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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传统之家中，父亲、母亲、丈夫失位，《方舟》中三位女性没有体会到“家”的温暖，而伤痕累累，身心俱疲。她们离家出走，克服了多重困难，终于获得成功，成为“独立女性”。出人预料，她们组建了一个新的女性之“家”。在《方舟》中，张洁具象化了“姐妹情谊”，提出了女性之“家”的可能，但同时又不无遗憾地用细节表明，这不过是一个想象。2010年，张洁修订了《方舟》，作了删减，削弱了性别对抗因素。

关键词：张洁 《方舟》 “女性之家” “家原型” “姐妹情谊”

张洁的《方舟》发表于1981年《十月》第4、5期，以“诺亚方舟”为譬，隐喻着女性对自身命运的现实思考，是新时期较早关注女性性别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的作品之一。2010年，张洁对《方舟》作了修订，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张洁文集》。①《方舟》中，三位女性梁倩、曹荆华与柳泉是大学同学，后各自成家、离婚，又聚集在一起，组成新的“女性之家”。作品重现了娜拉（《玩偶之家》）、林道静（《青春之歌》）对女性命运的探索，又别具时代特色。研究者对《方舟》一直很关注，尤其是“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后，更将其作为绝佳范例。从“性别战争”角度说，《方舟》态度鲜明，被文学史如此定位：“以审丑的姿态，老辣、粗粝甚至粗俗的风格（这是对传统文化期待女性文本文雅、精致风格的极端反抗），揭示了男性的虚妄自大、猥琐自私以及整个男权世界的种种卑劣、丑陋与荒诞。”②笔者附议。本文关心的是，《方舟》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也令人充满遐想。“三个离婚女人共处一室，互相温暖，同舟共济，共同对抗来自男性世界的各种冷遇、侮辱与歧视。”③此前文学作品中，女性命运诉求多为寻求个体解放，聚焦个人。《方舟》却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女性团结起来，搭建“方舟”，救赎“群体”，共创未来美好明天。研究者大多止步于此，与《方舟》里的三位女性一起，欢呼一个“女性之家”的诞生，信任“姐妹情谊”。④姐妹互助，抱团取暖，解决性别问题，这个愿景可以实现吗？本文拟从“家原型”⑤角度，重读《方舟》，讨论上述问题，为这部名作的诠释提些许新想法。

一、对传统之“家”的态度

“家原型”中，主人公往往与家庭理念不合，产生冲突，如《家》中高觉慧与高老太爷，但不同作品，对此有不同处理方式。《方舟》中三位女性，分别经历了原生家庭的破碎。心理学认为，个人童年经验会产生创伤记忆，进而影响性格形成，因此，特别关心原生家庭状况。“我们着重研究的是个体的出生方式、喂养方式、抚养人、性别、排行、原生家庭成员状况、原生家庭成员的非正常死亡、父母的关系与婚姻状态、家庭文化与信念等因素，并讨论在个体早年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其一生发展的。”⑥由此来看，《方舟》中三位女性的原生家庭都很不幸，且对她们心理造成了创伤。

