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与现实主义——论关仁山《白洋淀上》
内容提要：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是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内容。如何理解“中国总体性”，如何建构“中国”叙事的总体性精神和美学品格，是新时代中国作家面对的重要课题。关仁山的《白洋淀上》将在“白洋淀/新区”这一典型环境中发生的历史巨变作为表现内容，通过新时代“新人”成长故事的讲述，揭示了人/历史的成长及其“中国”内涵。小说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历史和传统在新时代中国的“再发现”与重生，并将其置于古/今的深远脉络和中/外的开阔视野中，以史诗性宏大叙事建构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总体性美学。小说艺术地展现“新时代中国”的构建和生长过程，揭示了其资源借助、独特内涵，是理解“新时代中国”形象建构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之关系，以及中国现实主义之意涵、功能和形态的典型文本。
关键词：关仁山 《白洋淀上》 历史 叙事 成长小说
在新时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作为历史方位的新时代、作为新时代世界性史诗性实践正在持续推进的中国和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的文学，三者之间究竟以何种方式建立内在关联？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文学中几乎成为“现象”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何以在以文学的方式“想象中国”的热潮中独领风骚？如何理解文学尤其是小说与现实主义及“现实”的关系？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是思考如上问题的代表性文本。
一、“成长”与“新人”：人/历史的生成及其“中国”内涵
《白洋淀上》以王家寨等白洋淀乡村为典型环境，描述其在2017年至2022年这五年时间内，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心理情感和人际关系发生的巨变。小说中时间的推进，表现为春夏秋冬花开花落的季节轮换和阴晴雨雪的气候变换，小说在白洋淀一年四季风景的描写和婚丧嫁娶节日礼仪等风俗描写方面，突出展示了时间长河中的动人景观。不仅如此，小说中的时间演进更意味着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即历史的成长，历史的成长即人的成长。人在时间的绵延中会逐步走向衰老，却会在历史中走向成熟中完成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历史充实了时间，在赋予时间方向感的同时，也改变了时间的内涵和形态。历史总与成长密切相关，成长也关联历史。“新人”诞生于历史，是历史的造物，正如“白洋淀新区”诞生于“新时代”这一历史，是“新时代”的结晶一样。
历史对“白洋淀”这一空间的改造其来有自。这意味着一种“成长前史”的客观现实——即幼稚的、不成熟的、非理性的“前现代状态”的存在。具体来说，便是新型时间/历史进入“白洋淀”之前，白洋淀人及其所处空间面临的困境。白洋淀历史上多有干淀、大旱和为抢水而械斗的事件发生。王家寨的“泥鳅”便在与笊篱村的械斗中落水溺亡。工业化发展给人们带来财富，也付出了淀水被严重污染的代价，美丽的白洋淀变得污水成片、垃圾成堆，散发着一股股腥臭；水质的恶劣导致人们不能养鸭，无法打鱼；为了治污，收缴渔船，禁止打鱼，这又使白洋淀人生活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局之中。再加上，王家寨没有产业，没有集体经济，“百姓没了进项，王家寨守着白洋淀，就这么不死不活地过日子”。矛盾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同样存在于村民之间。王家寨的两个大户老王家和老姚家“自古仇怨深厚”。
由此，新时代、新区的历史意义在“成长前史”的景深中被凸显出来。人/历史的成长势在必然，迫在眉睫。与王决心相比，小说对乔麦成长的描述，更为完整、饱满。小说从两个主要方面凸显乔麦的“成长”内涵，一是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始终心系农业和粮食的根本，她认为：“真正的农民，主要是种粮食、打粮食。”二是突出的创新意识。她不想做一个单纯的种粮大户，而是要搞智慧农业、种子研发。“种子就是农业的芯片”，“没有创新就是死路一条”，“我搞的是现代育种，属于科技创新，跟那些高科技是一模一样的，增加产量，保证质量”。为进一步明确“创新”的内涵，小说从孙小萍的角度，从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电影《秋菊打官司》到电视剧《外来妹》梳理出一条农民（也是女性）从独立意识的觉醒到法治意识的觉醒再到新思想的萌生的过程。小说将乔麦看作“农民创新意识的觉醒”，绝非偶然。乔麦、乔耘公司和靳一光、杨义成、国盛集团，分别在农业和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共同承担着创新的使命。“创新”意识构成新时代、新区和“新人”“成长”的重要内涵。
小说详细地描述王决心由一个没有学历的农民，成为一名优秀的央企工匠的过程，并时常以全知叙述者眼光，概述其心理转变，如，“王决心过去的日子浑浑噩噩，充满迷惘和抱怨。自从见到了孙小萍、马技术员和赵晓薇，他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让他自我反省，对白洋淀有了新感觉，对世俗有了超越”。作品在具体的情节、故事之外，提供一种思想和心理事实,主人公处在转变、成长的过程中，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品质，而这种品质的获得，正如新区的成立和乡村振兴政策的陆续落地给王家寨、白洋淀带来的巨变一样，来自时代、历史这些“他者”因素的进入。也即，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和现实的是“白洋淀新区”的规划和建设。王决心认识到他本是一个普通农民，“有幸赶上了新时代，赶上了新区诞生”，“如果没有白洋淀新区，简直不敢想象”。
新区成立，改变外在的现实，更改变内在的现实，让个体获得一种新的观照自我和现实的眼光，赋予具体的当下实践以一种新的超越性意义。在王决心看来“电焊工不仅仅是谋生、活命的手段，还有他的价值体现”。他自觉地把自己与时代、历史和世界联系起来，在时代、历史和世界中寻找和建构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他要遵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做一个能够实现价值的人，做一个建设家乡的人，做一个创造历史的人！”王决心获得的不仅是一种以自我价值实现为目的和追求的现代个体意识，更是一种将个人与历史融为一体的价值超越感。这种意识的获得，是其告别过往生活、创造新生活、开始人生新阶段的动力。由千年秀林工程开启的“新区”建设就是他开始新生活和创造历史的舞台。成为一名央企工人，使其不再茫然，内心充满力量，关键不是职业、身份的改变，而在其“央企的工匠，不仅属于企业，还属于祖国、属于人类”的自觉。
