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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感、反思性与新乡土写作——评关仁山《白洋淀上》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 郭宝亮   2023年07月07日16:25

内容提要: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是一部全景式反映白洋淀人们日常生活以及雄安新区建设景象的百余万字长篇巨制。小说关注当下火热的现实生活,写出真正的“现场感”来,同时又将当下与历史组成套叠结构,从而将历史与现实交汇,传统与现代套叠,成为一部地地道道的恢弘史诗;小说没有回避当下现实生活的各种矛盾,也没有回避人性的幽暗,而是最大可能地写出其复杂性,因而具有了很强的反思性;《白洋淀上》以真正现实主义方法拓宽和开新了乡土写作的路径。这种拓宽与开新,不仅是对关仁山自我写作的超越,更重要的也是对当代文学乡土写作的超越。同时继承“荷花淀派”的写作传统,进而将其推向新的高度,成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乡土写作的某种标本。

关键词:关仁山 《白洋淀上》 现场感 反思性 新乡土写作

《白洋淀上》是关仁山历时6年,数易其稿,精心打造的一部全景式反映白洋淀人们日常生活以及雄安新区建设景象的百余万字长篇巨制。小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新时代文学的第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初读《白洋淀上》,一股荷香莲翠的清新水乡生活气息便扑面而来。小说以2017年至2022年白洋淀新区成立并开工建设和乡村振兴为背景,以白洋淀水乡王家寨渔民王永泰及他的三个儿子王决心、杨义成、王德的命运故事为核心展开叙事,由一户放射到全村,由一村放射到整个白洋淀新区,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波澜壮阔、沧桑巨变的火热生活现实。

小说一开篇所写的一个婚礼、一个葬礼,便把水乡王家寨的各色人等都呼唤了出来。村民次第登场,仿佛舞台上的演员,各自演绎着自身的生活故事。一村两姓:王家与姚家,世代仇斗,纠缠不休,绵延至今,误会频仍。历史与现实交汇于此,剪不断理还乱。“腰里硬”儿子苇杆的意外死亡,加深了“腰里硬”对王决心的误会,也唤醒了历史仇斗的罅隙。王家寨作为白洋淀的缩影,烙刻着历史的斑斑印痕,也负载着新时代现实与未来的累累重负。好戏就这样鸣锣开场了。2017年4月1日,国家决定成立白洋淀新区,白洋淀王家寨迎来了千年不遇的重大挑战和机遇。就这样,小说一下子就把读者拉进了热火朝天的当下。

是的,《白洋淀上》重在写当下,而且要浓墨重彩地写,大张旗鼓地写,要写出新时代新山乡巨变的“变”来,甚至是“形势大好”来。看看这有多难!这注定了是一次有相当难度的写作,难怪关仁山面对这一特殊题材,一时也感到束手无策。为什么难?难就难在这样的写作与现实没有拉开距离,所以没有办法总体把握现实的走向,很可能会出现判断的主观化乃至偏颇性,这也是“写当下”一直以来不断遭遇诟病的原因。一段时间来,写当下被认为有配合政治任务,呼应政策形势,是廉价的歌功颂德,审美上直白浅显等种种弊端,很难产生特别优秀厚重的大作。而这一诟病也并非空穴来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十年,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和教训难道还不够多吗?因此,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作家不再过分关注当下,而往往把笔触深入到历史之中,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回避当下的写作愈演愈烈。即便涉及当下现实,往往也会以想象变形、哲理化、寓言化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作品,一时也给人深刻的感觉,但却失去了当下现实生活的鲜活性,失去了现场感。特别是近些年,笔者在对目下小说的阅读中,深深感到大部分作家远离当下现实,所写作品编造想象痕迹明显,大家失去了把握当下现实的能力,读者在作品里看不到我们人民正在进行中的生活现场,看不到人民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听不到时代踏踏前行的艰难且坚韧的步履声,感受不到当下时代生活的温度和气息。这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极端。我的讨论文章《面对现实:当代作家缺少了什么》提出了当代作家缺少了两种能力:一是主动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二是思考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这两种能力的缺失成为当代作家面对现实生活、叙写现实问题的瓶颈。“主动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是说当下的一些作家的基本生存状态,他们成了作家、成了名人之后,便漂浮在时代生活之上,成为特殊的一群。他们有的到了作协机关,有的到了编辑部,有的到了文化部门,功成名就,享受着比较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从而缓和了同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他们的写作不是生命体验的喷发,而是为写而写,为证明自己作家的身份而写,这只能是一种惯性写作。职业化的惯性写作导致了作家与现实的疏离和隔膜,没有人真正地主动地去深入生活,挑战生活,而成为旁观者、道听途说者。这些年来,我们对深入生活之类的说法似乎不屑一顾,更没有人像当年的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为了要写正在进行中的合作化运动而主动离开北京到农村落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而为小说的写作获得了第一手活生生的素材了。我的这些说法是不是老调重弹?是不是落伍保守?……我在此重提‘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并不是要求作家都像当年的柳青等老一辈作家那样去某地落户,而是希望我们的作家不要辜负了我们这个时代。①可见,呼唤作家重新打量关注当下现实生活,写出真正的“现场感”来,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写作的实践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了。

