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包含林白此前《一个人的战争》《寂静与芬芳》《致一九七五》以及《北去来辞》等诸多文本信息的《北流》，并非它们的终点，亦非它们的集合，而是与它们同在“时间的支流”中。《北流》的写作表明，一个对“自己”的重视持续了四十年的写作者所能达到的边界，不在于最终，而在于又一次，即写作者通过又一部重视自己的作品，让多少或曾经或现在、或虚构或非虚构的自己，得以被同时召唤。某种意义上，从体现在有别于北方方言抗辩意味的北流语法，到体现在有别于《北流方言词典》的《李跃豆词典》，其都在不断实践和推进林白重构“近处”语法的理想，即如何不依靠任一种远方，依旧能够讲述自己。

关键词：林白 《北流》 时间 文学语法

“鬼门关”、火车，或时间的支流

在《北流》（《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第4期首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中，少时与罗世饶意外相识，并留予罗世饶日记、《水经注》与《西域语大辞典》的姨丈陈地理，他曾投入十一月的河水中，寻找“时间的支流”。陈地理告诉后来将他救起的罗世饶，在“河底的裂缝”①存有一条通往类乎平行时空的通道。罗世饶是李跃豆的表兄，陈地理与李跃豆亦属近亲。1992年，林白个人写作的早期，另一篇以北流地名为题的小说《安魂沙街》以林白的小名“湄”为名的神秘女子，业已在河流的“冥府的入口”处，通过“世界上的水”的“周而复始，彼此相通”，②来向名为“林”的主人公展示了一场得以接通往昔的仪式。“林”看到自己二十多年前于河边洗衣而被冲走丢失的玫瑰红上衣，重新自上游漂浮而来。名字有时包含着比喻，就像同名的林与湄不知谁才是被“虚构”③的一样，以“地理”为名的陈地理在他莫名消失在精神病院之前，烟盒上留下的却是诸多用铅笔画就的天文符号，就像篇末姨婆“嘟囔”的“异辞”——“天文对地理”。④颇有意味的是，天与地的折叠，亦构成林白的“人文地理”⑤，即那个有时也被称作“天门关”的“鬼门关”。

中国地理的鬼门关，是北流与玉林之间天然形成对峙的两块巨石。古时人迁谪至此关隘，往往“十去九不还”⑥。而在林白那里，它首先以河流的形式存在。譬如在《北去来辞》（2013）中，闻及文友提起鬼门关，海红便“突然听到了水声喧哗”，⑦随即又恢复寂静。就制造美感效果而言，鬼门关可能发出的声响，确比它立在那里的石头形象更为关键更有意味。事实上，河流与鬼门关的勾连早就出现在林白的另一篇小说《青苔与火车的叙事》（1994），小说的主人公老黑将流经北流的那条名为“圭”的河，即圭江河，按其谐音讲述为一条“鬼河”，并认为“冥府的入口处可能跟这条河有关”⑧。或与此相关，在《北去来辞》，北流也被写作“圭宁”，按照“圭”的谐音，亦即“鬼宁”。在这里，“鬼宁”乃是一种主谓结构，意味着希望逝者得到安宁，它与林白所题的《安魂沙街》乃是同构的。沙街是林白十九岁之前在北流的主要居处，所谓圭宁“鬼宁”即为沙街“安魂”。

从地方风物到借此招魂，这是一套用来表现人类将其情感投射到外部那个巨大世界的文学象征系统。我们熟悉的林白同代人小说家莫言的“红高粱”，或是比林白晚一个代际的毕飞宇的“平原”，都是这种象征系统意义上的。然而，与“红高粱”或是“平原”不同，在林白，鬼门关的构形更富于变化，就像《北流》尾章的最后于圭江河中若隐若现的“蛟”。这种在形态上变化多端、传说中的生物，有时是蛇，有时是鱼，有时也会幻化成人形。⑨河流以外，火车亦是类似鬼门关的寄所。《一个人的战争》（1994）中，林白曾多次将“河流总是地狱的入口处”写入其小说，而又多次写在城市“地铁深处某个幽黑的洞口”⑩寻找这一入口。《北去来辞》的海红也曾将她所乘的北上的火车视作“另一种形式的鬼门关”11。“尾卷”，海红在被隧道包裹的车厢中，看见了诸如生父柳青林、姨母章慕竹及其子、外婆陈碧薇、县医院的老助产士刘雅琴、县文艺队的女演员姚琼以及曾经的生活伴侣史道良等北流故人。在这里，故人既是故乡之人，亦是亡故之人。与后来《北流》中的陈地理一样，《北去来辞》中的海红亦言及“时间的支流”。在海红看来这趟列车“不是普通的列车，它处在时间的支流里”12。

