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人物形象的淡化、薄弱、变异，是当下小说创作的严峻问题，它久拖难决，积重难返，严重制约了小说的良性发展，拉低了小说的整体水准，削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究其根源，是众多作家小说观、人物观改变的结果，是作家不能把握变化的现实人物的体现。不管是任何时代的小说，人物形象无疑是不可动摇的主体，这种主体性要求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要求作家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创造者。小说的主体性是小说的价值和生命。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形象的写法，在今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管是刻画外向型的性格类人物，还是刻画内向型的精神类人物，都需要认真总结既往的规律经验，深入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和方式，努力形成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形象的思想理论和创造方法，中国小说才有可能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关键词：人物形象 小说主体性 突围路径

人物形象的“隐退”现象

一篇或一部小说思想艺术上的高低、得失，其衡量的标准、尺度，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如表现现实、历史的广度、深度，如故事情节是否独特、引人，如揭示社会人生问题的深浅、新旧，如艺术创作方法与形式有无探索、创新，等等，还有一条是：有没有创造出鲜活、独特、纯熟的人物形象。这最后一条，既是衡量小说的尺度，更是小说的一个准则。一部小说，不可能达到所有的艺术标准，符合几条也可以成为优秀作品，但对人物形象的要求却是不变的、必须的。当然，这是对纯小说或高雅小说的一种“苛求”，对通俗小说、类型小说则可另作别论。

新时期以来四十多年的小说发展，探索突进，沉浮起伏，是最有建树和实力的一种文体。创作产量，作家阵容，文学积累，今天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小说的内容、思想和艺术上，亦有不断的拓展和提升。但在小说文体的内在构成中，人物形象却成为一个凸显的难点、盲点、弱点。这一问题1990年代就已出现，但迄今未能“突围”与解决。我们在林林总总的小说文本中，很难看到那种突出而有力的人物形象，看到的往往是影子、碎片、木偶似的人物形象，阅读中他或她很难站立起来，阅读后留给人的只是模糊印象，或掩卷即忘。人物形象淹没在纷乱的故事情节中，人物形象退出了小说的形象世界。人物的隐退、弱化，如同釜底抽薪，带来小说一系列的变化，拉低了当下小说的整体水准。小说越来越向故事倾斜，出现某种通俗化倾向；小说的思想内涵受到削弱，那种形而上的思想被排斥；小说的审美境界遭遇冲击，失去了让人想象、创造的艺术空间。

在小说的“人物、故事、环境”三大元素中，“人物”是第一要素、决定性要素。这是小说与故事的首要区别，是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根本分野。小说的人物中心论与“文学是人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文学是人学的内涵，指的是文学展示的是人的生存与实践，表现的是人的言行与精神，研究的是人的现实与历史乃至未来。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概莫能外。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指出：“我们说过，在文学领域内，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真正的艺术家决不把他的人物当做工具，当傀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有着独立的个性的人来看待的。”①又说：“人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而存在的；离开了这些，就没有所谓‘人’，没有人的性格。我们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烙印。”②这里他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中心、目的是人的真理，人与时代、社会和阶级（阶层）的关系。时间已然过去六十多年，但这些论述历久弥新。19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受哲学思潮的影响，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整个文学系统中，文学主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代表作《论文学的主体性》中认为：“作家给笔下的人物以主体的地位，赋予人物以主体的形象，归结为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把人当成人——把笔下的人物当成独立的个性，当作具有自主意识和自身价值的活生生的人，即按照自己的灵魂和逻辑行动着、实践着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的玩物与偶象。不管是所谓‘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承认他们是作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而存在的，即以人为本。”③ 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争鸣，这一理论自身也存在某些局限，但它有力推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但在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发展中，小说在回归写实主义、走向多元共存的态势下，其本质特征、创作方法和叙事形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是人物观念与人物形象。核心元素的改变自然影响了其他元素乃至整体特性的变异。如1990年代初期，王安忆在她的《我的“四不”原则》中，宣示了她新的小说观念“四不要”，即小说创作“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独特性”④ 。首当其冲的就是环境中的人物，其实作家并没有轻视或者否定人物形象，只是认为个性化、特殊化人物是有缺陷和问题的，而应当突出人物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如人性、人格与命运等。新世纪之后，阎连科发表了他的“神实主义”宣言，提出了现实的真实与精神的真实的尖锐问题：“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索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⑤作家认为，人物的性格、言行等是一种表面的甚至虚幻的现象，而人物的灵魂、精神才是更本真、深层的存在。作家要努力探索、发现人物的形而上世界。李洱在人物塑造上有独辟蹊径的追求，他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就我所知，在经历了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很多的小说家依然对塑造人物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兴趣、足够的勇气……但现在的小说，不再是塑造人物，而是用质疑的目光去‘写人物’：通过一个普通的人的观察和描写，来写出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写出他微薄的希望，他在尘世中的无奈、绝望。人的状况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概括，难以阐明。”⑥ 这里他强调的是写人物的生存与精神困境，现代人一种普遍性、宿命性状态。如上几位都是富有探索精神的高端作家，他们不约而同地疏离、叛逆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理论，从性格、特性乃至典型，转向了人的共性、精神、生存等领域。他们的反思、探寻，无疑是独特的、有价值的，他们笔下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是证明。但他们的求索是没有完成的，存在局限和问题的，影响着许多作家以及整个小说创作在人物问题上的突破与发展。

