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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陕西西安女作家吴文莉近年来出版了长篇小说《叶落长安》，作品以不同于先锋派也迥异于传统女性写作的创作风格，在文坛引起关注，出版不久就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各大电视台播出。小说写得纵横捭阖、大气磅礴，又充满慈悲大爱，而在某些细部又不乏女作家描写的细腻婉约，从而塑造了郝玉兰、白老四、梁长安、白莲花等一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写出了西安这座古城厚重包容的历史底蕴和泥沙俱下的当代活力。

关键词：吴文莉 《叶落长安》 女性写作 长篇小说 苦难叙事

陕西西安之外的读者之于这座古城，脑海中往往出现的是大汉、大唐时期的长安；或者是当今文人笔下的西安，像学者王富仁在《鲁迅与俄罗斯文学》一书后记中所写的“死城”，像作家贾平凹在《废都》中的“废都”，在一般游人的眼中，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则是埋葬了许许多多帝王将相坟墓的古文化旅游胜地，也是以过往的辉煌历史为这座古城进行定位的。

然而，等读到“70后”女作家吴文莉的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后，我彻底改变了这种不无偏见的阅读观感。本文仅以这部改变了我这个西安之外读者“西安印象”的长篇小说《叶落长安》为个案，探讨一下吴文莉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当代的女作家，要么像残雪、王安忆、徐坤、海男、陈染等那样，进行着先锋小说的试验，在小说形式上可以花样翻新，争奇斗艳；要么像楚明、刘丹、宋晓琪、冯君莉、蒋红等，沉溺于产房、闺房、厨房，抒发着小女人那种幸福感，奉献着心灵鸡汤般的作品。这些都是文坛和读者所需要的。但是，历史的厚重、现实的沉重、叙述的磅礴、风格的大气，在上述女作家那里近乎天然地阙如。那么，作为女作家，有没有可能写出不同于上述两种格调的第三种女性小说呢？等我读完了吴文莉的这部《叶落长安》后，这一期待心理得到了实现。吴文莉以纵横捭阖、大气磅礴，又心怀慈悲大爱的如椽之笔，但是在某些细部描写方面又不乏女作家细腻婉约，从而写出了西安这座古城沉郁积淀的厚重、包容，塑造了郝玉兰、白老四、梁长安、白莲花等一大批颇具鲜明性格和光彩的人物形象。从这部小说的叙述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充分吸收了陕西关中大地精气神的那种浑厚，可以看出陕西文学、中原文学传统在吴文莉身上的延续和突破，可以看出柳青《创业史》的格局、陈忠实《白鹿原》的浑厚、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的理想、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的真实，还有贾平凹小说叙述的从容，当然，也散发着女作家观察、描写的敏感和细致。

长篇小说《叶落长安》曾于2011年改编为40集电视连续剧《叶落长安》（又名《逃亡1942》），且早于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中国文学家、影视编导们在几乎同时关注了同样的主题，显示了他们作为艺术家的勇气和良知。这其中，作为女作家的吴文莉尤为难能可贵。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充分体现了女作家吴文莉多方面的创作才华，可以大致概括为直面惨痛、苦难民族历史的勇气，想象或还原历史真实的描写功夫，叙述和对话的精湛把控力，其作品体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品格。

一、现当代的民族心史

惨痛、苦难与奋斗史。1938年黄河花园口被炸开，在阻挡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原一带哀鸿遍野、灾民遍地的惨苦历史。《叶落长安》正是以此为起点和历史背景，写出了近七十年从河南开封逃难到西安的几代人生息繁衍的壮剧。20世纪80年代老作家李凖曾经创作过同题材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构成巨大的互文和参照。不同的是，《黄河东流去》描写的河南难民逃难到西安谋生，后来又因故土难离，纷纷返回故乡、重建家园、叶落归根的故事；《叶落长安》描写的则是河南难民来到西安，生儿育女，扎根西安，最后“叶落长安”的故事。