《白洋淀上》写出了真正的“现场感”,写出了我们时代的比较真实的样貌。关仁山如何由困惑到自如自信地胜任工作的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生活是新鲜而丰富的,一切都要在深入生活中破解吧”。为了写好《白洋淀上》,关仁山主动到白洋淀水乡王家寨深入生活,与渔民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乘船打鱼,谈话聊天,真正深入到白洋淀渔民的灵魂深处,把他们真实的情感诉求、生活诉求、价值诉求写出来。

《白洋淀上》的大的情节事件主要有引黄济淀工程、治理污染工程、千年秀林工程、地下管廊工程、5G智慧城市工程等,还有城乡统筹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土地流转、智慧农业等。这所有的情节事件都由丰满充裕的具体细节填充。作为小说,关仁山关注的焦点都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中的人——人性、人物性格。作品所塑造的新时代新人形象——王决心由白洋淀普通渔民成长为央企工匠,乔麦由白洋淀养鸭女成长为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新农人,还有大乐书院的大学生第一书记孙小萍,白洋淀新区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国栋,高级科技管理人才杨义成等——都符合生活逻辑,不缥缈,不虚幻,不拔高,显得血肉丰满,真实可信,这主要得益于作家对生活和人物原型的熟悉,让人物扎根在大淀的泥水深处,像白洋淀里的映日荷花,养料充足,长势喜人。另外小说详细地叙写了白洋淀地域风情,淀上风光四季不同,砸冰懵、水葬、鸭排、万亩荷园、望不到边际的绿色芦苇……还有朱鹮、天鹅等珍异水鸟在淀上翻飞逗留,都栩栩如生。

当然,小说体现出来的现场感,并非只写当下,而是主线为当下,副线为白洋淀的历史,当下与历史组成套叠结构,从而将历史与现实交汇,传统与现代套叠,就像“淀上升明月”大型实景演出的那样。蓝色白洋淀、红色白洋淀、金色白洋淀、绿色白洋淀,构成白洋淀的百年历史,形象地浓缩了中国历史的百年沧桑巨变,使得《白洋淀上》成为一部地地道道的恢弘史诗。

如果说,现场感是小说的血肉,那么小说的内在骨骼则是反思性。所谓的反思性实际上就是作家的思想能力。《白洋淀上》正是如此。小说没有回避当下现实生活的各种矛盾,也没有回避人性的幽暗,而是最大可能地写出其复杂性。

《白洋淀上》最难能可贵的在于把叙写的侧重点放在了城市化进程——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内在变化上。小说全面思考了这种划时代转型中的各个方面的深层变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基层管理方式变革,等等。小说一开始所写的王决心婚礼的变故,朱环撕毁婚约,只身进城的描写,在偶然中潜藏着必然。朱环厌烦王家寨的贫穷,巴望到城里打工挣钱,王决心却不愿进城,只想在村里坚守,表现出两人思想观念的绝然对立,也体现出农村传统秩序的颓败和崩坏,逃离农村,上城打工挣钱已是大部分农村青年的选择;然而,在老一代农民中却是另一种情境,这集中体现在“王永泰的苦恼”一章中。新区建立之初,不允许渔民打鱼,不允许私自建房,一下子打乱了白洋淀的千年生活习惯,也引发了老渔民王永泰的困惑和苦恼,王永泰的困惑与苦恼像极了《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困惑与苦恼,这都是农民面对时代巨变的不适应、不理解、不顺从心理。“王永泰心里有两个念头,相互矛盾着、纠结着。国家宣布建设白洋淀新区,他随着众人欢呼了一阵儿,感觉是大好事儿,可是转念一想,不让盖房,不让捕鱼,整个生活都颠覆了,空空许愿了一堆虚幻的话,他怎么没有感觉日子越来越好呢?哪里好呢?胡玉湖又给老百姓画了个大饼,搞形式主义。”②如果说,梁三老汉的困惑与苦恼是农村土地所有制由私有向公有转变时,产生的不适应,那么王永泰的困惑与苦恼则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时的不适应,这种不同文明层级的不适应将是更激烈更持久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当城市化的车轮滚滚前行时,作为底层弱势的农民他们将是多么地无力和无奈!王永泰的困惑与苦恼具有典型意义。他代表着大多数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安土厌变的保守心态与对不可知的城市化未来的惶恐。他从历史的经验中,唤醒了对那种无数次的“瞎折腾”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警觉和发自内心的厌烦和痛恨。副省长甄爱社要来王家寨开座谈会,村里要求家家刷墙,王永泰坚决抵制,因为他想起了当年铲苇造田以及美丽乡村建设时的花架子走过场等作秀式形式主义的伤害。