值得注意的是，火车之所以能够与河流一同承载鬼门关的意义功能，可能与铁路北上的方向有关。火车北上是林白的精神路线图之一。因为，与大多向南而流的河相反，流经北流的圭江河正是一条向北而流的河。或因为此，关乎鬼门关的咒语，往往在主人公们返回北流也即向南的火车上失效。《青苔与火车的叙事》中，回家探病的老黑饱受拥挤之苦，甚至因此新患了“火车恐惧症”13，《北流》，李跃豆亦在表明自己“去别处喜欢火车”后，旋即说明“返乡”，“总还是坐了飞机”。14《北流》开篇，写一次有组织的“作家返乡”活动，应该是现实世界向小说的转场。关于这次真实的“作家返乡”，林白有诗和日记发表，即《和朋友去北流南部》（2016）与《北流六日记》（2017）。据《北流六日记》记录，林白曾受《广西文学》“重返故乡”栏目之邀请，去她1975年至1978年插队的故地北流六感“看看”。15同行的诸文友大多是林白的文学后辈，他们年龄相仿，除了河北的李浩（1971）和西北的弋舟（1973），亦有北流籍的梁晓阳（1971）和朱山坡（1973）。有意思的是，不知道是不是主办方有意安排，还是实属巧合，李浩和弋舟自北方来。

在那篇《关于朱山坡》的短文中，林白同时启用了鬼门关与火车的文学语法。她想象这位与自己在“鬼门关”的地理位置上“几乎重叠”的年轻人，究竟“需要走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北京”。16从一地到另一地，时间并不是均质的，坐火车慢而坐飞机快，过去慢而现在快。对生于1973年的朱山坡出生地的时空丈量，林白也是以北京作为参照系，但有意思的是，林白没有使用“当下”朱山坡的时间计量刻度，而是返回到比朱山坡出生时间还早的1960年代，细致地数出从玉林到北京的铁路交通节点，“在玉林等候大半天然后坐上开往衡山的火车。有时要先到柳州，到柳州之后转车到衡山，衡山再转车到武昌，之后到郑州再转一趟车”，计算出时间，“如果顺利，要走上三天三夜，如果不顺利，那就要走上一个星期”。17通过将交通时耗拉长，也即通过增加时间的方式，林白扩张了北流与北京之间的空间距离。“更早时更慢”，意味着更早时“边陲离中心更遥远”。18林白曾经在某次研讨会自述：“玉林有火车，我们北流没有，凡对远方有梦想的少年，都会把到玉林看火车，看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对远方的一种梦想。”19远方的“遥远”需要用坐也坐不完的火车，也即火车的“无尽”20来想象。

1960年代的北流到北京的铁路，不仅是《北流》中写《从南疆来到天安门广场》抒情长诗的赖胜雄1960年代的求学之路，也是林白自己“从北流到南宁，从南宁到武汉，最后来到北京”21用尽三十多年所走的人生之路，包括在北流的十九年、在武汉的四年以及在南宁的八年。因此，也许可以理解《北流》中的李跃豆才会“奇怪地不愿意坐飞机”，即便“高铁四通八达”，李跃豆有时也会选择“坐慢车”。22人生的旅程与关乎速度的现代主义美学似乎总有所背离，不愿快起来的路程，某种程度上来说，亦是林白或者李跃豆无法压缩的人生。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北流》正是直面这种不可压缩性的文学书写。

从“自己”到“自己的“支流”

直面的方式，亦是编织的方式。在一个以“无尽”为方式，重新编织过的空间里，其实很难有所谓的“压缩”。《北流》之前，林白似乎没有哪一部小说如此强调“无尽”，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当诸如“万物皆数”或是“数学是一切知识中的最高形式”23之类的数学格言曾在不同的时刻，在罗世饶与李跃豆及其长辈远章舅舅间传递时，那个始终不曾放弃寻找“时间的支流”的陈地理，将其记为数学符号，即“无穷大”。而根据数学的原理，没有数亦是一种数；甚至，只有接受了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与荒唐，才能将“0”也接受为一个数字。换言之，能够行驶在“时间的支流”中的火车，不是说火车突然开进了“时间”的某个“支流”中去，而是说火车能够将“时间”及其各种形式的“支流”，同时收纳在它的内部。因此，最初从“火车手记”开始，并经由“气根”与“织字”诸种版本的《北流》，亦在其成书之后被林白称为一种“容器”。24

