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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水运宪的《戴花》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先抑后扬的艺术构思方式成功切入表现对象，虽然带有一定的成长小说的意味，但实际上却是一部有丰富社会生活内涵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作家借助于精心设计的以劳模为核心而聚焦劳动过程的宏大叙事与以情感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叙事这样两条时有交叉的结构线索，相当成功地塑造了莫胡子等一众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虽然也存在着十七年文学传统不期然间悄然复活的问题，但并不影响《戴花》成为一部相当优秀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

关键词：水运宪 《戴花》 工业叙事 宏大叙事 日常叙事

故事发生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之交，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那个名叫杨哲民的大学生恰好24岁的1969年。对于因为受到社会情势的影响，已经被迫在大学里滞留了三年之久的“我”这样的1967届大学毕业生来说，最大的一个喜讯，就是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毕业派遣通知。这就意味着，杨哲民他们终于可以告别大学参加工作，开启新的人生阶段。小说所集中讲述的，就是杨哲民和他的同伴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进入工厂之后大约三四年时间内发生的故事。由于杨哲民们在这个阶段的思想尚未彻底成熟定型，还处在成长阶段，所以水运宪的《戴花》也带有一定的成长小说色彩。

问题在于，《戴花》虽然带有一定的成长小说意味，却并不能把它简单地定位为成长小说。与杨哲民和他的那些同伴们的成长相比较，占据了文本更大篇幅的，却是富含深广社会内涵的工厂生活内容。也因此，与其把《戴花》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反倒不如把它理解为一部拥有丰富社会生活内涵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更其恰切到位。本文标题的拟定，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但在具体展开这一方面内容的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戴花》艺术形式上的若干特征有所理解与把握。其一，是对预叙手段的适度征用。所谓预叙，就是指当故事情节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叙述者就会在叙述的过程中提前把未来的故事走向以提示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点，尤其在小说刚刚开始的时候表现得最为突出。比如第一章第二节中这样的一段叙事话语：“有些事情神奇得令人胆战心惊。我那么几句表示担忧的话，竟然句句灵验。往后的事情突然滑坡，狂风暴雨劈头盖脸，让我们这十八个学员很快就明白了什么叫作乐极生悲。”①尽管说兑现的时间很是短暂，但严格说来，因为“我”的担忧在先，而事件的发生在后，所以，这样的一种叙事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预叙手段的征用。相比较而言，另外的几例就可以说是典型的预叙了。比如第一章第四节中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不管怎么说吧，至少没让他去锻工车间打铁，我也就不必担心他会从水塔上跳下去了。这都是后话。”这里的“他”，指的是杨哲民那位因为举止做派都很女人气，因而被大家取了外号叫“徐娘”的徐士良同学。在分配工种之前，由于特别惧怕被分配到锻工车间，他曾经向杨哲民明确表示，宁可去食堂干炊事员，也不愿意到锻工车间去工作。“想好了。真的要让我当锻工，我就从水塔上跳下去寻死。”正所谓一语成谶，尽管说徐士良并没有被分配到锻工车间工作，但最终被分配到四车间做了一名冲压工的他，后来却还是因为被同学吴启军横刀夺爱，一时神思恍惚而被冲压机床轧断了四根手指，在对人生彻底绝望的情况下，从那座高高的水塔上跳下来寻了死路。再比如，紧接着在第五节中与女主人公姜红梅紧密相关的三段叙事话语。在介绍

姜红梅被分配到政工科工作之后，就是这三段叙事话语：“后来有同学猜测说，都是因为第一天点名的时候，姜红梅几句话说得好。她说一定争取成为质量合格的人，当时就把骆科长感动了，所以才选择了她。”“其实他们并没有猜中。真正的原因一般人都没搞明白。”“我也是过了好长时间才弄清楚的。那也是后话。”与同学们的猜测明显不同，姜红梅之所以能够被分配到政工科这一最有政治前途的部门，其实与她的革命干部家庭背景有着直接内在关联。因为市里的组织部长是姜红梅父亲的老部下，所以她被分配到政工科，这是顺理成章的一个结果。杨哲民之所以在后来能够把以上情况都摸个底儿清，也主要是因为他和姜红梅后来不仅相爱，而且还结为夫妻了。由以上例证可见，水运宪在《戴花》中征用了预叙这样一种叙述手段。虽然从整体上看，小说采用的是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方式，但细细品来，一种追忆基调恐怕也是难以被否认的客观事实。

