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有情——孙见喜《乡贤》读札
内容提要：《乡贤》所涉的历史时间，为1920—1930年代。其时大历史龙蛇起陆、天翻地覆，苦胆湾及商州地面诸种力量竞起，居多却无意于现实秩序之建构，不过谋求私利，也不断滋生事端，遂教普通人生死难料，命运变幻无定。然当此混乱之际，却有一二特出人物，以其所携带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及其持存开显之观念，勉力维系现实生活和精神秩序的运行。孙老者所持为儒家精神及伦理道德观念，陈八卦则显然秉有道门义理及“法术”，二人相互扶持，力图挽狂澜于将颓。无奈外部世界变乱频仍，二人所持有之观念最终无力应对日渐颓然的现实。但即便世道混乱，“有情”众生之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仍在继续，也最终升腾出深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振拔力量，指向并开启秉有建设意义的未来。
关键词：孙见喜 《乡贤》 历史 文化 “有情”
一
《乡贤》的故事，起笔于1920年代，阶段性终结于1930年代，其间所涉历史时间，约略八年。
八年间虽非沧海桑田，但时移世易，大历史龙蛇起陆、天翻地覆。自其拘（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常）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①。然“变”“常”“穷”“达”岂有定乎？！
“大历史”既已“浑然”，“小世界”又何来规矩？死生，起落，无端而来，又无由而去，又怎能不教结构“松散”，情节“支离”，人物“模糊”，此正《乡贤》“作法”之紧要处。书中小世界的“核心”，为苦胆湾孙老者家族。孙氏一门父子五人，由故事开端以至终篇，仅余老三兴让一人。孙老者长子承礼惨遭割头，死相酷烈，却长时间难知真相；老四文谦加入镇守商州的老连长于广德的武装势力，最终死于战火（初时头颅亦不知所踪）；老二取仁先是外出学做生意，后家中巨变，遂返回操持家务，后来还做了学校的校长，孰料即便殚精竭虑，力图有所作为，最终也难逃厄运，被村中外姓人马皮干杀害，落得个身首异处。还有那孙老者，一生行善，勉力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维系苦胆湾人事，却也未脱悲惨命运——被自家所养毒蜂葫芦豹蜇死。其他如在孙家常住，地位却高于长工的海鱼儿，原本老实，却在孙文谦死后与孙氏遗孀琴有染，被赶出家门后怀恨在心加入了哈锤子固士珍的队伍，设计害死了孙取仁。孙家大儿媳十八娃被老连长霸占，身份仅在妾奴之间，一度生活也颇多心酸。苦胆湾虽偏居一隅，却也无从脱离外部世界此起彼伏的诸种势力的影响甚至左右。孙氏一门的得丧、生死、悲喜，为全书笔墨重心，乃其“尽精微”处。然这“精微”虽曰琐屑，却不可避免地和更为广阔的“大历史”紧密关联。
故此，虽以苦胆湾孙氏家族于世变频仍之际的命运遭际为中心，全书展开之“世界”，却远未局限于此。无论长子承礼之死，还是四子文谦失手杀死十八娃养父老贩挑之事的善后处理，皆不能逃脱老连长于广德的左右。而毛老道宣称建立后清，大封官员，也教孙老者几乎丧命。如是种种，皆说明树欲静而风不止，苦胆湾虽小，生活于其间的人物也不过是乱世中普通众生，但外部世界若如涛涛巨浪，苦胆湾便似一叶扁舟，随浪上下，起伏不定。“小世界”与“大世界”交相互动，“小人物”和“大历史”休戚相关，共同表征着1920—30年代历史面向之复杂性。