西安城小东门外锦华巷是由逃难来的河南人随遇而安搭建起来的棚户区，这里逼仄、拥挤、混乱，有些像残雪笔下的“黄泥街”，也有些像方方、池莉笔下的脏乱不堪的“汉正街”、汉口居民区。最早这里住了上百号人，却只有一个厕所，三个蹲坑，下雨天经常屎尿到处流淌，肮脏不堪。这里住着白老四和郝玉兰一家，还有老关爷，老蔫及媳妇一家，从河北逃难来的老梁和孙子长安一家。收破烂的老吕一家，他的儿子吕林、吕豫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许多不良习气，坑蒙拐骗偷。而老郑家（老郑媳妇、郑光、郑荣是唯一的西安本地人）。所有住在锦华巷的人们，大都穷愁潦倒、贫困至极。男人们往往干着帮人推坡、拉车、搬货等重体力活，女人们往往干着同样粗重的活计，她们拿到工厂里的油绳，无论严寒还是酷暑，到附近河边洗净，来赚取微博的工钱，以养家糊口。但是，在这种窘境中，这些逃难来的、西安本地的底层人们，却坚韧地活着。街坊邻居虽然难免有厉害、利益冲突，互相猜忌，但是他们之间更有着孔子“里仁为美”的互相帮扶，互相照应。正是这种街坊邻里、乡里乡亲观念，他们才得以度过那些战争、动乱、贫困和饥荒的年代，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日子逐渐富裕起来。小说还写了这群以河南移民为主的底层百姓，从锦华巷到城墙老东门，再散居西安城各区，开枝散叶，开花结果，共同为当代西安城新型文化的贡献了力量。

小说着力描写的是白老四、郝玉兰一家，尤其是塑造了郝玉兰这个富有个性和光彩的人物形象。评论家李震认为，《叶落长安》“书写了以郝玉兰一家为代表的河南难民的移民史和作为长安市民的生存史”①。

小说的故事始自花园口大堤被炸开后，黄河泛滥，赤地千里。1942年，开封附近农村的十岁女孩郝玉兰，差一点遭到父母抛弃，她赶上逃难的父母，和小脚的母亲一起，历经艰辛，来到了关中腹地西安。她因为家庭生计问题，以五十两大洋的价格，被迫卖/嫁给了大她近二十岁、死了两任老婆的河南人白老四。郝玉兰几乎不识字，但她心地善良，继承了父亲郝仁义的“仁义”秉性，有着我们民族特别是传统女性近乎天然的吃苦耐劳和牺牲精神。她的前任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大林、二林，她和老四结婚后，几乎“不歇怀”，一连生了六个子女：老三长女莲花、老四东京、老五西京、老六槐花、老七梅花、幺女白牡丹。小说叙写了郝玉兰等移民，在西安的艰难而漫长生存岁月中，把中原河南文化和西安本土的各种文化包括秦腔、方言、习俗、饮食等，不断融合，创造出了带有颇具杂糅融合意味的新文化。

一方面，这部作品有着陈忠实《白鹿原》的宏图，就是要写出近现代七八十年的移民的痛史和生存史，这就使得作品带有关中陕西作家所一贯追求的史诗品格，写出了自抗战时期以来的天灾人祸，到20世纪50年代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20世纪60年代饿死人的大饥荒、“文革”动乱的恐怖，到新时期大拆迁移民们搬出锦华巷，兴业创业，三教九流，各显神通，伴随着国家的改开而逐渐摆脱贫穷境地。最后他们辛苦建起来的房子被拆，纷纷搬到了新住宅楼房居住，又产生出一幕幕新的悲喜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小说着重刻画了三代移民心理群体形象。到最后，书写了老一代移民那种孤寂、逐渐老迈、死亡、尸骨埋葬在西安的大地上，终于“叶落长安”。另一方面，《叶落长安》写的是移民的生存史、风俗史、精神史，尤其是其中对于饮食文化的描写最典型——以郝仁义这位河南菜的大师傅的追求为代表，正是他把河南菜同西安菜（陕西菜）的风味结合起来，在最具典型性的民族文化层面塑造了一种新型饮食文化，它既属于河南菜，又属于陕西菜，同时又既不是原来的河南菜，也非原来的陕西菜，而是第三种菜系，正如电视剧《叶落长安》中借张俊这位曾经的地主儿子、美食家品尝后所说的“郝家菜”。从小说伊始，主人公们一路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来到西安，就为能够填饱肚子，历经坎坷磨难，到小说的最后，郝仁义得以在女儿等的帮助下重新成了豫盛酒楼这个高档菜馆的大师傅。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叙述着力之处，多围绕着吃饭、饮食、宴席等“民以食为天”的国人生存主题。这样在题材方面小说就超出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那些比较单一文化区域的艺术观照视野，而带有了汉民族内部不同地区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的比较文化学色彩。当今西安人的性格和心理结构中，尤其是东部和北部地区，恐怕河南人的文化心理特征近乎基因般地渗入了原住民的文化心理建构中了。吴文莉在《叶落大地》这部专门写1899年山东人移民西安北部农村的“叶落”主题的长篇小说，将这种宏大的创作意图得以较完整地呈现出来。

