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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展中的我国当代文学学科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 张炯   2023年07月07日17:09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史料,通过对学科的完整构成与发展历程的回顾,对学科理论批评导向的反思,对学科资料的积累、清理与编纂和学术团体建构对学科建设的贡献,以及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展和成果等方面,对我国当代文学学科七十多年作了多视角的论述。并提出对学科进一步完善的希冀和展望,指出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共同体的美好未来的历史前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及其研究也必将迎来新的高潮,学科建设必须为攀上新的高地做充分的准备和努力。

关键词:当代文学学科 理论导向 资料积累 文学史建构

一个学科的建立,必须有独特公认的研究对象,有本身必要的知识构成、资料积累与相近学科的有关知识背景和理论的支持,还得有宏大的孜孜以求的研究队伍。

我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雏形虽肇始于1950年代末,它的走向成熟,却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逐步形成的。之前,在学校教学中,它附属于现代文学学科。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的文学作为当代文学,以区别于1919年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文学史家的这种划分,借鉴于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分期的某些标准,在学界自然有个约定俗成的历史过程。当代文学学科的内涵包括研究当代作家作品、当代文学现象、流派、运动、思潮和文学发展历程,既涵盖文学评论,也涵盖文学史建构。而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历史知识,特别是我国古代到现代的文学史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则是当代文学学科构建过程的必要知识支撑和理论导向。

关于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曾有两种意见,大多数学者赞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为研究对象;也有学者主张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人民革命根据地文学为当代文学的起点,理由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学,其基本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均肇始于延安时期,创作模式一脉相承。

无疑,我国当代文学是“五四”以来现代新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它继承了现代新文学的许多积极传统,如以白话取代传统的文言,使之成为文学发展的主要语言媒介,并且大量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取材视角、表现方法和技巧;在此基础上使我国文学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空前多样化,更广泛地表现现实生活,表现人们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情感、行为性格,特别是表现平民和走向平民,致力于文学形式、风格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但当代文学毕竟产生和发展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时代,表现革命历史斗争、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其题材、主题的主旋律,广泛描写工农兵等人民群众、特别是英雄人物的形象,构成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主体,而形式、风格的民族化大众化更成为众多作家的自觉追求。“人民写”和“为人民”相得益彰,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共存互补,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突出历史特征。因而,它确实又区别于现代文学。尽管它与此前的人民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有直接的渊源,但前者毕竟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时代和地域特色。而文学的分期,还必须考虑到文学的历史土壤的整体变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划时代的因素。

在我国历史上,当代文学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即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现实天翻地覆,文学的思想内容必然呈现相应的深刻历史烙印。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大规模撞击,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想的涌入,也不能不给当代文学带来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在这时期,我国作家所表现的文学创造性在不同的具体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特色。而文学规模的大发展,作家作品的空前增多,总体上进入人民文学的新时代,更是我国当代文学超越以往文学的划时代的突出标志。这一切都为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带来新的特点与难点。

回顾当代文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自然应该注意其不同历史时段文学创作和学者研究的特色。从实际情况看,大体可以分为如下的几个历史时段:

(一)当代文学学科的雏形期(1949—1966),也即共和国初期的十七年。彼时,当代文学迎来共和国初立,经历朝鲜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在时代坎坷中文学创作走向初步繁荣。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包括儿童文学、科幻文学创作都有相当的发展,当代文学研究虽也产生部分专题著作,其主要成果则为当代文学评论。由于那时曾不断掀起对特定思想倾向和作家作品的批判运动,如对“小资产阶级倾向”、对电影《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及胡适唯心论、对胡风文艺思想、对所谓“右派文艺思想”以及对所谓“修正主义”及人性、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等等。因此,当代文学研究,也无不受其影响,产生一定的偏向。“文革”前夕对《海瑞罢官》等作品的批判,以及林彪委托江青等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1930年代以来许多作品和作家的全面否定,更使当代文学的正常研究很难以进行。尽管如此,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文学评论家对于系列“红色经典”作品和众多优秀之作的肯定,至今看来还大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950年代末出现的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尝试也十分可贵。如1959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和出版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对其时文学做了简介性的评述;还有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分别编写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稿》,虽属对若干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评论的汇集,毕竟也属于史著的尝试。那个时段毕竟较短,当代文学学科尚难以确立,只现雏形,在高校教学中或附属于现代文学,或全然阙如。

