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光自东方来”
“光启”文库 陈恒 主编 商务印书馆
《依稀前尘事》是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最新的学术随笔，为始于2017年的“光启”文库再添华章。
“光启”文库是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商务印书馆创设的大型学术丛书，旨在秉承中国近代思想交流先驱徐光启的精神遗产，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文库注重彰显学术价值，兼顾现实关怀，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
作为文库主编，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陈恒在接受采访时，从文库的创设意图、未来愿景聊到当代学术状况，对“新知识时代的学术、学科与话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继承徐光启的精神遗产
我们之所以以“光启”为名，一方面是纪念400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贤徐光启先生，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把这片余光加以发扬光大，让我们的天空，让我们的未来，被文明之光、智慧之光、思想之光照亮
读书周刊：上海师范大学有“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光启”文库与“光启”中心有关系吗？
陈恒：应该说，“光启”文库正是源于2017年成立的“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中心秉持我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徐光启的精神遗产，继承和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不定期组织“光启讲堂”“光启读书会”“光启沙龙”“光启青年”等系列学术活动，主办具有学科前沿性和重大社会关注度的高端学术会议。在这样的目标引领下，组织撰写、翻译和出版高质量、成系列的学术丛书，也就成了“光启”中心的工作内容之一。“光启”文库便是这么来的。
读书周刊：“光启”是中心和文库共享的精神根源。
陈恒：是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梁任公把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自徐光启以降数代学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率先开创了海纳百川的新局面。
流风所及，也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重镇和学术出版中心的地位。徐光启是上海的城市文化名片，与以文史见长的上海师范大学和在上海诞生的商务印书馆有着地缘和逻辑的联系。我们之所以以“光启”为名，一方面是纪念400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贤徐光启先生，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把这片余光加以发扬光大，让我们的天空，让我们的未来，被文明之光、智慧之光、思想之光照亮。
光启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光自东方来”（ex oriente lux），这句拉丁谚语认为，在东方的宗教中可以找到比物质主义的西方更高的智慧和更深的精神世界。这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源头在东方，来自东方的光芒与力量一直在向西传递，从亚洲到希腊，到罗马，到法国和英国，再到美洲以及其他地方。人类文明就是在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中不断发展、逐步完善的。各民族国家只有暂时的领先和发展，没有永远的先进和引领，我们须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明抱有敬畏之心，方能不断进步。
读书周刊：诚如复旦大学陈建华教授所言，“光启”是一个主动搭配，有光才有启，光始终是智慧的隐喻，它既是明末清初一代有识学者追求科学、追求知识进步的行动和精神，也是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一批有志之士在上海从事科学文化翻译、编印新式教科书的行动和精神。
陈恒：商务印书馆的馆训“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其内在精神也是“明”和“启”。这一馆训超时空地与“光启”精神遥相呼应，“光启”文库算是两者的一种链接，一种落地。
优秀丛书是学术丰碑
丛书在价值链的建立、道德感的培养、尊严感的塑造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优秀丛书影响的何止一代人
读书周刊：“光启”文库的体例是怎样的？当下的规模和您预想的未来规模又是怎样的？
陈恒：“光启”文库分光启随笔、光启讲坛、光启学术、光启读本、光启通识、光启译丛、光启口述、光启青年8个系列，致力于展示当代中国学术的多元面向，同时亦大力翻译20世纪之前的国外学术著作。文库注重彰显学术价值，兼有现实关怀，回应时代之问，解答历史命题，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我们希望通过“光启”文库，既可在自身文化中汲取活力，又能以高水准的海外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培育深植中国文化的价值、思想和话语。