在最终定名《北流》之前，《北流》曾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被林白称作《降落伞》。甚至在《北流》完篇之后，林白依旧对此有念：“写长篇要不停取名字，通过篇名找到结构和兴奋点，之前叫《降落伞》就是降落伞的结构。”25换言之，如今以“注疏”为其体例的《北流》，从始至终都有一个相对外在的形制。在这里，外在，乃是出于对降落伞的描述。因为与雨伞一类具有中心支柱的伞具不同，降落伞如果要被气流有效地撑起就必须保持内部的中空——对于降落伞来说，支撑其内在的恰是其清晰可辨的外部。在《北流》的单行本出版之时，林白对初刊于《十月》的《北流》章目进行了一些调整，譬如，将初刊时编于《火车笔记》中的《滇中，艾》《滇中，贴》《滇中，诵》《滇中，茶》以及单独散在“疏卷”之下的《滇中，香气》，以“滇中”为名集出，也即将“疏卷”中的《北流》中的三部《火车笔记》拆分成《火车笔记》与《滇中》两部。至此，《滇中》似乎又回到了写作过程中的“本是单独一卷”26，从《火车笔记》的内部来到了它的外部，与之并峙。

《北流》中，林白对“火车”及其“笔记”形式的关注契机，或许不唯鬼门关。在其《我读尤瑟纳尔》（2021）一文中，林白曾特意提及在尤瑟纳尔那里读到“她通宵达旦关在卧铺车厢里工作”的情景。而也是在尤瑟纳尔那里，林白注意到其在体量上带有辩证意味的“大书”与“小说”：“她每天晚上把与另一个时代长久杰出的幻觉中所产生的印象全部写下来，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哪怕是三言两语的谈话、举手投足的小动作、难以觉察的变化都不遗漏。在小说里浓缩为两行字的场面在她那本大书里则洋洋洒洒地铺开……我把之理解为一种叙述，而不是真的写了另一本大书。”27在这里，“大书”与“小说”意味着一种装置，即“不同的物品以不同的摆法表示不同的意思”28，而当这种装置以“注”“疏”乃至“时笺”的方式回流到《北流》之中时，林白之于尤瑟纳尔的阅读也成为一种对自己的阅读，想象自己与尤瑟纳尔及其《阿德里安回忆录》存在某种关联，甚至可以在某些时刻“变成她”29。在《北流》所述“作家返乡”中，李跃豆在六感意外找回了她记忆中已被毁去的日记，就像尤瑟纳尔在从瑞士寄来的箱子中发现了自认已经丢失的手稿。

日记，意味着对自己的重视。只有足够地重视自己，才有可能把他人也想象为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北流》使得林白那些早年以“红罂粟”或“她们文学”为类目出版的小说，在其长时段的写作实践中有了某种结构性的变化，一个从少年时期就持续书写日记的作家，30其1990年代的女性主义倾向也应被视为一种对自己的重视。林白在中篇《长江为何如此远》（2010）言及“一个人过度关注自己，四年都没有从自己的壳里钻出来”。《火车笔记》中的火车亦构成了一种内涵着幽闭状态的“壳”。曾在《说吧，房间》（1997）中借由幽暗狭窄的个人体验进行写作并“看到了另一个世界”31的林白，亦经由火车进入到“语词的连绵”32。从河流到火车，“时间的支流”成为了无须苦苦寻索其“入口”或“特定的时刻”33即可自行进入的空间。人没有办法长时间地潜入水中，却可以坐在车厢中冥想，或是陷入梦境。在这里，那种在1990年代同样出现于徐小斌、陈染和海男等女性写作者文本具有封闭或半封闭性的私人空间，被以火车及其笔记的方式所保有。轻微摇晃的火车，亦类有某种生命被包裹其间才会微微耸动的“壳”。

也正是在“壳”的意义上，《滇中》或曰初刊时那些与“滇中”有关的章节才能与《火车笔记》形成对峙，“滇中”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壳”。《滇中》诸章，即是李跃豆受到昔时好友王泽鲜的邀请，前往云南滇中与她相聚的故事，亦可视作此前《致一九七五》（2007）中雷朵与喻章故事的延续。在《北流》中，李跃豆甫一到达泽鲜的居处便看到的“原野旷”，即喻范的书法——“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34，恰是《北去来辞》的海红刚刚从那辆处在“时间的支流”的火车中下车所看到的情景：在大雨停止之后，被冲刷的路面以及路面的石子都“崭崭如新”35。与《北流》的题字一样，《北去来辞》的“尾卷”也题作“旷野”，即《时间的支流/旷野》。在这里，《北去来辞》火车的终点，亦是《北流》的《滇中》乃至于整个《火车笔记》的起点。然而，与《北去来辞》有所不同，《北流》的“旷野”发生在具有封闭意义的家宅之中。在这里，“滇中”向刚刚走下火车的李跃豆开放，又很快将其包容于其中，“滇中”的家宅与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社会”36的主人泽鲜与喻范一样，将那种具有私人性的空间与时间，表意为一种后天的习得。