(二)当代文学研究的停顿期(1966—1976)。十年动乱,由于学校停课闹“革命”,各文学报刊、出版社、研究机构先是被停,后期虽有局部恢复,但文学研究基本停摆。姚文元之流的极左评论无科学性可言。流毒所致,使当时罕有的文学研究无不受其影响。如辽宁大学曾出版《文艺思潮三十年》一书,也不免带有当时左倾思潮的烙印。1970年代初,文学报刊与出版社的业务有所恢复,为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积累,然而科学院和高校研究机构还处于停顿状态,严格地说,直到1976年,尚无比较扎实的著作可以撑起当代文学学科。

(三)当代文学学科的全面创建期(1979—2000),也即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前期。其时在理论上倡导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文学创作先是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接着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女性文学等现象,还萌生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性戏剧。大批文学评论家在批判“左倾”危害的同时,满怀热情为新的文学现象鸣锣开道。当时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迫切需要教材。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恢复。而当代文学的发展已近三十年。如何评价此段文学,必须在课堂有所交代。一些高校也开始从现代文学教研室和写作教研室分流出一部分教师,组建当代文学教研室。除独立编写教材外,还开始跨校联合,串联多所学校的教师力量,集体编写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和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3卷),是当时教研室编写的代表著作。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郭志刚牵头的十院校教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陆士清牵头、二十三所院校教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3卷),就属多校教师联合编写的成果。而中国社科院在原当代文学组的基础上成立当代文学研究室,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系统先后也成立文学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部,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同样奋身参与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以故,当代文学学科在评论发展、资料整理、文学史著作等方面都迅速出现新的局面。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由冯牧等主编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选编了当代二十多位著名理论批评家的评论作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者评论家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评论家丛书》、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文丛》等当代文学评论选著相继问世,陆续展现其时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实绩。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的、由该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与复旦大学、杭州大学、苏州大学等数十所高校老师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8卷)陆续问世。还有中国社科院学者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以及高占祥、李准主编的《新时期文学艺术成就总论》等带有阶段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出版,另有刘魁立主编的二十多种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著陆续问世,有些文本也涉及当代文学,更有其他学者编著的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也纷纷出版。仅从文学评论、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资料积累三个方面,以斐然可观的学术成果,标志着当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和显著发展。

(四)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期(2001—2022)。这一时段,文学创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条件下,走向新的繁荣,也涌现新的问题。学术界先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因国家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学术体系的新建构被更加重视。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有关文艺论述的指引下,十分重视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并发扬中国传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纠正文学发展中的新的偏差,促进文学创作健康发展。在这二十年中,当代文学研究也涌现新的风貌:新世纪文学、包括新崛起的网络文学,成为文学评论的热点,宏观与微观评论都有发展,批评视角和方法更见多元。文学史研究方面尤涌现许多具有新意之作。世纪之交即有些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个人撰写当代文学史之风逐渐结出引人注目的成果。继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新世纪陆续涌现了陈思和、陈晓明、程光炜和孟繁华等分别编写的当代文学史新著,还有申金汉主编、集体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比之首批的文学史只写到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新一轮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内容则延伸到1990年代。谢冕的专著《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严家炎和孔范今、张毓茂分别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观点与写法上各有自己的特点,因其打通现代与当代,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做了新的考察而新人耳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中国文学通史》(12卷)的当代文学史部分(共3卷)也在集体努力下,不仅涵盖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文学,还涵盖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等各类体裁的作家作品的评介,其全面性和论述作家作品之多都为以往的当代文学史著所未见。同时,当代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网络文学史和地区文学史都涌现了新作,中南大学欧阳友权团队对网络文学所作的系统研究,尤令人瞩目。更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和地区性文学史等相继出版,从各个方面和视角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