在《叶落长安》中，作家对于拆迁中居民私有财产和人权被忽视的普遍现象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描写。这场打着开发改造旗号的城建，其实是大肆掠夺民产民财的一种行为，作家借着主人公之口发出了质问：“郝玉兰回头看看自家门上墙上斗大的‘拆’字，不快地说：‘太不讲理啦！俺还是想要俺的门面房！你瞅瞅，又不是杀头，家家门口写这么大个黑字，还在字外边画个大黑圈。咦！俺看了就想起过去要杀的犯人了。这房本来就是俺和老四拿钱买的，现在人家让咱搬走，用咱的地方盖房倒叫咱再花钱买，俺咋也想不明白。’”②这是一个作家勇气和良知的体现，让人想起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当看到20世纪80年代地方官僚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时，莫言借着小说发出了沉痛的质问。在“后记”中，吴文莉说她多少年来，关注关心着西安城，“愿意当这城忠心耿耿的书写者”。接着她一连写了十一个“我关心”，涉及西安的历史、文物、环保、现实、改开、发展、民权、民生等方方面面。这是一个当代作家最为难能可贵的品质和思想境界，让人肃然起敬。

厚重、温暖、包容之地上的人性书写。作家在主人公郝玉兰身上寄托了时代和社会的苦难，同时又赋予她温馨、包容、宽厚、牺牲等品格。她就像司爱的女神，温暖着家人，又对街坊邻居给予力所能及、甚至超出自己能力的救助。她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那种历经劫难而良心不泯、大爱不减的高贵情怀。这部洋洋洒洒42万字的长篇小说仅仅因为塑造了这个人物形象，就堪称成功，更遑论作品还塑造了一大批性格各异的人物，书写了被正史所忽视了的民间历史、民间生存史。

郝玉兰是作品塑造得最为成功和富有光彩的人物形象。她的身上有着传统中国妇女伟大的母爱和坚韧的毅力，还有着乐善好施的中原人民的性格基因。在那个异常严酷、惨烈，灾难随时会降临的时代，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弱女子却活出了尊严，活出了精彩。在她逃离故乡河南的过程中，是喜欢她的二奶奶教导她，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并让少年的她追赶父母。在西安城外那些贫穷困顿的日子里，郝玉兰怀着身孕还为生计去帮人拉车，那些好心的拉脚人都尽其所能地多给她一些钱两，还把仅有的干粮给她。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时时处于困窘、贫穷中的郝玉兰。生活是异常艰辛、窘迫的，但郝玉兰以自己的善良、坚韧、吃苦耐劳而战胜了苦难本身。对家人，自己老母亲因为弟弟金玉家庭出问题而不能继续赡养，她义不容辞地将她接过来颐养天年，她的女婿长安创业办工厂遭遇困难，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帮他渡过难关。更为让人敬佩的是，邻居有什么危难，郝玉兰总是会出手相助，哪怕她自己家经常揭不开锅，但还是经常接济救助邻居。她自己要养活一大家十来口人，还接纳了来自河北的老梁大爷和他的孙子梁长安。有一次还从河里捞出落水的长安，可谓是长安的救命恩人。日常生活中郝玉兰则亲人般地接济老梁爷孙俩，有时候挤出自己家里仅有的一点食物来救助长安和其他邻居。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她经常鼓舞着困苦中的街坊邻居。虽然她不是基督徒，但是却有着强烈的博爱情怀。她虽然连字都认不了几个，但是却被选为居委会主任。她继承了父亲郝仁义的河南小吃“胡辣汤”，开店经营，童叟无欺，享誉半个西安城。可谓好人有好报，她以自己的诚心、诚信、诚实，赢得了吃客们的高度认可。她的丈夫白老四也不识字，夫妻俩地位虽然卑微，但是心地善良，吃苦耐劳。评论界近年来喜欢用一个词“在地性”，就是“接地气”。郝玉兰和白老四养儿育女，他们就是接地气地“活着”，他们在西安这片古老而包容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扎根西安，也叶落西安，他们活得充满了酸甜苦辣，但又踏踏实实。郝玉兰和白老四为代表的河南移民是我们民族最基本也是最真实的代表。小说对此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