笔者从新世纪初跟踪短篇小说创作，撰写年度述评。在每年几百篇作品中，自然有优秀之作乃至精品力作，但真正写出精彩的、成熟的人物形象的篇什，却少而又少。人物被故事情节淹没，人物成为“跑龙套”角色；人物被生存环境所困扰，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愿望；人物虽然被着力描绘，但却依然是立不起来的平面形象…… 这样的现象大量存在。概而言之，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书写，存在着这样几种倾向。一种是人物类型的单调化，当下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是普通青年、职场男女、上流女性几类，社会主流生活中的人物却较少看到。另一种是人物身份的低端化，小说中常见的是小市民、农民工、失业者等人物，中高端的国家干部、企业家、知识分子等却较为稀少。还有一种是人物生存的世俗化，当下小说写人物，往往聚焦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如吃喝拉撒、爱情婚姻家庭等，对人物的政治活动、社会行为却着墨不多。最后是人物格局的自我化，小说中的人物越来越倾向自我的小世界，他们成为茫茫人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样的倾向出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的创作中。笔者并不反对小说写底层人物、世俗生活、自我天地，这样的创作同样可以诞生杰出作品。但当这些倾向成为小说的整体态势的时候，就预示着小说发展出了问题，隐藏着“病灶”。

小说的人物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理论、文学等多种因素“并发”的结果。现代社会的市场化、科技化、世俗化，在解放人的同时，又把人投入另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围城”，使人在无形中被“异化”、矮化。现代思想理论方面，人本主义、主体性理论，在探索、突进中出现“变奏”，人从神坛跌落下来，“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人成为动物的人、生物的人、力比多的人。这种理论侵蚀着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逐渐扬弃了现实主义个性化、典型化理论，但又没有建构起新的人物理论来。还有出版社、期刊社追求“好看”“好读”的小说，一味引导作家滑向重“故事”轻“人物”的迷途。很多作家不再重视了解人、熟悉人、研究人的文学基本功，人物资源的贫乏导致了创作的乏力。

小说的核心、主体是人物

蒋承勇在论述19世纪西方文学时说道：“塑造人物形象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小说）之艺术创作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其对西方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但是，人物性格毕竟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得以刻画的，也就是说，性格是靠情节的展开才得以揭示的，性格的发展有赖于情节的发展。”⑦ 论者在这里把学界惯用的现实主义概念，冠以“现代”二字，有着充分的理论和创作依据。他认为塑造人物是小说创作的核心，而人物形象又是在故事情节展开中树立起来的。这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创新和精髓。中国的“五四”新文学正是充分取法了西方小说的创作和理论成果，才使中国小说剧烈变革，脱胎换骨，从传统走向现代。

小说创作中，人物与故事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复杂。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历来就有故事中心论和人物中心论两种思潮，而且争论不休，直到现代。先是19世纪西方文学，确立了人物中心论理论；后是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转向人物中心论思想，从而有“五四”新小说的诞生。但在不同的文学时期，不同的作家笔下，人物与故事的比重、组合，依然是不尽相同的。在小说创作中，人物与故事是“相生相克”的，设置、处理恰当，二者相互依存、生发，相得益彰，人物凸显；设置、处理不当，二者相互掣肘、伤害，出现“内卷”，人物委顿。

中国当代小说七十多年的历程，人物与故事的关系，也处于不断的纠缠、矛盾、和谐、博弈中。人物塑造最成功的有两个时期，“十七年”和“新时期”，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两个高峰期，两个时期相加不足三十年。