2009年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作家出版社不仅推出新中国建立以来文学创作各方面的优秀作品集,还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其中包括谢冕、何西来、何镇邦、雷达、李炳银、孟繁华、白烨、陈晓明、阎晶明、李敬泽、吴义勤、谢有顺等仍然活跃于文坛的评论家的评论集,展示了新世纪文学评论的实绩。其他评论家如陈思和、郜元宝、洪治纲、王尧、孙绍振、刘登翰等,以及许多新锐评论家也纷纷出版了新的个人评论集。尽管文学评论仍然赶不上创作的迅速发展,而评论的多样化和评论家开始介入网络文学,却属可喜的现象。大批新的评论家茁壮成长,特别是大量具有博士、博士后学历的青年学者加入当代文学研究队伍,从文化人类学到文艺心理学,从传统批评到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视角和方法的评论,都新作不绝,促进了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

在当代文学学科形成的过程中,对前27年和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的评价曾产生差异。由于两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价值取向以及思想与艺术标准的差异,学者中既有贬低十七年文学、否定十年“文革”文学而全面肯定新时期文学的,也有肯定十七年文学而对新时期文学取负面评价的,后来也有对“文革”时段的文学不一概否定,如对某些“样板戏”和未受左倾思潮影响的作品取适当肯定的。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曾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分歧。但之后,大多史著皆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既不以新时期文学的眼光去否定以往的文学,也不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思想和艺术取向来否定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学。而趋向论述不同时段的文学创作的特色、表现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原因,对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均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体现出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越加实事求是的走势。

反思上述不同时段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我们首先当然应当看到,其建设离不开正确理论的导向,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分不开。而它的缺失,也与历史过程中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潮相关。

“五四”时代先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潮风行,“人的文学”被大加提倡。而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十月革命”后才大举传入我国,并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倡导下,日益影响到文学。与“五四”后的现代文学不同,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迅速成为当代文学及其研究的主流思想导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更长期成为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前进指南。之后,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文艺问题的系列论述,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与文艺实践相结合,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本质和多层次、多侧面的规律,涉及文学的人民性、现实性、审美性,涵盖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批评论、发展论、生态论,而在结合中国文艺实践和吸纳中外新的科学成就的过程中,走向中国化时代化。虽然我国在具体实践中曾出现过或左或右的偏差,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的继续存在,引起文艺理论问题的多方面激烈的争论,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真理性及其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主导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我国当代文学七十多年的发展中,茅盾、周扬、冯雪峰、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何其芳、蔡仪、陈荒煤、冯牧、陈涌、秦兆阳、叶以群等老一辈我国文艺理论家,尽管程度不同地受到当年左倾思潮的影响,但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肯定当代文学优秀作家和作品方面都作出了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多仍健在,并在理论上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作出贡献。1980年代新崛起的文艺理论家如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胡经之、

杜书瀛、董学文、朱立元、王元骧、曾繁仁、李衍柱、南帆、姚文放等也勇于对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做新的探索,并以自己的著作影响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总体而论,除了动乱十年中“四人帮”一伙的“极左”理论观点曾给当代文学产生很大危害外,后四十多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对我国当代文学沿着健康轨道前行,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间,围绕伤痕文学、艺术思维、人性与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主体性、新人文精神、古典文论的现代化诸问题产生过热烈的讨论,应该说,尘埃落定后,对促进当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良性的影响。而习近平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更成为我国文艺攀登高峰的指路明灯。事实表明,离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确轨道,总使我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走向歧途,产生迷误。

当代文学评论的蓬勃发展,构成当代文学学科的一大特色。文学评论向来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作家与读者的桥梁,文学评论不独为读者阐述和评论作家的作品,也向作家反馈读者的反响。它既要独具慧眼地反映作家的创作成就,又体现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论观点和批评标准。宏观的文学评论还要对创作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作出具有历史眼光的评价与分析,或对某时段全国性的文学现象作出概括与检讨。因而文学评论不但构成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成果,它必然成为文学史研究积累重要的参照,也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思考的启示。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同样起着上述的重要作用。