与常见的致力于展示“新人”本质的成长小说相比，《白洋淀上》塑造了王永泰这样一个柳青《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式的传统农民形象。小说描述新区成立后，他内心的矛盾，既盼望新区带来好处，又怕形式主义害人，“当又一拨新生活到来的时候，又给老人带来了新的迷惑和困扰”。“这世界，我越发看不明白了。”对新区巨变是福还是祸、是对还是错的迷惑、困扰和矛盾，来自其切身的历史经历。土改时，发家致富的愿望落空；人民公社时，苇田变成集体财产；生产队时，围堤造田，他成了积极分子、劳动模范，最终却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庄稼被淹，粮食几乎绝产，妻子也死于这场水灾。这个曾经的劳动模范、致富典型和其他白洋淀人一样度过了“漫长而凄苦的岁月”。几年前的美丽乡村建设过于抓生态和生活，忽略生产，“除了房顶修缮了，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白洋淀上》和《创业史》都在历史的景深中，描写了老一代农民充满坎坷和痛苦的创业历程。王永泰和梁三老汉都有着淳朴、善良、忠厚、勤俭的美好品质，他们同样经历了新时代来临时的困惑和烦恼，他们在儿子的影响和现实的教育下，最终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
真正的成长不可能发生在田园诗般的自然时间中，真正的成长也不是随着年龄增长而由幼稚、幻想、天真烂漫变得成熟、理性、实用，这只是个体、抽象之人的生成。成长意味着作为社会现实的外部世界对人的考验、历练，使人获得一种现代历史意识。真正的成长小说，是主人公和世界一起成长，“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①。巴赫金指出，在《巨人传》《威廉·麦斯特》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这里所谈的正是新人的成长的问题。所以，未来在这里所起的组织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且这个未来当然不是私人传记中的未来，而是历史的未来。发生变化的恰恰是世界的基石，于是人就不能不跟着一起变化。显然，在这样的成长小说中，会尖锐地提出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自由和必然问题，首创精神问题。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②。“新人”重构了自我与历史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他自觉将个人与历史联系起来，在一个更广阔的绵延的历史时间/空间中获得自我认知和价值实现。他随着“历史”有规律有方向地展开，不断深化和更新自我认知和建构。与此同时，这个“历史中成长”的新人，也凭借自身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体自觉”以及不断提高的把握历史和世界的能力，进而去创造历史。“新人”既是历史的创造物，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对于“新人”来说，“历史”与其说是一个像“新区”那样客观存在的可见之物，毋宁说是一个其从中获得意义和价值的空间。主体的意义来自于这个抽象的无形的意义空间和价值框架。如此说，并非否定这一空间的物质性经验性显影，而是说，这一空间显影于物质或可见之物，如千年秀林工程、地下管廊工程、智慧农业、芯片研发等充满激情和曲折的过程和其中某些精彩动人的细节，但如果只停留于这些物质性经验性存在的细节，导致无法在更宏阔的意义空间和历史时间中“解读”其价值和意义，那么“新人”就不能成其为“新人”，而只能是腰里硬、杨义伟、贾大兴那样缺乏道义、唯利是图甚至出卖国家利益的商人和买办资本家，或甄爱社、郑继刚那样的贪腐官员。
《白洋淀上》引人瞩目之处是“新人群像”的塑造。尽管王决心、乔麦是贯穿小说的主要人物和代表性“新人”，但“新人”却不仅仅是他们，而是包括水牛、孙小萍、王德、杨义成、武玉龙、赵晓薇乃至老一辈的王永泰、王永山、胡玉湖以及改邪归正的腰里硬在内的众多人物。中天建的鲁大林原本是电焊工匠，却能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安排，在短短几个月内成功转型为植树宗师。他不仅在新区完成了自己的再成长，而且以踏实严谨、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责任感和知识、智慧，成为王决心的“人生导师”，引导其成长为新人。王决心从一个打鱼的农民成为一个央企工人，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观念、意识的转变和成熟。他舍弃家族恩怨，救治伤情严重的姚哈喇并为其输血，“王家人的血液流在了他的身体里，他的心头淌过一股暖流”。以此为契机，王姚两家的世仇得以化解。杨义成与杨岭岭这对曾经的恋人，内心始终相爱，虽然无法走到一起，却可以作为终生的精神伴侣“携手一起成长”。杨方晨等年轻人在白洋淀新区设计规划中，经历挫折，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成长。
“新人”之间不仅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或互帮互助的朋友、同事、师徒，他们更具有相同的道德品质、职业修养和理想信念。《白洋淀上》塑造 “新人”群像，意味着它超越了血缘、家族等传统对人的界定/限定。王家三兄弟中，除了留在王永泰身边的小儿子王决心是其亲生亲养的孩子，次子王德本是水上飞的孙子，后被铃铛奶奶和王永泰收养，长子杨义成则因白洋淀水灾流落到德县，由杨三笙养大成人。纯粹的血缘关系并非关键，如杨义成所说：“我有两个家，两个好父亲，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身上的品德和能量，让我终身受用。”良好的家风和优良的道德品性，使人物超越纯粹的血缘伦理，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厚和广博的德性价值认同。
以“群像”形式涌现的“新人”集体，蕴含“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真意，意味着个体、群体的成长与新区建设、中国发展等“历史成长”的互相成就、彼此塑造、同步行进。引黄入淀、千年秀林、土地流转、数字乡村建设、现代旅游和现代农业等一系列工程的顺利推进；乔麦的麦耘集团，发展成为国家种业行业的龙头老大；世界首例无人机5G基站在白洋淀新区诞生等众多新生事物，无不昭显着新区的发展、成长。小说借中天建公司董事长徐磊之口指出：“新时代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新时代同时进行的两大工程——“新区”建设和“新人”塑造，卓有成效。王家三兄弟中最不成器的王德在王家寨建厂扶贫、协助大哥杨义成上马数字乡村设备，于大火中救人，他在扶贫中“获得了无限的激情”，火线入党。王德和王决心、乔麦们的故事一样，融合了“新时代”“新人”和“新区”彼此关联的时间、空间和人三大要素，立体动态地呈现了人与历史的同步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白洋淀上》中的“成长”有着特定的涵义，它直接关联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革命历史，从根本上说，小说“成长”主题的表达关乎信念与信仰，这是一部具有中国历史和意识形态意涵的“成长小说”。