二、小说的叙述艺术特点

《叶落长安》在小说叙述上有独到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实顺叙与回忆式补叙、穿插叙述相结合。小说大致是按照时间线索叙述，从1942年河南大旱，郝家经过艰难的旅程来到西安在城外搭棚子住下来开始，到改开时代，各显其能，日子进入安定，逐渐富裕起来的新时期为止。但是即使是一部超过40万字的长篇，也难以把这半个多世纪五六个家庭、上百号人物，从日本人侵略、国共内战，到随后的土改、大饥荒、“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返城、开放、开店、办厂、城市拆迁……历次天灾人祸、命运转机所导致的社会和人性悲喜剧写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说就采取了回忆或对话补叙的方式，把某些必不可少的重要背景加以交代，从而使作品更加绵密严谨，浑然一体。在这其中，莲花、女儿文文和太姥姥一次进澡堂子洗澡，文文为太姥姥剪脚趾甲的情节可谓这部小说叙述的一个精彩片段。通过三代人的对话和文文的观察，太姥姥那畸形的小脚，长满了老茧，丑陋无比，却一路走过了那么漫长的逃难路，那么漫长的人生岁月。“白莲花用毛巾撩了温水小心地给姥姥擦洗胸口，在那里，两只干瘪的、细长的、老丝瓜一般的乳房挂在她瘦骨嶙峋的胸脯上……文文定了定神，就看到那脚如同一枚大粽子一般，是三角形的一大团，仿佛没有脚掌。如果没有捧在手里，就只能看到大脚趾，其余四个脚趾全在根部折断，紧紧贴着脚心，完全踩在了脚下！”这一段描写简直有石破天惊之效。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女人的描写，除了莫言等少数男作家的描写，还没有一个女作家写出老一代女性这种身体形态的丑陋和畸形。他们（她们）的笔下往往是赞美，都尽力回避着母亲或姥姥身体的缺陷。即使鲁迅笔下的女性如祥林嫂，身体也没有这般丑陋狰狞可怕。文文为太姥姥洗着脚，思绪却想到了姥姥给她讲的太姥姥怀着双胞胎，从遥远的河南一路蹒跚走到了西安。这是新旧时代交替的观感，太姥姥应该也是最后一代缠足的女人。她们所遭遇的磨难终于在20世纪结束了。这里，作家吴文莉其实是在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辈们致敬。如果没有这些先驱们从体制到文化诸领域的艰难奋斗和努力，中国一代代的妇女可能仍然在这种悲苦无边的折磨中生息着、繁衍着。至此，由起先文文对太姥姥的反感，到冰释前嫌，最后深切地了解并理解了太姥姥。这里的描写文字并不多，但可谓惊心动魄，震撼人心。与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相比，它明确地将其借着第四代人的眼光予以展示和描绘，不会让读者产生在当代三寸金莲仍然充满魅力的迷惑。至此，小说的叙述开始渐入佳境，叙述更加张弛有度，富有节奏感。