毋庸讳言,在当代我国文学七十年的发展中,文学评论不独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中的“左”、右倾向的影响,还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干扰。当代文学评论中出现的种种偏差,如历次掀起的带有“左”倾偏向的批判运动,或曲解否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来自右倾理论观点的挑战,往往都与受到错误的文艺理论观点的影响相关。从总体上说,七十年间当代文学评论也在坎坷中前行,不同时期并不平衡。但成绩还是主要的。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倾向以及姚文元之流所代表的“棍子式”评论被淘汰,自属历史的必然。

七十年间对当代文学评论做出贡献的既有上述老一代理论批评家,也有1950年代后产生影响的朱寨、李希凡、蓝翎、闫纲、严家炎、陈丹晨、谢冕、杨匡汉、刘锡诚、顾骧、缪俊杰、蔡葵、张韧、韩瑞亭、思忖、范咏戈等,更有1980年代后成长的白烨、杨匡汉、陈思和、丁帆、贺绍俊、包明德、孟繁华、陈晓明、曾镇南、朱向前、张陵、李洁非、樊发稼、於可训、王尧、王彬彬、李敬泽、吴义勤、何向阳、吴俊、汪政、张志忠、张学昕、张清华、南帆、施战军、郜元宝、洪治纲、李建军、黄发有、贺仲明、阎晶明、梁鸿鹰、谢有顺、王兆胜、李炳银、陈美兰、王菲、张新颖、贺桂梅、韩春燕、董之林等。新起的评论家更举不胜举。他们在评坛皆产生各自的影响。

七十年来由于众多评论家和学者的努力,一大批对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著作获得出版,包括作家论、作品论和作家评传。如晓雪的《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创作》,叶子铭的《茅盾的创作道路》,董健的《田汉传》,陈丹晨的《巴金传》,周良沛和李向东,王增如等的多本《丁玲传》,曾镇南的《王蒙论》,杨匡汉,杨匡满的《战士与诗人郭小川》和《艾青传论》,陆耀东的《冯至传》,凌宇的《沈从文传》,严家炎的《金庸小说论稿》等,总共有数百种之多。

除了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外,还有对文学流派、现象和地域文学的研究成果。如关于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关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关于以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等都有研究著作问世。曹文轩的《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和其他作者的《雪域文化与雪域文学》(马丽华著)、《山西文学五十年纵横论》(蔡润田主编)等便堪称文学现象和地域文学研究的著作。此外,吴义勤的《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雷达的《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白烨的《文坛新观察》、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修订本)、阎晶明的《独白与对话》、洪治纲的《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等评论集,均从不同的视角,从宏观与微观,论述和评价了这时期丰富的文学。为当代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福建人民出版社《闽籍学者文丛》(30卷)的出版,更展现了当代重要的闽籍文学评论家的实绩。

虽然文学评论家的著作并非没有缺失,但大多理论批评工作者基本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在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历史反思中,站在时代潮头,劈浪前进!在促进文学沿着正确导向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历史反思中,我们不能不看到文学评论上述主导的方面。

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上,文学史的撰写相当重要。它属于对文学发展的宏观研究著作。虽然各家编写的文学史书籍详略不一,各有优缺点,但毕竟是文学发展史实的论述,也是对作家作品历史贡献评价和有关知识的系统展示,是读者了解文学发展历程不可或缺的著作。如上所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成熟,与大批当代文学史著作的涌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七十多年来,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呈现由简到繁,由浅到深,并有集体编写与个人编写、小分队作战与大队伍协作的不同方式,其内容涵盖也从短时段进到长时段,从主要文学体裁到扩及所有文学体裁的论述,并扩展到各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有着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入的过程。

前文说到,这方面最初的著作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59年出版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它堪称简史的代表,十多人参加编写。而稍后山东大学、华中师大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稿》也属集体撰写,它篇幅大增,所写时段仍为十年左右。而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华中师范学院改为华中师大,其当代文学史的撰写班子则出版了3卷本和2卷本的史著,均为王庆生主编,后者被国家教育部定为教材,内容则扩及三十多年的文学。彼时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十一院校老师共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和复旦大学串联二十二所院校教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3卷),也于1980年前后出版,都是代表团队集体协作的成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汉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还附有《台湾当代文学概况》和《香港当代文学概况》,内容已有扩展。而盛英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2卷)中便有一卷撰写当代女性文学。上述著作也皆有自己学术拓展的意义。