王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后，王永山打开“传家宝”——一幅画轴，上有王家祖上英雄王学武就义前咬破手指写下的血书“信仰”两个大字。“没有牺牲的信仰，不叫信仰”，王学武和恋人石燕红刑场上的婚礼是共产党人的一种信仰，而为国家科技打胜仗，“也应该成为科技界的一种信仰”。孙小萍既务虚又务实。自从她当第一书记后，王家寨“从严治党的规定落了地”，村容村貌大大改观，“效率也有所提高，到处悬挂着基层党建的标语”。她致力于搞体验式生态智慧旅游，白洋淀的土特产品通过旅游、网络、实景演出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收到了良好销售效果。小说最后写她就任王家寨村支书，继续以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新区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国栋在家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在单位是个坚守自己信仰的好干部，廉洁奉公，知人善任。小说通过他指出：“坚守理想信念，对党忠诚，绝不是口头说说的，是一辈子的必修课。”他与力图与副省长甄爱社斗智斗勇、毫不妥协；他从不为巧取豪夺、品行堕落的妻弟杨义伟说话，坚决拒绝其参与新区建设项目，“我是党的人、国家干部，不能为家庭私利踩红线”。他帮助陷入生产经营困境的民营企业家重新唤起创业的勇气、自信和力量。他推荐讲原则、懂科技的李永军接任自己的位置。而李永军在新区工作四年多，“成长迅速，对党忠诚，勇于担当”。同样，在工作中与王决心闹矛盾，造成损失的路海生经调查，没有腐败行为，只是工作失误，经过反省和历练，他和王决心冰释前嫌，成了工作好搭档。
小说结尾“淀上升明月”实景演出，既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又是一个点题和升华。在演出的第二场“红色白洋淀”中，英雄王学武出场，带领农民暴动，砸盐店，打日本鬼子的伏击战；雁翎队打鬼子，“这些珍贵的故事，埋藏在溜走的时光里”，在实景演出中被重新召唤出来，渗入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情感中，流淌在后人的血脉中，铸就人们坚实的信仰。在实景演出现场，王决心怀抱两岁的儿子大雄，心想“这是他王家后代，长大了要好好领略家族的红色历史，学会成长”。小说还通过来自太行山区的顾凤娇父母，写“如今党的扶贫政策好，山里人都脱贫了”，借姚哈喇之口感叹“我们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崇高神圣的理想信念是新时代的精神本质，也是“新区”高效率高质量建设的动力，它在根本上塑造了在新时代、新区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新人”的意识形态认同和文化政治想象。
需要说明的是，《白洋淀上》中的“新人”与朱老忠（梁斌《红旗谱》）、梁生宝（柳青《创业史》）、萧长春（浩然《艳阳天》）、高大泉（浩然《金光大道》）等1950至1970年代文学中塑造的缺乏个人生活和情感、欲望的“新人”，有着根本差异。《白洋淀上》的“新人”不仅有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个人具体的烦恼、忧虑和痛苦，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助新时代提供的历史机遇，凭借坚韧的意志、切实的努力，建立了个人主体性；同时，他们又未停留于个人，而是更为深度地融入历史，反哺人民，回馈时代。这些“新人”在个人与集体、生活与历史、感性与理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合宜的张力。这也是新时代新人话语与以往历史“新人”话语生产机制的不同之处。
二、故事/叙事：历史、传统在新时代的“发现”与重生
《白洋淀上》将时代、历史的巨变放在人物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加以表现，揭示时代、历史给人物生活、情感和思想观念带来的全方位变革。人物被白洋淀新区规划、建设所影响、引导和塑造，虽然他们最终以兴奋、欢乐的态度拥抱新的现实，但其情感、心理和认知却经历了期待、怀疑、惶惑乃至反对的调整和变动。小说写出了时代巨变的必然性，也写出了新的“现实”和“新人”艰难却也是必然的生长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不止王永泰等老一辈人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即便是王决心、乔麦等年轻人也时时流露出思想和情感上的矛盾性、不确定性。这是“新人”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考验，也是其成长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在与时代、历史的遭遇中，在与更广阔的世界的接触中，他们的情感和意识逐渐走出个人生活、情感的局限，寻找到了摆脱生活的贫困、日益污染的环境带来的生存困境和历史久远的家族仇怨的路径。王决心和乔麦是其中较早体现出超越个人具体生活境遇，把握个体生活和做生活主人的人物。小说便提供了这样一种超越性视角，使人物接受时代的考验和精神的洗礼，让他们通过与历史和时代的融入，超越个体的、偶然的境遇和体验、思考的有限性，获得重建新秩序和合理规划、设计未来的能力。
这种超越个体、偶然的视角的获得，首先来自“白洋淀新区”建设的可见的事实的教育，千年秀林、大型管廊、扶贫、数字乡村、书院文化、现代农业、现代旅游、移民安置、5G技术、城乡统筹、“一带一路”等让人物看到新鲜而陌生的事物给自己带来的切实好处。新区、新时代这些他们眼里的异质经验，被整合进其生活和感觉结构中，成为一种新的日常经验。其次，超越性视角的获得，也来自对“传统”的发掘和重新“发现”。如果说，触目可见的新鲜事物以空间对照的方式，让人物体验和反思自身的有限性和局限性，那么，那些神话传说、家族故事、掌故轶事、革命传奇等本乡本土的“故事”，则在空间对照之外，提供了某种时间维度上的连接、融合。这些“故事”蕴含人们共同的生活经验和普遍的生存智慧。它们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却由于某些原因被遗忘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成为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异质经验。隐含在“新区”空间中的“新时代”历史意识重新发现它们并将其召回，温故知新，古为今用，“故事”成为“新区”持续发展的文化和精神资源。
本雅明说：“一个故事或明或暗地蕴含某些实用的东西。这实用有时可以是一个道德教训，另一种情形则是实用性咨询，再一种则以谚语或格言呈现。无论哪种情形，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③故事是整合异质经验、个体经验，铸造集体记忆，总结集体生存智慧的重要方式。《白洋淀上》既包含民间谚语、传说掌故和大大小小的个人或家族的故事，小说本身也是一个关于“白洋淀新区”和“新时代中国”的故事。小说不是要描述现实生活巨变的过程、场景和细节，而是借生活的“故事”传达一种“智慧”，“编织进实际生活的教诲就是智慧”④，而智慧是“真理的史诗方面”⑤。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智慧”对于一个社会和时代的人具有指导意义。本雅明所说的“故事”即卢卡奇意义上的“史诗”叙事：“记忆创造了传统的链条，使一个事件能代代相传。这就是广义上的史诗艺术源于缪斯的因素，而且还包容史诗的别种变形。冠于这些形态之首的是讲故事人的艺术实践。”⑥叙事的过程即整合异质经验为同质经验、整合个体经验为集体经验的过程，叙事的动力和目的即塑造一个经验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有着相同的“集体记忆”或“传统”。《白洋淀上》通过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远或近的故事，讲述和塑造了一个时代、社会和民族的“集体记忆”“集体经验”和“传统”。
