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望》的节气美学
内容提要：节气是付秀莹建构芳村地图的重要坐标，在她的长篇新作《野望》中，二十四节气成为整部小说的章节结构，并根据节气流转来安排故事情节，小说也由此从强调故事性转向一种贴近现实生活的日常性。在小说中，这种由节气支配的自然秩序、社会生活秩序以及人事变迁和风俗铺展，形成了独特的节气美学，而这节气美学可以具体表现为小说中的物象美学、叙事美学和风俗美学。
关键词：付秀莹 《野望》 节气美学 物象 风俗
节气作为中国传统时序，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指导政治民生的权威性时间尺度，它的形成经历了从自然领域中脱胎而出到被纳入人文领域的过程。《礼记·月令》将春夏秋冬四季以孟仲季三级划分为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根据天文测算将十二纪进一步划分为二十四节气，西汉时期二十四节气被正式纳入《太初历》，在农事生产指导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所谓“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①，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自然时序与人伦物理紧密缠绕、互相影响的鲜明体现。
付秀莹的《野望》中将二十四节气作为章节结构，延续了小说《陌上》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物关系，借助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和乡土生活经验，讲述了以翠台家为核心、辐射至整个村庄的芳村故事，不断丰饶着以当代芳村为核心的文学书写。在小说《野望》中，付秀莹倚靠物象化叙事策略，搭建了融贯自然与人文气息的乡土性场域，试图在芳村这个文学空间中根据二十四节气的流转来安排应时而动的人类活动，并最终借由对风俗变迁的描摹而深入芳村的精神心灵，进而传递出二十四节气在赓续传统的同时吸纳新质的文化活力，揭示了以当代芳村为代表的现代乡土社会中推动文化更迭的情感性动力。
一、韵味深远的物象美学
若说付秀莹擅长以物象的描摹来烘托故事氛围、传达自身对于芳村乡土环境的细致关切，那么在新作《野望》中，物象实体与二十四节气的关联则被鲜明地表现出来。节气在《野望》中具象化为应时而变的物象群，笼统来看，它们主要涵盖两类形态，一类是以气象与动植物为代表的自然物象，如日月风雨、树木庄稼、家禽野兽等。另一类则是不同节气中具有象征意味的人文物象，如节气饮食等。如果说前者形塑了节气观念的原初表征，那么后者则在此基础上丰饶了节气文化中具有仪式性的人文内蕴。物象在《野望》中的呈现并非任意的铺陈描绘，除了有选择性的对象与构图、移步换景、感官联通等描摹手法外，小说还特别倚靠以流动视线加以凝视的物象化叙事策略，使得芳村空间变得立体、鲜明、富有生命力。这两类物象形态随着节气流转或出现或消失，在一段有限的时空下遵循着生命节律与历史沉淀，让自然生态与人文物事得以在芳村图景中荣辱与共、相互倚靠，进而形成了受季节支配的含蓄深远、韵味无限的物象美学。
小说每章几乎都或详细或简略地勾勒出二十四节气的芳村气象，作为空间的重要呈现方式，气象不仅充当着人物、故事的叙说背景，也以其无孔不入、润物无声的存在形态影响着乡土村庄的面貌与情绪。村庄自身非但不能脱离自然生态的滋养，反而是不断倚赖这些永恒流转的生态元素而扎根发芽，并且塑造了与气象变化相契合的季节性乡土氛围。在气象系统的轮转下，芳村先后经历着小寒节气的冷硬寒风与慵懒日光，春分节气的湿润露水与雾霭，大暑节气的溽热湿气与变幻云彩，寒露节气的秋雨与凉意……付秀莹在叙写芳村气象环境时，寥寥数语却涂抹出一幅极具四季风味的气候画卷。围绕着芳村的太阳、水雾、风雨等自然物象群的形态转换，付秀莹还原了芳村在外部环境映照下的多重面貌，也由此在短短一年的叙事时间中完成了一次稳定且有序的气象轮转的闭环描写。
