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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宁肯笔下的胡同语言并不灵动，再现那些表达时，缺少快意。作者习惯于对病态者的打量，作品不乏怪异与残酷之调。他的文本有一种逃离古城的渴念，京味被神思抑制了。在古都的街市里放飞的趣味，才是其写作的梦想。于是远离了老舍传统，与先锋派笔墨交织在一起。

关键词：宁肯 《城与年》 京味儿 胡同 先锋派

如今在北京的作家群里，要找到京味儿的文本已经大为不易，即便是长久在胡同与大院里长大的作家，文章有时候也并无帝都的古气。有些小说家，是有意避免自己的京腔的，他们害怕陷入旧的套路里，觅出的是新的路径。比如宁肯，印象里是先锋派的一员，古老的街市在其笔下被分解成不规则的斑块，不可思议的东西晃来晃去。我过去读宁肯的书，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诗人，在以前的几部长篇作品中，偏爱于诗化哲学的表达，文体交织着不少形而上的片段。虽然是北京人，好似没有沉潜在胡同文化的深海里，在他那里，动感的街市才是有快意的，古都的长影，对于他的引力远不及西方哲学与异域神秘主义诗意那么有趣。北岛、史铁生好似也有类似的特点，这个现象值得深思，它说明，当代一些知识人，离老舍那代人已经很远了。

我偶然在《收获》看到宁肯的短篇小说，发现他近来写作兴奋点回到了自己的早期记忆。这些储存在内心里的片段，被一点点召唤出来。宁肯写北京，不是叶广芩式的，也非刘恒式的，与邱华栋等人也都不太一样。《城与年》的问世，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北京记忆的另一种表达。不是粘滞在胡同日常的风俗里，而是一种神异光景的精神审视。诗意的笔触，仿佛飘动的风筝，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遥远之地。

我不知道作者早期生活的情形，但发现他似乎厌倦胡同里凝固的生活，神往的是出走的快慰：移动的火车、郊外的野树，和无穷无尽的远方……我们知道，宁肯的少年时代，色调是单一的，记忆里充满了各类平庸的色泽。他厌恶这些平庸，但自己不能摆脱的，恰是这些无所不在的同质化的存在。这是早期记忆里无奈的空间结构，而生命内部流动的热血，不属于那个结构里的什物。我猜想他所以走上写作的路，与苦苦摆脱平庸之恶的心绪不无关系。

六十岁后的男人，往往都希望写一本献给早期记忆的书，《城与年》似乎也有这样的意味。这一本书都是从时光深处打捞出的碎片，看得出记忆的灰色之点。他的几篇作品无不在点染那些无趣的环境，而文字间有活力的部分，则多是在揶揄凝固的世界的。《火车》描写枯燥年代的孩子们自娱自乐，小芹特立独行的性格与时代的反差，都是带有画面感的。主人公是一个有叛逆色彩的孩子，因为抄写小说被捕。小说对于远方神秘的眺望，对于阶层固化的展示，也勾起了我对于自己少年生活的回味，那时候的孩子许多是有这类感受的，但并未都被后人表现出来。《十二本书》再现的片段，乃沉寂里的蠕动的感受，收废品的人与孩子以货易货，用闹钟换小人书的故事，有着甜意和苦味的交织，知识饥渴时代的北京生活历历在目。书籍的命运与孩子的命运，也指示着一座城的命运。废品站流出的书籍唤起孩子们对于世界的神往，废置的世界原来有那么诱人的东西。宁肯善于写孩子世界的扭曲之迹，《黑雀儿》笔下的蹬三轮的父亲、疯娘、斗殴顽主黑雀儿、侏儒黑梦，过得都是非人的生活。一个赤贫家族恐怖的经历，基本的伦理被颠覆，父子对立，兄弟隔膜，胡同里的厮杀，日常生活的攻击性，凌辱性成为美，孩子们的流氓化与社会的荒原化，使一切都退化到史前。在无聊的生活里，人们不是以智性建构自己的精神王国，恰恰相反，是用野蛮甚至残酷的方式，消磨着平庸岁月里的朝朝暮暮。