于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界出现重写文学史的思潮。新一波史著则多属个人书写,并多出于高校的课堂讲稿,并有新意和个人著作的特色。其中,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首次把中国作家协会作为新中国文学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影响列为文学史研究对象。陈思和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把“文革”中未能发表的作家作品列为“潜在写作”加以发掘和介绍,都引人注目。此外,还有程光炜、孟繁华和陈晓明、丁帆等各高校教授的新著。赵树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于2015年,其内容更涵盖了1949—2012年的文学。这些当代文学史因篇幅比较适中,被多所高校作为教材,但多因缺席我国多民族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学,欠于完整。1990年代追求全面书写当代文学而见称的则有《中华文学通史》(10卷),其中的当代文学部分,计3卷150万字。此作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人员为主,并得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和福建、广东社科院等单位的支援而集体撰成,堪称大兵团作战,于1997年出版。到了新世纪,经过修改补充,此著被列入《中国文学通史》(12卷本),于2011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被单列于2019年印行,成为第一部涵盖中国各民族和港澳台地区的当代文学史。其内容涉及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杂文随笔以及电影文学、科幻文学、儿童文学等。

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还出现分文体、分地区、分民族的史著。如李鸿然著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吴重阳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综史》、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蒋风著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以及欧阳友权所著的《网络文学发展史》,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等,还产生了当代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的专著。上述著作对填补当代文学史的空缺,均起了可贵的作用。而朱向前主编的《军旅文学五十年》则是对新中国半个世纪军事文学成就的全面巡阅和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张炯、杨匡汉分别主编的《共和国文学60年》也为当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有益的学术参照。大批当代文学史著先后问世,虽然各有长短,皆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奠定了丰实的基础。

学科建设,资料为先。当代文学研究参考的资料十分广泛,它包括作家生平、作品创作、流派形成、思潮涌动方面的资料,也包括作品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资料,如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活动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资料,等等。涉及国家档案、作家回忆、记者采访以及文学作品出版、传播的状况等资料。它散见于作家自述、报刊文章和书信、日记、采访记录等各种文字中。当然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资料乃是作家的作品呈现,包括作品创作的过程、出版的日期与不同的版本、多媒体的传播、作品在国内外产生的反响,等等。这方面大批跨越现当代的作家文集和全集的出版,如《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曹禺全集》《艾青全集》《丁玲全集》《何其芳全集》《郭小川全集》以及贺敬之、王蒙、铁凝、贾平凹、汪曾祺等大批作家文集,都为研究这些作家的成就提供了可靠的作品根据。谢冕先后主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10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并主编了《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10卷)、《中国新诗总系》等,可谓为文学作品资料的经典化,做了可贵的努力。此外还有多种作品选集的出版,如《新文学大系》的当代诸卷、荒煤、冯牧、李庚主编的《新文艺大系》的文学诸卷、作家出版社邀请名家分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林非主编的《当代散文大系》,均具各种选家眼光,都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当代文艺报刊在资料积累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文艺报》《文学报》,还有像《人民文学》《诗刊》《当代》《十月》《收获》《钟山》《花城》等诸多文学期刊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它们都为当代文学学科的资料积累做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大量尚未公布的档案资料和内部刊物也保存有可供当代文学研究的大量资料,如国家档案馆和各级作家协会的重要会议资料和刊登文学发展动态的资料,还有如《人民日报》文艺部、《文艺报》编辑部、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编辑的内部资料刊物等。