《野望》里的动植物是能敏锐感知与显现节气变化的生命体。除了野生草木、昆虫、禽鸟等生物之外，庄稼与家畜、家禽这些经过人类驯化的生物，无疑也遵照着生命节律而生长繁殖。例如，二十四节气承载着大部分庄稼的成长史，雨水、惊蛰、清明、谷雨等节气，关联着庄稼最初的生发环节，此时它们需要汲取充足水分以破土而出、抽芽长条；夏至、小暑、大暑等节气，则是庄稼的繁荣发展期，它们在阳光和雨水的滋润下蓬勃生长，部分短周期的庄稼进入了第一波收获阶段；白露、秋分、寒露等节气，暗示着棉花、麦子等庄稼抵达了生命繁盛的巅峰期，即将面临着被收割入库的最终结局；直到小雪、大雪、冬至等节气之后，整片田野迎来了年末的休耕期，贮蓄精力与养分以待明年的再次耕种。劳作者从自然环境所汲取的节气规律最终以耕作、培育的方式返回至动植物自身，人工培育的物种呈现出饱满丰盈的成长姿态。院子里石榴树开满层层叠叠的红花，菜畦里大葱粗壮肥厚，西红柿已经长成圆滚滚的大铃铛模样，还有勤下蛋的鸡与鹅。小说借助动植物这类自然物象的生长历程以印合二十四节气的轮转轨迹，随着当代种植养殖经验与古代节气定义逐渐重叠，再次证明了古人的农业智慧，显示出节气文化超越时空的应用性价值。
小说有选择性地挑取具有节气代表性的自然物象，使用拟人、联觉等描写手法，以人类视角观察对象物，将思想与情感投注其中，将人们对自然场域的无意识扫视，代之以有目的、有意识的凝视，于是芳村物景化成作者心象时就带有了独特的主观情感色彩。比如，人们在冬闲时期的慵懒与闲适投射在物象时，朦胧微弱的太阳光就被形容为无精打采、眼睛半睁半闭的，收割后光秃又静谧的田野是沉睡着的；夏天作物们茂盛生长，豆角的淡绿嫩须在木架上撒欢攀爬，粗壮肥厚的葱管长得泼辣极了；丰收时节的庄稼则蔫耷耷的，大玉米棒子歪着脑袋斜插在秸秆上，地头洋姜的瘦高杆子在风里摇头晃脑。这些自然物象群不仅装点了故事的自然背景，描摹了不同节气下或蓬勃生长或衰落凋零的芳村风貌，同时更以人类情感与动植物生命状态共鸣的叙事手段来凸显乡土生活的秩序感。
除了采用拟人手法来激活物象群的生命力，作者还尝试调动人类多种感知系统，以通感的美学方式为读者营造一场恍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漫游。最明显的是体感，初春时蒸腾的地气是湿漉漉的，冬天的寒风则是凛冽刺骨的。嗅觉最常用于描写田野的气息，比如立春节气时的泥土腥味和草木香气、秋分节气庄稼收割后的谷物香气。听觉则比体感、嗅觉更敏锐地辨别节气，比如第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始于寒露、枯枝被风吹动的嘻索响声则预示着小寒已经到来。在人们凝神体悟时，这些日常物象似乎重焕新生，实体的质感纹理与非实体的节奏律动展示了生命悦动的美感，给予人独特的审美体验。
当自然物象组合成图景，以流动视线加以凝视或眺望、以虚静纯粹的感官去体察时，远近虚实交替呈现的物象群就超越了其所在的有限时空，构成了含蓄深远、韵味无限的美学意境。付秀莹总会很有耐心地描写芳村物象，如同电影中的空镜头：从天地之间的阳光雨雾写到草木田野、犬吠鸡鸣。读者跟随着作者的隐形视角，从一处物象游动到另一处物象。这种视线流动遵循着某种远近轮转的秩序，隐藏着作者对芳村诗画意境的理解与把握。比如春分节气的某个清晨，作者从笼罩着淡淡烟霭的田野写到路边骨碌碌滚动在草棵子上的露水，再到天边火烧般的胭脂红色朝霞。从远处的虚象到近处的实象，再移至更远处的天空，正像宗白华所讲：“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他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②付秀莹以节气为镜，深刻洞察了传统农历时序与自然生态的隐秘共鸣，书写了芳村百姓在意识到季节变化的同时，体悟世间万物的生长秩序与呼吸脉搏，从而抵达心物交融、感物兴思的美学境界。