“十七年”时期，革命与建设成为国家与民族的中心任务，文学被提高到至高地位，要求文学发挥认识、教育、审美的重要功能。主流文学理论，规定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为创作方法；强调表现当下现实生活和革命历史斗争。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特别要突出工农兵先进、英雄人物形象，写人物要求个性化、典型化。小说是文学家族中的“长子”，无可推卸地承担了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密切配合，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塑造人物的坚实道路，诞生了数不胜数的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如《保卫延安》中的彭德怀、周大勇，《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少剑波，《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严志和，《百合花》里的小通讯员、新媳妇，《洼地上的“战役”》中的王应洪；如《创业史》里的梁生宝、梁三老汉，《三里湾》中的王金生、范登高，《铁木前传》里的傅老刚、小满儿，《“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赖大嫂》里的立柱妈，《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如《延安人》里的黑成威、小黑子妈，《特殊性格的人》中的王刚；如《上海的早晨》里的徐义德、汤阿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余永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刘世吾、林震，《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张同志，等等。“十七年”时期，中长篇小说不多，短篇小说兴盛，但却塑造了大批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个性鲜明、共性突出，基本达到了水乳相融的高度，有的成为典型形象。当时的文学理论，也强调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完整，但故事一定要为人物服务，故事是人物性格发展的自然推进；小说的核心是人物，人物在小说中是“主人公”，具有主体性地位。“十七年”小说中的人物，自然有理性痕迹、理想色彩乃至激进倾向，特别是在先进、英雄人物身上。但它是那个时代社会和民众精神的绽放，很多人物成为文学中的经典形象，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共名人物。

文学新时期，“改革开放”是整个社会的主旋律，文学特别是小说是最早复苏的一个领域，它呼应时代的召唤、民众的心声，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挥着引导与助推的有力作用。新时期小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反思、摒弃那种极左的伪现实主义，回归“五四”启蒙、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与精神。而“五四”现实主义是继承了西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学思想与思潮。人本主义、“人的文学”是其思想理论核心。而1980年代中期，“文学主体性”思想又强化了人的观念与写人的理性自觉。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到“改革小说”，人始终是文学的主角、现实与历史的主人、时代的主体。喷涌而出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塑造了多少独具风采的人物形象！如《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宋宝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的许茂、许秀云，《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绿化树》里的章永璘，《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破老汉，《芙蓉镇》里的胡玉英，《飞过蓝天》中的知青麻雀；如《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乔光朴，《一个工厂秘书日记》中的金凤池，《乡场上》里的冯幺爸，《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的孙长宁，《春之声》里的岳之峰；如《浮躁》中的金狗、雷大空，《古船》里的隋抱朴、赵炳，《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九儿，《老井》里的孙旺泉、巧英，如《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高山下的花环》里的梁三喜、靳开来，《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巧云，《棋王》里的王一生，《美食家》中的朱自冶…… 新时期小说中的人物，显然比“十七年”小说中人物，身份、类型、阶层更多样、更丰富。不仅有性格化、类型化人物，也有心理化、抽象化、象征化人物，当然也有典型化人物。其思想艺术高度超过了“十七年”时期。自然，这一时期的一些人物形象，也存在概念化、粗糙等缺陷，但却是生气勃勃、丰满有力的，至今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活在社会生活中。

19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90年代之后，文学特别是小说经历了两次阵痛与转向。第一次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对小说自身的“革命”，即大幅度地“向内转”；但现代主义的实验是短命的，摒弃了现实主义塑造人物的方法，但又没有建构起成熟的现代主义塑造人物的规则来。小说选择了回归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第二次是1990年代之后的市场化、世俗化潮流，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文学门类滑向社会边缘，小说应对社会的变迁，分化成主流小说、精英小说、通俗（市场）小说三种形态。实事求是讲，在这几十年间，也涌现了不少的小说精品、力作，许多实力派作家的代表作诞生在这个时代。但从人物塑造角度观察，却并不乐观。新颖、独创的人物形象很难看到，典型化人物更是凤毛麟角。意象化、抽象化人物在繁衍生长，但浅尝辄止并不成熟。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再关注人物塑造问题，使这一重要理论课题束之高阁。