《城与年》叙述的1970年代初期的北京生活，唤起了我不少的记忆。那里不乏政治元素和特殊时期的话语逻辑，我们这代人就是在类似的语境里成长的。《防空洞》看似梦游般的审美游戏，实则是一段荒凉时光里的另类人生体悟。孩子们挖防空洞的前前后后，扯出无数的人情世故。不断的恶作剧，上纲上线的语言，善恶之影在大院里晃动。《探照灯》涉及冷战时期特别的片断， 耳聋的少年四儿，却对探照灯有兴趣，与院子里一个鳏夫关系甚好，他们在年龄上虽有差异，但彼此却互相依偎着。鳏夫病危的时候，四儿在床前给他讲述探照灯时的表情，与街市流行的情感逻辑何等不同。 鳏夫家是院子里公共场所，小栾子与四儿都是常客。无聊中偶也有引人好奇的事情，小栾子会装半导体，电波里传来过敌台的声音。奇怪的世界，可怜的人们，但残缺之人却有自己的梦想。另一篇小说《九月十三日》，是一个重大事件的另类印象，孩子视野里的人事与风气，折射着时代的波光。小永与丁小刚是同班好友，“九·一三事件”改变了他们，丁小刚突然消失了，一年后才回到学校。这个隐秘的故事拖着无尽的历史之谜，政治如何成为记忆的底色，也得到隐微的表达。

当我们的作者沉浸在这些奇异的记忆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同时期域外文学的冷战书写的多语内涵，封闭环境的少年的想象力自然被什么抑制了。《城与年》的画面感是黑白两色的。一方面是压抑、混乱的日子里的昏暗感，一方面有微弱的磷火闪动。《黑梦》的故事极为传奇，黑雀儿拜王殿卿为师学习摔跤技巧，有点旧社会行帮的样子，他答应保护自己师傅的女儿七姐，一时横行于街巷。因为不满意弟弟，将黑梦多次吊起来惩罚，善良的七姐总来解围。值得一提的是，黑梦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喜欢待在房顶上，过着一种常人没有的生活。 房顶上的世界，不是工笔画的， 而是梦幻般的闪光，在那里，获得了生命的另一种体验。黑梦与七姐发现了一个书库，那里给两人带来了精神的奇光。书的世界，各种神奇的文本，打开世界的一种方式。这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的某些作品，黑梦与七姐的爱情，在黑暗里带来了一丝光亮。宁肯对于苦难中的爱意的描述，别出心裁，许多作品都传达了类似的感受。比如《蓝牡丹》写一个孤苦的孩子被惩戒的故事，帮助他的竟是一个妓女出身的售货员。那些不被尊敬的人，才有着这个世界最为珍贵的精神。此中构思所流动的话语，对于习惯于道德语言的人而言，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

这些故事显然融进了作者的价值尺度，在取舍之间，态度是鲜明的，知道自己要删除什么，展示什么。我想起阿城的《遍地风流》，好像视角拉得更远。他们写的都是一个地区的故事，阿城的画面略早几年，故事是成人世界的，宁肯展现的是后来的孩子的经验，空间虽然一致，而色调毕竟不同了。我们看阿城的作品，不时透出一丝古风，新旧对比中是无所不在的悖谬笔触。到了宁肯这里，日常生活已经没有知识人与文化的灵光，一切隐没到了黑暗里。孩子们只能在荒蛮中横冲直撞，以流氓的方式表达自己。当人们退化到无序的世界的时候，温情与爱意是渐渐生锈的。《城与年》里的儿童王国消失了冰心笔下的自然之趣，消失了梁实秋孩提时代的儒家之风。他们是在胡同里野蛮生长的一代，粗野、凶猛、残忍，不生绿色，唯有荒漠。无知如何导致寡趣，都得以一一展示。

显然，宁肯不愿意隐瞒古都史的这一特殊一页，要做一种历史笔录，记下那些时光里的诡异的体验。敏感的宁肯在早期经验里，似乎没有多少暖色，在许多文字里感到了挥之不去的痛感。他写了无数残缺之人，侏儒、流氓、黑老大、顽主、病人、疯子。故事背后的许多事件，构成年代的经纬。这些故事与古老的帝都历史是脱节的，也无民国年代的京派风情。琉璃厂、鲁迅中学、宣武公园，都与孩子们的精神没有关系，他们被悬置在一个灰色的空中。这段历史对于作者刻骨难忘，在设计故事几个节点时，正视的正是这种荒凉。年轻一代几乎不知道那样的历史，宁肯要做的工作，是有立此存照的用意。

在《城与年》里，偶尔也能够见到京味儿语言的，但通篇却很少这样强烈的印象。叶广芩、薛燕平也写过不同时期的北京人的生活，无不拖着老舍的影子。她们在旧绪里凝视人性的各种侧面，有古典的审美闪光。宁肯笔下的北京胡同语言是浑浊而寡趣的，作者复制那些口语的时候似乎没有快感，倒是先锋派的那种句式让他笔触酣畅。他对于胡同文化似乎有一种天然排斥的感觉，所以其叙述语态是反京味儿的。在《我与北京》一文中，他承认自己并不喜欢故宫等古老的遗存，而是愿意在另一种空间寻觅灵思①。我们看旧时代的京味儿小说，人物与故事是沉浸在古中国史里的，精神是无法飞动的。但宁肯在最为沉闷的地方，撕开了一个口子，将天边的光引来，走出古都的冲动感觉，流溢其间。《火车》就在孩子的世界里，呈现了一种陌生远方的召唤意象。

