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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白洋淀上》是关仁山继《麦河》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关仁山超越传统乡村书写，艺术地再现白洋淀新区在建设之中的慷慨之歌和命运更变，它以圆润成熟的叙事技艺，更为鲜明地表达了其呈现“地域史诗”的雄心。本文将深入小说文本，从具有历史对应性的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与叙事技巧、叙事风格等多个角度，分析《白洋淀上》的构建方式，以期为解读《白洋淀上》的思想图式提供路径。

关键词：关仁山 《白洋淀上》 现实主义 地域史诗

一

雄心勃勃的地域史诗。关仁山写作《麦河》的时候这一可贵雄心便已获得了凸显，在那部被批评家称为“一部土地史，也是权力史和精神史”的小说中，“他意图写下的，是冀东滦河流域农民生活的百年沧桑，是一部‘关于河流、土地、庄稼和新农民的’大书。他意图写下的，是一部针对于具体又有强概括性和寓言意味的精神史诗”①。而至《白洋淀上》，那种地域史诗的意图则更为明显明确，在技艺把控上也更为圆润成熟。

关仁山致力，让他的这部《白洋淀上》具有地域“史诗”的性质，在小说开头一章以“头发花白、满脸褶子”又不失红润的面容出现的老人铃铛是历史的，“老人家最辉煌的事儿在抗日年代”②，在她身上，在她的经历经验中带有史的种种印迹，她，有着一种对应性；作为父亲的面容出现的王永泰也是历史的，在他不断被慢慢勾勒出的过往经历中带有史的种种印迹，也有着或强或弱的历史对应性。而在王决心这里，在这个更多强调着现实和现在的小说主人公这里，同样有一种或强或弱的历史对应性，尤其是当国家决策影响到他和他的生活的“处在历史之中、正在经历着历史”的当下时刻。《白洋淀上》截取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段，但它始终有着整个历史、整个文明的大延脉，这个历史性又与自然环境、当地风俗、家族关系等等旁涉性的复杂粘接在一起，构成不可分的纠缠……说这部书具有地域史诗的性质还因为它的丰富性，它涉及诸多的人物和人物关系，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物出现在这部大书之中，“人物众多”到几乎可以与《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相提并论，他们又携带着各自的性格命运、身份位置，以及看上去曲折延绵的前史，然后在书中完成不断交汇；它涉及历史的、民间的、传说的、传奇的白洋淀和大水磅礴、枯水断流、引水入淀的白洋淀，涉及鱼多水美时期、污水暗排时期、封船禁渔时期……我谈及它具有地域史诗的性质，还因为它凝结着、勾勒着这个时代不同人群的诸多面影和他们的精神图谱，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所见几乎都可在这部《白洋淀上》寻到对应性的涉及，譬如城乡差异和原居民的选择问题、譬如家庭暴力和心理成因的问题，譬如家族争斗中的历史积累和化解的问题，譬如污染问题、渔民生存问题、上访问题、权力实施和权力寻租问题、矛盾化解的必要和难度问题，譬如城市建设问题、乡村变为城镇所带来的生计问题和身份改变问题，等等。出版社以概括性的方式说它“这是一部全景式抒写新时代山乡百姓生活的黄钟大吕之作”③颇为准确，它的确具有一种“全景”的容纳与宽阔。而建立挑战性的全景样式即是雄心，这在当下，更多的作家在精心构建狭小一隅的“室内剧”、满足于“手把件的美”的今日更显难能可贵。

“不断地从事写作，可能会激发人的一种雄心，想写出一本绝对的书，一本书中之书，它包括了一切，如同柏拉图式的原型：一个客体，其优美之处经久不衰。谁怀有这样的雄心，谁就会选择高尚风雅的题材……”④阅读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我再次想起豪·路·博尔赫斯的这段话，它与关仁山暗含于小说书写中的雄心异常匹配，在他的这部小说中，我清晰地注意到了他想写一本“绝对之书”，想尽可能多地窥见和容纳当下生活与生命可能的努力。