自2017年创办至今，光启文库已出版图书50余种，均为各位作者多年学术心得与社会观察的结晶，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科学等领域，为读者展示了学术的鲜活性，在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徐光启倡导“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我们希望，通过“光启”文库，活跃在我国与世界对话的前台，为中国了解世界、融入世界，为世界了解中国、拥抱中国贡献智慧。
至于未来文库的规模，我曾在“光启”文库首发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文库的目标是在未来20年左右时间内出版500种左右学术著作”。“500”是一个数字概念，也是一个宏愿、一个理想、一个追求。这个数字成了我们的工作动力，时时提醒我们不要怠慢，要努力团结学界同仁，尽量把优质成果汇总起来，系统呈现当代中国学术谱系。500本这个数，既已说出，只好恳请大家多多支持。
读书周刊：这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激情，更需要长情。但，它是有意义的。
陈恒：人类有分门别类汇总文字的习惯。早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已经开始编纂双语词汇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的习惯。丛书中的书籍一般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主题、特征与品位，可以比较完整地体现一个领域的成就。不同于期刊要定期出版，版面、字数都有所限制，丛书更加开放、自由、形式多样，可以给学者们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想象。
丛书是创造一流产品的有效途径，一套大型丛书就是一座学术丰碑。丛书在价值链的建立、道德感的培养、尊严感的塑造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优秀丛书影响的何止一代人。
丛书的开始就是一个承诺，要对这一领域进行系统整理并完美呈现给读者的愿望，会让一个编者永远不愿放弃它。英、美、法、德都是丛书出版大国，英国至今还独领学术丛书风骚。当代英国著名的丛书有剑桥史丛书、剑桥图书丛刊、人人丛书、企鹅经典、牛津世界经典、牛津手册系列、劳特利奇的各种丛书，等等，都是学界耳熟能详的。
英国出版商登特于1906年创办的“人人”文库，旨在为民众提供负担得起的、精美的图书，“吸引每一种读者：工人、学生、有教养的人、儿童、男人和女人”，让人人“在一个小房间里有无限的财富”。弥尔顿的话“一本好书是大师级精神的宝贵心血，特意保鲜、加以珍藏，使之超越生命”，被印在“人人”丛书的扉页上。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中国数代读书人通往世界学术的窗口。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走向世界”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出版）及“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代表了彼时中国学术界对历史和未来的思考，亦影响了几代人。这些丛书都是我们的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只要坚持，我相信，“光启”文库也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
留下自己的生命信息
希冀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光启”随笔可以达成一定规模，成为呈现当代学术万象的一个缩影
读书周刊：丛书有8种类型，有您偏爱的类型吗？
陈恒：学术表达有不同的方式与路径，各种体裁、各种文体都可以表达最好的学术，都是人类对世界、对自然、对自我、对社会的一种认知。近代世界500年是欧洲扩张的500年，伴随以欧美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出现，学术表达似乎也只有一种形式了，这合理吗？我们的传统文化表达在哪？我们的学术究竟如何表现？如何突破当下规范整齐的学术八股？如何培育人类文明的学术新格局？这是“光启”文库也想探索的一个议题。
读书周刊：随笔似乎是目前“光启”文库中出得最多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小文告诉我，他最喜欢“光启”随笔。他说因为随笔有“三见”：一见才华。随笔不受学术范式的束缚，学者可以脱掉“紧身衣”跳舞。二见性情。所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有疵才能做学问，而某些“疵”正是创新力、独立性的体现。三见理想。随笔最能展现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最能给学者对理想不能实现的现实进行批评的空间。总之，随笔是学者把高深的学术通过内化，结合自己的性情，以好读的文字呈现给读者，是有烟火气的学术。
陈恒：深以为然。当初特设当代学人的学术随笔这一门类，就是想要展现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当代中国的人文社科的学术成就，展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发展历程与内心学术追求。