护城河泾渭分明映着城市、农村、环城铁路，火车慢慢悠悠，汽笛声声，大团的白雾飘过河来，被坚硬的城市吸尽。白雾在田野上要飘很久，这也是我们喜欢河对岸的原因之一。我们在铁路上跑，追着白雾。铁路本是麻雀的世界，麻雀起起落落，重复飞翔。我们的奔跑没有重复感，我们只是几个孩子，并且奔跑的原因不明，与食物无关。枕木的节奏决定着我们的奔跑，只要踏上枕木不跑不行，直到有人带头卧下才全都卧下。没人教我们聆听，只是一人附耳大家就都跟着——好多事都这样，然后竟真的听到了轻轻的震动。尽管就课本而言我们是白痴，但本能异常聪明。火车来了，尽管在远方，但是来了，远远地来了，简直有音准。虽然我们不知道音准但已听出来，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密，越来越响，然后我们一哄而散……

在几乎窒息的环境里，孩子们于火车的奔跑里看到了前面的路。在城墙与大杂院的封闭结构里，一个流动的参照出来了。他的许多小说都有一种从窒息的空间流动出来的意象，一如沈从文城乡对比里的飘动感。林斤澜写北京的印象也有这样的特点，只是带有浓厚的卡夫卡式的印记。但宁肯似乎不是被卡夫卡带着行走的人，他身上还带着古老的神学式的虔诚感，头上的神秘星空对于他的一些人物一直带有神启的意义。

于是，我们看到，除了远方的召唤，还有对于高空的描述，这也是作者摆脱大院陈旧之气的一种突围。是的，宁肯在胡同与大杂院上空，创造了另一个语言空间。我们在《火车》《黑梦》，看到了冲出笼子的另一精神光景。而语言则没有一丝胡同语言的流韵：

北京房上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平缓的但却类似复眼的世界：一眼看去，房上不再有胡同、院门、道路、街区，但下面又有，只是上下不同。我看到了完整的世界，这很重要，甚至影响了我的思维结构。我看到无垠同构的屋顶一如无垠同构的海浪，几乎没有岛，某座孤零零雾霭中的楼房像帆。

注意，宁肯在描述胡同与大院之外的世界的时候，内心存有一种渴念和快慰。他似乎觉得被条块化分割的世界囚禁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对于异于老北京的另一种时空，才真的有所期待。王小波、史铁生写北京的经验的时候，也是在拓展的新时空里。前者是以荒诞的变形为之，后者则进入形而上学领域。这大概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而“不属于”，人只有超于经验的阁楼后，才能够认识自己所历的那些片影。这也可以理解，宁肯何以用黑色的、变形的方式，处理记忆里的痛区。如果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他的批判意识，大概不易走进他的世界。

不过，在如何以异样的审美方式对应那段历史时，他受制于以往的审美惯性，卡尔维诺的繁复感和飘逸感，未能本土化地加以表达。王小波曾经找到了这个门径，可惜仅仅开始，未能深入下去。中国作家适合写蒲松龄那种志怪类的文字，对于卡夫卡和卡尔维诺还是隔膜的。《城与年》不妨说是一种尝试，比如黑梦这样的形象，就集结了诸多隐喻，他本是一个侏儒，又生在一个变态的、不正常的家庭。他喜欢在房屋上看书、看世，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七姐发现了一个阁楼里的书库，他们入迷地翻阅着各类作品。黑梦在这里获得了现实世界没有的东西，一扇扇门便自然打开了。无论是西方名著还是古代小说，那些文字的热流温暖了孩子之心。这是胡同与大院众生目光里看不到的存在，于此知道了人道主义、革命、劳动与爱情，还有人类之外的别样的存在。在1970年代相当长的日子里，孩子们是不读书的，读书无用，知识乃一种罪恶。而只有非正常的人在那时候才进入了精神王国神异的地方。宁肯将颠倒的世界，以颠倒的方式描摹出来，这种反京味儿化的书写，使沉闷的古城有了风吹的感觉。