与预叙手段的征用相比较，更重要的是小说的结构问题。合理的结构对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成功与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就是一种结构的艺术。作为一位早年就曾经以一部《祸起萧墙》的中篇小说而饮誉文坛的老作家，水运宪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具体来说，在《戴花》中，水运宪所精心设计出的其实是以劳模为核心的聚焦劳动过程的宏大叙事和与以情感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叙事这样两条时有交叉的结构线索。但在展开对这样两条结构线索的具体分析之前，我们完全有必要了解一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只要简略地回顾一下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工业题材作品，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之所以读起来给人味同嚼蜡的乏味感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在于作家们在写作过程中一味地在意识形态规训的前提下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从根本上忽略了更能够见出人性深度的日常叙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一点，在工业题材领域，所谓宏大叙事，就是指那些“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似的描写表现工厂劳动生产流程的工业题材作品。这一方面，与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不够成功以至于“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乡村题材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功。乡村题材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相对成功，从根本上说，正因为文本中的大部分篇幅的日常叙事。既如此，一条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忽略的艺术规律就是，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要想获得如同乡村题材小说一样的思想艺术成功，必须做到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更进一步说，还应该想方设法使日常叙事成为文本的主体部分）的有机结合。身为一位创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在以极大的勇气涉足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之前，水运宪肯定已对这一题材领域的基本创作状况有所了解。在我看来，水运宪之所以要在《戴花》中设计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这样两条时有交叉的艺术结构线索，正是因为他在一番不无精细的思想艺术考量后有备而来的结果。

先让我们来看以各种情感纠葛为核心的日常叙事这一条结构线索。这一方面，首先进入分析视野的，是师傅莫胡子他们那一代人的情感故事。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莫胡子与师母、汪春廷之间的情感纠葛。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杨哲民最早是从梁师兄那里了解到的。按照梁师兄的说法，师母是后乡山里头的人，汪春廷和她是同乡。因为这个缘故，汪春廷不仅曾经把她带在身边做零工，而且还一起走过很多地方。等到最后走到电机厂的时候，便停留了下来。那个时候，师傅在车间里当班长已经好几年了。用梁师兄那种阴阳怪气的表达就是：“那老鬼养不起师母，就动了脑筋。跟师傅说，这女人在乡下会饿死。我又没本事养活她。你做点好事，娶了她做老婆吧。又不要出彩礼，把我安顿好就行。师傅问他怎么安顿，春不老说，你把我招工，搞到厂里来。就在你班上做事。要得不？”正因为莫胡子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堂兄工会莫主席的关系把汪春廷引进厂当了一名临时工，才有了他后来和师母结婚成家这档子事。一方面，联系莫主席口中他们堂兄弟俩少年时曾经有过的乞讨生涯，由莫胡子不仅迟迟没有结婚，而且竟然会接受与汪春廷发生过关系的师母这种情况可见，正是贫穷的生存状态导致了莫胡子在婚姻问题上的妥协。另一方面，既然带有一定的交易性质，那师傅这一代工人的婚姻大多没有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也是一种顺乎逻辑的合理判断。而单身一人的汪春廷，在师母和莫胡子结婚后，便陷入到了一种四处打零食的游击状态之中。这样一来，也才有了汪春廷和邱桂兰的车间偷情，以及事发后莫胡子的“举报”立功，以及莫胡子和汪春廷之间后续那种“不打不成交”式的质朴而深厚的友情。无论是莫胡子想方设法给汪春廷和邱桂兰找住所，还是莫胡子病重后汪春廷主动地跑前跑后，都可以被看作是这种质朴深厚友情的真切证明。在其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人性的温暖。