除了上述自然物象以外，小说中的节气饮食、仪式活动等更是被寄寓了内蕴丰富的节气文化。这类人文物象大多浸润于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涵纳着具有地方特色的芳村风俗，也承载着芳村百姓对于乡土传统的深厚情感。一方面，《野望》中的饮食符号被赋予了鲜明的节气意义，不同时节的自然气候孕育出不同的动植物与饮食文化。比如腊月的饺子、糖瓜、年糕与肉卤子面，关联着芳村人家团圆、喜庆的年关气氛，饱含着人们对新年新气象的美好期望。还有端午的粽子、二伏天的凉面与豆酱、中秋的月饼以及寒露时用新鲜小麦制成的面食，无不昭示着一种受节气支配的饮食秩序。另一方面，作为节气文化的重要构成，仪式活动中所涉及的人文物象同样被赋予了重要的情感价值，比如腊月二十三的灶王爷像、大年三十的鞭炮与窗花、清明节的纸钱与元宝等物象。如果说自然物象群唤醒了芳村人对节气的感知，那么人文物象作为节庆仪式中的鲜明标识物，在小说中的每次出场都加强了对节气氛围的渲染。这些人文物象隐藏在芳村人的衣食住行之中，在时间的流动中自然地显现与蛰伏，其背后深蕴的时间维度，使其传递出既传承历史又面向当下的韵味。
具有象征性的物象触发了人们对四季轮转的认知，这也是二十四节气包括七十二物候形成与发展的主要根据。反过来说，节气不仅是一种时间概念，更是各种典型物象与人类仪式活动的凝练总结。与节气为代表的农历时序相比，以数字为时间刻度的公历时序弱化了时间与环境表征的内在呼应，以更科学系统的天文观测数据取而代之。以数字还是以物候来认知时间，这是两种不同的感知方式。路易·加迪在《文化与时间》里说，“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方式揭示了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阶级、群体和个人的许多根本问题”③。节气似乎更能让人与周遭环境接续起来，蝉鸣阵阵的立夏、瓜果飘香的立秋、北风乍起的寒露，它们寄寓了人们对环境的知觉感受、应时产生的别样心境与情感，更能令人体悟时间自我的存在。节气作为带有汉字美和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已经深深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就像付秀莹所说，乡村人不说星期一、星期二，他们一说就是初一、十五，他们也不说夏季、冬季，一说就是大暑怎么样，小寒怎么样，节气文化正是付秀莹想写出的那种“不变的、带有文化根脉性”④、潜藏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东西。
二、与自然同频共振的叙事美学
节气作为融贯自然与人文物象的历史文化，始终是付秀莹建构芳村地图的重要坐标。她的长篇小说《陌上》在楔子中便描述了芳村全年的节气，从农历春节开始，经历了正月里五穷日、老鼠嫁女、元宵唱戏、游百病等节庆风俗后，寒食节、端午节、鬼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便纷至沓来，最终在冬闲中等待又一年的到来。《野望》中，二十四节气则主宰着整部小说的章节结构，小说依据线性时间中的节气流转来安排景观变化与人事变迁，使得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两者的契合与共鸣得以在芳村叙事中被突显出来。不过，时间在《野望》中的呈现虽然不是极具故事性的叙事迷宫，但也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匀质铺排，而是在叙事时间轴上自如地跳跃与停顿，这种或短或长的时间褶皱让芳村日常变得鲜活生动、跌宕起伏。借助这种时间牵引事件的叙事策略，付秀莹细致描画了当代芳村的人情物理，倚靠着一种自然与人文环境同频共振的秩序性与日常性，最终形成了建立在顺应四季变化基础上的叙事美学。
从小说叙事策略来看，付秀莹在每章开篇前引入阐释节气的古文与描写节气物景、人景的古诗，同时按照节气变化来安排环境移转与人事变迁。细致分析不同季节的关键事件及其核心主题，会发现它们若隐若现地透露出与所处节气相契合的氛围，让读者感到应时而动的秩序感。一年四季犹如戏剧中的起承转合，象征着万物萌芽、发展、繁盛、凋零的生命历程，每个季节的自然秩序与相应节气的叙事主题形成了对位关系。