王永泰的困惑与苦恼也折射出我们基层管理水平和方式的问题。当城市化无可阻挡地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治理能力是否跟得上来?许多官员仍然以前现代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来应对现代社会,这是一种明显的错位。曾在新水县工作过的甄爱社,不惜以污染淀水为代价,大建鞋厂,积攒政绩,最终因收受贿赂东窗事发,也是符合这种官员的行事逻辑的。还有那个恶霸一样的粮站宋站长,只手遮天,官商串通一气,专干坑农害农的事。就是在高科技企业里也是一样,同样存在内卷的勾心斗角之事。潘大力、徐汉林对杨义成的挤兑,杨义伟对杨义成的兄弟相煎,都昭示着人心险恶、人性的复杂。

关仁山并非有意展示生活中的阴暗面,而是在客观地反思着新时代的各种重大问题。城市化之后,农村的产业转型与升级问题,土地流转中的责权利问题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城乡统筹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策略问题,资本进入农村之后肆意掠夺逐利与制度规约问题,农民进城之后的小农意识与城市化现代性之间的身份反差问题,等等,关仁山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思考,尽管很难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但关仁山凭借对生活的熟稔和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颇耐咀嚼的意味。当然,这所有的问题都是通过人物塑造和毛茸茸的生活细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地指点出来的,因而,作品才显得自然真实不生硬。

《白洋淀上》以真正现实主义的方法拓宽和创新了乡土写作的路径。这种拓宽与创新,不仅是对关仁山自我写作的超越,更重要的也是对当代文学乡土写作的超越。

关仁山从写作之初就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关注农村,关注农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土作家。他的“农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的写作,就是关注三农问题、关注农民生存生活的优秀作品,不过这些作品所描摹的生活面,基本上还只局限于乡村的书写,到了《金谷银山》,主人公范少山由一个进城的农民返乡带领乡亲们创业,已经较多地涉及了城乡问题,但也只是利用了范少山在城里打拼的经验和眼界,城和乡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融合,但它已经是初具雏形的“城乡间性”小说了。“城乡间性”小说指的是城乡融合、城乡纠缠的小说。从这一意义上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秦腔》、李佩甫的《生命册》等也都是这种“城乡间性”小说的发展形态,人物在城乡交叉地带徘徊,穿梭于城和乡之间,构成小说写作的自然现实。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新时期以来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这些小说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直接产物。现代性导致的城乡融合、城乡转型的社会文化现实,使得中国城乡由昔日的壁垒森严、二元对立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的衰亡与新生,农民进城与返乡,引发了由外而内的空前裂变,文学对这一大变革的捕捉与表现就顺理成章。”③不过仔细考察这些作品所写到的城市与乡村,仍然属于两个空间,进城的农民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的核心空间,他们永远只能是城市里的流浪者,是找不到故乡的游魂。

在这一意义上说,关仁山的《白洋淀上》增添了新的质素。平地起高楼,一座崭新的城市就出现在家门口,眼见农民变市民,这是地缘空间与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得天独厚的恩赐。这样城和乡在空间上完全融为一体,由原来的农民往城里跑,变成了城市跑到了农村,谁不想融入都难。这固然是新时代国家战略的结果,但同时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示范样板。关仁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把这一标准版的城市化进程记录下来,尽管雄安新区还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城市,城市规模只具雏形,城市里的人们还不具备日常生活生存的物质条件与文化条件,但这并不妨碍作家正常书写这种新时代“爆发式城市化”带来的政治经济的深刻变革,书写农民精神的、心理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书写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方式、思维方式等等深层次的裂变和阵痛。《白洋淀上》叙写了农村农民的生活,叙写了央企国企等新城市的建设者,也叙写了新型城市领导者管理者。可以说《白洋淀上》既是一曲旧农人向新农人的痛苦蜕变之歌,也是新城市的建设者之歌,更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砥砺前行、艰难奋进的理想之歌。总而言之《白洋淀上》是一部有温度有风骨、客观厚重、昂扬向上的新乡土写作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书!