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中，典型人物理论是一个重大问题，是性格人物理论的深化与升华。典型人物理论在西方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特别是18世纪之后的康德、黑格尔、别林斯基、卢卡奇、马克思、恩格斯等，建构了宏大精深的典型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代一代文学理论家，如何其芳、钱谷融、蒋孔阳、李泽厚、张光年、刘再复等，都对典型理论的建构作出了卓越贡献。但长期以来，典型理论只是在现实主义范畴内打转、展开，典型人物只属于现实主义一家。有些理论家企图打破这一门槛和局限，但往往遭到断然的批评与否定。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与理论探索，已渐渐打破了典型理论的规则，一些作家、理论家提出了“解放典型”的观点。譬如王蒙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说过：“文学是人学，文学要表达的是人的思想、情感、心理……它以人为对象、为创作素材，所以，我们直接用典型人物来表达对于人的观察、感受和理解，用人物来表现人，这是现实主义叙事文学最顺理成章、最直截了当、最有效、最经过长期考验的创作方法。”⑧ 作家在这里不谈人物的性格、行为等，而专注人物的思想、情感、心理，认为这种精神性的人物形象同样可以成为典型。他又说：“不只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才能成为共名，恰恰是一些运用非现实主义的抽象的方法、表现主义的方法、虚拟的方法、象征的方法、干脆还有图解的方法塑造出来的人或非人或事件，更容易成为共名。”⑨ 共名是一类人事共有的名称，它与典型相近。作家把典型与共名相提并论，认为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更容易创作出共名人物来，那么现代主义人物形象，也同样可以成为典型。蒋承勇在论著中列举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诸多人物或非人物，如卡夫卡笔下的测量员K、大甲虫，加缪小说中的莫尔索，萨特笔下的洛根丁，海勒小说里的尤索林等，指出：“这类形象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实验性的‘典型人物’，它们标志着西方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从观念到方法上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⑩论者干脆把这些现代小说中的形象称为“典型人物”，尽管带有实验性。典型理论一旦松绑，人物乃至典型就拥有了广阔的天地。

创造更多样更丰厚的人物形象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的文学又有一时代的人物形象。

当下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社会以及工业科技社会与现代文明的转型期，这是一个剧烈、艰难、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将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动与改革，影响无数阶层人们的生存和命运。在社会加速现代化的同时，也必然促进人的现代化，但现代化的多面性又会以新的方式支配人、“异化人”。文学特别是小说在这样一场现代转型中，要发挥它的独特作用和功能。它不仅要起到娱乐、审美作用，更要体现启蒙、引导的功能。它要熟悉、研究各种人物，书写、塑造出多样化的人物，进而肩负起推进社会前行、提升民众素质的使命。鲁迅“五四”时代提出的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论断，依然是今天文学应当恪守的宗旨。

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比之传统的社会变得更加宏阔而精微，有社会学家把现代社会分成五大领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每一领域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复杂世界。而每一领域的主体是人。小说作为一种“时代的代表性形式”，就要尽可能写出各个领域的人物形象，丰富、壮大一个时代的人物画廊。社会学家还按照职业、资源的状况，把人划分为十大阶层五大等级，依次为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底层。当下小说，写得最多的是底层中层社会与相应的阶层人物，而中上层社会和人物写得很少。而恰恰是中上层精英人物，支配着社会，他们的人生有更丰富的内涵。一个作家写什么领域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是由他的生存环境和思想倾向决定的，没有高低，无可厚非。但对一时代的文学，则应提出更高的要求，写出多样化的人物群像。

小说的人物形象，从表现方法、从审美范畴讲，也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每一类人物形象，都有自身价值，不可替代。多种人物形象的互补互鉴，才会有文学的兴盛。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集人物理论之大成，扩展了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的人物分类，把人物分成“扁平”人物、表意型人物、“圆形”人物、“性格”人物、典型人物共五种类型11，是较为全面、成熟的人物分类理论。

笔者受童庆炳人物理论启迪，把人物形象分为两个体系八种类型。一个是外向性的性格类人物，共四种，大抵属于传统现实主义人物形象；另一个是内向性的精神类人物，凡四种，基本属于现代主义人物形象。性格类人物更契合人们的阅读期待，给多层面读者留下难以忘记的印象。精神类人物形象更适合高端读者的审美需求，却影响更广大读者的阅读接受。这种分类未必全面、准确，两种人物也常有越界、融合现象，但却似乎可以涵盖更多样、更复杂的人物形象，打开人们的思维和视角。

外向性性格类人物形象。一种是个性化人物，这种人物突出的是人物的个性特征，并努力在个性中体现共性。“十七年”小说中很多人物属于这种类型，这种人物往往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与记忆。但这种人物着力于外在个性，不易抵达深层共性，容易出现恩格斯批评的“恶劣的个性化”现象，因此1990年代之后这种人物越来越少。另一种是类型化人物，这种人物凸显的是人物身上那种阶层的、民族的、地域的性格和人格，予以集中、强化，使人物成为某类人群的代表、象征。譬如中国古典小说和“十七年”小说中，就有大量这样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同样是有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但容易出现雷同化现象。还有一种是共性化人物，这种人物形象思想大于形象，共性大于个性，呈现出较强的理性和共性特征，往往是某种政治、某种理念的化身。在革命战争文学、“文革”文学中，不乏这样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具有较强的社会功利色彩，但缺乏审美价值。最后一种是典型化人物，这种人物是个性化人物的发展与升华，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高度融合，是人物形象的最高形态，也是创作难度最大的人物形象。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论述，在今天依然富有价值。“十七年”小说和“新时期”小说，涌现过众多的典型人物；但1990年代之后，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发生了新的变化。譬如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作家淡化了人物的自身性格，却增强了人物的文化性格与品格，使人物成为代表传统文化的典型形象。譬如阎连科《年月日》中的先爷，写他与一条狗面对千年大旱、无粮断水绝境中的坚韧抗争，作家弱化了人物的性格刻画，却突出了人物那种顽强、机智、勤劳、固守土地的民族性格与精神。白先生与先爷，是两位现代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是需要下苦功、花力气才能成就的人物形象。时代、文坛、读者，都期待这样的人物形象。