《白洋淀上》中与历史、传统有关的“故事”大体可分如下几类。首先是家风、家训。这是微观层面的“传统”。研究芯片技术的科学家杨岭岭是明代“忠谏名臣”杨继盛的第十六代后人，她自认“应该有铁肩担道义的家风”。回归故乡的她最终取得科研突破，并将最新堆叠芯片成果给了国盛集团而非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沦为买办资本的贾大兴及其海鸥集团。赵国栋的奶奶把“爱国、爱家、清廉、节俭、好学、孝敬”的家训刻在木头棍子上流传后人。赵国栋的二奶奶“也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人”。赵国栋之父赵树森谈到：“我们赵家有传承的家风，国栋为官不能腐败，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底线，不踩红线！”杨家同样有好的家风。尽管杨义成、杨爱珍等三个孩子都成人成才了，但杨三笙夫妻却还在捡破烂，“勤劳、诚实，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们善良，有骨气。只有杨义伟因是甄爱社的私生子、受其遗传、影响而成为赵家的“另类”。
其次，地方根性、区域文化。这是中观层面的“传统”。小说频繁述及燕赵之地的“侠义”“信义”之风。在国盛集团公关部女经理谭香眼里，杨义成有着一般官员中少见的“淳朴、真诚和能干”；靳一光看重的是杨义成的人品、智慧和燕赵大地的根性——侠义。他认为杨义成“出自一个英雄的家庭”，“保定人、白洋淀新区人就是有一股子干劲，像荆轲！荆轲刺秦，有一股燕赵侠风！”杨义成、王决心都有祖先王学武的劲头，有一股“燕赵侠风”。王决心的好兄弟水牛认为“咱这方土地的根性就是侠义”。贪婪狡诈、巧取豪夺的商人杨义伟忏悔自己“身上最重要的东西丢了！丢失的东西，我一定要找回来。我们不仅要好山好水，我还要留住白洋淀人的一副好德行！”他苦苦思索“白洋淀新区这块土地的根性是啥”，最终他在养父杨三笙和大哥杨义成身上找到了答案——“信义”。这显然不是杨义伟个人的忏悔，其中包含作家对被物欲所遮蔽的优良德行传统的深情认同和急切召唤。老一辈文化人王永山认为，新区规划“应该注重燕赵文化的传承和乡愁的保留”，留住白洋淀特有的文化古迹、民风习俗和宝贵的乡愁记忆，留下优秀的文化。
再次，儒家传统伦理经验。这是宏观层面的“大传统”。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组织和叙事模式上，遵循着“修齐治平”的伦理逻辑，注重正邪、美丑、善恶、公私等人物道德品质的对照，注重叙事的载道和伦理教化功能。韦恩·布斯指出：“如果小说家们必须努力去建立自己的思想规范，他们常常必须更努力地使我们按那些思想规范来精确地判断他们的人物。毕竟在我们中间，对慷慨相对于卑下或善良相对于残酷的相对价值，是有着一致的尺度的。虽然用于四种主要美德的某些术语，像美德一词本身一样，可能是声名狼藉的，但这些美德行为本身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⑦不同于西方作家如巴尔扎克、司汤达对笔下人物“恶”的揭示，《白洋淀上》积极、充分地肯定和张扬人的良善品性和“好人”对于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这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文化资源、历史评判和美学表征上，与西方现实主义的明显差异。
复次，现代革命历史和文化遗产。这是一种宏观的更为深层的“新传统”。从王学武、石燕红到八路军、雁翎队，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百岁老人铃铛奶奶到王决心乃至其两岁的儿子大雄，从赵志杰到鲁大林再到王决心，从褚景国到褚忠良，从杨三笙到杨义成再到杨子恒，从白洋淀乡民到“新区”建设者，革命前辈的英雄业绩、牺牲精神和崇高信仰，从历史中绵延而至现实、未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新时代、新区，不仅创造历史，也在重新发现历史，并将历史作为自身历史创造的重要精神资源。家风家训、燕赵之风、儒家伦理与现代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有机交融，构成“新时代”对历史的重现、重申。英雄虽然牺牲，但其精神并未逝去；历史虽成过往，其精神却在现实中再生、永存。
《白洋淀上》反复描述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在当下人物中的生息繁衍。小说的另一突出叙事特点是，除了通过情节描述和全知视角展示人物的品性外，还经常通过其他小说人物的视角，对人物性格、品质作出描述和评价。比如关于乔麦的性格、品质就是通过多人话语反复强调。通过孙小萍写乔麦“善良、隐忍”“思维厉害”，走出王家寨的乔麦“眼光、魄力和胆识无人能比！”村支书胡玉湖眼里的乔麦“办事能力强，既有菩萨心肠，又有雷霆手段，接地气” “心地善良，有胸怀”。通过王永泰写乔麦“漂亮、体面、勤劳、聪明、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女人。更让王永泰高兴的是，乔麦现在经济独立，还在博野干起了苗木公司，王决心起码没有经济负担”。王决心则从乔麦身上看到两种气质，“一是张家口人的勤劳韧性，二是追求幸福生活的英豪气概”；在他眼里，乔麦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好女人”。通过牺牲的马技术员的日记写王决心“侠肝义胆，有情有义，能吃苦，聪明、还能吃苦，窝在王家寨太可惜了，他能走出来一定能够干成事的”。乔麦眼里的王决心则是一个“勇敢、自信、朝气蓬勃的好男人”，一个英雄。
小说不仅这样评价“新人”，对于新区建设的领导者，也往往通过他人的视角予以观照。赵国栋“背着处分，依然精力充沛地工作”，让王决心感到吃惊。民营企业家、鞋业大王申万胜认为“赵国栋的廉洁和正派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连杨义伟也这样说”。这一评价不仅融合了申万胜和杨义伟的双重视角，而且也点出了两位视角人物的特殊关系。乔麦眼里的王家寨第一书记孙小萍“关心党的政策，热爱百姓，对政策已经吃透了、看准了”。即便是很少出场的普通农民，小说也通过占据特定历史位置的人物给予评价，如乔麦眼里的父亲老乔对粮食的感情和“粮食安全”意识，“她为爹的高瞻远瞩而心生敬意”。这一评价融合了亲情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眼光，将个人认知、家庭基因和国家意识关联起来。
小说人物或有私心，或有性格上的弱点、缺陷，或有观念意识上的滞后，但这一切都会在时代的进一步展开和历史的不断推进中得到克服和解决。在这里，人物的人格结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新区建设事业高效率高品质的推进，异质同构，和谐并进。个人道德内省、思想改造和知识能量、技术革新，共同构成“新人”即主动的历史实践者和创造者的基本内涵。进一步说，在“个人”分享“历史”的意义，从而进入历史主体位置、成为超越个体存在维度的“新人”的同时，“道德”也同步分享了“历史”的意义，从而成为这一历史主体之“心”。
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与小人之辨，不仅关乎私德，关乎家风门风和普遍的社会风气，更直接关联政治机制能否高效廉洁地运转和历史未来发展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人物的道德和智能品质的议论，总要影响我们对那些人物活动所处事件的看法。因此，它难以觉察地渐渐变为关于事件本身的意义和重要性的直接声明”⑧。小说刻画人物的道德品质，其目的并不止在人物本身，更在升华人物所参与的事件即“白洋淀新区”建设以至民族发展、国家安全的意义。