（一）原生家庭中父亲失位。“家”中，父亲身份极其特殊，担负着双重责任。一方面继承家族精神，扶植、引导子女，完成传递。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发现，下一代的成长，是以“杀死”父亲为代价的。因此，作品中，父亲既是子女依赖的对象，又是无从回避的敌对者。《方舟》中，父亲代表传统男性观念，是女儿反抗的强权人物。《方舟》丝毫不提三位父亲对女儿的感情，反而强调他们之间的“敌人”关系。她们有共同的父亲阴影。童年时代，父亲们被打倒、流放；青年时期，父亲们落实了政策，却不能理解她们的独立和追求，成为个性解放的障碍。梁倩的父亲，一位高级干部，给她带来了别人无法理解的痛苦。“除了梁倩自己，谁也不能理解，这种家庭背景，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父亲那些老战友，大眼瞪小眼地盯着她，别说父亲，就是这些叔叔伯伯，也不能允许她为离婚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这不但败坏梁家的家风，似乎也败坏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家风。”梁倩被父亲的阴影笼罩，生活窒息，时刻想要逃离。曹荆华的父亲曾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后来不详。柳泉的父亲曾留学英国，却有着更为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结婚以后，柳泉和家里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冰冻期’，父亲不喜欢那个横竖都有理的女婿。可柳泉真离婚的时候，他又觉得家门不幸，出了个伤风败俗的女儿。”本来应该是“家”和女儿的引路人，《方舟》中的父亲无一例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唉，父亲还算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穿过学士服，戴过大方顶的帽子……在柳泉眼里，父亲就像一本大百科全书，放在书橱里是相当体面的，漆皮封面上涂着令人肃然起敬的深棕色，上面烫着华贵的金字和图案。凡人不知道的事，全可以在上面找到答案，可是偏偏不能回答，她应该和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方舟》中的三位“父亲”，给女儿和家庭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原生家庭中母亲失位。母亲与女儿血脉相连，心意相通，感情亲密，是“家”的表征之一。奇怪的是，母亲在《方舟》中，并未完成一般的角色设定——只能说，这是张洁有意为之。小说并未介绍梁倩、曹荆华的的母亲，留下了空缺。柳泉的母亲侧面出现，她毕业于某大学家政系，教给女儿一手高超的厨艺，却没有跟女儿做过情感交流。《方舟》中，三位女性婚姻不幸，又在职场打拼，艰难奔波，但没有得到来自母亲的支持。小说中，尽管只是透露出三位女性原生家庭的些许信息，但已经可以说明，她们与母亲的联系并不紧密。否则，遇到家庭、育儿等方面的困难，她们肯定最先去向母亲求助，而这个渠道被屏蔽了。三位女性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应有关爱，也拙于给儿子展示母爱。柳泉也不是一位温柔的母亲。柳泉在教育自己儿子时，完全不像一个女性知识分子。“连这个也不会，你还想不想考重点中学了？考不上重点中学，将来还要不要考大学？你爸爸平时到底管不管你？”正是她在原生家庭中没有受过教育理念的熏陶，才会违背教育规律。梁倩忙于工作，与儿子甚少交流感情，双方十分隔膜。只有曹荆华，与儿子关系尚好。母女之间情感链接的失败，是三位女性处理不好再生家庭关系的原因之一。

（三）再生家庭中丈夫失位。本来，步入婚姻，是她们克服原生家庭带给自己负面影响的一次机会。但是，由于“创伤记忆”，以及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三位女性的婚姻均告失败。《方舟》中，三位女性遇人不淑，婚姻家庭也很不幸。梁倩的丈夫白复山是乐团的小提琴手，外强中干，内心卑劣，已不爱梁倩却不离婚，还多次利用岳父关系，达成自己私欲。柳泉的丈夫，是个“狭隘、多疑、精于计算”的人。曹荆华的丈夫，也是她的噩梦，“她不正是为了养活被打成反动权威的父亲和因此失去生活保障的妹妹，才嫁给那个森林工人，而后又离婚的吗？”在《方舟》中，三位丈夫徒有其名，不能达到女性的要求。一次，曹荆华雨夜犯病，只有一只叫“猫头”的宠物陪伴。作品议论道：“她现在多么需要一双有力的胳膊。可是，在哪儿呢？也许她们全会孤单到死。这是为什么？如同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的‘代沟’，莫非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性别的沟壑？可以称之为‘性沟’么？”可以说，三位女性对男性的失望，使双方划下了不可逾越的分割线。

在传统之“家”中，三位女性没有体会到“家”的温暖，反而伤痕累累，身心俱疲。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为创伤事件自责，对自身持消极看法，也更容易认为世界是危险的”⑦。她们对“家”产生了恐惧和敌意。“那些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劝阻别人离婚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以为，只要把两个人捏咕到一块，宁可其中有一个因为不堪忍受某种折磨，而寻死上吊、抹脖子、喝‘敌敌畏’；只要在咽气之前，还保留着那个婚姻的形式……他们就像造了七级浮屠，或超度了两个罪恶的灵魂，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她们已经不可能再次踏入传统之“家”。

“家原型”中，主人公与原生家庭冲突，离家出走，追求两个目标。一是可以通过自己选择，进入再生家庭，获得“家”的幸福；二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新的身份，即灵魂之“家”。《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就是兼得。她离家出走，与余永泽结合失败，后与江华组成革命家庭。同时，林道静获得了自己新身份。“我能够有今天，我能够实现了我的理想——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这都是谁给我的呢？是你——是党。”⑧《方舟》中的三位女性走出家庭，开始追求身份（事业）、家庭的双重目标。