相比较来说，占据更大篇幅的，是杨哲民他们这一代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大学生工人的情感故事。比如，宋玉香在不同的男性之间辗转的“风流韵事”。掐指算来，风流成性的宋玉香自恃美貌，最起码和不止三位以上的男性发生过情感故事。这里面还不包括她虽然曾经百般勾引，但却没有能够得手的杨哲民。先是那位曾经亲自把宋玉香送上车的教务科长龚开明。一位教务科长，竟然会亲自送一位大学毕业生上车，此中必有缘由。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证明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早就暗中住在了一起。宋玉香之所以能够被分配到技术科工作，正是由于龚开明事先就和厂方打了招呼。然后是杨哲民的同学吴启军。差不多就在勾引杨哲民无果的同时，宋玉香以同样的方式对吴启军下手。这一方面毫无经验的吴启军不仅一击即溃，而且还无端地担了个致使宋玉香宫外孕的“罪名”（宫外孕到底是不是吴启军惹的祸，小说始终没有作出明确交代）。但就在宋玉香因宫外孕休养期间，因为看到吴启军的师傅段一寸出手阔绰大方，没有什么定性的宋玉香很快就踹掉吴启军投入到了他的怀抱之中。多少带有一点报应意味的是，等到宋玉香不仅追随段一寸到“江浙那边发财”，而且和他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却发现，段一寸竟然比自己更加行为放荡，不断出轨。在对段一寸彻底绝望之后，宋玉香便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永远弃他而去，“我是净身出户，除了孩子，没带走他一针一线”。关于宋玉香这个风流成性的女性形象，有两点特别的精神内涵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一，她之所以总是会那么风流成性，或许与内心里某种安全感的缺失紧密相关。无论是杨哲民，还是吴启军，宋玉香都曾经对他们讲述过内容大致相同的一种言辞：“知道吗？我是个孤儿。两岁不到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我不敢回忆他们。那年我们村里山体滑坡，好多人都……”正因为如此，所以，宋玉香才会刻意强调，自己的心因此从来都没有踏实过，一直想要寻找一个强大的男人来作为坚实的依靠。倘若宋玉香所言不虚，那水运宪借助于这一细节所真切揭示的，也就是宋玉香这一女性形象的一种精神分析学深度。其二，是宋玉香最后的幡然悔悟。带着孩子回到电机厂后，宋玉香不仅选择了自己此前曾经一度特别排斥的姜红梅作为投奔对象，而且还向杨哲民明确表示，在把孩子托付给姑妈之后，自己将会最终落脚到海南儋州的一座东坡书院，在那里担水烧饭搞卫生。“我这一辈子太累了，一身都脏兮兮的。回到那儿，吃的是干净饭，出的是干净汗，时间一长，人也就干干净净了。”面对着宋玉香这一看似多少显得有点突兀的决定，杨哲民的第一感觉是：“她想去天涯海角过干干净净的生活，说到底，是想去寻找心灵的超脱和清静。”倘若联系宋玉香此前不断地辗转腾挪于不同男性之间那种混乱的情感生活状态，那么，她最后所作出的试图通过诚实的劳动与汗水以求得内心宁静的决定，所充分凸显出的，就是一种带有突出忏悔意味的自我精神救赎。比如，小梅也即姜红梅与徐士良、吴启军两位男性之间的情感纠葛。从外形上看，徐士良和小梅一点都不般配。男的瘦小，女的高大，“徐士良和小梅并排站在一起，真还没有她的肩膀高”。针对这种情况，吴启军给出的解释是：“徐娘那小子，从小就有母性依赖症，你懂不懂。”尽管说徐士良和小梅的确也曾经一度情投意合，但到了后来，等到吴启军与宋玉香分手，吴启军和小梅一起被上级部门机电局抽调去参加全市职工篮球锦标赛的时候，徐士良的情感危机就在所难免了。这一点，在徐士良和杨哲民的两段谈话中即披露得非常明显。一段是：“女人是怎么回事啊？她去市里之前，我每次都可以把她搞得神魂颠倒。未必小梅当时那心满意足的样子，是故意装给我看的？”另一段为：“情感真不真，只在床上分。以前她一抱住我就不肯松手，现在是怎么啦？总是催我快点，快点。她的心完全不在那上头了。天哪，把我的心里搞得很虚，每次都像根烂香蕉，根本振作不起来。”正因为敏感地意识到了小梅情感的变化，徐士良才会在心慌意乱的情况下出了工伤事故，右手一下子就被轧掉了四个指头。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被小梅抛弃已经很痛苦，四个手指头被轧掉这一工伤事故，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彻底绝望之后，看上去很是有点娘的徐士良竟然决绝地从高高的水塔上跃身而下，自杀身亡。如果站在小梅的立场上看，她当然有权力在情感问题上作出合乎心愿的选择，但如果站在徐士良的立场上，我们又无论如何都不能不为一个脆弱生命的破碎而感到特别心痛。