二

必须承认，有雄心有想法是一回事，而实现自己的雄心与想法则是另一回事，而后者则是对作家更大的也是更本质的考验。仅有想法，如果无法匹配良好的、恰应的技术手段，则很可能造成双重的失矩，既对雄心和想法是伤害又因匮乏魅力性而难以构成吸引——想法和雄心是小说高格的基础，只有落实的、有效的技术手段才能让它活起来，有说服力，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魅力和趣味。正是基于这一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才会以片面深刻的尖锐口吻如此判断：“深刻的思想不过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小说的精华。”⑤如果我们将关仁山的《麦河》《天高地厚》《日头》相比较，就会发现关仁山在技艺探索上的不断精进，他在实现自己的想法的策略上可以说越来越趋精妙有序——这，应当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以《白洋淀上》开始的几章为例。第一章，《雪婚礼》，它建筑起的核心故事是王决心与朱环的婚礼，所有的场景和故事都与之紧紧相连，其中的草蛇灰线和风生水起也是。在这一紧凑而丰富的开场之中，众多的人物以参与者的身份一一出场，建立起“全景”的、大故事的宽阔丰富，后面将要与王永泰一家发生关系的人与物“尽可能多”地携带着信息来到“雪婚礼”的现场中，而开头的一节也有意地建立了隐隐的不安……在这一章，当地婚俗也是重要的一笔，对它的介绍和描述紧紧地跟随着故事的进程，不突兀，也不形成脱离故事的“拼贴图片”——作为熟悉技艺和技艺难度的作家，我知道关仁山为此的精心付出，能做到这点其实着实不易。第二章，《葬礼》，它的主脉故事是苇杆儿受伤和死亡，而另一言说的重心则是姚王两家的世仇，是积累着的、难以轻易化解的“家族矛盾”，是农村民间生活中一个笼罩性的民间暗影——这两者，在小说中“天衣无缝”地融合成一体，随着苇杆儿葬礼的进展和举行而波澜丛生。在这一章中，属于地域特色的民俗又一次暗暗展示，关仁山再次巧妙装置，紧紧地跟随着故事的进程楔子式地加入并且点到为止。第三章，《砸冰懵》，白洋淀独特的民俗风情在这一节里重点呈现，但它又与王永泰、王决心的故事紧紧相连，而在救人的过程中，专家组进入白洋淀、“白洋淀新区”进行前期考察和相关论证的“时代性要素”也获得有效而紧密地楔入，并成为故事中重要的推动力……作为熟悉技艺和技艺难度的作家，我当然知道将它们粘合起来并形成统一的、有魅力的故事有多难，需要多么精心、细致的反复掂对。如果处理得“疏离”，大事件与个人经历则可能会成为两条不同向度的线，而如果强化一个弱化一个，则可能造成其中一个完全被遮盖，丰富性的目的就无从达到。在这里，关仁山是让父亲王永泰牵着一个线的线头（民情民俗的，当地“规矩”的），而让儿子王决心牵着另一条线头（北京专家，对白洋淀最深处烧车淀的勘测），两条线的交集点是王决心和专家们的落水，因为救人而使得它成为了一个牵动人心的故事——这一巧妙的方法，也使得大事件紧紧地楔入个人生活，而个人生活则与历史大事件成为有机的整体。关仁山的这一处理让我想到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中的巧妙处理，萨尔曼·鲁西迪在《午夜的孩子》中的巧妙处理——在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第四章，《热搜新闻》，成立白洋淀新区的新闻，它是由头，然后转向王永泰家新房架梁，这一部分是民俗民风的展示性融入，故事性的冲突在于王决心和王德志到来的那刻，他们“通知所有建筑暂停”，新的故事和矛盾在这里开启……随着阅读，我想我们会悄然发现关仁山为“全景式抒写新时代山乡百姓生活”所作的巨大努力。每一章，都有一个核心故事，它需要矛盾、高潮和多层起伏，并且有诸多环扣扣住前面的故事，衔接起后来的发生；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性事件，譬如集中于情爱婚姻，集中于家庭暴力，集中于家族矛盾，集中于水源污染，集中于村镇争斗，集中于生产转型，集中于企业发展，集中于官民关系，集中于贪腐受贿，集中于粮库倒卖粮食问题，集中于历史纠葛，集中于思想对撞，等等，他试图写一部“大于”生活的书的感受也正是由此而来，他在这部有着125个章节的厚重大书中竟然尽可能多地纳入了关于时代的、命运的、现实的和历史的种种议题，我们在当下的任何思考和追问大约在《白洋淀上》都能找到对应性的呈现。单以情爱婚姻及其表现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王决心与朱环的、腰里硬和乔麦的、腰里硬和雁子的、乔麦和王决心的、王德和杜梅的、杨义成和甄凤的，以及杨义成与杨岭岭的初恋，等等——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类型，它们各有各的意蕴。我想我们还会悄然注意到，每一章（尤其是第一部和第二部前面的章节），都有当地风情、民俗习惯和“风物志”的精心展现，除了前面提及的，还有第二十八章《归来》中的“打苇”，第三十四章《警钟》中的“家训”木棍，第五十九章《莲花咒》中的“莲花咒”和地方戏曲，第八十七章《最后的银鱼》中的“合坟”……我甚至觉得，在这部大书中关仁山没有浪费他所搜集的任何资料，尤其是“风物志”的这一部分，他将所有的搜集都精心化成了故事，化在了故事之中。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谈论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时曾发出惊叹，他认为围绕庄迪斯这桩冗长枯燥的讼案展开的大法官主题、不幸的儿童，他们和自己所帮助的人之间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的主题以及神秘主题，“狄更斯全力以赴表演的戏法就是平衡这三个球体，把它们轮番抛掷到空中又接住，协调着球体的起落，玩出连贯的花样，使这三个气球升到空中，又不让绳线缠结起来”⑥。关仁山的做法当然不同，但在其中如何平衡故事的、历史背景的、风物志的三重或多重关系，却是有着同样的全力以赴和同样的巧妙。