在资料的系统编辑方面,上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出资支持编辑、由二十多家出版社承担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丛书分作家研究专集与作品体裁研究专集两类,前者收集作家生平传记(包括自述)、作品出版年表以及有关作品的评论,已出版88卷,所选均为比较有定评的作家。后者已出版《长篇小说研究专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共4卷)。尚有《诗歌研究专集》等二十种已编就,因经费不足,未能出版。此套丛书最初由复旦大学唐金海、杭州大学何寅泰、苏州大学卜仲康等老师发起,联合三十三所高校老师分头编辑,后申请纳为中国社科院项目,加入张炯、蒋守谦为常务编委、何火任为编委,历时十多年与具体编辑文本的高校教师共同努力而先后出版。其后,王尧、吴义勤等继续推进此项工作,又出版了若干卷。上述已成规模的丛书的编撰与出版,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留下了可贵的生命档案。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局的《中国出版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中国文学年鉴》、白烨的年度《中国文情报告》等,也都为当代文学学科的资料编纂和积累作出了贡献。从而资料学也构成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部分。

在建设当代文学学科方面,学术团体的建立,在活跃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众多民间学术团体的建立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现象。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新文学学会的先后成立,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都作出各自不同的贡献。

1979年4月开始筹备,同年8月成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是当时最早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之一。它每隔两年召开一次全国当代文学研讨会。它所属各种专业委员会所召开的研讨会更多,从而迅速成为全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相互交流和彼此促进的重要学术平台。它所召开的1980年的昆明会议、1982年的南京会议、1984年的呼和浩特会议、1986年的兰州会议,每次都有二三百人参加,皆产生了全国性的重大影响,其后在北京、苏州、无锡、长沙、武汉、西安等其他城市召开的研讨会,也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其所属的诗歌委员会、女性文学委员会都召开过多次全国性研讨会。为开展学术交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没有经费、没有固定办公房子、没有专门工作人员编制的情况下,依靠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先后创办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诗探索》季刊、《作品与争鸣》月刊、《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月刊和内部交流刊物《当代文学研究信息与资料》,还开展了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研究成果奖每两年评选一次的活动。从而提供和扩大了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拓展了这方面的信息交流渠道。其中,《诗探索》季刊和《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内刊迄今已创办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进入新世纪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出资大力支持,先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合并为月刊,2019年后又独立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仍为研究会的会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还在1980年代为培养急需的当代文学教师和研究人才,先后开办了暑期高校当代文学教师培训班三期,培养学员一千多人;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合作,开办中国当代文学函授中心,先后培养学员一万八千人;创办中国文学函授大学三年,培养学员三万五千人;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合作举办了当代文学研究生班,培养学员五十多人;与《电影艺术》编辑部合作举办了一期百年电影讲习班,获得国家文化部电影资料库的支持,借调放映了180 部近百年的中外著名电影,培养了高校讲授《中国电影史》课程的教师一百多人。上述工作,当时为迅速壮大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与教学人才提供了可贵的帮助。

中国新文学学会实际上也以研究当代文学为主。1979年成立以来在当代文学学科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每年均举行学术研讨会,并且分别在大同、泰山两地举办了两次会员优秀论文评奖活动。每次年会都紧密结合当代文学创作和教学实际有针对性地围绕一两个中心议题进行讨论,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2012年创办《新文学评论》季刊,作为学会交流学术论作的平台。学会会员也在《文艺报》《文学理论和批评》《文学评论》等报刊发表著作。学会还主编和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上、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和《中国当代分类文学史丛书》(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中国当代小说史》《中国当代戏剧文学史》《中国当代散文史》《台湾当代文学史》等。

此外,还有小说学会、散文学会以及具体作家的研究团体等也都起着促进有关研究开展的作用。

总之,基于广大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关学会都为我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了许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在团结、联系、组织各方面的当代文学研究人员发挥潜力上,做出不可替代的各自贡献。

今天,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无疑更应加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下,我们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擘画更加壮丽的蓝图。我国的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必须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正视世界的大变局,牢记自己的大目标,为登攀文艺高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新的努力。

当前,理应高举党的二十大的旗帜,在历史新的变局中,不迷失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论述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承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澎湃浪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精神,更加重视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精益求精,以崇高的理想、美好的道德坚守和健康的审美创造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当代文艺的需求,为塑造新的英雄形象、新的审美作品、新的具有真理性的研究著作,作出新的努力。