或因如此，滇中学会打坐的李跃豆，亦开始在诸如柳州到贵阳这样长达七个小时的长途火车上打坐。而与一般的闭目静坐不同，带有“精神训练”37意味的打坐，实则要求打坐者不断地缩小注意力的范围，并由意志决定时间的长短。林白在其写作《北流》期间，亦常常打坐。38因此，当林白借由“写作始终是一桩绝对严格的私人事件”，表明作家应当为“自己”以及自己的“人生”39写作时，以“注疏”为其体制的《北流》，亦成为以“注疏”为其可见方式的内在精神训练。根据“注疏”在其文献学上的本义，“注”与“疏”在注解的意义上并峙，又与注解的时间上有所差别；作为后来者的“疏”不仅可以注解原本的经文，亦可以对已有的“注”进行注解。换言之，当《北流》的“注卷”经由陈地理将“时间的支流”揭示为一种关乎数学的假设之时，《北流》的“疏卷”亦将其揭示为一种关乎文学的假设——包含林白此前《一个人的战争》《寂静与芬芳》《致一九七五》以及《北去来辞》等诸多文本信息的《北流》，并非它们的终点亦非它们的集合，而是与它们同在“时间的支流”中。

既然“《北流》是一个容器，它可以无穷无尽地注下去”，40那么，对《北流》而言，叙事方式已然在不断拓殖和增殖叙事内容。林白北流记忆的残存是不断篡改、变形、衍生、转义等的结果，像不断倾注容器的液体，是流动的，亦是无穷无尽的。这样，北流的塑形，则直接取决于北流记忆及其讲述方式。体现在文本，以“北流记忆”作为主体，“作家返乡”时触发的返乡记忆作为“注卷”，“疏卷”作为对“北流记忆”的补充阐释，是关于香港、滇中以及搭乘火车引发的叙事。除了“注卷”和“疏卷”，小说关于个别议题的当下讨论则以“笺”的形式随附在其后。“注疏体”极大地延展了小说的叙事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北流”不纯粹指向特定的地理空间，更是成为时间的隐喻载体，借由此琐碎的记忆片段拼凑出基于民间个体的“北流志”。“北流志”的面貌实际上在开篇《序篇：植物志》之“无尽的植物从时间中涌来”41 就已定下了基调。复沓连绵且繁茂不息的植物成为北流人强韧生命力的隐喻。只身去广州坐诊的梁远章、懦弱但自足的米豆、从舞台主角到医院清洁工的姚琼、和“那个”私奔的泽红、皈依宗教避世的泽鲜、买来地图想象独子行踪的百岁老人远素、有21位情人的罗世饶，等等，人与事，词与物，多声部共存，但并不互相辩驳，有着一种别样的平衡感。当然，这种平衡感并不来自生命本身的平衡，这些北流人无一不遭遇曲折，但无一止步，仍水般“端然”地向前。边陲的北流，启蒙文明还远未福泽。幼时的米豆“迫切想要跳出农村这潭烂泥湴”42，成为知识人的作家跃豆在这其中能发掘到什么高深的生命哲学？正如她在参加“作家返乡”活动之初也未曾期许过故乡。更何况，“作家返乡”活动所指向的故乡，不是指她出生并长大的县城，而是指1970年代插过队的民安公社六感大队。这是很有意思的错位。现代文明所指涉的故乡并非确凿之地，也并非原乡，而是可以替换更改的任一空间。因而如若循着他者的返乡路线，即便重游北流，也不过是身体意义上的被动性返乡体验。这就可以解释在记录返乡的《注卷：六日半》部分，第三人称叙事占据了主体。跃豆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在现场的旁观者。北流人逐一登场，北流记忆也以轮廓的形式成型。在“六日半”之后，北流记忆才真正立体展开。这意味着精神意义上的返乡体验只有剥离出北流这一原乡空间时才能发生。小说的香港是北流的参照性空间。在唯港荟中庭高墙所偶然遇见的“外婆家的那种狼蕨”给了身在异乡的跃豆出乎意料的归属感，“她微笑起来”。43也就是说，虽然跃豆返乡时一再自白“向来漠视家乡和亲人”44“返乡除了疲惫没有别的”45，但实际上北流已成为“血液中沉淀的簕”46。疏离中自有亲近。这种羁绊式的关系更为具体地体现为一组对照式的情感体认。在“六日半”的返乡过程中，“崩塌”是最为高频的情感体认，一种物非人亦非的感慨。但是，如果说跃豆对北流只有疏离的话，“崩塌”的目下现实只会加剧疏离感。事实并未如此。相反，《注卷：六日半》虽与其后注卷的叙事内容重叠，但前者是简笔轮廓，后者却是血肉丰满。换句话说，“作家返乡”活动中，“与三十多人蝗虫般隆隆来去”47，北流现实并未唤起跃豆的念乡情结，此前隔膜的北流而今“崩塌”；而返乡之后的回溯，“北流记忆”的复写却重新建构起了“北流”。