内向性精神类人物形象。从现实主义小说过渡到现代主义小说，由人物形象层面看，实质上是对传统人物形象的反叛、颠覆，即从着重写人物的外在性格、行为，转向着力写人物的内在心理、精神。正如学者徐岱所说：“史诗里的人物多为超人，浪漫主义小说中多为巨人，现实主义小说中多为凡人，自然主义文学中多为畸人，现代主义文学中多为怪人，后现代主义小说里则多为‘小’人。”12 其实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岂止是“怪人”“小人”，有时甚而是“非人”——如动物、事物等。当下中国的小说，人物形象还没有演变到西方现代小说人物的境地，有着较强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特征，但也渗透着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因素，这种混杂的文学思想与方法，直接影响着人物形象的塑造。

第一种是意象化人物。意象是多义概念，简单讲就是寓“意”之“象”，指那种寄托作家主观感情与思想的客观事物与人物。这种人物有形象、有言行甚而有性格，但作家更赋予其心理、情感、精神，有着独特的诗化、抒情韵味。写得好自然也可以成为出色的人物形象、典型形象。如汪曾祺笔下的小银匠十一子、彩云姑娘、小和尚明海等，既有写实成分，更有诗意成分，是优美的意象型人物。作家说：“我不大喜欢‘性格’这个词。一说‘性格’就总意味着一个奇异独特的人。现代小说写的只是平常的‘人’。”13 当下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意象化人物，成功的自然有，但多数呈现出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的形态。原因就在作家没有把人物当作一个“主体性”形象去对待、去构思、去刻画，人物只是作家感情、思想的一个衍生物。意象化人物并不好写。另一种是心理化人物。这种人物以展示心理、情感、思想乃至意识流为重心，而舍弃了人物的外在形象、性格等。这种人物形象来自西方意识流小说，1980年代初在王蒙等作家手里大放异彩。王蒙这一时期小说中的岳之峰，缪可言、陈杲等，都是颇有特色的心理化人物。但王蒙小说中的心理化人物，又富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征，与西方的意识流人物大异其趣。现在的心理化人物已很少看到，而意识流作为一种表现方法，经常运用到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中。还有一种是抽象化人物，这种人物抽取那种共性的、普遍的本质特征，进而构成人物形象，而舍弃了那种个别的、琐碎的人物性格与言行。抽象与象征相通，一些抽象人物往往成为象征人物。这是一种现代人物形象，1980年代小说中屡见不鲜，1990年代之后渐渐稀少。最后一种是典型化现代人物。典型有典范、规范、楷模、代表等多种涵义。它不仅适用于现实主义人物，也适用于现代主义人物。现代典型人物不重视人物形象、性格等外在特征，更注重人物的心理、意识、情感、意志等，为了突出人物的精神形象与共性品格，又往往借助夸张、荒诞、变形、象征等多种创作方法与形式，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强烈、理性变得更为彰显。这样的人物形象在西方现代小说中有众多成功例证，而在中国现代小说中还不多见。现代典型人物与现实典型人物，皆是难度极大的人物类型，没有丰厚功力和卓越才华的作家，是很难塑造出来的。

人物形象塑造，创作上的乏力，理论上的困惑，正深度影响着小说的变革与发展。作家、批评家要确实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复杂，努力反思、重建主体性理论、文学是人学理论，在创作中潜心探索人物塑造方法，在批评中聚焦人物塑造理论，用数年的时间突破人物塑造的瓶颈，打通人物塑造的通衢，推动中国小说真正走向高峰。

注释：

①②钱谷融：《钱谷融文论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6页。

③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④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⑤阎连科：《神实主义小说的当代创作》，《中华读书报》2011年5月18日。

⑥李洱：《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31页。

⑦⑩蒋承勇：《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97、395页。

⑧⑨王蒙：《王蒙文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7、103页。

11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12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1页。

1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3），邓九平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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