三

一切的小说均会以生活现实为基础，“现实可能”是小说和一切艺术的根和源，而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最为核心、主力的代表作家，关仁山的《白洋淀上》依然属于立足现实、面向现实的又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它以白洋淀新区的建设和乡村振兴计划为历史大背景，现实地展现着那片地域上人们的生活状态、日常面对，现实地展现着当地的风土人情、爱恨纠缠，现实地展现着那片华北水乡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可能……相较于关仁山之前的《麦河》《天高地厚》《日头》（中国农民三部曲），这部《白洋淀上》显得更为贴近生活，更为真实扎实，气息感也更为浓郁。我们也发现，在这部三卷本的大书中，关仁山也“再次后退”，减弱了在《麦河》与《日头》中“神秘性”的种种因质，也同时弱化了“超现实”和“未知性”，使小说的呈现完全近似“我们以为的生活的样子”。他抛开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卡彭铁尔等拉美作家那里学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抛弃了已经能够熟练运用的“魔幻”方法，而选择了扎扎实实，老老实实，但同时强化了现实故事的复杂和波澜感。

在这里，关仁山的书写注意更多地放在了现实对应上。如果我们愿意回顾，会发现凡是与“白洋淀新区”的建设相关的事件在《白洋淀上》均有涉及， 涉及政府决策的引黄济淀工程、治理污染工程、千年秀林工程、地下管廊工程、5G智慧城市工程等等——“谈及关仁山的文学创作，我们似乎无法回避‘现实’和‘现实主义’，无法回避20世纪90年代末发韧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所谓现实主义，批评家韦勒克如此确认它的显要标识：面向现实的态度，写实的风格，追求真实的努力，典型化的环境和人物，历史理性主义的批判立场 ……是的，对于关仁山的创作而言，属于现实主义的这些显要标识他都具备”⑦ 。

关仁山的《白洋淀上》当然是现实主义作品，而且是那种具有典型性的现实主义作品，无论面向现实的态度还是写实的风格，追求真实的努力还是典型化的环境和人物，包括对于现实的历史理性主义评价，我们都可在《白洋淀上》找见直接而普遍的例证。指认它是现实主义作品或者言说它的现实主义特征并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言及的，是它在尽量追求真实的过程中的“自我赋予”，是它更应被言明的独特。

最为重要的赋予，是在遵循写实风格的基础上悄然地添加了理想主义成分，《白洋淀上》的描述并非严格的现实之书而是理想之书，它的里面饱含着理想之光，它和它的某些故事（尤其是那些骨干故事和核心人物）是按照理想的样子成长的。在我看来这是关仁山最为显赫也显有意味的添加，恰恰在这点上，他的赋予让我有更多尊重。小说中，主人公王永泰是一个理想性存在，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熟悉烟火生活、深谙生存之理、懂得理解和体恤他人、有些固执的脾气，同时又始终褒有坚持坚韧的典型农民形象。他是这个地域中“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个。关仁山在经历一系列的融合、萃取和提练之后创造出了“这一个”，并让我们得以记住，包括他令人心酸的死亡。王决心同样是一个理想性的存在，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朴实、硬气和自我反思，看到一个旧农民向理想性新人的蜕变过程，看到他始终褒有的初心和可贵调整。正是这些，才使他从一个有坚持的打鱼人最终成为了央企的工匠，改变了自我的命运。乔麦也是，最初，她在忐忑、恐惧和家暴的阴影下生活，淀边的养鸭女几乎早早地被耗尽了希望与可能，她的每一天都是旧的——然而，在时代的大潮推进中，她竟然实现了一次次的蜕变，在她身上的种种被遮蔽着的、可称为美德的东西一点点呈现，并且完成了对她的“拯救”，她，同样成为了一个具有理想状态的新人。关仁山知道，即使作为现实主义的小说，仅仅提供现实图景、按照现实的标准像来描摹一遍也是不够的，他需要让笔下的人物更典型化也更理想化一些，他要在其中以现实的、我们可接受的频度为我们的当下的生活添加“新人”，为我们的生活理解和精神追求添加“新人”，为我们试图成为的样子添加可亲可敬的“新人”……他试图，让我们在现实真实的说服中悄然接受理想状态的新人并成为我们的期许和前行动力。我们时常听人提及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对阅读者成长的影响，高加林（路遥《人生》中的主人公）对阅读者成长的影响，甚至《小兵张嘎》对阅读者成长的影响——如果我没有猜错，关仁山在写作《白洋淀上》并塑造这些具有理想倾向的人物的时候，他暗暗地，希望自己写下的人物也能产生那样的影响，对人生存的、对人选择的影响。