与以上的几位相比较，占据了更为主要位置的，毫无疑问是杨哲民和姜红梅这两位男女主人公之间颇为曲折的情感故事。尽管早在大学期间就有过他们俩之间有暧昧关系的传言，但一直等到进厂工作，等到姜红梅接受骆青涛科长的安排，帮助杨哲民给母亲收拾房间的时候，借助于姜红梅的一番主动表白（“‘我一直都这么觉得，你只是不经心而已。’她说得平平稳稳，‘你从来没正眼朝我看过，我也就没作什么指望。’停顿片刻，轻轻怨了句，‘心都被你伤透了。’”），情感方面相当迟钝的杨哲民，方才真正意识到“姜红梅心里还真的有我”。但这个时候的杨哲民却根本就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和姜红梅看似你情我愿两情相悦的情感道路上，竟然还会遭遇极大的波折。致使波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两个原生家庭的门不当户不对。关于杨哲民的家庭情况，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舅舅来电话可不是什么好事。我的外公外婆走得很早，当时我舅舅没满三岁，全靠我妈把这个弟弟拉扯大。舅舅知恩图报，长大以后一直把我妈接在自己身边，当作亲娘一般伺候。”从常理推断，既然舅舅把杨哲民的母亲接到家里百般伺候，那肯定是因为母亲孤身一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交代杨哲民家庭情况的时候，作家却似乎在刻意地回避他的父亲。关于杨哲民父亲的情况，竟然没有一句话提及。因为曾经被推举为劳动模范的工程师舅舅接受任务要出国去支援越南，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内心里百般牵挂的老姐姐委托给了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杨哲民。既如此，一个同样合乎常理的判断就是，杨哲民应该出生于一个或工人或农民的普通平民家庭。而姜红梅，则出生于一个拥有特权的高级干部家庭。小说中曾经借姜红梅自己的口，对她那显赫的家庭情况有所介绍：“我妈是军区医院的院长，过完年就退休了。”“我爸原先也是军队上的一位领导干部，离职休养好几年了。知道吗？他有一位老部下，早几年转业到这儿做地方领导。之前我也不知道，来厂里工作了大半年我都不认识。后来抽调到市里工作，才跟他见了面。”毋庸置疑，即使是在号称“平等”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姜红梅之所以能够被分配到政工科这样一个理想的岗位工作，从根本上说，正取决于她如此这般显赫的家庭背景。然而，杨哲民，甚至包括姜红梅自己都很难预料到，他们之间的爱情所遭遇的巨大阻力，竟然就来自于各自家庭境况的巨大差异。由于家庭情况的不对等，这一阻力只能突出地表现在姜红梅的母亲身上。依照小说的交代，爱女心切的母亲，不仅给姜红梅介绍了自己医院一位年轻的副政委，而且还委托丈夫的老部下在姜红梅工作的地方介绍了比女儿大十多岁的机电局鲁昌顺局长。一边是自己内心里已经喜欢到放不下程度的杨哲民，另一边是强势母亲咄咄逼人地不断介绍对象，究竟何去何从，最终的决定权只能落脚在当事人姜红梅身上。即使是姜红梅自己，在对母亲咄咄逼人的强势有着真切了解的前提下，为了维护自己这一段纯洁的感情，捍卫和杨哲民之间的爱情，到最后所被迫采取的，也是一种迂回曲折的先斩后奏方式。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挑战性子刚烈的母亲，姜红梅只能和杨哲民生米煮成熟饭，先怀孕后结婚。既然已经有孕在身，那她母亲即使再拼命地反对，恐怕也是无济于事。在这里，需要展开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水运宪的如此一种处理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可能，以及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作家的这种处理方式。如果联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具体社会语境，姜红梅这种拼命地打破门户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要和杨哲民这样各方面都足够优秀的平民子弟相爱结婚的情况，其存在确有着不小的可能性。但假若脱离开具体的社会语境，在一种恢复了日常生活价值观的语境中，他们之间的结合还是不是可能，恐怕也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这样来说，水运宪的这种处理方式，在真实还原某种历史真实的同时，也还具有了一种无法被忽略的理想主义色彩。