当代文学学科作为科学,自应守正创新,更加实事求是,更加贴近历史前进的步伐,坚持美学的历史的评论标准,为发扬文艺的正确方向,反对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良倾向,求真务实,激浊扬清,重视学术的系统观念,继续深化历史的反思和吸纳各国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相互研讨中,为促进当代文学的新的繁荣发挥自己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认为,“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到处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①。当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证明了经典作家的上述洞见。我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理应进一步树立系统观念,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在古今中外系统的相互联系和比较的研究中做出极大的努力,从文艺自身的系统结构及其跟历史环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中,从当代文学各门类的系统构成要素的深入探析中,去辨别是与非,分清主流与支流,更好地认识当代作家作品的历史贡献及其不足。

当代文学学科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研究对象随着年代前进而不断在延伸和扩大,无论是当代文学评论还是文学史研究都如此。总体上,面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处理好研究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评论与研究不同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全国性、地区性、时段性的宏观评论,开创更多视角、方法的文学探析,对于繁荣文学评论和推进文学史研究都很重要。而重写文学史,则是这个学科成长的重要特色。共和国七十年已经历过几拨文学史的重写,深化文学史研究,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者难以避免的选择。在广阔的视角中,把握历史的主脉,在重视研究题材、主题开拓的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重视研究形式、风格开拓的艺术创新,从而写出更加实事求是、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更有历史感的卓具新意的当代文学史,无疑应成为更多文学史家努力的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文艺的新繁荣中,“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②。这些现象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总书记的批评深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当前文艺所存在问题和弊端的意见和忧虑。上述问题的解决,虽然需要综合治理,我们当代文学研究者,尤应正视上述现象,必须列出系列专题,进一步加强研究、特别是必须充分发挥文学评论激浊扬清的战斗作用。

由于科技迅捷发展,多媒体对于文学的传播,促进了影视文学和网络文学的迅捷发展。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掌握数字传播和检索已成为现实。如今网络文学兴起,它的题材从幻想走向现实已成时代趋向,作者更加群众化青春化,传播更加多态化和全球化,作品数量及其影响力惊人。据《文艺报》报道,迄今除玄幻、仙侠、修真、武侠、历史超越等作品外,现实题材的作品藏量已逾130万部,因而网络文学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它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必须研究的重要对象,乃属历史的必然。我们必须认识到网络文学的理论升华和研究、评论的突进,有助于发挥网络文学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从而促进网络文学创作提升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同时,云空间和互联网已成为当代文学资料传播、储藏和检索运用的快速手段,为资料的收集、查阅提供了新的方便,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各种网络资料的快速服务,已不可或缺。而大数据,更为宏观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提供历史现象的可靠依据。当然,在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积累方面,仍然需要研究者长持不懈的工作,必须继续重视。有关作家生平的资料、作家流派和创作现象与潮流的资料,以及尚未解密的资料、作家原稿和作品版本的资料,都需要我们去发掘。面对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包括网络文学的作家作品,只有依靠新技术和大数据,才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识别其中的优秀者。如今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超过万人,许多有贡献的作家都无人研究。据《文艺报》报道,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逾三千万。可喜的是,这方面,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介入,各级作家协会的研究机构也已重视,但投入力量仍待加强。而有关资料的开掘和积累,从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而论,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这样的工作,当后继有人,应引起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的重视以及资金的支持。

迄今当代文学研究的主力仍然在各级社会科学院和作家、戏剧家、电视家、电影家、评论家诸协会以及各高等院校的有关教研室。但如何充分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仍然需要重视。四十年来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新文学学会和小说、散文学会等学术团体在团结、联络、组织各科研机构和出版社、文学杂志社方面的作用无疑应当得到坚持和拓展,有关主管部门也应在财力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使之在当代文学学科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开展更多的工作,并把作为重要学术交流平台的全国性研讨会和有关刊物办得更好。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院、高等学校的项目基金也应对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项目给予更多的关注。如今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研究者加入当代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相信他们一定会对学科的新发展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5年10月15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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