值得提示的另一重赋予是，关仁山有意地赋予了人物“成长性”，这种成长性可以说是贯穿了整部《白洋淀上》，即使小说中的那个人物已经人到中年。我们看到王决心是成长的，他在最初的脾气、性格与后面的王决心的特征并不能简单画120章《救赎》中与腰里硬达成和解的，更不会将自己的皮裤带解下送给腰里硬；腰里硬也是成长的，他有着许多的问题和劣习，这些问题和劣习也时常沉渣泛起、如影随形，但还是在《救赎》那章，“腰里硬哽咽了，从腰里解下大腰带，说道：‘这条腰带是我罪孽的证据，我今天就交给村里，彻底销毁。我腰里硬腰里不硬了，不再打女人，好好过日子了’”⑧ 。乔麦的成长性可能是小说中最为明显也最为起伏的一个点，她的蜕变如蛹化蝶，那样的弱者在时间和时代中悄然变强，甚至有种“脱胎换骨”的味道。事实上，杨义伟也是成长的，甄爱社留给他的信（第117章，《超越》）是他新变的催化剂；杨义成是成长的，水牛是成长的，只是这个成长让人唏嘘……必须承认，在诸多的小说（包括许多的经典小说）中人物都不具有特别的成长性，他们的性格、脾气、秉赋都是在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固定下来、规定好的，他们以个人的不变应对事件的变化并作出“必然后果”的可能反应，恰恰是这种个人的不变在事件应对中成就了命运——但关仁山不同，他习惯让人物成长，习惯让他们的个人成长与时代更变紧密粘接在一起。在这里，他很可能是借助人物的成长性确认“时代的强力”对个人的影响，我觉得这应当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发现。小说的第109章，《民间论坛》，可能是集中体现关仁山社会学认知和内在思考的“道场”，它里面有观念交锋，有众声喧哗，有种种精神纾解……在那里，杨枚仁的一段话颇含意味，耐人寻味：“互联网时代，浮躁的社会，多变的人心，内心如何强大，怎样胜出？我感觉靠外在征服远远不够，要向内转，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⑨——杨枚仁的见解当然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压倒性和唯一性，不过他提及的“多变的人心”或许是当下的普遍共识，之所以如此，所印证的则是“时代强力”对个人的巨大影响。而小说人物的成长性，与这个巨大影响或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四

我还想特别言说《白洋淀上》的故事性构成，它是值得仔细研究、仔细解析的，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事件发生竟然不曾阻碍主体故事的顺畅与吸引力；我还想提及它的朴素主题和现实性，这一点当然不容忽略，关仁山直面生活的现实，同时也试图为新变和可能寻找解决之道，在原有秩序逐渐瓦解、农村人口构成新变的今日，生活于白洋淀这片地域的民众如何完成转型、如何适应并筑建新生活是这部小说的“核心追问”，“我不想简单地写雄安新区和乡村振兴，而是把白洋淀农民的个体放在历史中去观察和塑造，看他们在新时代如何绽放光芒”。⑩我还想谈及关仁山在《白洋淀上》的语言变化，他在这篇文字中注入了一些“水性”和“灵性”，在这里，他多多少少加入了一些对孙犁语言、“荷花淀派”语言的吸纳——在一篇旧文中我曾提到，不要小瞧作家语言上的有意调整，要知道他会为这份调整注入太多用心和冒险，要知道，有时一个词位置的更变对于已有语言习惯性的作家来说都具有“天崩地裂”的冲撞感，更何况关仁山在这里试图跳入的是一种相对的“陌生”，是他不常使用的那类方式……我承认，《白洋淀上》还有太多太多的解读角度，而我在这篇文字中可做的，也许只是一些微点和片面的管窥。

注释：

①⑦李浩：《河流与土地，现实与追问，想象与飞翔》，《阅读颂，虚构颂》，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09页

②⑧⑨关仁山：《白洋淀上》，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3、1190、1155页。

③关仁山：《白洋淀上》，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封底。

④[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论惠特曼》，《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王永年、陈众议等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69页。

⑤参见[美]约翰·厄普代克《纳博科夫文学讲稿·导言》，申慧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⑥[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查尔斯·狄更斯》，申慧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6页

⑩刘江伟：《中国文学深情书写山乡巨变》，《光明日报》2023年2月28日。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