小说中春天的六个节气围绕着“新生命孕育”和“生产事业开工”两个主题娓娓道来。在万物复苏的惊蛰节气，芳村里麦田疯长、草树冒新芽、鸟虫叽喳欢鸣，预示着新生命的诞生。除了动植物的新生，付秀莹还将人类社会中孕育生命的话题纳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小说中成为长期困扰芳村女性、触发婆媳矛盾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不孕、怀孕与流产等孕育状态，付秀莹借助女性群体的叙述视角展现了乡村妇女的生育困境，从婆婆、媳妇以及邻家妇女这三者身份着手，体察不同身份的女性如何理解并处理生育问题带来的悲喜哀乐。
作为万物初萌的一年之始，春季的开端地位不仅体现在自然意义上的生命诞生，更凸显于社会层面上学习、工作等物事的再次起航。付秀莹在叙写春季的芳村生活时，从正月十五元宵节后两代人的开学、开工讲起，青年辈或返校学习或进城务工创业，中年辈或从事农业生产或在乡镇工厂流水线工作，小说由此呈现了当代芳村两辈人的现代生活图景。它有别于过往将乡村生活与农耕作业、淳朴人情等所谓农村符号捆绑起来的文学经验，就像翠台看到电视剧里对乡村风土的刻板描绘时，她反驳说：“如今农村早大变样儿了，这都是哪年的老皇历哇。真该叫这编电视的来咱芳村走走看看！净瞎编！”⑤付秀莹通过这位乡村妇女翠台之口，讲述了当代乡土社会与现代化生产方式与生活观念接轨的重大乡村转型，并重新描绘了芳村被纳入现代化社会结构中的崭新面貌。
夏天是生物竞相勃发的季节，小说中的夏天不仅展示了各方力量势如破竹的生长状态，也揭示了万物蓬勃生长下隐藏的生存资源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冲突，于是“资源竞争”与“人际矛盾”成为盛夏时节芳村物事的主题。从毒辣阳光到翩翩蝶蜂，小说借助夏季自然环境的暴烈与喧嚣，敏锐捕捉到了人物情绪随着气候转变为炎热烦闷而呈现暴躁易怒的特征，家长里短的矛盾争吵便在炙热的气温与剑拔弩张的对话氛围中爆发而出。借助对话的开启、升温与冷却，付秀莹以兼具日常性与文学性的细腻笔触还原着当代芳村所聚焦的民生问题，也由此展开对社会资源竞争的叙述。作为资源竞争的集中投射，芳村街市经历着饭馆关张与私厨开业、烧饼摊与馃子摊的生意竞争、实体超市与网络购物的供给冲突……这些此消彼长的商业竞争折射了当代乡村中关于权力、金钱与人情的纠缠拉扯，以及来自外界的势不可挡的时代趋势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动摇与重构。
经过盛夏的野性生长，秋天便进入了收获时节，天气也由炎热活跃逐渐走向低沉肃杀。小说中除了描写秋天农作物丰收之外，将叙述重点放在秋季灾异与检查处置这两方面，这样的叙事策略暗合了中国古代关于人事安排要符合自然意志的天道观念。《春秋繁露》有言：“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⑥意思是帝王在下达政令前，要考虑到与四季变化相适应的前提，违背天时则会导致重大灾异。放在《野望》所描述的秋季芳村，这种天道观念显现为，爆发猪瘟、检查芳村皮革厂的污染情况、扣押污染严重的三轮摩托车、为芳村百姓提供免费体检等。尽管秋罚观念已经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上述的这些事件在现实社会中也完全可以发生在任何季节，不过，付秀莹仍然以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将失落的节气文化打捞起来，发掘那些沉潜于人类现代活动中的民族历史基因，为当代文化与科学知识难以回答的环境问题、生命问题找到解释的出口。