我之所以说《白洋淀上》是一部新乡土写作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书,其突出的特征不仅体现在摹写生活的广阔度和深厚度上,而且还体现在小说浓墨重彩塑造了一批新时代典型的新人形象。像老一代农民(渔民)铃铛奶奶、大抬杆、水上飞、王永泰、胡玉湖,新一代农民王决心、乔麦、孙小萍,新区建设者杨义成、鲁大林、杨岭岭,新区管理者赵国栋、李永军等。特别是王决心、乔麦、赵国栋,更是作家大书特书、精心塑造的新时代最具光彩的新人形象。

王决心是王永泰家的三儿子,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大抬杆爷爷和铃铛奶奶老一辈雁翎队员的红色基因。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回乡当了渔民,他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却也不乏嘎咕狡黠,为人正直义气又稍显鲁莽。王决心是一个成长型的人物,他与腰里硬冤家路窄,常常斗嘴斗气,甚至动手打架;引黄济淀时他第一个报名出义务工,但却与腰里硬竞争比进度,争强好胜,弄虚作假。马技术员的私下揭穿,使王决心无地自容:“黑暗里还有一条黑影,这一刻,他似乎看穿了自己的灵魂。当年自己为啥往鱼肚子里注水?这一切不是偶然的,不能说自己是堕落的恶魔,起码也充满了坏习气。他脱了汗衫和背心,挥汗如雨地刨土,刨得头昏脑胀,仿佛泥井墙壁上贴着一个黑影,就是那个丑陋虚伪的王决心,满脑子都是仇恨和无聊,浑身都是卑鄙的伎俩。 他高高举起锄头,狠狠朝那个黑影刨去,瞬间,那个黑影与他分离了。”④后来,王决心来到了新区城市建设工地,成为千年秀林的一名植树工人,为了阻止路海生与腰里硬伙同的西湖生态签订劣质树苗的协议,王决心怒闯签约现场,甚至掀翻桌子。这种不计后果的刚直实际上也是一种鲁莽。幸好他有师傅鲁大林的呵护与引导,他成为地下管廊建设的一名电焊工,历经多次失败的磨练,他终于拿到电焊比赛的第一名,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央企工匠。在地下管廊大型吊装中,他临危不惧,英勇负伤,集团给他记了一大功。王决心逐步成熟起来,精神也更加强大,他以德报怨,搭救腰里硬,使落魄的腰里硬痛改前非,灵魂终获救赎。

另一个新人乔麦,换亲从张家口崇礼嫁到白洋淀与腰里硬为妻,常常无端遭受家暴,为了生计,她放排养鸭。丈夫腰里硬不爱她,公然婚内出轨,忍无可忍的乔麦终于离婚。新区成立,这个柔弱的、天性善良的美丽女人焕发了青春和生气。她流转土地成立了培育树苗的公司,为新区的千年秀林作出了贡献,同时也积累了资金,并且还赢得了王决心的爱情。她到淀外的萍河北羊村搞更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成立培育大豆品种的麦耘公司,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的新农人。

新区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国栋也是一位颇具光彩的新时代管理者形象。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敢作敢为,勇于担当。当新区出现粮食危机的时候,他当机立断,决定上要替主管省长分忧,下要保护技术干部李永新,毅然只身承担起动用储备粮开仓放粮的责任风险。当然,做出这一决定是艰难的,他犹疑,踌躇,害怕,烦恼,但情况危急,必须在担当和激情中诞生一个新的自我。赵国栋的形象,在目下愈来愈多的躺平式干部的现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另外,作为反面人物的腰里硬其实也是一个颇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他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习气——粗暴、狭隘、自私、投机取巧等的集中体现者。他家暴乔麦,婚内出轨,在新区建设中投机钻营,企图耍小聪明来赚大钱,挂羊头卖狗肉以次充好,但都自食其果,落了个鸡飞蛋打的凄惨结局。当然,腰里硬的内心挖掘还不够深入,使得他的形象稍显脸谱化。

作为新乡土写作,《白洋淀上》创造性地继承了孙犁等老一辈“荷花淀派”作家的文学传统。小说描写了大量的白洋淀水乡风俗,加之其描绘的旖旎多彩的自然风光,以及小说清新明丽的语言风格,使作品直达“荷花淀派”的神韵风采。而广阔盛大的生活画面,恢宏磅礴的文学气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发扬光大了“荷花淀派”的优势,进而将其推向新的高度。《白洋淀上》成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乡土写作的某种标本。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王蒙的文学批评与新时期文学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7BZW02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郭宝亮:《面对现实:当代作家缺少了什么》,《文艺报》2015年6月3日。

②④关仁山:《白洋淀上》,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19、245页。

③郭宝亮:《浅论新世纪小说的几种发展路向》,《小说评论》2018年第6期。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