随笔汇集已发表的和未刊发的书评、评论、序跋、感想、访谈、交往等类文章，按照一个主线编排出来，荟萃有关准学术、轻学术的长短文章，展现有灵魂的、有趣味的个体学术思索过程。体裁不限，文体不限，文字长短不限，有适当插图，每本18万字左右，便于阅读。每本书都单独设计藏书票，有的甚至是作者自己设计的，意味无穷。腰封是很多人不喜欢的，要之无用，弃之可惜，但这套书的腰封采用独特的竖立的长条形状，放在书的背后，亦可作为书签。希冀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光启”随笔可以达成一定规模，成为呈现当代学术万象的一个缩影。如陈思和教授所言，学者们在这些书里留下自己的生命信息，留给未来的时代和未来的人。
“光启”读本与“光启”通识
学者的价值与知识的活力扎根于、来源于、服务于民众需要，让学术走向民众，积极推动全民科普教育，提高民众人文素养
读书周刊：有教授建议，“光启”文库可由目前的8个系列增至10个。第一是增加教材，这“教材”不仅满足学生课堂学习之用，还能满足普及知识的社会之需。第二是梳理一些基本的观念、概念、内容，对民众进行普及。您如何回应这样的建议？
陈恒：文库中已有的“光启”读本、“光启”通识，应能承担这样的功能。
先说教材的问题。教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内涵比较丰富，不等同于教科书。在我看来，教材一般由教科书、研究指南/手册、文献资料、案例四部分组成，四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教科书应该是作为学生有价值的学习资源，简明扼要地归纳出课程要点，帮助他们理解和应用。手册则是知识、学术、思想的前沿，是对新兴的、新近更新的、重要领域的最前沿的调查。那什么是“案例”？什么可以构成“案例”？我们如何在课堂上使用它们？在像历史学这样的领域，案例往往是对一个背景或概念的探索，比如历史上的大战略就可以做成很好的案例库。历史学不是年代记，不会仅仅满足于按时间顺序罗列史实，而需要从整体上去理解人类的过去，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文献，研究文献是如何成为史料的，是如何为历史学服务的。杜比曾说：“这一大堆文字，历史学家的采石场，他们将从其中获得必不可少的材料，挑选、剪裁、调整，用以建造他们已构思好草图的大厦。”
历史研究的领域极其广泛，史料可谓汗牛充栋，会令初学者绝望，入门者需要前辈指点迷津，这就需要读本。而且，不能是那些充满狭隘观点、歧视偏见、渲染情绪的读本，而应是不同类型文献之间平衡、不同观点之间平衡的读本。可以说，读本就是教材的一种。
至于第二点建议涉及的学术普及，其实就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又称博雅教育）是外来概念，一般认为这种教育起源于古典时期，比如，“教化”（paideia）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核心概念，旨在向年轻人展示如何成为一个理想公民，努力实现品格高尚、精神卓越、体魄强健、对社会有用的人。苏格拉底强调了通识教育的个人主义维度，冀望他的学生都能借由理性而非教条形成自己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它指导人们如何成为可能的最高形式的人。类似的教育理念也体现在中国周代的礼乐教化中，君子应符合礼节、道德与秩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则是开启心智、练达人生、塑造人格的基本途径。通识教育有助于培养人们心智成熟、思维开阔、敢于怀疑与自我反思的能力，对于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来说，通识教育最为合适，也最有意义。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和启蒙运动理想的传播，通识教育开始与对人类自由、理性、平等、宽容等思想的关注联系在一起了。
以思想家蒙田的警句“我知道什么？”命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创办于1941年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此时的法兰西学术界万马齐喑，未来令人沮丧。丛书意欲“恢复伟大的启蒙传统，即传播所有人都能接触到的普遍知识”，以恢复文化自信。该丛书已经出版3800多种，每年还不断更新目录，被译为中文、英语、德语、意大利语、韩语、日语等45种语言，在世界图书出版界享有较高声誉。类似的丛书还有德国的贝克知识丛书（始于1995年，已出版600多种）、英国的牛津通识读本（始于1995年，已出版近800种），都是大家写小书，学术引领风尚，大大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水准、审美意识和道德情感。
“光启”通识系列就想要建成这样一套成规模的、服务社会的百科文库。学者的价值与知识的活力扎根于、来源于、服务于民众的需要，让学术走向民众，积极推动全民科普教育，提高民众的人文素养。
书籍是思想革新的助推器
一套丛书只要有好的内容和高雅的表现形式，它仍然会保持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数字是书籍的新表现形式
读书周刊：您特别强调“光启”文库的“经世致用”，如何理解这“经世致用”？