这种补叙还表现在对长安的母亲身世和遭际的描写，不乏传奇色彩。骨肉亲情和易代的大变局，导致了普普通通民众生命轨迹的重大转变，母亲从大家闺秀到跌入底层，受尽屈辱和折磨。与此同时，小说把河北这一家梁姓移民同西安的关联进行了同样富有张力的深度描写，通过长安夫妇到内蒙包头寻找自己的亲身母亲，母亲返回河北寻找亲兄弟而索要回属于自己的部分金条，从而补叙和插叙了从土改至今的人生、家族故事。另外，小说的补叙还有长安兢兢业业为国营箱包厂出差到广东等地的描写。这样就拉开了更为广阔的背景的叙述，开阖有度，绵密而又富有张力，从而使叙述更加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大历史叙述与家族叙述相结合。《叶落长安》的叙述带有中国古代小说之遗风，同时又有女作家的温婉、细腻，对人物性格体贴入微，有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小说往往从人物的言行，逐渐进入其心理和精神世界，以此来构筑其个性世界。小说是对近八十年现当代民族历史的大叙述，叙述了从河南花园口被炸开、洪水肆虐，到难民们历经战乱、饥饿、瘟疫，颠沛流离一路艰辛无比地来到西安这座古城，又历经各种运动，坚韧顽强地生存、繁衍下来的故事。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属于宏大叙述。宏大叙述在中国依然没有过时，因为我们民族近现代的历史太过复杂、曲折、沉重，那种后现代的小叙述往往不能够穿透这复杂历史的重重迷雾，因为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再到陈忠实的《白鹿原》，陕西的几代作家都在努力书写这种面临重大变局中的大历史。“70后”女作家吴文莉也属于这个作家阵营。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出生、成长于西安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厚重历史的文化古城中，而历史积淀为当今仍然不无大气的西安文化，潜移默化地滋养和深刻地影响了她。前辈作家丰富的创作成果也是她写作的光辉榜样。在《后记•从西安城到黄金城》中，吴文莉写道：“西安是最宽厚包容又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之一。”在正史和官方叙述中，这些难民大都是匿名的，其人生遭际和家族历史也是阙如的。因此，吴文莉要把在历史和洪水中被湮没的那些难民及其后裔的遭遇、挣扎、奋斗、失败和成功的故事及其喜怒哀乐，放在家国民族的大背景下予以深切的观照并精雕细刻地描述下来。这种为平凡普通的底层人创作的情怀牵引着作家，从而在这部长篇小说及《叶落大地》（写1899年山东移民至关中、西安北面诸县开垦土地、耕读维生发展繁衍的故事）、《黄金城》（写改开以来从西安郊区进城闯荡，逐渐发家致富者的故事）中，为普通的西安人、中国的底层人树碑立传。正如批评家陈晓明所说的，“文学是弱者的伟业”③。文学也是作家吴文莉的伟业，她在《叶落长安•后记》中写道：“这个世上幸好还有文学。”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创作意图，作家吴文莉把自己的艺术观照和心血指向了那些流民、难民、农民、城市贫民等底层人民，并用极大的热情写出一百余万字的堪称120年中国近代以来底层人民的生存史和心灵史。

吴文莉的长篇小说系列尤其是《叶落长安》也是小历史叙述的产物，也就是家族叙述和个人叙述的产物。以自己作为移民后裔的家族故事为原型，来构筑小说的叙述基调和故事框架，因而在写作的时候，吴文莉能够酣畅淋漓又感同身受地表达。那个文文眼中的太姥姥的大粽子似的畸形双脚，无疑是女作家吴文莉某位家族女长辈的真实写照。那畸形、丑陋但又着坚韧、苦熬的那双小脚，既是小说中郝玉兰母亲的形象表征，又可视作中国上千年妇女遭压迫的屈辱形象的象征。笔者的母亲也是小脚女人。中国传统女人那一双双惨不忍睹的小脚基本上已然进入历史，那一个个关于三寸金莲的影像、记载和鞋子等实物，也已然成为博物馆里的展物。但是，回顾过往，多少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眼中，这一双双畸形的小脚、这一双双三角形的三寸金莲鞋子却是美的化身，无不竞相模仿。当代女作家中还没有人充分注意到这一点，直到吴文莉在她的《叶落长安》中予以了深切的观照。