可以顺便提及小说的“章”，除去比重较大的注卷和疏卷以外，要进入北流的更深层，“章”也许是一个重要入口。“章”共出现了四次，分别是两次“散章”“后章”和“尾章”。有意思的是，“散章”和“后章”一致地以梦境的形式出现，“尾章”部分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梦幻色彩。《散章：葱，绿荣》梦见了收葱的女人和婚礼，《散章：梯》梦见了将要写的人物须昭和砖头厚的《日记1940—1945》。可以发现，两场梦都出现了女性，并且两位女性分属两个向度：一个指向与土地相关的现实生活；另一个则指向了超离土地的想象空间。二者构成了一组对照，隐喻着北流的生活真相与《北流》的小说世界。关于“真相”，作家跃豆有过一番自述，“真相如何，跃豆也并不晓得，她从不觉得自己可以追寻到真相。真相是没有的。她写下的，也只是对真相的猜测”48。而对于作家身份，小说中写到“她小说中的人物罗世饶喜欢这种面，她自己不能消受”49。叙事者与隐含作者于此重叠了。与此同时，也暗示着作家跃豆对于自己的书写行为是异常清醒的。也就是说，北流记忆可以不断被注和疏，但却无法再现北流记忆。最大程度上只能是再建构北流记忆。

清醒的书写意识勾连起了叙事者与隐含作者，这具体体现在小说中叙事者身份的模糊。《北流》并没有固定的叙事人称，例如开篇“想到返乡她向来不激动”50以第三人称出现；提及四十一年前的教学经历时，“你看见自己的声音单独浮在黄昏的农舍里”51转变为第二人称；而后写到之前半日抵达南宁，“七一广场，我首先想到的并非一片空地和四周的棕榈树”52，则转变为第一人称。可以说，传统的叙述人称规则在《北流》都已不奏效了。林白可以行云流水般依据情感表达的需要转换叙事视角和人称。然而问题在于，转换叙事视角和人称的内部逻辑何以成立？林白写作《北流》是基于何种姿态呢？第三人称“她”呈现的是相对理性的事实阐述，第一人称“我”呈现的则是相对感性的情感抒发，二者虽然向度不一，其实都是拘囿于事件本身。但第二人称“你”与之不一，它逸出了事件本身，是基于“本事”之外的、从外部投向内部的“第三只眼睛”，来自隐含作者的“第三只眼睛”。换句话说，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常规叙事是北流记忆书写的行为本身，而第二人称“你”的出现则审视着北流记忆的书写行为，并屡屡与之对话。举个例子，跃豆回忆到泽红给弟弟洗疮的画面时，“第三只眼睛”就立即显现了出来，“你会像泽红那样吗？熬一锅药汁给米豆洗疮，给海宝倒一次屎盆就呼天抢地，遑论年复一年脓疮”53。后来跃豆给米豆争取休息权，得知叔叔跌落床的消息，小说又插入了第二人称，“若跌一跤的想象是真的，那就是你，是你李跃豆，把叔叔逼入了医院……” 54“第三只眼睛”出现的时候异常犀利冷静，不仅中止了线性的记忆书写，而且有意拉开了一块空白空间，容纳彼地彼时的隐含作者望向自己。