不独州川上下各种势力此消彼长、混乱无序，其间人物观念、行状亦无定规。孙取仁、孙文谦、唐靖儿、固士珍、狗欠欠、海鱼儿等等人物，观念、品性虽有区别，人格亦有高下，但最初皆属普通百姓，当此混乱之世，或被迫卷入现实（历史）纷争，如孙取仁、孙文谦；或目见现实混乱，无心安稳生活而浑水摸鱼、揭竿而起者，如唐靖儿、固士珍。其他如狗欠欠也颇具典范意义，她最初加入固士珍的队伍，后又入王修竹等人组织的“读书会”，成为革命一脉颇为激进的人物；海鱼儿原本也算良善，但与琴有染东窗事发之后，恶性暴露，成为如固士珍一般极具破坏性的人物……凡此种种，皆说明《乡贤》所述，乃是一时期历史大局未定前的“浑沌”状态。如全书开篇因十八娃草面庙之遭际相继引发数人殒命，也间接改变了孙氏一门两代人的命运，背后原因，均与老连长于广德有关。此后数年，现实仍变化无定，但商州地面最具影响力的老连长的队伍却日渐壮大，时而维系一方平安，发挥“兵”之责任；时而又为祸乡里，显出“匪”类品性。其他如南山罩、毛老道、唐靖儿、固士珍，或起或灭，时兴时衰，道理亦是如此。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历史即便一度“浑然”，终究要开出全新也整一的“秩序”。此为《乡贤》之大用心处，乃全书故事终结前所敞开的可能世界的重要一维。“小世界”苦胆湾如以孙老者为主，“大历史”（外部世界）自然以老连长为尊，然在大结局前一章，老连长被十八娃的相好小牛郎剁成数节，嗣后孙老者则被自己“养育”多年的葫芦豹蜇死。“大”“小”世界的典型人物皆猝然离世，全书音调潇然凄然，其境庶几近乎《红楼梦》“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之虚空茫然。然一如《红楼梦》既详述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亦写自聚至散、由“热”入“冷”之衰，《乡贤》境界虽不乏颓然茫然，如露如电之喻，其间却仍有巨大的“上出”的力量。
“历史”王旗变换、混乱无序，然山河静默无言，却也总有若干振拔力量沉于其间，潜滋暗长并生成为巨大的建构的力量。此力量或如山间溪水，初不甚大，但遇山石曲折，可使百川汇流，假以时日，遂成浩浩荡荡之势。如《山本》写预备旅、保安队、逛山、土匪等势力左右涡镇人事的同时，详述游击队由初创至渐次壮大，以至于发展成为红十五军团，代表历史的进步力量，为天命之所系②；《白鹿原》书写诸种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搅扰得白鹿原人不能安生，而以鹿兆鹏、白灵等人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断努力，克服种种极端境况，最终使得“白鹿原”由“乱”入“治”一般，《乡贤》叙述老连长、南山罩，以及唐靖儿、固士珍、毛老道等势力之起伏、兴废的同时，亦述及张子刚、王修竹以及“读书会”成员的革命之举，其时虽未对商州地面的局势产生较大影响，但却是历史进步力量的典范。还有那虽身在商州，却胸怀家国，于天下大势、世道人心皆了然于胸的亮亮，数次为老连长剖析时局，因见识超群而教老连长折服，其情其境，一如未出隆中便“三分天下”的诸葛孔明。亮亮拒绝老连长的邀请，决议前往西安学习，怎知不是去走类如白灵的道路？再如那孙家老三兴让前半生并无大志，不过用心用力于农事，但历经时局动荡，家中种种变故，尤其是父亲、兄弟皆不幸殒命后，遂性情大变，生出“革命”的念头。
媳妇一下子跪下去，抱住丈夫的腿，哭道：“往后一家人吃啥喝啥呀？”
老三轻轻推开媳妇，说：“我上南山去当逛山呀！”
媳妇说：“逛山门里一盆血啊！”
老三说：“那我就端着一盆血去革命呀！”③
此为全书总括之笔，无疑富含深意。州川上下甚至西安省，诸种力量竞起，一时纷然杂陈，致使普通人之生活世界乱象丛生，“历史”亦为之阴晴不定，但终究有“上出”之象，乃由“乱”入“治”之意。此即老三决议参加革命之举所蕴含之历史逻辑，亦属理解全书历史观念之紧要处。
二
以近百年后的视野观之，《乡贤》所述苦胆湾及商州地面的故事已成“历史”，然如以历史化的眼光看去，则其间若干人物所见所遇，皆为现实。“历史”龙蛇起陆、动荡不安，现实生活便难有宁日，然即便如此，普通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仍在继续。置身此种被给定的命运中，分外需要内在精神力量的支撑。此即《乡贤》几乎巨细靡遗地书写种种文化观念及民间习俗的目的所在。