《野望》中的冬天蔓延至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各自叙说着不同的故事主题。小说的开头从小寒、大寒节气的芳村物事开始讲起，以腊月芳村最宜办喜事的乡土观念为切口，围绕着婚姻家庭的主题讲述芳村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妯娌矛盾等。小说在这两个节气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主人公翠台的儿子大坡与儿媳爱梨的家庭矛盾，将小年时媳妇必须在婆家的传统观念与大坡和爱梨这对青年夫妻并置以进行实验。作者安排夫妻俩在小寒节气吵架分离，翠台为了让媳妇能在小年时回婆家，尝试了派邻里亲戚讲和、找神婆通灵求启、土地庙拜观音等各种方式，最终还是失败。这次劝归事件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媳妇的要求在崇尚个体自由与女性独立的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权威，这个日渐显著的社会观念由城市传递到乡镇，并在改变乡土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扎根于芳村当代文化之中。
小说最后则以冬天的剩下四个节气作为结尾，作为一年中的最终季节，冬季不仅象征着回顾过往的历史眼光，也蕴涵了展望下个轮回的前瞻目光。在小说中，芳村女性不仅在冬季回顾青葱岁月，重新展露出年轻女性的娇羞神态，同时也考虑到即将迈入或已经身处晚年的养老问题。借助芳村邻里村民对于养老场所、代际矛盾等问题的讨论，小说呈现了时兴的以养老院为核心场所的专业化养老模式已经进入芳村百姓的视野，尽管还有许多老年人执着于居家养老、儿女亲自赡养的晚年生活，但随着现代化观念逐步渗入乡土生活之后，代际矛盾以及同龄人的观念更新将会不断动摇乡村传统养老观念。
饶有兴味的是，付秀莹捕捉到季节轮返与青年返乡工作这两个事件中的相似动作——“回返”，叙说了芳村青年价值追求的时代性变化。小说将冬至而非大寒节气安排在最后一章，或许正是考虑到冬至在自然意义上的特殊意涵。天文领域中的冬至，是太阳直射点开始从最南端返回的首日，这个自然规律使得冬至节气具有一种走到尽头之后开始回返的意味，而这个回返的动作巧妙地与青年毕业返乡的动作相吻合，这样的叙事安排和人物命运选择不仅在故事层面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极具开拓性的尝试。在城乡差距日益增大的同时，乡镇青年们竭尽全力想跳出相对闭塞的乡村而扎根于现代都市，付秀莹曾经在小说《他乡》中塑造了这样一位心怀进城执念的年轻女性，而在新作《野望》却刻画了一群“往回走”的青年，他们放弃世俗眼光中优越的城市身份和前途光明的工作机会，选择将才识与热情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虽然大学生返乡之路依旧困难重重，但付秀莹仍然以开放勇毅的胸怀肯定了青年从城市来到乡村进行乡村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小说挖掘了节气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潜在联系，以二十四节气为顺序，依次叙说芳村百姓所经历的大事小事。虽然付秀莹的另部小说《陌上》也引入了重要节气，但总体而言还是事件牵引着时序，它更强调的是故事性，而到《野望》这里它所强调的东西不同了，是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日常性，是一种由节气支配的社会生活秩序。评论家崔庆蕾在评论《野望》时说：“在乡村，节气或者节日就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刻度，是比四季轮转交替更为具体的时间秩序。”⑦《野望》的故事时间被限制在一年之内，人物和事件随节气流转而轮番出场，每章节由最关键的几件事构成，各个章节的核心事件之间又是一脉相承的，于是小说结构就显得更为精巧有序，体现出节气作为章节结构和事件编排逻辑的秩序美。
在文学史走到现代之后，无数作家开始尝试打破惯常的线性叙事，借助时空错置、视角转换等非线性叙事的讲述方法，来表现人物身处精神困境、信仰崩塌时内心的混乱不安乃至绝望。但实际上叙事内容上的日常性和叙事结构上的秩序性，更考验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力，以及将其转化为洗练语句和动人故事的讲述能力。付秀莹重新借助线性叙事以讲述芳村故事，通过文学世界中的秩序性来探索现实生活中重建精神秩序的可能性，整部小说因此表现出自信、从容、笃定的气场。