也正因此，《北流》从大的文学传统谱系可以归入鲁迅等开创的现代返乡记忆书写，但林白并无意完全重复“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林白异常冷静，并且这种冷静的反思不是指向周遭的北流人，而是向内地指向了自己。在忆及米豆时，一再提及“她不记得米豆”“跃豆把米豆忘了”，55但跃豆能记住以往看的每一部电影、读的每一本书。在一心想走出北流的跃豆看来，懦弱的米豆是“模糊发虚无法对焦的”56。问题是，如果跃豆“忘了”的叙述成立的话，那么关于米豆的记忆书写又何以成立呢？跃豆已然知晓米豆的生活真相永远无法再度企及，但书写或许能够成为补偿乃至忏悔的一种方式。这使得米豆的影子无处不在，他的故事本该最为模糊，但他见缝插针般地闪现在各个故事片段的缝隙之中。“心大过体育场，那么大的心是空虚的，装上的全人类也是空的，因没有具体的人。在装上的全人类中从没想到要装上自己的弟弟。”57于此，跃豆的作家身份、北流记忆的书写动机充分地显露出来了——“使过去成为现在，使现在能够看见从前的自我”58，从而获得“神秘的再生”。隐含作者的“第三只眼睛”引领着叙事者。与此同时，作者亦引领着读者将文明崇拜话语逻辑弃置一边，凝视自我，凝视此前所鄙夷的“日常生活的价值和美学”59，从而获得“神秘的再生”，如同那条丢失的紫花衣裳会在一年后的沙里找回。故而，在《尾章：宇宙谁在暗暗笑》再度出现了梦境，平行时空中的结局都被改写，所有人的缺憾都得到了抚慰，仿佛“一种永生的天真烂漫”60。《北流》之前林白的小说中，“北流”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出发点存在着，多米也好，海红也罢，都有着强烈“望北”的渴望，“北流”这一原生地意味着缺失爱，意味着落后，不断催促着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离乡出走。而在《北流》中，“北流”则成为了归属地，接纳缺憾，接纳疏远，接纳平庸。将之放置在林白的个人文学史，《北流》可以说是林白面向自我的自戕与自疗，中途丧失与找寻。在今天的文学创作生态中，回望故土或故人的写作并不少见，少见的是“望向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林白的自戕无疑是勇敢的。《北流》的写作表明，一个在对自己的审视持续了四十年的写作者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在于最终，而在于又一次，即写作者通过又一部审视自己的作品，让多少或曾经或现在、或虚构或非虚构的自己，得以被同时召唤。

重构“近处”的语法

某种意义上说，《北流》中的“北流”既是地名，亦是语言。对北流语的采撷，借由方言的语言媒介，跃豆“还原回一个日常的自己”“重新认识了日常生活的价值与美学”61。那么，何为“日常的自己？”返乡时罗表哥世饶带着一封信来找跃豆，跃豆的反应是“她暗笑这‘住上一段’，且认为，坎坷经历写成一部书，实属外行想法”。“稿纸放长了年月，有点湿软，望之龌腻腻的。她思忖，无论如何，这些稿纸都不能放入自己的旅行箱。”62也就是说，如果跃豆从文学理论和卫生意识出发，应该是不会打开罗表哥的稿纸，但事实却是《注卷：小五世饶的生活与时代》独占一卷，践行了罗表哥的期盼。也就是说，所谓的“日常”是撤离现代理性的规训，回到世俗性的、原始的、个体的生命本能体验。因而，重拾北流语呈现的并非是《北流方言词典》，而是《李跃豆词典》。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指向了宏观意义上的地方志，而后者则指向了个人的、隐秘的，乃至不完整的生命志。那些在民族历史中湮灭的微渺记忆，在林白笔下首度拥有了可视的可能性，且无关现代文明成果，仅仅是作为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在泥淖中挣扎着上升的血肉之躯而存在着。

还应该注意到，北流语中裹挟着诸多语言，因而北流语的独特则需放置在其他语言的镜像之下。其一是《突厥语大词典》。如果说《李跃豆词典》指向的是对本土原生世界的坚守的话，那么《突厥语大词典》则打破了封闭的空间性，向外向上地指向了对外部世界的声音，成为北流人另一向度的生命气息的隐喻。其二是革命政治语言的幽灵。北流虽偏安一隅，但革命政治语言仍旧渗透其中，既体现在高音喇叭的扬空飘荡，也包括以韩北方为代表的“太四平八稳了，经得起贴上墙壁”63的信件。依照标准语使用的规则，庞天新的丧生不过是尘封碎片，也只有剔除标准语的幽灵，被遮蔽的北流人才能够重获书写的权利。北流语的选用，既是为了更接近北流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为了抵抗甚至反叛标准语所隐喻的宏大历史。