时在1920—30年代，传统文化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仍在。即便属略显偏僻之乡野，儒家道家释家人物也所在多有。世变频仍之际，他们也自然显发出对于世态人情、世道人心略有不同的文化应对。“当一个国家处于秩序大乱，一切都崩溃了，那么社会依靠什么维系着朝前推进？”④进而言之，“是什么东西在维系着苦胆湾的村社秩序和家族绵延？当他们一次次遭受灭顶之灾，一回回心灵和肉体都被撕扯得血肉模糊时，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撑持着底层人群的生存信念？又是一种什么能量在不断修复整合着他们散架的骨板和破碎的灵魂？”⑤通览全书，答案不言自明。如《白鹿原》以晚清民初关中大儒牛兆濂之生平行状为原型本事，形塑在全书中具有精神统摄意义的重要形象朱先生，《乡贤》中的孙老者，也有些“来历”⑥：孙老者，本名孙法海，其“光绪年间在县衙里执过水火棍”，也“识得几条大清律”，虽有点小脾气，但“做事还公正”，是颇为典型的乡里贤达。他常在乡里行走办事，“给人合辙解疙瘩，正直公道”，在苦胆湾甚至州川上下颇有名望，“不到五十岁就被人称作孙老者”。他有自己的信条，那便是“见姻缘说合，见冤家说散”。家产虽算不得丰裕，但在苦胆湾，却也称得上是“吉庆有余”的“积善人家”。尤须注意的是，他幼时读过私塾，“知孔孟，通文墨”⑦，其大要出自儒家的观念，也极为充分地体现在他为四个儿子所取的“官号”：一曰承礼；二曰取仁；三曰兴让；四曰文谦。这礼、仁、让、谦，皆属儒家义理及与之相应之生活观念之关键词。孙老者所持观念核心为儒家，因之不难辨明。
孙老者不仅以儒家观念维护家庭秩序的正常运行，也兼怀儒家由“内圣”开出“外王”的理想。某一日他反省苦胆湾及州川上下形势之后，抬眼望天，生出如下思虑，深具意味：
天上星星出得明明朗朗，北斗七星各有秩序。秩序，秩序，社会乱了，人心乱了，得重排人心的秩序啊！秩序就像一件袄，袖子长短合适，前襟后襟合身，而领子就是忠孝仁义呀！把领子提起来，穿衣就很便当……⑧
由星空联想到人间秩序，约略有中国古代“天文分野”的意趣⑨。孙老者还由此延伸出对高等小学创办的意义的思考。高等小学宗旨虽有极为鲜明之时代特点，却也不乏儒家理想现代转换后所开之境：“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发展国计民生、扶持社会生存、延续民族生命”，进而实现“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世界大同”。⑩所设课程亦新亦旧，既有沿用旧制的《论语》《大学》《中庸》《三字经》等，亦有算术、自然、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为更为鲜明地传承“旧观念”，学校特意邀请孙老者和陈八卦“讲古”。二人所讲，不外杂糅儒道二家所成之经世济民思想和修身观念，其间包含复杂的劝勉义：“树道德、修品行，学好孔孟，于乡梓有益，于国家成栋梁。”陈八卦更明确论及知耻、敬畏、决心这“改过”三义，并强调个人修养工夫的次第及紧要处：“改过要经过三个渐进的阶段，初始从事上改，继之从理上改，终了从心上改。心上改了就彻底了。所谓治心、明理、禁过，思、言、行就一体化了。”11其说无疑超出道家观念而近乎儒家所论之修养工夫。亦足显如孙老者、陈八卦所见，应对其时复杂之现实问题，要在人心的重塑（修身、齐家），并以此为基础，开出“外王”（社会秩序重建）之境。
于修身、齐家一途，孙老者在苦胆湾甚至州川上下不遑多让，其行其思，自然也影响到苦胆湾其他人物。但生逢乱世，虽有济世救民之心，孙老者及其所持守之观念仍无从挽狂澜于将颓。其家庭屡遭变故，死伤零落近半，兼有貌似贤良的琴的苟且之举，他也无从驯顺或感化品行恶劣且心怀异望的马皮干，此皆说明其观念在现实推进过程中的无能和无力。或因洞见于此，也深知彼时乡间观念之复杂多元，《乡贤》于儒家形象叙述之外，亦兼述道、佛二家及民间信仰。