除了人物形象，《白洋淀上》还在意象、细节的设置上，见微知著地显示了历史/现实、死亡/新生之间的有机贯通。一是乾德大钟。大钟仿佛一位历史老人，不仅是“我们白洋淀新区的文化记忆、文化自信的精魂，也是白洋淀新区建设的见证者”。二是千年老梨树在自燃之后，又发出了新的枝丫，显示着生命的转换和新机。三是“菽槐”古匾。王德通过杜梅托梦在大羊村古庙里找到了上有“菽槐”大字的古匾，为新研发的萍河大豆找到了“根”。萍河大豆最终实现了从区域品牌向国际品牌的迈进。同样显示了历史/现实、文化传统/当代发展之间的深隐关系。四是“雁翎”。当年的雁翎队曾用雁翎捅大抬杆，防潮防雨；今天的孙光华研发团队也用大雁羽毛捅开潮湿的地皮，发现种子根部的问题，“乔麦想，今天的研发团队，不就是当年的雁翎队吗？”小说借不起眼的“雁翎”这一工具性意象，电光石火般沟通了历史/现实、现代民族革命/新时代技术革命之间的关系：现代史上的雁翎队，抗击异族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今天的乔麦搞种业创新，同样是为国家粮食安全。他们在“白洋淀/新区”不同的历史时空中，为国家、民族而战。
小说中另有一处重要的症候性情节，直接呈现了历史/现实之间的血脉关系。抗战时期牺牲的英雄王学武和石燕红的尸骨，多年不知所踪，却在千年秀林工程建设中被“偶然”发现。这是一个悲壮的时刻，“千年秀林让英雄尸骨合并，意义重大”。烈士遗骨合葬仪式，既起到教育下一代的效果，更为现时代寻到一种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源，从根本上将现实与历史紧密地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图将来。“现实”不再是抽象空洞的现在，它容纳历史和未来，具有充实的饱满性，因而现实主义的叙述者不是历史的中间物，它是包蕴了丰富的历史时刻，其中凝结着丰厚的历史信息和历史发展的动力。
现实中难免有磨难、挫折甚至苦难、死亡，但这些终将会在现实/未来中得到解决。历经磨难、终未放弃的乐观主义者王决心“渐渐明白，人如果想享受强烈的快乐，就必须经受强烈的折磨，若要减轻折磨，欢乐也随之平淡了”。乔麦由自己创业和技术创新的艰难历程，想到“吃苦、无奈、劳累，当生活难以改变，我们也不要绝望，凭借自己的劳动来化解苦难，生活就有了盼望，有了奔头”。“不受煎熬，她怎么能蜕变成现代科技农民？”面对接踵而至的一次次打击，乔麦“都挺直了胸膛接住了”，“王决心感受到了她在成长，以及她身上具有一般女人所没有的坚韧”。成为新区工地见义勇为英雄的水牛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幸福都是与痛苦相伴的，有阳光就有阴影，生活中的人不能由于阴影拒绝阳光吧？”美丽、柔弱的杨岭岭，虽经历苦难却未被击倒，最新芯片技术的发明不仅照亮了她充满创伤记忆的过去，也照亮了民族企业创新发展的前路。而她与父亲多年的隔阂也在磨难中得以根除。出身贫困家庭，为摆脱贫困而不计手段见异思迁的顾凤娇最终和邸二虎一唱一和，率先在村里脱贫致富。甄爱社被捕，郑继刚被调查，杨义伟国义集团倒闭，曾家暴乔麦，祸害乡亲，在千年秀林、地下管廊和萍河土地流转中搞鬼捣乱的腰里硬，众叛亲离，却又在王决心等的帮助下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他现身说法：“好的时代，政策这么好，只要守住做人的好德行，自己就能救自己。”赵国栋蒙冤昭雪，他在新区引黄入淀、千年秀林、土地流转和数字乡村建设中是清白的，组织调查的结论是“赵国栋是一个清正廉洁、敢于担当的好干部”。王家寨中王家和姚家的矛盾由来已久。腰里硬和乔麦的夫妻、家庭矛盾，王决心与腰里硬的私人恩怨，王永山与小洒锦、王德与杜梅的夫妻嫌隙，王家寨老支书胡里湖消除了对孙小萍的误会。杨义伟撤回对赵国栋的举报，实名举报大巴掌的商业诈骗，捐赠八千万资金，帮助贫困农民解决就业问题。
传统的王家寨、“白洋淀”被更有活力和前景的“白洋淀新区”替代，“白洋淀新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相对封闭的空间，不再是个人的或家庭的、家族的封闭的小圈子，它跟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现实中个人的生活，家族、私人的恩怨，兄弟、夫妻之间的矛盾，牵连更大范围的集体生活、社会生活，是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发展和变革的时空背景上进行展现的。“新区”建设进程中的王家寨，被当作乡愁纪念物保留下来，成为留住“乡愁”的地方。但“乡愁不是愁，是一种欢乐”。留住乡愁并非原样保留旧物，寄托怀旧之思，而是可以大胆经营产业。“乡愁”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一种资源、方式，也是保留集体记忆、建构持续的传统认同的物质和非物质的路径，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体交融。“新区”固然正在建设中，但“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王决心、乔麦、王家寨、白洋淀人在千年秀林、地下管廊艰苦的劳动、创造中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当真正获得了自身主体性的“新时代中国”在反顾其百折不回的历史征途时，是否如王决心用苇笛吹奏的曲子《梁祝》一般以“忧伤而欢乐的曲调撞击着人们的心胸？”
三、史诗、小说或历史小说：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总体性美学
学者李敬泽认为，尽管总体性是一个存在着巨大分歧的概念，但“至少，一种中国之为‘中国’的总体性、‘中国故事’的总体性，一种中国1840 年以来现代性进程之中的总体性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面对都要回应的。而对这个总体性的把握，或者说，在这个新时代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总体性视野，这是对这个时代文学的根本考验”⑨。在当代中国，小说文体是达成通过“讲故事”以塑造“集体记忆”和“集体经验”这一目的的最佳文体，长篇小说则以史诗性思想与美学机制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现实主义更是“讲故事”的首选。⑩
本雅明认同卢卡奇关于小说是现时代“史诗”的观点，但他同时又认为小说只是沿袭了史诗的形式，而那种曾经滋养史诗艺术的集体经验却已经消失了。卢卡奇的“史诗”和本雅明的“故事”都以经验的集体性和有机性为前提和基础，而这种经验在现代社会却是消失不见的，因此“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11。没有集体经验和传统作为滋养，作家就只能传达“贬值”的个体性经验，小说家“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12。《白洋淀上》的写作便处于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生活变得个人化、碎片化，人处于单质化同质化趋向，其面临的异质经验愈益增多的处境中，但作家却逆总体化叙事衰落之势而上，发动叙事本身所包含的总体性因子，并将叙事作为个体与时代、历史，与他人、世界交流和整合经验的手段，通过夫妻、恋人、兄弟、朋友等家庭情感、民间情义和人物的职业伦理、团队意识、民族情怀，以及在苦难和灾难面前的人道主义等，以爱、人性等传达集体性渴望、诉求，将人物汇集、凝聚成一个有着共同传统记忆、时代机遇和未来命运归宿的共同体。