三、传统与新质交融的风俗美学
《野望》中的节气文化不仅借助自然与人文物象所构建的乡土性场域而呈现出来，而且倚靠节气文化与人类活动相互呼应的叙事策略，更新了与乡土文化和社会结构相关的文学经验，并以此还原了当代乡村的现实面貌和精神特征。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建设的乡村而言，挖掘历史悠久、根基稳健的传统文化，是其维护自身独特性、避免被现代文明冲刷殆尽的关键所在，但是，文化是一汪时刻活跃着、不断向前流动的水，在构建现代乡村文明时，除了保护已有的历史文化根基之外，新质文化的挑战与融入同样也不可忽视。在两种维度的文化发生冲突与交融的过程中，隐匿着作为文化发展核动力的人情物理，这就使得这类乡土叙事表面上书写文化变迁、实则蕴藏着一股强大的情感力量，它足以推动传统文化与新质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在付秀莹笔下的当代芳村，二十四节气不仅承载了深厚的文化风俗，指导着人们的农事活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人情来往，而且又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发生了新变，以更开放动态的眼光接纳了具有时代先锋性的思维观念，形成了传统与新质交融的风俗美学。
在每章节开始叙述之前，小说先引用了一段源于古代字典或类书对于所属节气的释义，以及一首以所属节气为主题的诗歌，接着才开始正文的讲述。这种以古典文化与文学为开端进而引出当代故事的篇章结构，最先体现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的叙事美学，一方面展示了古人眼中节气文化的客观化表征与文学化呈现，另一方面则以此为参照，具体铺陈当代社会环境与时代观念，并呈现了新时代下现代人眼中的节气文化及其风俗习惯。
在正文内部同样也蕴涵着关于风俗变迁的表述，大多以“芳村这地方”起头，开始讲芳村早先有何习俗、如今又有何变化，但通常情况是“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还惦念着”而“年轻人们，早不管这一套了”。这些类似表述在小说中频繁出现，每次都传递出传统风俗的日渐失落、芳村人对旧风俗的疏离以及作者对此现象的忧虑。小说将旧文化的衰落与新观念的崛起转化为文学叙述中的新旧文化冲突，进而讲述着节气文化的时代新变与芳村人在面临观念冲突时的困惑与挣扎以及观念融合后精神上的释然与开阔。
《野望》中写到三类与节气文化相关的冲突。一类是新旧节庆风俗的冲突。比如春节前后旧风俗的简化甚至消失，腊月二十三贴灶王爷画像的习惯因电磁炉和液化气取代灶台而被忽视，正月十五看灯和正月十六游百病的风俗因芳村青壮年在年后纷纷外出务工而被迫停止，这些礼节习俗随着芳村人生活习惯与生产方式的变迁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再如祭祖祭品由过去的手工制作转为直接购买，过去的手作纸钱、金元宝和寒衣，在芳村人手指翻飞、一针一线的过程中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手工制作者对先祖的缅怀与思念，但如今它们通过油墨印刷、机器编织的方式而被流水线式地生产出来，流通至祭祖时期的祭品市场，这种生产交易方式剥落了原本附着在祭品之上的深厚情感，连带着共同制作祭品时的特殊氛围也被随之埋葬。通过展示以上这些传统风俗的失落，小说不仅从宏观历史文化的时间轴上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劳动方式等因素对地方风俗的侵袭和降格，而且在微观个体生活的细节叙述中呈现了芳村人面对文化传承困境的被动姿态与无能为力。