历史地看，儒道二家虽为两脉，但千余年间互相影响，交互成就，融通实多于分殊，互补更甚于交锋。概而言之，儒家足以处常，道家足以处变，世乱频仍、变常无定，于儒家人物之外，有对道家人物的细致描画，以为儒家之“补充”，也便属顺理成章之事。《乡贤》笔墨重心似在孙老者，但作品甫一开篇，便述及陈八卦，且在此后故事的发展中，颇为细致地描述陈八卦之生平行状及其意义，自然包含着道家义理及其应世之道的复杂寓意。如论者所言，细察《白鹿原》中朱先生之观念行止，可知其并未局限于儒家，而是吸纳极多道门观念，乃是一儒道交融之复合形象12。《乡贤》细致书写陈八卦所持有之复杂观念，同样有儒道融通的意味。陈八卦早年入庙做道童，所习为全真龙门派“内丹理气复元之功”。
病愈后印公道长教其读童蒙、背经书、读诸子杂集；少长，请道师导学，定志，辨命，还虚，从《道德》入门，读《琼纲》，辨《玄要》，入《悟真》，进《参同》，习《博易》；再而《黄庭经》《太平经》《上清经》《慧命经》一路攻下，成于《洞天秘典》《金火大成》，最后驻于《奇门遁甲》。民间云：学会奇门遁，敢把天下论。13
有此功底后，陈八卦做了掌房道士，所论只在天相、局变、灾异，几不屑于占卜失物等小小伎俩。他能点阴阳、踏堪舆，遂成州川及东秦岭南北之重要人物。
就全书整体论，孙老者、陈八卦需合并理解。二者显现儒道交互，共同促进苦胆湾人事行进的意义。因通法术，擅堪舆，能驱鬼，可治病，陈八卦成为可以自由出入于各种力量的重要人物。他用心维护孙老者和老连长的关系，也在重要关头，解救孙取仁、孙文谦。等等，是个“入世”的人物。如孙老者所言，他以道门神奇法术，颇多作用于苦胆湾人事的安稳，但即便精通《奇门遁甲》，敢把天下论，陈八卦却无心也无力洞见天下大势，也便无如《山本》《古炉》中陈先生、善人所秉有之“渔樵观史”的意义。14他一时可谓长袖善舞，在与释悟真甚至老连长、固士珍等人的复杂关系中游刃有余，却终究要与孙老者一般，和他所置身其间的世界一同“朽坏”。再如佛门代表人物释悟真，主持金陵寺时与陈八卦颇多抵牾，又与孙老者产生嫌隙。孙氏一门数度面临不测之境，背后的推动力量，皆源于此人。他可谓用心良苦，为维持甚至扩大金陵寺庙产，几乎无所而不用其极，绝少佛门高僧大德之境界修为与气量。孰料机关算尽，转眼成空，既无心于济世度人，仅谋些个琐屑私利，一当国势衰微，覆巢之下，又安有完卵？其行其思，教人慨叹！作品结尾处，陈八卦在山中偶遇释悟真（范长庚），已然遭遇世变，二人皆有基于自家所托思想之重要“了悟”，极具意味。其时那范长庚看到陈八卦后，顿时立定，“用拐杖撑了身子，双眼一，伸长脖子，看清来人”，遂用“诵经的低沉声调说：‘噢，是油坊里的。我说，脚下无履云作履，出游全靠一股风，阅尽天下奇怪事，杨柳枝头波涛平。我老了，不再奔走了，一心一意念经呀，出家人一心念佛才是正经主意’。”陈八卦闻之心动，也由衷地表示：“‘我娶了个老婆，租了几亩山坡地，一心注在种药行医呀……’”15
然这范长庚（释悟真）因应时变，悟得收摄身心，专意佛事的重要，其间观念转换义，并不可与陈八卦同日而语。陈八卦虽属道门，却甚少萧然自远、任性自在、以无为应世的观念，倒是极近龙门派开山祖师丘处机的“有为”思想16。此间义理，亦如张伯端所言：但见无为为要妙，岂知有作是根基。陈八卦尽力支持孙老者维护苦胆湾正常生活秩序，所建“功业”实不亚于孙老者。也是福祸难料，天意难测，孙老者不幸身死，苦胆湾精神支柱坍塌，好一似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孙老者极为看重那一条水火棍所蕴之精神象征意义，孰料那水火棍先是险些断裂，继而落入唐靖儿之手；他还精心“养育”毒蜂葫芦豹，怎知乃是养虎为患，自家最终因此身死灯灭。当是时也，真是呼剌剌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缘起缘灭，生死难料，连学究天人，道贯古今的陈八卦也逃不过。此间寓意，既深且远，人乎天乎，是耶非耶，徒留长叹而已！