陈恒：文库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国外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话语体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您的问题隐含了对人文学科“经世致用”功能的质疑，我想用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这件事来予以反驳。这次诺奖是颁给交叉学科的，以表彰帕博教授对尼安德特人等已灭绝人种的基因组所做的研究，以及在人类进化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可见，文科与理工科须紧密结合，才能都找到发展空间。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学，历史学会给人全面的、综合的、比较的批判能力。这次诺奖还是颁给新文科的，文科不仅仅是记忆，文科也能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文科是富有创造性的学科。
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了世界学术的新趋势，这不是一代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须进行马拉松式的文化接力，培养一代又一代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才会逐渐接近我们的目标。“光启”文库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点力量。
读书周刊：这就谈到了如何理解您提出的“新知识时代的学术、学科与话语”这一课题。您认为，以出版这样相对古老的方式，可以适应新知识时代的学术推广吗？
陈恒：出版是基于书写、纸张、印刷的发明，以及一个关键的因素：社会的发展与需要。随着识字率的提高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对新思想、新观念兴趣的提高。出版是以技术革新和社会需求为支撑的，两者相互促进，不断推进出版的发展。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有一连串不间断的识字文化。
数字时代下的文化形态已发生转型，从印刷文化到数字文化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型，免费获取知识的时代已经来临，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正呈现新的形式；知识生产、学术交流、出版业态出现了新形态、新模式。我称之为“新知识时代”的学术网络社会，这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
数字学术。近几十年来，数字工具、方法和资源在数字人文领域的使用越来越多。一方面，我们需要一种评估数据、分析工具和解释方法的新知识。另一方面，传统的、正式的学术传播在全面数字化，信息获得更加便捷，甚至是免费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为了促进知识的流动与创新，而不是限制知识的共享，传统的知识产权概念受到了挑战。知识与信息的谷歌化正在变为现实，涵盖人类全部知识的库正在形成，马斯克的脑机接口产品已推向市场，人机共存时代似乎已经来临……我们如何应对这一切？
资本学术。学术出版越来越市场化、经济化，追逐利润成为学术出版、学术创造的原动力，而非先前的好奇心驱动，人类在不断制造“虚拟需要”，虚拟需求的比例已经远远大于真实需求，知识积累空前勃发，让人目不暇接，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业。学术成为产业，有其繁荣的一面，亦有其浮躁的一面。我们如何开拓一条面向未来之路？
引用学术。通过引用和基于效用的指标评估，来证明研究的权威性、前沿性、可靠性。这是象征性学术，而非福祉性学术；表演性学术，而非知识性学术。学术的功利面被不断放大，纯粹的学术理想越来越少见，象牙塔似乎已经倒塌，未来时代还能不断产生追求无用之用的人吗？这一趋势可逆吗？
媒体学术。学术与媒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大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大众媒体对科学、学术的兴趣与影响空前加强了。学术也越来越顾及大众感受，甚至在讨好大众，知识分子是顺应潮流还是成为时代的牛虻？
并不是说先前没有这些现象，而是此前这些情况只是偶发的，没有成为彼此联系的普遍现象。数字知识时代使得这四种现象彼此互动，愈演愈烈，交错影响着人类的发展方向。
没有开放的文明交流，没有流动的知识互鉴，没有观念的激烈碰撞，就不可能形成开放的学术标准，所有学术规范、学术标准、学术理想都是在互动中、竞争中形成的，不如此，就无法与世界对接，就不可能掌握学术的精髓、学科的话语权。数字时代更是如此。纸质图书虽因数字时代的来临而限制了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存储知识的新手段也挑战了纸质图书传播的速度与强度。数字时代的印刷书籍的文化功能似乎在减弱，人们对书籍形式的使用和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但内容为王，一套丛书只要有好的内容和高雅的表现形式，它仍然会保持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数字是书籍的新表现形式，书籍永远是思想革新和学术革命的助推器。这是我们还在专心致志做纸质图书的动力吧。好在“商务”不商务，他们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以学者为中心，以学术为中心，以读者为中心，以知识传播为中心的，与之打交道，我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愉快，特别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