等对域外因素对新诗的影响研究；刘福春先生精研新诗史料，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民国文学珍惜文献集成·新诗旧集影印丛编》等成果；易彬以厚实的资料沉淀和敏锐的研究视野打底的《穆旦年谱》《彭燕郊年谱》都成为新诗史料学令人瞩目的成果。而王家新的诗歌翻译学；张桃洲、西渡、李章斌、翟月琴对“新诗与格律”等问题的关注；张洁宇对鲁迅《野草》的细读和研究；灵焚对散文诗研究的呼吁和实践；李怡、孙晓娅对民国新诗教育的关注，以及王东东、刘奎等一批青年研究者对20世纪40年代现代汉诗的挖掘都令人瞩目。近年新诗研究在学科焦虑推动下出现的一种具有方法论启示的探索，是一种力图打通文学性与政治性，或者说从文本（text）到语境(context)的内外沟通。这突出变现在姜涛、张桃洲、段从学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中。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一书源自其博士论文，于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在作者开始此项研究之前，新诗史内部的某种虚拟的线性历史进程常常被自明地接受。因此，作者引入“文学社会学”方法以呈现“发生”二字背后的场域复杂性。作者指出“在《尝试集》和《女神》之间，一种文学史的进化想象被建立起来，而梳理这一过程的目的，主要不在能够满足某种‘学科史’的需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新诗的合法性辩难得到了怎样的化解”。“从一种悖论、张力的结构中去理解‘新诗’，似乎是一种特殊的理解方式，但正因为忽视了这种结构，才有可能将一些需要矛盾的转化，理解为符合文学史规律的线性发展。这种变化，正是发生在《尝试集》与《女神》间文学史线索的想象性构造中，不仅是‘共时’的对峙被拉伸、铺展成历时的‘进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张力结构也在无形中被消解、掩饰了。”7姜涛的研究，有力地将新诗史后设的“线性”叙事还原为充满对抗、拉扯的张力结构，从而彰显新诗发生期的场域复杂性，对新世纪新诗研究的方法论更新也不无启示。如果说20世纪50—70年代政治化的新诗史论述是在革命政治论述和文学文本之间寻找机械对应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新诗史则努力寻找从语言本体角度进行新诗史自我表述的可能性。这种努力导致了新诗本体话语的产生，这也往往被视为新诗史终于独立于革命史的可喜进步。然而，姜涛的研究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进步”的新诗话语本身的叙事性和虚拟性。不妨说，姜涛所致力的是新诗研究的“再政治化”工作，这里的政治当然主要是更为广义的文化政治。新诗作为一项语言工程的发生始终内在于文化、社会、政治场域的历史进程，而非完全脱离社会性的自律。因此，如何从诗歌文本这个审美原点出发，激活与之关联的种种社会性、历史性纠葛，便成了姜涛研究为此后的新诗史研讨提出的不容回避、很难绕开的任务。

出版于2015年的《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继续了姜涛“再政治化”的文学研究思路，研究的依然是20世纪20年代，切入角度是“文学青年”。作者将史料爬梳、知识思辨等思想侦探的手段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往往在人们习焉不察地做出线性诊断之处引申出波澜起伏的话语控辩和张力结构。比如第六章《“教训”与“反教训”——1920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从1927年1月11日，刘半农发表于《世界日报·副刊》上一篇名为《老实说了吧！》的文章说起，文中刘半农以严厉的口吻激烈地指斥文学青年的种种劣迹。按照一般的思路，这种“教训”完全可以从“代际”的权力碰撞中提供解释。只是这种闭合性的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在考察了这番教训的历史现场之后，作者对其背后存在的思想症候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指出这“不简单是一个社会学层面的代际‘冲突’问题，而更应看作是新文化运动内在危机的一种表现，不仅隐含了不同思想、文化方案之间的激烈碰撞，在新文化自身形成的权势结构中，某种重塑思想革命主体的困境，也由此被凸现出来”8。以胡适为代表的权威抱持所谓“‘变态’社会中的‘常态’构想”，他们心目中真正的政治主体，是那些具有专业能力，对青年负有指导之责任的知识精英们。胡适的文化方案中“包含了某种责任主体的区分性，不仅一般的民众不被信任，五四之后作为新兴势力的青年学生，也没有被看做是特别的主力”9，“如果说，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知识精英们，希望通过‘指导’或‘教训’，使青年踱入‘正路’，也进一步强化某种‘常态’的现代文化体制，那么，鲁迅所拒绝的正是‘导师’背后的所谓‘正路’‘捷径’，拒绝那些现成的、无需反思的‘常态’方案，他更关注‘青年’——这个尚未被知识、权力异化的群体的精神可能性”10。