传统文化之核心义理及其价值偏好或可以儒、道、释三家约略说明，普通人赖以应对日常事务维系精神安稳之文化意象却极为繁复。如论者所言，此书或因对如今已然消逝的婚丧、巫觋、风水、节庆、礼仪、村社乡规、宗教活动，以及流行于商州地面的臭臭花鼓巨细靡遗的书写而“不会被历史和时间遗忘”17。亦有论者注意到，此书作者用心，并不全在一般意义上所谓之“故事”的条分缕析、起承转合，似乎笔墨重点，也不在人物命运之起落成败。如开篇述及十八娃一泡尿致使两人丧命，但其间隐情，以及承礼之死的真相却被一再延宕，直至作品行将终结时方才水落石出。既无意于详述人物及故事，在承礼死后，宕开一笔，去写草面庙十八寡妇哭丧，写十八娃那一段叫天地为之动容的哭诉，似乎也颇为自然。草面庙获取承礼人头一节尤为神奇，虚虚实实，真假难辨，实不过掩人耳目的“闹剧”一场。再又写十八娃哭父亲老贩挑，以及与她相应的“臭臭花鼓”凄惨悲凉的旦腔之婉转曲折。其他如尿床王、刘奴奴以及老连长于广德的老姑善唱“臭臭花鼓”，《女儿回十》更是反复出现，且成为映衬老连长命运的重要意象……对与人事密切相关之风土人情、民间文化的细致描绘，或意在说明“物”比人长久，如老连长、孙取仁、孙文谦等等人物一时也可谓风光无两，堪称乱世英豪，但悉皆殒命，身死灯灭，化烟化灰。然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人事虽有代谢，往来可成古今，其间仍有不变者，孙老者、陈八卦所传承接续以及因应时变所转化的观念并不虚妄，也不会随人事的起落而如风飘散。历史硝烟早已散去，一辈人物亦成古人，但精神气脉仍在，文化不绝若线，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浴火重生——此或为《乡贤》铺叙颇为繁复之文化意象的要义所在。
若稍放宽眼界，不难察觉此书与《白鹿原》可堪对照之处，18通读全书，也不难知晓《山本》亦可成为读解该书之重要参照。《乡贤》与《山本》所处理之历史、文化、人物颇为相似，与《白鹿原》核心故事亦极多交通。《山本》书写历史沧桑巨变及源自中国古典思想之文化应对，标举“通观”及“渔樵”论史之观念，所开乃是“与天地万物并在”的世界。19《乡贤》亦写儒家道家佛家人物，述及大致相通之文化观念之现代境遇，用心却不在形而上之“天地境界”的开显，而在有情众生日常运命之起落成败，虽亦述及宏阔的历史之变，却无意于通达古典史观源发于仰观俯察所获之“自然”境界。《白鹿原》详述儒家文化及其所形塑之人格所面临之现代境遇，书写如朱先生、白嘉轩于易代之际的无奈和无力，亦洞悉儒家文化虽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秉有无可置疑的历史进步义，却在“现代”以降之历史语境中逐渐式微渐次“消隐”的过程，表征着现代以降传统文化之运命，亦内蕴着传统精神再临的意味。《乡贤》亦述及于此，但笔墨的重心，似在多元文化、多种观念纷然杂陈所开之更为宏阔之现实和精神面向，约略可以“浑沌”之境名之。饾饤琐屑之日常生活了无规矩，由之形成之总体世界之整体面向亦浑然茫然。生活于其间的人物也须经历精神和现实的动荡，但无论历史兴废起落，个人命运起伏无定，内在的文化精神却根脉不绝。它或隐或显或盛或衰，皆有安妥俗世人心，进而成就“有情”众生及其生活世界的重要意义。
三
既入《乡贤》世界，触目皆为“有情”。老贩挑对十八娃的母亲宁花有情；孙老者对其子孙及苦胆湾乡亲有情；陈八卦对孙老者一家有情；十八娃与小牛郎彼此有情；尿床王和高卷对不幸离世的儿子有情，甚至书中颇多叙述的臭臭花鼓，凡人逝去后通宵吟唱的孝歌，更属前人有情通于当世的典范。“情”之一字，意义也并不一贯。有亲情，有爱情，有同情，亦有动于中而形于言能兼善天下的济世之情。种种情感，彼此交融，难分高下，共同成就了《乡贤》世界颇为动人的部分。这“有情”二字，可换作“人”，然“人”一“有情”，即会引发内心的躁动，发动种种欲念。身在太平岁月，诸法完备，欲念即便蜂起，却也会随缘生灭，不至于盲目泛滥，害人也为人所害。一当遭逢乱世，礼崩乐坏、王纲解纽、诸法废弛，诸种欲念便如《水浒传》开篇所述之太尉误开“伏魔之殿”，以至于“群魔”进入人世，闹得个天翻地覆一般，书中所述之诸种力量如老连长如南山罩如唐靖儿如固士珍，皆属此一类人物，因缘际会，成为一时豪强，为极具破坏性的力量的典范，搅扰得州川上下难有宁日。