“活着，真是奇迹！”借着小说中文文之口，道出了20世纪40年代大旱灾导致的大饥荒中的河南难民的生存艰辛。虽然囿于某些时代因素，又由于作家自身并没有这方面切身的体验，因此在书写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两次大饥荒方面，作品着墨并不多，但从文文给姥姥念她发现的这段惨痛历史及其饿死、流民的具体数据；从60年代疯子梁饿死的描述，“饥馑由农村向城市蔓延”，小说隐约透露出底层人生存的异常艰难以至饿死的惨况。那些具体而微的细节描写恰恰就是这种小叙述的鲜活例子。郝玉兰的母亲原先在儿子金玉那里，可是由于住房的拥挤等原因，不得不到郝玉兰的家中来住。儿女们大都不解，也不接受，并发泄着对舅舅、舅母的怨恨。但是，郝玉兰义无反顾，赡养自己的老母，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作家无心插柳柳成荫，率先揭示了当今中国老龄化和养老问题的迫切性和严峻性。传统的孝道和养儿防老之所以在日益急遽现代化的当代仍然有重要意义，就在于我们国家真正的现代转型仍然没有完成，未富先老，养老还是要靠子女，而是不像那些现代化国家主要由政府来承担。孙辈们那些议论纷纷，和她们的母亲的坦然接受、悉心照料形成对照，给这部作品注入了传统文化和传统信仰中无比珍贵的精神因素，也反映了巨大的代沟和社会转型的艰难。这部新世纪的关于灾民、难民及其后裔“活着”的小说，可谓一部流民迁徙异乡丰富多彩的信史。同时，又由于西安这座古城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厚重、包容、大气，又给予这些流民以定居乃至安居的期待，并且在当代得以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方言、民俗描写与对话描写相结合。《叶落长安》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这种市井味道体现在方言的运用、民俗的描写，以及以对话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叙述基调。河南方言同秦腔的结合，是这部小说语言表达的一个特点，这进而也重新塑造了西安人的秉性。当郝玉兰怀了孕每天还要早出晚归拉车时，那些马路边的西安人看不下去了，一个炭客（拉煤的）说：“女子！一块儿来吃点馍吧！”“‘女子’是陕西人叫女孩最亲的叫法，她一直用布包着头，人们只紧着拉车赶路都没看出她怀了大肚子。这时她隆起的肚子让几个老汉有些吃惊了：‘你这女子真胆大，刚才要知道你有身子，打死俺也不敢让你来拉坡！女子，家里难得很吧？几个娃？’”玉兰小声说：“五个。”那位揽活的老汉还把特别稀罕的苞谷面馍给玉兰。这段描写活画出了西安人那种心底的良善。正是这种底层人之间的互信和帮扶，才使得大批的河南难民逐渐淡忘了那千百年来中原人的“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故乡观念，而是自然而然地将一切托付给这片浑厚、宽容的大地，正所谓“叶落长安”。河南话和秦腔，这些方言土语在与陕西话的交融中，连带其他的文化习俗、饮食习惯，相互交融，共同营构了当代西安文化大气包容、俗中有雅的基因。河南豫剧《花木兰》、西安秦腔以及河北小调，都恰如其分地出现于相关故事中。白老四去世周年，白家子女为父亲做周年，就是请戏班子来唱戏。恰逢附近有一家人在给故去老人做三周年，他们请的是秦腔班子，唱《秦雪梅吊丧》，调子忧伤而高亢。郝玉兰和儿女们请的是河南戏班子，他们就唱豫剧现代戏《李双双》，现代对传统。对面唱《秦香莲》，河南豫剧班子就吹唢呐，各具特色。连那看客小脚老太太也跑来颠去地两边观戏，好不热闹。长安的亲生母亲刘玉纯，一个颇有文化的大家闺秀，却在那个惨烈的土改时期被迫流落到包头农村，受尽屈辱和苦难，甚至得了精神病。但她那文雅的气质还是时时流露出来。当她被长安和莲花接到西安后，神志逐渐好转，嘴里经常哼出河北小调“小白菜”，还时常冒出更为文雅的诗词小曲。这个女人作为财主家女儿的隐秘身世随之渐渐呈现。