这也可以注释作者先前的写作的理由，当年他离开北京，生活于西藏的高原里，苦苦寻觅那些神异的精神之光，乃是对于故土的逃离。流动的车轮，头上的星空，还有地下神奇的遗物，都可以刺激自己的想象力。人只有在远离自己熟知的环境时，于新的创造里才能发现存活的意义。所以，陌生化处理自己笔下的人物时，有时才能看到先前看不见的形影。黑梦、七姐都是非常态的孩子，他们行为古怪，但却又最带温情。在《探照灯》与《蓝牡丹》里，感动我们的不是红尘滚滚里的人，却是那些怪异者。庄子哲学里的无用者、不幸者，却可能是世间最为有意义的人。在一个畸形、荒诞的语境里，一切都在反逻辑的结构里才能够看清。博尔赫斯谈到《堂吉诃德》的时候说：“塞万提斯乐于混淆客观和主观，混淆读者的世界和书的天地。”②好的小说，有时候是自觉与不自觉带有这类反模式化的意味的。

这样说来，宁肯的写作，与其说是告诉读者那代人的记忆是什么，不如说他们的苦梦何以会产生的。他的作品隐含着对于思想的渴念和精神无限性的渴望，在这些渴望里，对于天幕里的神异之色的瞭望，远远多于对旧绪的咀嚼。他将曾有的少年体验，做了过滤，从无所有里觅出暗中的光点。在《火车》里，是抄书而惹祸的小芹的逆俗之举；在《探照灯》中是弱者与弱者间的偎依；在《黑梦》的文字间，则是七姐女侠般的豪情漫卷。宁肯大约不愿意自沉于苦海中，他在故乡有着异邦般的感受，内心有着别一世界的风景。

与许多同代作家不同，他对于北京的描述不是直线的，也非圆形的，而是倒挂在墙上的晃动的图案。故乡看似方方正正，而在他眼里则是不规则的，线条凌乱不清。这是现代主义绘画的一种勾勒。比如《墙》就仿佛印象派的作品，色调与方向感都被分解了：

他挂在墙上。如同古老的守城士兵，两手朝下，仿佛这座城只有他一个士兵。他挂在城墙上，在异乡的古城，在缓慢的红色中，在旋转中他看见的是宣武门，前门，东便门，风筝，鸟，猫，四合院，故宫，无论看到什么，天边都悬挂着那场冰雹，永恒的冰雹，与竖起来的护城河形成丁字，下面的桥，火车，环城火车事实上也在天上。火车还没有到，栏杆已落下。

这个感觉有点让人想到顾城小诗的一种怪影，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移动惯性的视角时，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们的流行语言里没有被描述过，在我们的记忆底片里拒绝了词语的到来。《城与年》最为隐约、动人的片段不是来自常人的感受，而是由残缺者、病态者的目光完成的。他们移动了思维的坐标，在分裂里重组了古都地图。法国作家马塞尔·埃梅的小说集《跌回童年》就是带有奇幻感的作品，或者写了分身术里的人生，或者是时光倒流，还有超人面前的陷阱。这种纷纭繁复的笔触，卷走了满地落叶，露出了泥土的本真之态。现代小说的时空是扭曲的，小说家意识到，通常感知世界的方式出了问题，于是制造了别一逻辑的图景。宁肯受到了这种审美意识的诱惑，他在自己的经验里，呼应了今人所说的“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审美趣味。

八十多年前，曹靖华曾翻译过俄国的K·A·斐定的长篇小说《城与年》，作品涉及一战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德国青年的精神状态。那是一个大的变革的时代，革命语境里的青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这部作品带有现代主义的色彩，精神分裂，山河破碎，血迹弥天，一切都在浑浊之中。宁肯虽然也用了这个书名，题旨却大为不同。不过都写了流水般的岁月里形形色色的人生，城市在时光的冲刷里，改变了自己的形状，人性也在扭动中九曲十折。中国与俄国，文化走向不同，但有着相似的一段阵痛。对比两本书，我们当会思考那些被冷落的遗存。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作家在一个意象里的精神投射，给了我们跨语境思考的机会。对比之中，也不免有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感叹。

当古老的北京被一种现代主义的笔触书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老舍的古都和京味儿的人群，转动的目光里，捕捉的是那些被遮掩过的异样的形神。宁肯所以痴迷于这类写作，大约觉得古老的资源不能刺激自己的思考，思维突围的瞬间，才有启程的喜悦。每一次出发都是对黑影的告别，其间不乏挣脱记忆牢笼的喜悦。这也是为什么《城与年》一面是黑色的王国，一面是曙色的临照。有时候我们在一种混杂的暗夜里嗅出雨水的腥味，只有以诡异的目光聚焦诡异的记忆时，我们才获得一种反观自我的机会。

注释：

①宁肯：《我与北京》，《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张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4页。

②[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王永年、林之木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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