此类破坏性力量，庶几近乎晚清后文人对“暴民”及“流寇”之于乡间的负面影响及其所呈示之暴力的循环的隐忧。20老连长的武装源出于“反正”后兴起之“江湖会”，他亦正亦邪，抑或可谓正邪难辨，驻扎于州川后，多少也起到些维护地方平安的正面作用，但即便势力壮大之后，却仍本性未脱，其所带领之“灰皮”，未必就比土匪、逛山良善多少。他相中十八娃，起了掠夺之心，竟将十八娃的丈夫承礼残忍杀害，放纵的是色欲，起的是杀心。孰料因缘流转，其最终被十八娃的相好小牛郎拿一把偏刃斧剁成了“节节子”，可谓果报不爽。还有那唐靖儿原本也是老实的手艺人，因缘际会，拉起了队伍。还有哈锤子固士珍，做学生时便不良善，落草为寇后更是为祸乡里。这一干人等，或生或灭或起或落，皆使州川上下近十年间从无宁日。然身在被给定的现实之中，生死难料，福祸难知，普通生活依然要继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仍其旧，真可谓是有人星夜赶考场，有人辞官归故乡，有爱有恨，有生有死，有悲有喜，有进有退，无论大历史还是小人物，大多如此，甚少例外。其中颇为典型也颇有意趣者，无过十八娃。
看那十八娃，出身已极传奇，又出落得模样出众，也是命定，与老连长有了交集。后虽嫁与孙承礼，但似乎对早年相好小牛郎不能忘情。承礼死后，进入老连长家中，成为亦妾亦仆的“下人”。还是命定，小牛郎成为爆炸案的嫌疑人，被困在老连长家，其时，十八娃与他暗通款曲已久，从窗户去看劳作的小牛郎，十八娃一时间心旌摇荡，不能自己。
蓦然间，她觉得自己是在石瓮沟，站在崖涧涧上，胳膊上还挎着那只藤篮篮，鼓着小腮帮子给哥哥唱一支歌。她和他，在松林里拾干柴柴的时候，在沟畔畔摘野草莓的时候，在坡座上挖荠荠菜的时候，哥哥叫她唱她就唱，她最爱唱的是外婆教给她的童谣……21
当是时也，十八娃柔肠百转，忆及二人在背街小学茶水炉叫人“多么担惊受怕的幽会”，一时间“甜蜜在心里永驻，温馨得心底燃烧”。此后不久，小牛郎便剁了老连长，二人远走高飞，一段被延宕的姻缘最终有了教人安心的落脚处。一代人于大历史中起落、生灭，难以自主，无从逃遁，日常所能依凭者，不过因有情所结之家庭人伦关系。“历史”浑沌未分，普通人悲喜交织之日常生活却清晰可见。《乡贤》大处浑沌，小处清晰，其意或在于此。
佛家亦论“有情”：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但此处所言之“有情”，直接的来源，却是沈从文。1950年代后，历经时变，沈从文逐渐转事杂文物研究，并从后者所关联着的“人”与“事”上，意会到更为复杂也颇具意味的生之意义：“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外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22彼时沈从文有此感慨，原因无他，乃是在易代之际个人生活和事业转变之时心灵挣扎的真实记录。当是时也，虽努力重新拿起笔来，去书写新生活中新人物的新情感，无奈尝试数次并不“成功”23。“文学”既不能继续，“杂文物”研究能否寄托生命的种种思虑，进而有安妥精神的作用，沈从文一时并无定见。但从《史记》中，他发觉“事功”与“有情”的辩证，意会到即便不能行前一种路，仅着力于“有情”，生命的意义亦可得以“永在”24。
基于同样的原因吧，那些活在1920—1930年代商州地面的各色人物，无论正“邪”，管他妍媸，肉身皆已湮灭，却因这一部《乡贤》的存在，而获致更为长久的“生命”。借此说明，那些活过爱过折腾过希望过失望过的一辈人物和他们的生命故事并不虚妄，也并不随着历史尘烟消散无踪，而是永驻于文学的世界里，成为后之来者的镜鉴。