关于小说，卢卡契的看法不像本雅明那么悲观，他认为，总体化恰恰是作为现代性伴生物的现代小说的最内在的要求：“史诗式的表现生活整体——跟戏剧不一样——不可避免地必然包括表现生活的外表，包括构成人生某一领域的最重要的事物以及在这一领域内必然发生的最典型的事件的史诗式的和诗意的变革。黑格尔把这种史诗式的表现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叫作‘事物的整体’。这个必要条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发明。每一位小说家本能地感觉到，如果他的作品缺乏这种‘事物的整体’，就是说，如果它不包括属于主题的每一重要的事物、事件和生活领域，他的作品就不能称为完整的。”13所谓“事物的整体”是超越了个别性、偶然性，与人物的命运紧密相关的、由“每一重要的事物、事件和生活领域”构成的有机整体。且不说《白洋淀上》对新区建设发展的过程和对王决心等主要人物浓墨重彩的叙述，小说中那些出场不多的人物也关联时代以及处于这一时代中的人的命运，如乔麦与腰里硬的儿子苇秆儿，乔麦与王决心的养女花花和刚满一岁的儿子大雄，花花的姑姑塔吊女工顾彩铃，仅出场一次的顾凤娇父母，因公牺牲的马技术员，北羊村的庄户把式孙老汉和王老蔫，以及始终没有出场的革命烈士王学武及其恋人石燕红和买办资本家海鸥集团董事长贾大兴等。小说虽未对这些人物作过多描述，但他们却是“故事本身的一个完整的要素”14，显示了“事物的整体”与小说人物的个人命运的联系。这体现了卢卡契式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这也是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
卢卡契视野里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的反映，而是要通过叙事来创造一种现实，也就是说，“现实”是通过叙事、语言等“主体的形式”而存在的。因此，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具有表现主义所无法比拟的创造性。“伟大的现实主义所描写的不是一种直接可见的事物，而是在客观上更加重要的持续的现实倾向，即人物与现实的各种关系，丰富的多样性中持久的东西……掌握和刻画这样一些潜在的潮流，乃是真正的先锋们在文学方面所要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15衡量文学作品的首要价值尺度不在形式技巧的创新，不在对客观现实描摹的细致真实与否，而在其对现实的创造，或者说，作家能否基于自己的时代而对未来作出大胆而准确的预测。杰姆逊同样认为“把现实主义当成对现实的真实描写是错误的，唯一能恢复对现实的正确认识的方法，是将现实主义看成是一种行为，一次实践，是发现并且创造出现实感的一种方法”16。现实主义的力量不在被动地、机械地反映现实，而在主动地“征服”现实，“只有这样，现实主义才能吸引人并且激动人”。17现实主义的要义在于突破陈旧的观照模式和表现模式，去发现和创造社会、历史的整体，现实主义的“现实（现实感）”是借助文学形式去发现和创造“历史的连续性”的结晶。《白洋淀上》便具有这样的现实主义品格，小说“在个人的单独性中体现了与普遍的和持久的事物不可分割的联系着的环节（人与命运、产生的原因和机遇以及对它们的情感反应）。在这些环节中，处于这些联系中的人不仅可以认识由他（即由包括他的人类）所创造的世界，而且可以把世界作为他自身的事物来加以体验”18。小说围绕白洋淀新区规划、建设和发展这一社会历史事件，塑造了农民、工人、民营企业家、新区党政领导、央企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技术人员等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物，表现了他们各自独特的心理和情感世界，但小说并未如卢卡奇和本雅明所说的“（现代）小说”那样，把个体的内部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建构，刻画现代社会中孤立的个体形象，他们无一不紧密关联外部世界，他们对于个体社会地位、人格独立和尊严的追求和自我的实现，无一不是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广阔时空中进行的。
在卢卡契看来，史诗是总体性的显影，史诗的主人公是共同体命运的显示。“严格地说，史诗中的英雄不是一个个人。这一点自古以来就被看作为史诗的本质标志，以致史诗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共同体的命运……在悲剧中曾是象征性的东西，在史诗中就变成了现实：某一命运同某个整体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共同体是一个有机的——因此自身是充满意义的——具体总体……共同体是一群内心有着无限丰富生活的人，这些人有相同或相似的人们作为兄弟或邻居。”19史诗的主人公作为其命运的承担者，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而是与整体命运紧密相连，个体命运即集体命运的具体化和象征化表现。而“小说内部形式被理解的那种过程是成问题的个人走向自身的历程，是从模糊地受到单纯现存的、自身异质的、对个人无意义的现实之束缚到有明晰自我认识的历程”20。在卢卡契看来，小说将个体内部生活作为孤立、独立的世界，大多数小说的叙事都可理解为“成问题的个人”对自我的追寻。按照卢卡奇的理解，从史诗到小说的发展是西方社会经验结构发生巨变的结果，“史诗和小说，伟大史诗的两种客体形式，并不是按照创作态度，而是按照它们在创作时所发现的历史哲学事实区分开来的”21。小说作为现代史诗的历史责任就是重塑业已消失的总体性，但其本身却无力承担这一使命，毋宁说，小说就是无力重塑总体性、无力拯救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表征，小说世界的碎片化即是历史世界的碎片化的症候。
相比之下，20世纪中国语境中史诗与小说的关系却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是具有现代个人意识的“成问题的个人”寻求新的意义和价值的执着和困境，另一方面是现代宏大历史主义哲学的信仰者主动投身社会历史从而创造新的历史总体性的实践。当卢卡奇将“反讽”作为小说建构的基本原则时，20世纪中国小说则将史诗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形式，形构了经典崇高美学原则。
在卢卡契视野中，史诗的崇高美学主要体现在那些能够代表民族整体并占据核心位置的最重要的英雄，现代小说的主人公则是普通平凡之人。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中集中体现这一崇高美学的则是那些在重大历史事件如革命、战争中有着坚毅庄重的道德品格和为了伟大事业而牺牲的、充满斗争激情和革命精神的英雄。同时，这样的英雄又不完全等同于卢卡奇的史诗英雄，亦非现代小说中的平庸、普通的小人物，如果说“对总体性的追求也应兼容能动性的诉求，或者说，只有基于能动性的总体性，才是有效的总体性”22，那么，《白洋淀上》塑造的人物尤其是“新人”在英雄与凡人之间保持了一种富有灵活性的张力，是总体性与能动性辩证的结果，是一种能展示“有效的总体性”的艺术形象。