二、离“家”出走的“独立女性”

“家原型”中，主人公从原生家庭出走，抛弃子、女身份，通过努力，克服困难，获得社会身份。在此过程中，“困难”和“克服”是一对矛盾，由此，引出主人公的“对手”和“帮手”。一般结果是，主人公在“帮手”的指导、帮助下，战胜“对手”，完成任务。不过，具体到不同作品，这个“句型”也会发生不同变化。《方舟》中，三位女性都是知识分子，从事的职业分别是电影导演、学者和翻译，无疑都是社会精英。在事业发展中，她们克服了多重困难，终于获得成功，成为“独立女性”。《方舟》已经预设了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成为“独立女性”，需要怎样的条件？

首先，具备专业能力。社会生活领域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大家庭，其中的规则不再是亲缘关系，而是身份认同。女性承担的任务和责任，与男性是等同的。《木兰辞》中花木兰的行动，是这个问题的原型。花木兰代父从军，隐匿了性别，“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直到归来，“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在“战争”中，杀敌立功，花木兰取得了新身份，获得“天子”赏赐。同样如此，三位女性离开家庭后，不断努力，为的是追求新身份，获得社会认同。梁倩需要用一部电影来证明，她是一位优秀导演，不是依靠父亲，而是凭借自己实力。她努力工作，有自己的追求，却得不到同事的认可。梁倩的电影理念，无关乎性别，而是审美趣味问题。正如前夫白夏山所说，现在的电影都是“花哨”的，没人关心她那类“花力气”的制作了。因此，他劝梁倩放弃。梁倩拿出了百倍毅力，相信和坚持自己。这种对自己的证明、努力和结果，在叙事结构上与花木兰没有分别，正是“家原型”中出走者的常见模式。同样，曹荆华是学者，她写的论文颇有影响，却被同事“刀条脸”嫉妒。她奋起反抗，据理力争，在单位领导老安的支持下，挫败对方。柳泉的专业是外语，在一个企业做翻译工作。在梁倩的帮助下，费尽周折，终于拿到外文局调令。应该说，几位女性在职场纵横驰骋，奋力打拼，事业获得了成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此，《方舟》的结尾，她们喝酒庆祝。

其次，放弃女性性别特征。女性爱美，天性使然，就算是花木兰，归来后也忙不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但在战斗中，却是“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女性性别，在投身事业的过程中，被泯灭了。作者多次写到，因为忙于工作，不注意容貌，三位女性“中性化”，失去了性别特征。梁倩工作繁忙，“才只有四十岁，就已经变成了老太婆”，“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青春永驻？可她有时间一大清早起来，在脸上磨蹭两个小时吗？什么粉底霜，什么眼影眼膏，什么卷睫毛的刷子，什么胭脂唇膏面膜……那么，她的额头像一段久经风吹日晒、干裂的木头，怨得了谁？”她刚结婚时，也曾注意打扮，后来却把连衣裙收起来了。作者用白复山的眼光打量了梁倩，她已经完全失去了女性性别特征，“她身上，再也没有男人的兴奋点了”。梁倩为了工作，只能牺牲自己的性别特征。曹荆华同样如此，“喜欢高谈阔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因此不能吸引男性，“人家要找的是妻子，而不是马列教员”。作品中，有一天，她们发现，三个人不约而同学会了“抽烟”。

柳泉扬声笑了，像京剧表演，每个“哈哈”的后头，都点着一个顿号。随手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从里面抽出一支。

梁倩眉毛一扬：“你抽烟了？”

荆华靠了过来，说：“我也抽烟了。”

梁倩什么也不说，把柳泉夹在手指间的那支烟抽了出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打火机，点着，幽幽地吸了一口。看着袅袅的轻烟，空寞地笑了笑，说：“我也吸烟了。”