小说还写到了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各种习俗。正是这些习俗使得小说叙述摇曳生姿，在宏大的叙述中平添了不少的艺术魅力。在中原的河南、山东一带有一个风俗，就是上了年纪的人会为自己提前准备棺材和寿衣，哪怕身体还很好。在《叶落长安》中就有对这一风俗的极好描写。晚年的白老四找到亲家——裁缝肖会计，让他给自己缝制寿衣。他跟肖会计讲：“记得过去在开封，俺爹也是早早就做好寿衣了，他还让人给打了上好的柏木棺材，每年上一次漆，又亮又光！俺小时候他爱逗俺玩，平时那棺材里放个空屋里，有次他穿上寿衣爬进棺材躺在里面，让俺去叫俺娘快来，等俺娘来了见他闭着眼躺着，吓得哭起来，俺爹还哈哈大笑呢！”这一情境简直有庄子“鼓盆而歌”的意味，满带着民间的谐谑和幽默。小说写了开封和西安两地各种各样的风俗，从人的出生、成长、到恋爱、结婚，总之生老病死，有各种禁忌和习俗。这些习俗带有浓厚的中原、关中地方色彩，可谓儒家兼道家达观思想在当代北中国底层人民中间的体现。无独有偶，小说的结尾部分还写了另一个类似的故事。年轻时作为窑姐儿，后来跟了老蔫，人称老蔫媳妇，此时年老多病，但她却不去医院，要在家念佛等待死亡。作为曾经的邻居街坊，郝玉兰被老蔫媳妇的女儿彩娥叫到家中，老蔫媳妇把菩提子念珠送给郝玉兰。彩娥对郝玉兰说：“也是奇了，我妈梦见好几次佛了！人家肿瘤都疼得很，她却一直没感觉！给她准备的止疼针一个也没用！”“老蔫媳妇果然是含着笑容走的，而且脸上的皱纹全都光洁地展开了。”这段对于郝玉兰多次来看望老蔫媳妇，老蔫媳妇信佛念佛，最后安然离世的情节描写，杂糅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及其民族心理，写出了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和价值。在后记里吴文莉写道：“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城有着这样的广阔，长安城的璀璨与没落，是两千多年来所有中国文人眼里的荣耀与落寞。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都在这里深植而广博，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这部小说在纵的时代演变和横的文化习俗及心理的描摹中，获得了丰富的审美张力。

运用恰如其分的对话来推进情节的进展又兼塑造出精彩的人物形象，是《叶落长安》的又一个显著的叙述特征。在当代小说的创新思潮中，这一叙述手法或许会被有的批评家认为有些落伍，但是，对于带有史诗般品格追求的长篇小说创作来说，那些能够体现人物性格，同时又能推动故事情节进展的对话就实属必不可少。另外，在对话中，叙述者往往加上某些能够表达说话者表情、动作的话语，或者加上有某种小场景交代的话语。对话、描写、抒情等话语的交织，构成了这部浩荡长篇小说叙述的节奏感和延展性。

一般而言，长篇小说的写作往往前半部分写得扎实、紧凑、富有生命力和质感，后半部分往往就显得疲沓、散漫、缺乏活力。原因就在于这一过程需要小说家各方面力量的配合，而一般的小说家往往在创作前期的体力、精神、艺术、语言表达等各方面的能力相对旺盛与强韧，而到后期这种种能力就难免减弱和下降。柳青的《创业史》（他本来要写成三部曲，可是只完成了第一卷和第二卷，而第二卷的无论篇幅还是艺术水准都难以和第一卷相提并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都有这种情况。难能可贵的是，《叶落长安》却是后半部分超过了前半部分，越到后面，从故事的讲述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话语的表达到情节的编织，都越来越晓畅，越来越游刃有余。这可能与小说所描写叙述的时代跟作者的熟稔度有关。小说自1938年起开始叙述，直到当下。作为“70后”作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生的大事小情才是作者吴文莉所熟悉的。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是由于吴文莉画家的艺术训练的结果。绘画和写作虽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绘画是“绘事后素”，就是说绘画是越到后面越精彩。当画家画完最后一笔，也才是绘画作品最为完美之时。这部小说也存在一些叙述或描写的不妥之处。如写小长安“从爷爷脸上看到过去从没有有过的颓废……”长安是个小学生，处在封闭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颓废”等用词就显得有失分寸感。另外，有些叙述和故事情节的推进显得滞缓，语言的提炼和艺术的凝练尚需要加强。

注释：

①李震：《极限体验 精神超越 诗性叙事——读吴文莉〈叶落大地〉》，《文艺报》2015年9月14日。

②吴文莉：《叶落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342—343页。以下所引该书不再一一标注。

③陈晓明：《文学是弱者的伟业》，https://wenku.baidu.com/view/21952c935f0e7cd18525360d.html。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