《白洋淀上》中的王学武、石燕红、铃铛奶奶、大抬杆、水上飞及雁翎队，无一不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那么在和平建设和发展的时代，何为英雄，有无英雄？小说借赵国栋之口提出一个问题：“不在战争年代，我们的日常建设和生活，还能不能出来英雄？今天的英雄怎样界定？”昔日胆小如鼠的水牛，在与偷钢筋和电缆的秦耗子的搏斗中严重受伤，“蜕变成了英雄”，王决心默默地对病床上的水牛说：“今天我见证了，我重新思考，重新理解的英雄含义，当然不光是战场拼杀，一个平民百姓在特殊时期也可以成为英雄，水牛兄弟，你就是这样的英雄！”这是对赵国栋“英雄”之问的回答，而答案存在于燕赵之地的历史文化基因中。通过阅读医治软骨病的《荆轲传》，水牛由一个胆小怯懦者蜕变为勇抓小偷、舍己救人的英雄，而这位平民英雄最终赢得了另一个平民英雄——塔吊女工顾彩铃的爱情。王决心、乔麦等“新人”和王永泰、马技术员等英勇献身的烈士，何尝不是这样的英雄？
《白洋淀上》将普通人作为“英雄”延续了中国主流文学塑造典型的范式，但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小说虽然以“白洋淀新区”建设这一重大时代历史事件作为英雄出场的舞台，却并未将其作为直接、正面的表现对象，也未将新区的主要党政领导置于叙事中心，而是将历史事件、国家行为放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使后者具有了深广的视镜和内涵；同样，小说将国家意志的代表如赵国栋、褚忠良放在日常情境和亲情伦理关系中，不仅关联历史与“人”的命运，也使小说成为一个感动和震撼人心的“人”的戏剧，小说由思想和行动着的“人”的差别，写出了时代、历史的差别。从王永泰、王永山、老顺子到王决心、乔麦、水牛，其作为个人的前后差别，在根本上是时代、历史变动和发展所造成的结果。新区、新时代接踵而来的变化、发展，不仅影响了他们生活和观念的变革，更使“历史”成为一种普遍的感受。卢卡奇把这种感受称为“群众的感受”。“历史是存在的事物，而这一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以及这一历史直接涉及到所有每一个个人的生活。”23进而指出：“历史的这一群众性体验，一方面历史的因素跟社会变革的问题联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在愈来愈广泛的范围内意识到民族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印象。”24卢卡奇认为，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历史小说的产生是以181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社会和历史条件的，这次革命将启蒙运动已经产生但尚且停留在民族、国家层面的崭新历史观，真正融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历史”首次进入大众的经验中，成为一种“群众性体验”，“历史感”成为一种大众对世界的感受。
作为一部卢卡契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白洋淀上》中的人物不仅从自2017年到2022年短短五年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纷至沓来的时代新变中真切感受到历史变化的脉搏，从中窥见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历史巨变中，他们作为曾以打鱼、耕种、养鸭、织席或外出打工的普通人，不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一变而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书写者乃至反思者。于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企业集团的发展和创新动力，便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靳一光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不以追求金钱、利润为目的，而有深沉热烈的爱国情怀。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其5G基站已进军非洲，与赞比亚WTH合作，建立5G基站试点。他们用现代科技无私支援种业发展，走科技兴农、品牌强农之路。国盛公司“已经超出普通经营范畴，是为国家科技创新而战”。杨义成之子杨子恒跳入海中捞起被“港独”分子抛弃的国旗，在他身上体现了年轻一代的民族自信。鲁大林师傅是央企中天建的电焊工、大国工匠。他在巴基斯坦工地上遭到恐怖袭击时，为救两名巴基斯坦工人而失去双腿，其义举，为央企中天建、也为中国赢得了不朽的荣誉。
乔麦个人致富，心系村集体，其麦耘公司不是一般的科技公司，而是关乎国家安全，她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土老板，她是有理想的新农人”。她搞种业研发，关乎如何摆脱种子都被西方控制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我乔麦虽然是小人物，但是，为了国家粮食，为了中国人的尊严，我得拼了命啊！”服装厂老总杜梅响应国家号召，投资王家寨扶贫，并将服装厂外迁至太行山区，致力于乡村振兴。新水县十佳村支书胡玉湖，是王家寨的功臣，他功成身退，让贤给孙小萍。来自遥远福建的孙小萍先是做大乐书院的志愿者，后将关系转移到白洋淀做王家寨第一书记，在老支书退休后接任村支书，她热心、透亮、对乡亲有感情，能敞开心扉，把乡亲们当亲人，只为他们负责。她开网络直播销售王家寨的土特产，更通过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白洋淀的巨变，拉动旅游和吸引商家投资，“在她的身上，新时代的个人奋斗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国家崛起相结合，使其形象具有一种‘新人’的典型性”25。新时代、新区极大开阔了白洋淀人的个体眼界，丰富了其生命感受，让他们意识到个体存在与时代巨变和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其生命体验提供了多样的具体的可能。他们作为人，具有了从历史中获得意义的自觉。小说借大乐书院院长杨牧仁的话说：“王家寨人渴望自己的灵魂重新铸到钟里去，让自己变成乾德大钟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他的生和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用最后的力量使白洋淀的精魂与人类永存。”靳一光站在“地球莲花”雕塑前感叹：“小小村庄，关心人类的命运，有气魄，有气魄啊！”小说最后写王决心做了一个“千年的梦”，在梦中他看到了一个“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靳一光、王决心、白洋淀人作为典型形象，便具有了深广的历史意义。
从王学武、石燕红到铃铛奶奶、大抬杠、水上飘，到王永泰、王永山、杨三笙，再到杨义成、王决心、王德；从赵国栋、李永军到褚忠良、马技术员，从胡玉湖到孙小萍，从铃铛奶奶到杨牧仁、褚景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合作化到改革开放，再到新区、新时代，从王家寨、新区到北京、上海、深圳、香港，从中国到巴基斯坦、土耳其、美国，《白洋淀上》将久远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熔铸为一个动态的统一体，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也在这一时空体中成为一个动态的统一体。《白洋淀上》中的时间（“新时代”）展现为一种建构性的历史维度，空间（“白洋淀新区”）展现为一种建构性的中国—世界维度，正是在这一对历史的辩证总体认识中，《白洋淀上》实现了叙事形式和意义的再生长。
