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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文学》2022年第11期|王国猛:我的两位导师
来源:《特区文学》2022年第11期 | 王国猛  2022年12月12日08:17

王国猛,古代文学硕士,创意写作博士。现任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著有学术专著《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创意背景下的创意城市建设》,在各类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百余篇,出版散文集《今日方知我是我》《微言大义》《别有根芽》《经略天下——另眼看三国》《吹尽狂沙》《明月清风我》等。

 

跟同门兄弟姐妹们相聚时,他们老是哂笑我说,研究生生涯数我最幸运,因为我有两位导师,获得过双重学业指导。就像《笑傲江湖》中华山派的令狐冲,同时得到了同门却分裂的气宗和剑宗两宗大师的指导,武功自是高人一筹。确实,问遍我当年那届研究生同学,没有人像我一样是两个硕导同带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年报考我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的人虽然挺多,但除了我竟然没有人考过录取分数线,同届有个师妹则是保送直升的。如此一来,导师多学生少,我便荣幸地被同时分到两个导师的名下,不是一对一,而是二对一地悉心辅导。

现在想起来,自己确是幸运,在教育资源稀缺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竟然有两名教授手把手指导我读书学习,研究诗文。自己今天能小有所得,跟两位导师的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和其他的同门相比,多一名导师指导的优势日渐显现,益处不可名状。但在当时,两个导师就意味着面试要过两道关,书单得读完双份,发表论文要经过两次审定,答辩要得到双倍的认同。别的同学一次性就能搞定的事情,我必须得过完一关再过一关。那时节,心中可没觉得有两位导师是件幸事,倒觉得是多了一份风险。

我的两位导师一位姓朱,一位姓曾。初次跟他们见面是在面试之时,别的考生只要面试一次,我是两个导师分头对我进行面试,从那时起我开启了三年的“double”之旅。朱先生虽云年且六十,但看上去很是年轻,一双慧眼似要洞穿万里浮云,神情显得洒脱豁然,脸上总带着淡淡的微笑,让人如沐春风。他给我的面试题是:谈谈你所了解的唐朝诗人。这种试题宽泛而有弹性,同时又能大致摸清考生的学术家底。我乍见朱先生时已经放松了大半,至此更是心中坦然,于是从初唐四杰讲到盛唐的李杜王孟高岑,再到中唐的大历十大才子,晚唐的小李杜,娓娓道来,不急不慌。朱先生时不时颔首,目中始终带着鼓励之光,这让我既感亲切又添自信。我知道,在他这里,我已过关无疑。轮到曾先生面试时,情形则大不同。曾先生比朱先生小五岁,瘦高个,戴眼睛,满脸严肃,不苟言笑,一副中规中矩,公事公办的神情,完全是个老学究的样子,我的心顿时提了起来。他给我的面试题是:谈谈对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诗的理解。好在我十分喜好苏轼诗文,这首诗倒也读过,于是略作阐述。听完我的回答,他沉默了片刻,开始进行灵魂的拷问,“空余鲁叟乘桴意”中鲁叟是谁?为什么要乘桴浮于海?“粗识轩辕奏乐声”中轩辕之乐指的是什么?为何是粗识?“天容海色本澄清”有什么深意?一连串居然问了我十几个问题,很多我都答不上来,有些我只能凭直觉信口胡诌。我看他的眉头越锁越紧,我的心也就越收越紧,想着这下可能要坏了。然而就在我不抱太大希望的时候,学校却正式通知我前去报到,我因此委实高兴了好一阵子,觉得那个吓人的曾先生心地还是柔软善良的。

诚如初次见到两位导师时印象的截然不同,他们在性格特征、治学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也十分迥异。朱先生为人诙谐幽默,机智善变,思维活跃,而且十分时尚前卫,岁月没有给他定格,学派也不能给他束缚,他提倡治学要中西结合,今古融通,雅俗共赏,只要观点新颖,视角独特,不必拘于一格。听他讲课总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一会先秦唐宋,一会西欧北美,从文学历史到流行歌曲,从民族风情到时事逸闻,时空跨度极大,为我们广开视听。师妹曾盛赞他乃今之大儒,能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他是我们大学唯一一个读私塾出身的教授,却又毕业于名牌大学。所以传统文化功底扎实,西方文化也很精通,可谓学贯东西。