在将同代人的路线差异作为变量引入20世纪20年代的代际争论之后，问题的复杂性就得到了彰显。此间的“教训”和“反教训”，既有来自精英导师们与寻求历史主体身份的文学青年的冲突；也有在思想方案上本来颇为接近的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譬如鲁迅和高长虹。作者在辨析了高长虹对“新青年”失败的反叛之后不无感慨地指出：“高长虹期待的‘再来一次的思想革命’，最终并没有在他及周边的‘流浪人’身上实现，重建历史主体的诉求，甚至淹没在对新的文坛权势的追求中，服务于出版市场的争夺与掌控。”11“为了‘思想革命’之再起，高长虹等‘新新青年’的努力，不乏真诚与热情，也体现了一代青年的群体诉求。然而，反权威的努力能否形成历史的可能性，要取决与社会革命与思想革命的真实意涵。”12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研究中似未出现过将文学问题的社会性和历史语境如此抽丝剥茧、星状发散的研究。虽然本书并不专门研究新诗，仅有第二章是新诗专论，然而姜涛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大概是由新诗发端：“近十几年来，新诗研究整体是处在衰落之中，越来越缺少与当代文化生活、以至当代诗歌写作对话的能力。”13表面上，将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话题置于驳杂的话语场域和历史语境下仅仅是一种“还原”，对话当代文化生活，对话当代写作又从何说起呢？可是，不要忘了“文学青年”冲杀上时代舞台扮演历史主体的冲动每一代都在上演，只是由于历史背景的差异而上演了不同的剧目。新世纪以来，“代际”无疑成了当代文学批评场域中最常见的话语策略。可是，跟那些当代批评中作为同人集结大旗的“代际”相比，姜涛的研究使“代际”的历史内涵和问题意识落到了学术的本位上，这种以学术跟当代对话的研究进路依然充满启示。

三、从语言到语境：本体之维如何化合历史之维

作为新世纪以来最活跃的新诗研究者之一，张桃洲写过多篇文章分析了新诗研究的趋势和困境。在发表于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重提了自己“新诗话语”的研究思路：“我借用巴赫金、福柯等的‘话语’理论，提出了‘新诗话语’的概念，欲以之对新诗的某些现象和问题做出解释。所谓‘新诗话语’，就是将新诗的本体和历史看作一种‘话语’，其中包含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语言和语境。”14某种意义上说，从语言（text）到语境（context）代表了张桃洲“新诗话语”力图兼容本体话语和历史话语的学术追求，其问题意识在于：“尽管从语言出发进入‘新诗话语’探究体现了一种本体的自觉，但以此进行的语音、词汇、结构等相关分析，很容易将新诗话语研究沦为单一的技巧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文化日趋纷繁复杂的现实，也越发彰显了单纯的语言研究的内在限度。于是，我在研究新诗语言的同时着力从历史语境的角度去考察新诗，并提炼出相关论题”15。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张桃洲的研究进行前期/后期对应语言/语境的简单切分。虽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确实更多关注新诗的语言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当时他的新诗话语仅仅是包含着语言的单一维度。毋宁说语言/语境始终是他考察一个对象时兼而有之的思维，只是有所侧重而已。以《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为例，此书第一章谈“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第二章“新诗格律问题的再思”确实是对语言本体的直接考察，然而第三章“中国新诗的对应性特征”，第四章“新民歌运动的现代来源”则无疑是在整个新诗史内部寻找历史起伏中的呼应和回声，已是从语言出发而抵达语境的研究思路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将20世纪50年代“新民歌运动”视为一种典型的“当代文学”过度政治化现象。其学术挑战来自于：当本体研究无法介入的时候，如何继续进行有效、高质的学术研究？张桃洲的“历史谱系”思路让我们意识到：新民歌运动并非一颗凭空产生的诗歌肿瘤，而是新诗“大众化”线索的逻辑延伸和激进化产物：“自20年代中期的‘革命诗歌’和‘普罗诗歌’，中经30年代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歌谣化’运动，直至40年代各种‘朗诵诗’‘街头诗’运动，这是新诗‘大众化’逐渐延伸和拓展的路径。”16“谱系化”所构成的历史连续性无疑正是语境最重要的内涵之一，这种研究思路日后在他的《论歌谣作为新诗自我建构的资源：谱系、形态和难题》等文章中也有延续。