“抽烟”本来是男性群体的习惯，但在这里，成为一个隐喻，表明女性自觉消弭了性别角色。抛弃女性性别，成为“独立女性”之间一种隐秘而牢固的联系，促成了群体的认同。

再次，治愈心理创伤。一些固定的思维方式，不仅存在男性心中，也深扎根于女性思想。“家原型”中，存在一种成“家”的趋向，由“无家”而“建家”。三位女性从原生家和婚姻家走出，再也不愿成立“新家”。此前的家庭经历，以致成为梦魇。“柳泉又嚷嚷起来：‘你不要欺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墙呢！’然后哭声、叫声又低落下去，变得含混不清了。哦，是做梦。大概也是一个噩梦。荆华叹了一口气，她们怎么净做噩梦！”作品中的梦境，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都是有意味的。这里，显然是创伤记忆的外化，而作者有意把柳泉的梦延伸到“她们”，也有女性共通的意味。正因如此，她们采取了一种“反家庭”的思维方式。有人劝柳泉再婚，她的反应是，“结婚？谈何容易。现在黄花闺女都嫁不出去，何况她这离过婚的四十岁的女人，还带着一个儿子。而人的年龄越大，便越发清醒，越发清醒，就越发难以结婚。她们对婚姻失去了信任，即便不把婚姻当成是一种灾难，至少也是和摸彩票差不多的一种玩艺儿，中彩的机会只属于少数幸运儿”。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强烈恐婚，因为离异和带着儿子，就觉得不能再追求婚姻，正是女性给自己设定的障碍，也是心理创伤的表征。

第四，排除男性干扰。把男性作为“对手”，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向度之一。《方舟》的题记是：“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方舟》中，女性的不幸来自性别，男性难辞其咎。家庭生活中，三位丈夫毫无担当，无法提供女性需要的关爱，都有很大的问题乃至人格缺陷，因此，导致婚姻破裂。对于个人来说，职场相当于另一个家庭，男性的表现同样乏善可陈。梁倩在办理柳泉调动时，被谢昆生故意刁难。曹荆华在工作中，被同事“刀条脸”恶意中伤。柳泉在公司，被魏经理不断骚扰，只能忍气吞声，“厄运教会了她克制、忍辱。为什么她不幸生而为女人？生为女人倒也罢了，为什么又是小有姿色的女人？人们只知道丑是一种不幸，岂不知美也是一种不幸。再者，为什么又是一个谁都不属于的、离了婚的女人？谁都不属于，便好像可以属于任何人”。柳泉无力反抗，只能选择躲避，尽快调离。《方舟》并未把“对手”完全设置为男性，因为像居委会贾主任这样的女性，同样加入了对女性的迫害，但毫无疑问，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女人”的感慨，对应的对象正是“男人”，这是一种结构性批判。

克服了重重困难，三位女性终于完成了“独立”的目标，这是一个伟大时刻。由此，她们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屋子，还成为代言人，参与探讨女性获得解放的途径。显然，《方舟》讨论的问题是超前的，因为当时还不可能出现女性“独立”的潮流。困难越多，除了越发可以衬托三位女性卓越的能力之外，还埋藏了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位女性可以斩关夺隘，成功突围，获得“独立”的机会呢？这是一个传奇，还是普通人都可以达到的目标？毕竟，主人公是1980年代初期的三位女大学生，生于北京，凤毛麟角，这个起点，可能已经是很多女性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同时期，大山里的香雪（《哦，香雪》），心心念念的是用鸡蛋换一个塑料铅笔盒。不过，《方舟》预设的情况肯定会到来。正是三位女性超越时代，率先获得了“独立”，才有可能产生新的想法和主张。

按照“家原型”的叙述“句法”，如同林道静投入到党的怀抱、花木兰衣锦还乡一样，三位女性需要回到自己的“家”。而正是在这里，《方舟》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出人预料，她们组建了一个新的“女性之家”。

三、“女性之家”中的“姐妹情谊”

姐妹，本义为同一个家庭中具有血缘关系的女性，而“姐妹情谊”，则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本文中，“姐妹情谊”是性别研究概念，指女性之间的同盟。《方舟》中，三位女性组成了新的家庭，维系的根据正是“姐妹情谊”。《方舟》提出了一个问题：女性从不幸的原生家庭出走后，能否寻找到自己可以皈依的“家”？这个“家”，有没有可能是摒弃男性的“女性之家”？“家原型”叙述中，出走者或者回归原生家庭，或者建立自己的家庭。《方舟》可以归为后者，不过，这个“家庭”并非传统意义，而是由女性组成。在《方舟》看来，这个想法具有可行性。