除了传统风俗，与节气文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也在时代观念流转中，与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和市场需求之间产生了难以逆转的矛盾。比如季节性种植作物的选择。冬麦收割后不再种植工作量大且易被偷青的玉米，而是种省时省力的豆子和油葵，也只是供自家食用；秋收后也不再种植大面积的棉花、高粱和谷子，这些庄稼以及相关棉花制品在市场上随处可见，即使老派庄稼人种高粱，也只是在田埂地头小面积种植，“只为了使那高粱秸秆，编放饺子的排排，编盛干粮的浅子，高粱穗子呢，绑帅锅的炊帚，扫地的笤帚”⑧。再如生产方式由机器代替手工，要么是种植者自主操作小型机器，要么外包给专业大型机器进行收割作业。这种生产模式的变化关系到种植成本与实际需求，小说借此反映了当代乡村小规模农业领域在生产规模、劳作方式和种植目的方面的现代化更迭。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写到了养殖业的集体合作化趋势。在《野望》的秋冬季节，芳村乃至全国爆发了影响极大、损失惨重的猪瘟事件，针对这次大规模养殖猪死亡事件，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养猪户联合起来规模化经营养殖场，以降低个体养殖户的风险，统合生产资源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养殖收益。于是，以传统节气文化为指导的农事观念逐渐让位于新型乡土生产模式，小说借此传递了对当代乡村振兴事业的充分肯定。
节庆风俗与农业生产模式是节气文化的直接表征，它们承载了二十四节气的鲜明特色与独特记忆，不断在时代更迭中确证着节气文化的存在形态。除了上述两类冲突之外，小说还写到了生活观念、身份认同、价值追求等深植于乡土人际网络的冲突，它们在《野望》中具象为婆媳矛盾、代际矛盾、养老困境等指向家庭内部与俗世人情的问题。在风俗再变化的书写过程中，极具等级秩序意识的伦理文化变成人物冲突的触发点，比如小年时节媳妇必须在婆家过节的习俗，因女性社会地位相对提升而成为被青年夫妻打破的保守观念；节气文化所强调的赡养老人，关联着过去以孝道为核心、由子女亲自抚养老人的养老方式，但这种方式由于如今赡养者自身时间、精力与能力不足而面临诸多困境。这些观念冲突共同指向了现代化社会中人际等级秩序与长辈权威的弱化，无论是过去强势专制的封建观念减弱了声势，还是被支配者和弱势群体意识到个体独立性的存在，并通过掌握经济实力而获得话语权，实质上是两者共同让位于现今时代对自由平等权力的普适追求。在这一意义上看，小说中描述的此类观念冲突，冲破了节气文化中被迫脱轨走向专制化和权威化、带有约束性和消极性的那部分封建观念，以开放包容的眼光引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观念接轨，使得当代芳村所显现的节气文化透露出一种势不可挡、永恒向前的发展动力。
小说在书写文化冲突时，常常借助密集的、不加引号的对话来呈现彼此思想观念的交织缠绕与话语冲突的衍生过程。这种叙述方式或许与付秀莹的乡土经验密切相关，她曾在小说《陌上》的创作论中说到自己每次回老家都会在村里转来转去，推门就进，到处跟人聊天，“这种聊天是渗透式的，他们会跟你讲家务事、儿女情，算经济账，聊婚丧嫁娶、人情往来，这些‘根根杈杈’让我受益匪浅”⑨。小说中的对话部分充分展示了付秀莹提炼日常对话以转化为文学话语、平衡对话的日常性与文学性的文字功力，更重要的是那种经由对话而显露出来的鲜明群体性格以及内蕴时代变迁的话语符号。
与对话相配合的是层层递进的事件编排，它引导着对话的主题与方向，不断推进小说中节气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比如最后一章《冬至》以说服翠台认可女儿返乡工作为叙事核心，小说在四个场景中设计了四场绝妙的对话，层层推进去表现一位焦虑于孩子前途的乡村母亲，是如何被他者观念所影响、被社会现实所动摇进而逐步接纳青年返乡建设农村的新观念。由此可见，在以对话为呈现形式的观念冲突中，其实还隐匿着立足于文化冲突而寻求解决方式的积极态度。付秀莹在书写芳村节气风俗嬗变时，很明显能感受到通与变这两股力量的角逐，双方都各有立场和道理，但都因为对彼此的情感而妥协。乃至更广泛范围的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冲突与阻碍时，它们落在每家每户中，也更多是以一种表面激烈、实际温情的方式来化解矛盾，最后才促成了传统文化的新变与发展。