出版于2014年的《声音的意味：20世纪新诗格律探索》是对诗歌语言中某个更集中元素的全面聚焦，然而正如赖彧煌指出那样，他无意迎合某种总体性而建立20世纪中国新诗的“格律史”。17他对卞之琳、林庚、新月派、《少年中国》诗人以至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诗人诗歌声音建构的理解，其实始终隐含着一种重要的历史之维。换言之，所有不同的方案都要求被语境化地理解。所以，作者并非要在这些方案中择优排劣并最终凝定一个理想的结果。恰恰相反，他所吁求的是一种动态的秩序意识。我想这也是一种历史化的理解，相信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不同的个体创造力可以组织起并非完全趋同的多样化形式秩序。可见，在张桃洲的新诗话语中，即使是进行语言研究，语境也始终在场。

无独有偶，段从学在《旨趣与设想》一文中也提出了新诗的“文体话语”和“本体话语”：

新诗究竟是诗的一种，还是一种“新的诗”？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关联着两种不同的批评话语。把新诗当作诗的一种来对待，要求它具备普遍“诗性”品格的批评话语，我称之为文体话语。把新诗当作一种与既有的诗完全不同的新的诗，因而要求它体现出探索并容纳新的历史经验的批评话语，我称之为本体话语。18

这里的“本体话语”跟我们平常指向的新诗语言本体的所指并不相同，它更强调探索并容纳新的历史经验。在话题设想中段从学建议之一“以张桃洲的两部‘新诗话语研究’专著为对象，探讨把新诗当作现代性话语，而不是当作规范性文体来对待的研究思路的学术可能，厘清‘文体话语’对新诗本质误解造成的混乱”19。这里包含了段从学对张桃洲研究富有启发性和概括力的理解。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之前将新诗本体视为新诗语言的理解是有缺陷的，或者说我们将新诗语言静态地理解为某种文体规定性下的历史绝缘体是有缺陷的。这种新诗本体研究潜在地将新诗语言之维跟历史之维的联系切断。于是，段从学给了它新的命名，它不配被称为本体话语，而只是一种“文体话语”。

应该说，将新诗的语言现象纳入历史语境之中，或者说在新诗的语言切片中激活它跟各种社会、历史性要素的复制勾连，对语言现象进行复杂的“再政治化”的研究思路，在段从学的研究中同样体现得相当突出。在一篇尚算不上是段从学代表作的文章中，他充分展示了“本体话语”对“文体话语”的超越，这是一篇关于艾青的研究文章。作为新诗史上被研究得最多的诗人之一，任何艾青研究都难免于影响的焦虑。段从学试图以兼容历史之维的本体话语来突围：

称艾青为爱国主义诗人，意味着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性前提：个人情感和民族国家的情感，这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区分与疏离，在诗人艾青这里——至少，在那些抒写爱国主义感情的成功诗篇中，已经完全消失了。考虑到诗歌文类的抒情性质和艾青本人的创作情形，我们不妨借用“同一性”这个词，把这种情形称之为“同一感”。众所周知，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个人都是一种被发明出来的现代性存在。按通常的说法，中国的个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被发明的。而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是晚清以来才开始被想象和被发明出来的现代性存在。个人和民族国家的同一感之建立，意味着这两种现代之物，在诗人的想象和感知中，成为了拥有某种内在同质性的存在。在这里，值得关注的问题显然不是个人和民族国家这两种现代之物各自被发明出来的历史，而是个人与作为一种巨大的超个人之物的民族国家两者之间的同一感，在艾青诗歌中被建构起来的历史条件和心理过程。20

这是一种需要独特的文学感受力和深刻的历史视野才得以找到的研究思路。文学研究者，不是要研究“个人”和“民族国家”这两种现代话语的建立，而是要研究这两种现代话语跟诗歌想象的历史性遇合。研究的落脚点似乎是在艾青，然而它的解释力却呼应于转折的大时代。人们常常感叹于艾青、何其芳、卞之琳这些20世纪30年代成名作家在抗战之后的左转，以及他们日后诗风上的巨大转折。虽然这些诗人的内部也存在着巨大差异，然而，个人与民族国家同一感的建立很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抗战背景下，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达成了抒情情感上的巨大统一，而后，个体愿为民族国家的远大愿景而让渡主体抒情的权力，这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诗歌革命抒情得以建立的重要历史前提。