《北流》的《在香港》一章中，北流话取代了普通话，不仅成为李跃豆用以发表演说的官方语言，亦成为她用以感知生活的日常语言。据林白《重新看见南方》（2021）一文，以作为“粤语中的小方言”之一的北流话来结构《北流》，确与其2016年前往香港并感受到“粤语滚滚而来”64的经历有关。滚滚而来的粤语，就像隆隆而来的植物；在香港想到北流“汹涌澎湃的植物和它们的无穷无尽”65的李跃豆，变身成在香港的经历之后“没有构思，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无穷无尽的植物》组诗的林白。《无穷无尽的植物》在后来改题为《植物志》，被作为《北流》的“序篇”，其间二十首诗篇大多以“从时间中涌来（或“行来”或“醒来”）”与“无穷无尽（或“无尽”或“无穷”）”开头或结尾。在这里，“无穷无尽”是通过南方的植物与粤语方言的重叠来想象的。而在其中一首援引了《楞严经》的诗篇中，“无穷无尽”也被写作“无量无边”。66事实上，当李跃豆将“闲聊”在北流方言中与港人的粤语一样被称作“倾偈”的逸事，说与身旁的刘颂连听时，刘颂连即刻将“倾偈”提示为“谈佛”67。由此，《在香港》或可成为对《滇中》诸章的一种提示，因为在人文主义的传统中，语言的冲突即是对思维的训练。68也是《在香港》，鬼门关被赋予了河流与火车之外的米缸。李跃豆及其弟弟李米豆都曾在通身黑釉的“米缸”，听闻“水声”，听闻在李米豆出生前便已逝去的“父亲的声音”69。米缸的赋形或与林白早前的中篇小说《米缸》（1999）有关，其间所述的家庭故事与后来的《北流》有部分交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题为《米缸》的小说中，除了主人公陈香米之名及其父亲临终前一个月在日记上写下的“今天喝了二两稀粥，精神好多了”70，实则并未出现米缸。换言之，用北流的方言重写了《米缸》的《北流》，亦将米缸从一种容器，置换为一种能够连结自己往昔写作的通道。对比《米缸》中的“甘蔗手里捏着一只她爸爸的旧袖套，那是厂里发的劳保用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甘蔗的宝贝。她每时每刻都拿在手上，吃饭也不松手，玩耍也不松手，睡觉的时候则一定要把它放在枕头边，在冬天就要放进被窝里。她喜欢把袖套捂在鼻子上，好像它是什么特别香甜的东西，其实袖套已经变成全世界最脏的布片，上面沾满了甘蔗的口水、鼻涕、眼泪以及一些说不出来的污渍……多少次要给她洗一洗，她死也不肯”71，与《北流》中的“甘蔗……一只手捏爸爸的旧袖套，是松脂厂的劳保用品，甘蔗时时刻刻要捏它在手，吃饭玩耍，概不松开。睡觉要放在枕头边，白日擤鼻，或嘴舔，这只袖套全世界至龌，沾满了甘蔗的涎水、鼻涕、眼泪水，她坚决不准洗，拿开了就要死命大哭”72，大抵可以了解到林白所言的“粤语句式简劲”73。在这里，北流方言嵌入《北流》的方式，亦是习得一门语言的方式，即同时具备《李跃豆词典》以及具有实践意味的语法材料。及至《北流》刊出，林白已离开北流四十多年。在《北流》与早前的《致一九七五》中不断返乡的林白，其实是一位离乡作家。因为再次书写家乡而被启用的粤语方言，不仅应当被以时间乃至于“时间的支流”的方式理解，而且应当被以社会的方式理解。譬如，在上述《北流》的内与外都曾出现的《从南疆来到天安门广场》一诗，北流与北京的关系即是不对称的：“南疆”过分抽象，而“天安门广场”又过于具体。但在事实上，无论是之于《北流》中的赖胜雄，还是之于《关于朱山坡》（2018）中的“北流前辈”，那个来处才应是更为具体的那一端。北流与北京的不对称性，亦是两种话语的不对称性。在赖胜雄所生活的年代，与北流所对应的那一套话语体系是“天安门广场”；而在其子辈赖最锋所生活的年代，则是“全世界均如此”。“小镇青年都是要离开的，从偏远的小镇去往更大的城市，这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种不竭的原动力，全世界均如此。”74北上的目标从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转而与世界普遍的权利意识相连，亦是意识形态立场从革命时代转向新的启蒙时代的历史轨迹。事实上，影响北流的那套话语，其实往往是“反北流”的。通过再一次书写那个关乎韩北方的暧昧故事，《北流》亦将早前《致一九七五》中的“人人热爱宏大叙事，书信、日记、写文章、谈恋爱，统统假大空”75中的“人人”改写成“我们”。在这里，“我们真心热爱宏大叙事”76所体认的恰是包括李跃豆在内的知青一代其生活逻辑是如何被某种结构性的事实所化约的。从《致一九七五》到《北流》，李飘扬与安凤美、雷红、雷朵等皆已另题别名，即李跃豆与潘小银、王泽红、王泽鲜，而韩北方的名字却没有变。这或许是因为林白有意将其间的“北方”与韩北方书信中“大而空”的语法相构连。“他连续不断的信都是那样，大而空，理想、人生、国内形势大好，以及与学习资料高度认同的文学观……在一个清肃的年代，情书就是这样的健康上进。”77所谓“宏大叙事”，在《北流》可以置换成“北方”的叙事。然而，当李跃豆在多年以后返乡并对与家中长辈相聚时那些“空洞的话”78已然感到反感时，她很快表现出了对另一种宏大的陷入。为了“主持正义”79也即帮许久不曾往来的李米豆争取“事关人权”的“休息的权利”80，李跃豆不自知地撕裂了那些隐隐埋在她与母亲、与禾基叔叔间的人情秩序。返乡的李跃豆带来的关乎西方现代性的正义与权利话语，对于北流来说，是另一种“北方”。隔阂的加深，并不是因为过于关注自己，而恰恰是因为过于关注远方。出现在《北流》中的“世界革命”，对于李跃豆而言，母亲梁远照与姨婆梁远素能够时常谈论世界革命并订阅《参考消息》，是一个家庭“文明的标志”。因此，当她看到书籍与报纸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家中变得“灰头土脸”时，她感到家中再没有了“文化气”81；而对于母亲与姨婆而言，世界革命仅与庞天新的行踪有关，当梁远素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亡，而并非如梁远照所说去到苏联、越南与缅甸参与革命事业，李跃豆家中的《参考消息》也就消失了。在那个关乎“世界革命”的抽象图景里，无论是李跃豆，还是梁远照与梁远素，都错看了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因此，当林白自觉到自己于“近处的东西总是视而不见”，且“写得太少”82，其经由李跃豆的返乡而注入《北流》的有别于北方方言的北流语法，实则具有了抗辩的意味，即如何不依靠任一种的远方，依旧能够讲述自己。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9ZDA27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④ 14 18 20 22 23 28 29 32 34 36 42 43 44 45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5 67 69 72 74 76 77 78 79 80 81林白：《北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201、451、22、22、22、126，236、402，116、126、22、130、377、351、99、12、22、5、73、247、1、2、7、47、296，282、262、262，282、403、180、100、456、100、21、333、113、201、289—299、176、332、333、308、39、13、42页。