[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路遥与延川《山花》研究”（项目编号：2019J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转引自贾平凹《山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41页。
②关于此一问题，可参见杨辉《历史、通观与自然之镜——贾平凹小说的一种读法》，《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亦可参见《白鹿原》临近结尾处朱先生关于“天下大势”的预测。其中复杂寓意，不可不察。
③ ⑦ ⑧ ⑩ 11 13 15 21孙见喜：《乡贤》，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39、10、110、135、204、44、439、408页。
④贾平凹：《论〈山匪〉的价值和特点》，《商洛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⑤陈彦：《乡贤》，封底，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
⑥论及该书材料来源，与孙见喜交往甚笃的贾平凹有言：“他（孙见喜）的家族在乱世中是很典型的家族，也是不正规的家族，有点像土匪的家族，他对这段生活是据实而写的”，其中唐靖儿、固士珍“商洛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足见此书核心故事和人物，亦有若干原型本事可循，并非虚构而成。参见贾平凹《论〈山匪〉的价值和特点》，《商洛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⑨参见王洪军《天文分野：文学地理学的思想来源及意义》，《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12参见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14参见杨辉《自然山水与“渔樵”观史——贾平凹历史叙事发微》，《天津社会科学》（未刊）。
16参见佟洵《全真道龙门派始祖丘处机与道教的中兴》，《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7 18费秉勋：《〈山匪〉是不会被历史和时间遗忘的》，《商洛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9参见杨辉《历史、通观与自然之镜——贾平凹小说的一种读法》，《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
20参见孙郁《从“未庄”到“古炉村”》，《读书》2011年第6期。
22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对沈从文于杂文物研究中所蕴含之情感寄托的深入探讨，可参见张新颖《“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6期。
23参见张新颖《杂乱的工作，纷扰的事——沈从文在1952—1956年》，《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
24参见张新颖《沈从文与五四：阶段与变化》，《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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