段从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抗战及20世纪40年代文学，他对穆旦、艾青等诗人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对格律与自由、古典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等文学话题有着独特的把握；能对诗人个体的宗教意识、精神结构见微发幽，又能对文协的历史特征等跟历史性、社会性有着密切互动的制度性对象推陈出新，确乎又是一个兼容语言与语境融通能力的研究者。同时，他似乎还是一个敏感于对学术创新进行理论命名的学者，也许正是借助了他的“本体话语”和“文体话语”的区分，我才更清晰地把握新诗研究正在发生着的转折。

结 语

重新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现当代学科焦虑的问题，我们会发现新诗研究确实依然处于一种张桃洲描述过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成为强势话语”21的处境中。姜涛也反思过“现代诗教”话语最兴盛的学院习气，学院习气与所谓的现代诗学互为表里，姜涛将现代诗学日渐自明的诗歌想象称为“现代诗教”并作了如是概括：

在与社会、历史的对抗性关系中，发展出一整套有关诗歌的完整认识：在诗人形象上，诗人被看作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在世俗生活中应享有治外法权；在功能上，诗歌效忠的不是公共秩序，而是想象力的逻辑，诗人的责任不在于提供清晰的理性认知，而是要不断开掘、抑或发明个体的情感、经验；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上，诗人更多信任语言的本体地位，相信现实之所以出现于诗行，不过是语言分泌出的风景；在诗歌传播与阅读上，诗人与少数的读者应维护一种艰深的共谋，诸如“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一类说法，由此显得如此动人。22

这种概括里面所包含的反思跟这批新诗研究者力图沟通内外乃至超越内外，对20世纪80年代启蒙文学史观、纯文学话语所建立的“现代文学”认知模式的超越是关联在一起的。

新诗研究的这种努力汇入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前沿探索，体现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追问：文学有内外吗？进而，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这种划分的局限性何在？我们当该如何超越之？这些问题或许是近年中国新诗研究乃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断重复着的质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审美主义文学观念重构的需求，同时也受到诸如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等西方理论的影响，一种将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进行二元划分的思维进入了当代文学观念结构而广为传播。文本解读由此纳入“内部研究”范畴，它专注的是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无关的审美形式问题。韦勒克等人虽为从社会历史进入文学预留了“外部”通道，却封锁了从文本进入历史的可能性。在审美主义的价值秩序中，内部研究是高于外部研究的。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主义不断被反思，被视为外部研究的文学制度、文学社会学方法勃兴，这可视为学界在沟通内外上的努力。可是，审美主义重视文本，文化研究重视语境。不管是重视内部的文本，还是重视外部的语境，事实上都遵循着文学之内外的理论预设。可是，这种严格的内外之限越来越受到挑战。洪子诚先生特别看重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内部研究”就跟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不一样。洪先生认为，丸山真男“从对象内部把握它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23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批评。所以，这里包含着当代文学研究重新理解“内部”的诉求，把握文学的“内部”不是将文学视野缩小到文学文本乃至于文本的形式审美层次，而是对文学更内在、深入以及历史化的理解。对文本形式静态的、去历史化的理解，不是内部研究，反而是一种浅薄的，停留于外部的研究。通过《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材料与注释》《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等著作，洪子诚提供的方法论启示在于：历史与文本之间并非外与内的关系，历史并不外在于文本，历史之“外”就寄寓于文本之“内”当中。文学研究层次上的内外设定并不具有持久的有效性，针对文本完全可能进行历史化的研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沟通内外，而是超越内外。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项目编号：20&ZD28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3 韩琛：《“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4 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王富仁：《“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6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9页。

7 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页。

8 9 10 11 12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246、260、271、274—275页。

13 姜涛：《新诗研究，需要激活动力》，《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4 15 张桃洲：《“同质”背景下的“异质”探求——试谈新诗研究的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0期。

16 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17 赖彧煌：《格律所面向的探询与“声音诗学”的建构——评张桃洲〈声音的意味：20世纪新诗格律探索〉》，《2016年度现当代诗学论坛论文集》，尚未出版。

18 19 段从学：《旨趣与设想》，《2016年度现当代诗学论坛论文集》。本文为段从学为在北京香山卧佛山庄举行的“2016年度现当代诗学论坛”所写的引言，该论坛由《江汉学术》主办，段从学教授参与组织。

20 段从学：《论个人与民族国家同一感在艾青诗歌中的建立》，《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0年第1期。

21 张桃洲：《论1990年代以来大陆新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2 姜涛：《当代诗歌情景中的学院习气》，《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23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