接下来是以劳动模范和技术革新为核心的工厂劳动生产也即宏大叙事这一条结构线索。但在展开具体的分析之前，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一条结构线索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忽视前一条日常生活叙事线索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不妨简单地设想一下，一部《戴花》，倘若舍弃了充满着人间烟火气的这一条结构线索，单剩下宏大叙事这条，那将会变得多么索然无味甚至面目狰狞。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从根本上说正来源于此。当然，话又说回来，既然是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那其中自然也就少不了对工厂里热火朝天的劳动生产过程的描写与表现。正如前面已经明确指出过的，《戴花》中的宏大叙事这条结构线索，主要是围绕争当劳动模范和技术革新这样两个互有联系的核心事件来充分展开的。

先来看劳动模范这一核心事件。与这个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水运宪在洞悉人性基础上对师傅莫胡子这一颇具复杂性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首先应该明白，“戴花”这一小说标题，就与那首曾经一度广为流传的歌颂劳动模范的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紧密相关。“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这是一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曾经一度广为流传的歌曲，其中所谓胸戴大红花，就是劳动模范的一个显著标志。杨哲民的师傅莫胡子，一个绵延持续了很多年的梦想，就是想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劳动模范。这一点，在他第一次邀请杨哲民到家里做客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面对杨哲民送给自己和妻子的礼物，莫胡子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这，这，这是劳动模范的奖品啊？’他一把夺过那只杯子，就跟抢过去差不多，‘天，劳动模范呢。你看看，好好看看。’他把茶缸上的字指给师母看，‘了不得。看清楚了？还是省级劳模呢！’”“我真没想到师傅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他那喜爱的样子绝不是装出来的，我就有了成就感，非常有把握地把那条白毛巾递到了师母手上。”紧接着，面对着来自于师母的抢白，莫胡子再一次明确表达自己内心里对劳动模范的无比向往：“你呀，不喜欢我当劳模才怪呢。我要是当上了劳动模范，戴大红花那天，第一件事就是拉你去照相馆，重新照张结婚照。还要照那种染颜色的。哈，哈哈，真到了那天，做梦都会笑醒来。”毫无疑问，正因为内心深处有着一种牢不可破的劳模情结，所以，莫胡子才会特别郑重其事地“组织”毛妹子和毛坨姐弟俩在家里高唱那首《戴花要戴大红花》。关键问题在于，师傅莫胡子这种牢不可破的劳模情结何以能够生成。细细想来，也无非不过是内与外两个方面。从内部来说，莫胡子作为一位底层劳动者，一位普通的工人，不仅天然地拥有热爱劳动的朴素品质，而且更有一种如果做不好本职工作就会产生强烈羞耻感的自我规训。从外部来说，只要联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中国的基本社会现实，就必须承认，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普通劳动者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名劳模，是一件可以与后来的商品经济时代是否可以成为如同马云一样的与成功人士相媲美的事情。无论是工业战线的王进喜，还是农业战线的陈永贵，情况均是如此。很大程度上，莫胡子之所以会那样地渴盼着能够有朝一日成为劳动模范，正是从根本上接受了如此一种意识形态强力规训的结果。正因为莫胡子做梦都想着要成为一名劳动模范，所以，在见到杨哲民那位劳模舅舅的时候，他才不惜打破规矩，也要坚持坐在舅舅的身边，坚持沾一沾劳模的气息。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莫胡子内心深处有着牢不可破的劳模情结，所以也才有了先后两次争当劳模故事情节的生成。而莫胡子那多少显得有点复杂的人性世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艺术凸显。