第一步，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在《方舟》中，张洁大胆设置了一个女性乌托邦。虽《西游记》《镜花缘》都写过“女儿国”，但其仅是文学虚构的飞地，还没有作家试图将其作为“方舟”，用以解决女性独立问题。“诺亚方舟”的典故来自圣经，洪水来临时，诺亚一家根据上帝提示，提前准备好了方舟，躲避了灾难。后来，“诺亚方舟”就成为获救工具的指代。张洁将其作为题目，意在指代一个女性自我救赎的空间。这个讲法，与女性主义倡导者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的主张不谋而合。伍尔夫在回答“妇女和小说”问题时，明确地说，“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⑨。“一间自己的屋子”，隐喻女性独立的、属于自己的空间，不被外界干扰。伍尔夫认为，女性先拥有“屋子”，才能走向独立和发声。《方舟》，是新时期文学史中较早提到女性联盟，并以“一间自己的屋子”为依托的作品。曹荆华和柳泉深受“无房”痛苦，并因此不能获得儿子监护权。幸好梁倩有一套房子，于是三人聚集于此，有了独立空间。

第二步，共同的理念。走出家庭后的女性个体，孤独无依，而数个类似命运的女性，就可以相互理解、支持，建立新“家”。作品中的主人公从小认识，有强烈的认同感，“她们几个人，一起念的小学，又考上同一所中学，只是在念大学之后，才各奔西东。先先后后地结了婚，然后，像商量好了似的，又先先后后地离了婚”。她们再生家庭破裂，离婚独居，又无法回到原生家庭，于是，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女性之家”，号称“寡妇俱乐部”。“家原型”中不可或缺的“帮手”，成为家庭内部姐妹们的相互关怀，这个转换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极强的隐喻色彩。三位女性本无血缘关系，却变成同一家庭中的“三姐妹”。梁倩帮助柳泉调动工作，忙前忙后，动用关系，最终成功。梁倩、曹荆华无心打扮，却帮助参加职场拼搏的柳泉，“连衣裙是梁倩送给她的，今年国际上的流行款式，宽松的腰身，同样颜色的细绦束带。脚上的白色半高跟鞋是荆华送的，难为荆华去买这样的奢侈品”。曹荆华有腰椎病，犯病时倒在地上，情况危急，这时，梁倩到来，帮助她化解了危机。

第三步，建立“女性之家”。知根知底，同为女性，她们相互间建立起了很强的信任感，互为感情依靠。她们的友谊如此强大，以至于放逐了男性。“荆华总觉得，一个‘牝马驾辕’的时代似乎就要到来。男人的雌化和女人的雄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问题。也许世间万物的所谓变化，不过都是周而复始的运动，那么，回到母系社会未必是不可能的。”相继离开原生家庭、婚姻家庭和职场后，她们寻找到了精神皈依，新的“家”。《方舟》描述了一幅场景：“常常是这样：晚餐后的桌子上，狼藉着用过的碗盏，因为心绪不佳，谁也懒得去洗。三个孤身的女人，就那么坐在落地灯的暗影里，或是这两个不声不响地吸烟，听那一个诉说心中的委屈；或那两个不声不响地吸烟，听这一个愤怒地用拳头敲击着沙发扶手……彼此间，谁也不说一句宽慰的话。那些动听的、空泛的词句，管什么用啊。”可以说，在这个小团体中，三位女性找到了精神皈依，她们是各自的精神支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小说结尾，三位女性为了庆祝，准备了家宴，她们打开啤酒，提出了“为女人干杯”的祝酒词，完成了仪式化的一幕：女性同盟达成。

小说在女性同盟成立大会中落幕，皆大欢喜。从家中矛盾开始，到新家诞生，回归平衡，是“家原型”的句法。很多研究者就此止步，认为《方舟》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想接着思考，“姐妹情谊”是否就是女性命运未来的通道？细读《方舟》可以看到，作者充分考虑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在叙事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问题。