朱先生不仅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影响甚巨,在生活中也优裕从容,津津有味。他是省政协常委,古籍研究所所长,学术评审委员会主任,政治、学术头衔集于一身,参政治学两不误。学术研讨会上,他总能滔滔不绝,谈古论今,却毫不雷同。社会活动中,他又能谈笑风生,游刃有余,却不越雷池。从不困于书斋,学问却又做得一流,朱先生的智商情商双高,在我们大学,他是新派学者最为羡慕的人物。对我们,除了建议我们多读写书以外,并无任何苛求。而且常带着我们出去见世面,长见识。一次,他被一家出版社邀请去主持修撰一部地方文学史,他让我和师妹一起参加,说是一方面可以向那些大家当面讨教学问,一方面也可以打下牙祭。高档宾馆,吃住免费,而且一住就是十几天,这可是朱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福利。跟着他,我们长学问长见识,还轻松愉快,吃喝不愁,可把我们乐坏了。朱先生是我们的师长,也是我们的好友,和他之间,我们没有任何代沟。

曾先生则不同。他继承了老派学者的治学方式,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绝不投机取巧,敷衍了事。他教导我们说,从事学术研究要潜心贯注,排除一切尘心杂念,多读古籍,多做记录,多背诗词文章,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听他上课,我们就能充分体味以前老辈学者的甘苦。一字一句,考证得清清楚楚,诗词歌赋,解释得妥妥帖帖。连王安石和曾巩是什么亲戚关系,李白到底是死于酒醉溺水还是死于重病不治,李颀的少年、青年时代是如何度过的,这些史料记载不详的问题,他都像陈寅恪老先生一样希望以诗证实,以诗证史。

他对自己在学术上极为严苛,对我们要求也很严。隔三差五,我们都要领到一份开着长长书目的作业,要求我们一一通读。面对他那张神情肃穆的脸孔,我每每心存敬畏,怕他突然发难,提出一连串的学术拷问,让我措手不及,乃至显露出知识的浅薄来。尽管如此,在他的“苦苦相逼”之下,我不得不在图书馆资料室静下心来,照着他开出的书单慢慢地攻读下来,虽然囫囵吞枣,受益还是匪浅的,总算没有白白浪费三年青春时光。

曾先生一生以对学术的孜孜以求为最高境界。因为研究生毕业时已是四十好几的“高龄”,所以直到五十多岁才评到教授职称,每次谈及他的教授身份,他都会展颜一笑,仿佛“教授”二字为他一直的勤奋努力正了名、定了性,让他毕生满意知足。对社会生活,他是极少涉猎的,也从不作计,乃至于家徒四壁,身无长物。我曾到过他家,但见一壁一壁的书籍,一沓一沓的文稿,其余不过破旧沙发,陈年凳椅而已。事实上,他在研究生毕业后曾分配到我们大学附中当老师,一度荣任校长一职。那可是全省数一数二的名校,多少达官显贵的孩子挤破头都想进去就读。作为校长,即使不想通过资源交换发家致富,但其社会地位和受欢迎程度绝对是远超一个大学普通教授的。然而曾先生毅然辞去校长职务,申请调入大学中文系从事学问研究。后来我问他是否因此感到过遗憾,他语气坚决地说,我厌烦跟那些凡尘俗务打交道,现在这样清清静静地做做学问不是挺好吗?

在对待我的毕业去留上,两位先生的态度也是完全相左的。听说我要到深圳去从事行政工作,朱先生大力支持,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而且不一定非要进高校搞学术,到政府工作也是上好的选择。他只给了我一个建议,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阅读。这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多年来也践行不懈。朱先生已行将九十,但仍体健思敏,每年我都要和先生聚上两三次,汇报学习心得和人生体悟,请他释疑解惑。

曾先生并不反对我到沿海开放城市工作,但始终认为我不应该走行政之路,而应从事学问一道。时隔二十多年,我又开始重返学问一途。只是曾先生早已仙逝,我无法在学问上当面讨教。我有时想,朱先生恰如他欣赏的李白和苏轼,豪放不羁,豁达通透,一生任才使气,学问生活两不误。而曾先生则似他倾慕的杜甫和曾巩,规规矩矩,法度森严,虽然生活一般,却一直怡然自得。令人讶异的是,性格特点、治学理念、人生态度都截然不同的两位先生却能和睦相处,在校时从未发现两位先生有何争执。相反,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溢美,曾先生盛赞朱先生学识渊博,为人通达。朱先生则称许曾先生穷且益坚,品格高尚。印象中我们弟子们也从未因两位先生风格各异而左右为难,滋生嫌隙。

得两位先生三年身教,实在是我一生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