作品还有两处特别耐人寻味的细（情）节。一处是在小说开头不久，杨哲民他们这18位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德华电机总厂工作的时候。针对绝大多数同学都被分配到一线的车间去工作这一现实，工会莫主席曾经讲过这样一番别有意味的话语：“我想跟你们讲一句，这是搞不长的。有什么道理嘛。大学培养了那么多年，怎么又不算数？好不容易呢。我们这些老工人，不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吗？前天我跟阳厂长发了一通牢骚，他也想不通，也觉得搞不长。他说，上头是上头的考虑，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一码归一码，先按上头意见办，再看学员下去的情况。”这里毫无疑问是在借助莫主席的口吻，强调对大学生被下放分配到车间而不是把拥有现代知识的他们安置到更为重要的技术部门工作的某种不满情绪。从当时总是在强调大学生应该接受包括工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再教育的观念来看，杨哲民们被分配到各个基层的车间去工作，可以说是一种切合现实的书写。但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对于如此一种明显带有惩罚性质的工作安排，身为当事人的杨哲民他们，除了逆来顺受地接受安排，反倒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不适反应，更不用说是强烈的不满了。从杨哲民他们的毫无反应来说，似乎下车间去劳动，并且进一步如同师傅莫胡子一样争当劳模，就是他们天然应该服从的宿命。另一处是邻近小说结尾处，包括机电局鲁昌顺局长在内的一批国家干部，被下放到基层工厂，以参加劳动的方式接受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虽然说水运宪的意图或许是要借此而凸显师傅莫胡子的一时霸蛮，但多少显得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在整个过程中，鲁昌顺他们对自己的莫名接受规训，也如同杨哲民他们一样，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和反抗之意。如果我们将以上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那么，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面对着这样一种惩罚或规训，难道杨哲民和鲁昌顺他们真的会毫无怨言地逆来顺受吗？即使无法改变被安排的客观事实，内心里一种不满情绪的存在，也总应该是一种合乎情理逻辑的本能反应。依照我的判断，倘若作家沿着这两处矿脉继续挖掘，肯定会对那个特定时代的工厂人生有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深度表现，肯定会有更加丰厚的思想艺术斩获。遗憾之处在于，所有这一切带有某种意义上反人性、反启蒙性质的细（情）节，在水运宪这里，却被过滤得干干净净，没有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艺术表现。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对诸如争当劳模和技术革新此类核心故事浓墨重彩式的大肆张扬与书写，另一方面却是对大学生和国家干部不合理的被下放的视而不见，二者联系在一起，我们从中看出的，毫无疑问，所谓“十七年”文学传统在不期然间悄然复活。当然，如果转换一个角度，如此一种情形，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十七年”文学传统的传承与转化。关键的问题是，所谓“十七年”文学传统的悄然复活这一现象，并不只是表现在《戴花》这一部作品之中。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就可以发现，最近几年来，很多作品也都表现出了类似的思想艺术倾向。不知道其他朋友怎么看，反正依据我个人的一种偏见，“十七年”文学传统在新时代文学中如此悄然复活，未必是文学的幸事。难道说，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彻底摆脱“十七年”文学传统的影响，它真的是中国文学难以挣脱的魔咒吗？在未来的时日里，这一艺术阴影会有彻底消散的一天吗？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26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水运宪：《戴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本文的所有引文均引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