卢卡契指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形成小说内容上的丰满和表现形式上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归根结底并不是纯粹从形式中诞生出来的统一：把整体真正变为整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共同生活基础合乎情绪的体验，并认识到，这种体验是立足于今天生活的本质之上的”26。整体之所以成为整体，基于共同的生活基础和共同的有效经验，以及生活基础、经验与现实本质的符合。如果说，欧洲总体性叙事的衰落和小说的诞生在根本上是由其社会结构变化而造成的，那么，《白洋淀上》和同时代中国小说总体性叙事的建构，亦直接关联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意识的变动。正是在以“白洋淀新区”为典型环境的中国新时代语境中，人物摆脱了传统社会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束缚，他们不再被动地领受自己的命运，而是用自身的力量、知识、智慧、头脑和心胸，创造既属于个人又属于整体的位置和价值。这决定了《白洋淀上》在内容、人物和形式上的现实主义宏大叙事性。在1990年代以来的散文化生活情境和生存感受中，小说以新时代为历史契机，把握其精神本质，在从古至今的时间跨度和兼涉中外的活动空间广度上，承担中国现代主体尚未完成的建构使命。学者指出：“无法断裂的断裂性、个体与群体性对立的误读、理论与实践的错位、重建宏大叙事的冲动，都使得‘中国式宏大叙事’建构成为可能……‘中国经验’使得中国小说的宏大叙事，没有出现与西方同步的‘解体’，而是沿着自己的轨迹继续生成新的‘现代性宏大叙事’。”27《白洋淀上》作为想象中国/世界社会人群生活整体的一种小说形式和文学媒介，作为一个记录新时代历史进程的象征形式和价值系统，在时代性、现场感与历史感的融合中，显示了中国宏大叙事建构的可能性、合理性和必然性。《白洋淀上》在结构、形式上也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影响和渗透，小说对时代历史、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观照和史诗性勾画，以“新人”为标志的典型人物的多层面描绘，以及对变动中的生活细节和心理细节的敏锐捕捉，有着不同于以往宏大叙事的独特美学创造，显示出一种向社会历史敞开的新颖的“文学性”。
“新时代中国”处于持续的推进和革命性的主体建构中，作为“想象新时代中国”的方法的新时代文学，如同它所置身所“反映”和所“反应”的新时代中国一样，经历着一场立足传统经验同时又向“现实”敞开的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在巴赫金看来，长篇小说是所有文体中唯一尚未定型的文体，那么《白洋淀上》和其他新时代中国长篇小说也在中国现代历史主体持续的建构中，显示出随物（社会历史文化）赋形的不断生长的状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莫言的中国主体重建与新文学传统研究”（项目编号：17BZW15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小说理论》，晓河、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3页。
③④⑤⑥11 12[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8、98、98、108、99、99页。
⑦⑧[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
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71、182页。
⑨李敬泽、李蔚超：《历史之维中的文学，及现实的历史内涵——对话李敬泽》，《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
⑩关于长篇小说文体的特点与优势，参见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和《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新时代小说的现实主义问题，参见吴义勤《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论陈彦长篇小说〈主角〉》（《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1期）。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文体设定问题：“我们之所以在最初的设计里就在文体上限定为长篇小说，就是为了克服既往现实题材创作中报告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克服那种急功近利、简单图解、主题先行的创作倾向，要求把现实温度、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统一起来。”参见刘江伟《创造新乡土文学精品力作——访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光明日报》2023年2月28日。
13 14[匈]卢卡契：《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黄大峰、赵仲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339页。
15[匈]卢卡契：《现实主义辩》，《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卢永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6 17[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45页。
18[匈]卢卡奇：《审美特性》（第1卷），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9页。
19 20 21 26[匈]卢卡契：《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9—60、71、49、99页。
22陈培浩：《现实主义：典型、总体性和能动性之辩——从陈彦长篇小说〈喜剧〉说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23 24[匈]卢卡契·久尔治：《论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小说的艺术》，[英]乔治·艾略特等著，张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7页。
25陈涛：《关仁山：写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人》，《文艺报》2023年1月18日。
27房伟：《融合与再生：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宏大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31—332页。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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