付秀莹试图将自己笔下的当代芳村打造成窥探现代中国乡村的窗口，凭借着对风俗变迁的描摹而深入芳村的精神心灵，并由此发现了节气秩序下的人性秘密、文化更迭中的情感动力。其中那些扎实细密的情节设计与入木三分的人物对话，体现了作者对乡土社会中各类言行举止及其背后意义的极强敏感度。付秀莹曾说过，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像一棵大树，你不仅要看到叶子，还要看到埋得很深的根部——伦理、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然后通过你的语言去结构和表达。《野望》借由对话的叙事形式，在书写节气风俗的嬗变过程中，还原了当代乡土社会中既与历史传统和伦理情感割舍不下、又向往与新质文化观念接轨的情感力量。因此可以说，《野望》对节气文化现代面貌的刻画不但是细腻且精准的，而且表现出风俗通变的美学张力与人性魅力。
结 语
《野望》以二十四节气为秩序，创建了一个具有浓郁节气氛围、受节气秩序支配的当代芳村。芳村人以自然物象来感知时间，又通过人文物象的建构，来强化这种与自然环境共鸣的时间思维。饶有趣味的是，小说中随处可见农历时序而不见公历时序，这个叙事细节无疑将读者纳入至以农历历法为主导的自然思维中，以更明确地体悟节气文化与人类感知觉的潜隐联系。这种时间认知或许能将困顿于现代化时间秩序的人们解脱出来，以一种外向于自然与他者的路径来感知自我与外界的同频共振，即使它指向了外在于自我的物质世界，而实际上却借由这条向外感知之路以返回本心，追求一种独立于外界的内心秩序。而这种秩序感正通过《野望》的日常化叙述风格缓缓地流动出来，由此构建了有别于非线性叙事的文学秩序。
作为芳村文学地理的书写者，付秀莹对芳村灌注了无限的心血与情感。在《野望》中，付秀莹不仅描摹了游动于芳村日常的复杂人情物理，也还原了当代乡村在面对传统风俗失落、生产方式更迭、社会等级结构变动等时代变迁时的真实反应。正如付秀莹在《野望》创作谈中所期待的那样：“我想以我手中笨拙的笔，写出一个中国村庄在新的历史场域中的新生新变，我想于平凡的日常生活长河中，呈现大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内心世界的欢乐忧伤，描绘出真实生动、鲜活蓬勃的时代表情。”⑩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8ZD26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21页。
②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③[法]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页。
④傅小平：《付秀莹长篇新作〈野望〉：支撑创作的，依然是坚实的生活逻辑》，文学报公众号2022年8月11日。
⑤⑧付秀莹：《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85、289页。
⑥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73页。
⑦崔庆蕾：《传统的重量与时代的引力——评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
⑨付秀莹 ：《唯有故乡不可辜负——付秀莹谈〈陌上〉创作》，无极味道公众号2016年11月29日。
⑩付秀莹：《“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文艺报》2022年5月30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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