“新家”中，女性内部就没有矛盾吗？虽然梁倩、曹荆华、柳泉情同姐妹，相互支撑，团结一致，但难免会遇到生活问题，尤其是，她们作为知识分子，并不擅长处理日常生活。此前，她们就是因为这个短板，无法运转婚姻家庭。“生孩子，睡觉，居家过日子。可惜这几项荆华都不在行。”工作劳累艰苦，已经剥夺了她们所有精力，无力再来操持家务了。而此刻，相同的问题又一次出现。“洗碗池里堆着十八个脏碗和盘子，那就是说，碗橱里再没有一个干净的碗或盘子可供使用了。即便吃个简单的早餐，荆华也必得先把这十八个碗和盘子刷干净才行。如果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她们谁也想不起来洗碗。”颇具意味的是，此前版本中还有一句“这不行，以后连洗碗也要订个轮回的制度，好像她们在女中住校时，轮流值日打扫宿舍里的卫生一样”⑩，被删去了。类似情况很普遍，梁倩准备弄点热水给柳泉，让她敷一下哭红了的眼睛，但是发现暖水瓶没有热水了。打算烧热水，又发现水壶盖子上的帽儿，还没有配上。当然，家务劳动，通过钟点工和保姆可以解决，问题是，保姆和钟点工不也是女性吗？——为何女性内部，也分出了层级，建立了压迫机制？这个问题，可能很难回答。已经有论者指出：“要形成阵营及其力量，女性整体的同一性是必要的，而作为个体的人，又追求独特、独立和精神的丰富性。姐妹情谊就这样成为一个悖论。”11

男性真的可以被放逐吗？三位女性居住在梁倩处，建立了乌托邦，但还是难以摆脱性别造成的生活困境。一些需要力量的活儿，她们干不了。一个富于隐喻色彩的细节是，三位女性打算为女人干杯，有啤酒，却找不到起子，所以没法打开盖子。梁倩试图用牙咬开，没有成功。一筹莫展之时，柳泉的儿子蒙蒙上场了，他把啤酒盖卡在桌沿上，用力拍击，把啤酒打开了。曹荆华说，“这就看出男子汉的用场了”。这样来看，“姐妹情谊”组成的家中，虽然放逐了丈夫们，但不可能建立“女儿国”，脱离男性。驱逐男性只不过是理论状态，不可能落实到实际操作。三位女性家中用煤，要靠送煤工。“送煤的也是个女人，矮小，瘦弱。男人们全上哪去了？”对此，《方舟》有充分的认识，并不极端。小说结尾，三位女性并不悲观，她们感慨“做一个女人，真难！”的同时，希望能够被理解，“等蒙蒙这一代人长大，等他们成为真正的男子汉时，但愿他们能够懂得：做一个女人，真难！”显然，蒙蒙等下一代的长大和习得对女性的尊重，需要他的原生家庭的栽培和努力，而三位“母亲”，不能坐视和等待，而是要行动起来，先从自己的“家”做起。

也就是说，在《方舟》中，张洁具象化了“姐妹情谊”，提出了“女性之家”的可能，但同时又不无遗憾地用细节表明，这不过是一个乌托邦。性别肯定是问题，但把女性所有问题归因于性别，亦有偏激之处。之后的作品中，张洁放弃了这一理想，把更多目光投向女性具体问题的思考。或基于此，2010年，张洁修订《方舟》时，删去了一些将女性问题绝对化的议论，比如：“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要事业，你就得失去做女人的许多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12

结 语

《方舟》中的三位女性，原生家庭不幸，婚姻又不如意，她们毅然出走，离婚独居，通过卓绝努力，完成了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且，放逐男性，建立了“姐妹之家”。在1970年代末，新时期之初，张洁就能够提出此论，目光超前。这个思路接续“女儿国”的想象，与庐隐《海滨故人》同构，呼应了女性解放的现代主题，形成传统。此后，王安忆的《兄弟们》、池莉的《小姐你早》等，都是几姐妹联合起来，形成女性乌托邦。显然，这个方案过于理想化了。“女性之家”中的女性，必须具有超高素养，既要个人独立，又要相对联合，因此，现实中很难实现。正如乌托邦寄托了美好想象，那么，借助《方舟》，女性给灵魂一个“新家”，不恰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吗？

注释：

①张洁：《方舟》，《张洁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②乔以钢、林丹娅主编《女性文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③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79页。

④屈雅红：《新时期以来女作家对“姐妹情谊”的书写》，《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4期。

⑤“家原型”指：一、按照“原型”批评理论，“家”可被视为“原型”，父母、儿女等家庭成员，也具有原型意义；二、作品叙述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故事形态概括，其中“家”、家庭成员的命运具有相似性；三、“家原型”是一个结构系统，可以概括为“（主人公）在家—离家—回家”句式。

⑥沈家宏：《原生家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⑦施琪嘉主编《创伤心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页。

⑧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39页。

⑨[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页。

⑩12张洁：《方舟》，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4页。

11魏天真：《“姐妹情谊”如何可能？》，《读书》2003年第6期。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