②③33林白：《安魂沙街》，《北京文学》1992年第10期。

⑤16 17林白：《关于朱山坡》，《文艺报》2017年12月8日。

⑥21 31林白：《内心的故乡》，《天涯》2002年第2期。

⑦ 11 12 35林白：《北去来辞》，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412、411、415页。

⑧13林白：《青苔与火车的叙事》，《作家》1994年第4期。

⑨[美]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程章灿、叶蕾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39页。

⑩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15 39林白：《北流六日记》，《广西文学》2017年第3期。

19《“天门关作家群”研讨会纪要》，《南方批评30年：〈南方文坛〉广西文论选》，张燕玲、张萍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1页。

24 40林白、罗昕：《林白：〈北流〉是一个容器，它可以无穷无尽地注下去》，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701611。

25 26 38林白：《就这样置身其中》，中国作家网http：//m.zimplifyit.com/n1/2021/1019/c404032-32257739.html。

27林白：《我读尤瑟纳尔》，《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30参见林白《白银与瓦——林白少女时代日记》，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37[法]程艾蓝：《中国思想史》，冬一、戎恒颖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16页。

38林白：《就这样置身其中》，中国作家网2021年10月19日http：//m.zimplifyit.com/n1/2021/1019/c404032-32257739.html。补记：2021年10月，“从时间中涌来”——林白长篇小说《北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坐在我对面的林白一直盘腿打坐在椅子上，听讲或冥想。

41 66林白：《序篇：植物志》，《北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

46“”是“剌”的意思，北流方言。参见林白《序篇：植物志》，《北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

64 73 82林白：《重新看见南方》，《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68[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77页。

70 71林白：《米缸》，《花城》1999年第3期。

75林白：《漫游革命年代》，《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