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先锋小说在书写现代性的同时亦对后者产生了规约与助力，而未完成的现代性要求先锋小说一直在路上。已故“70后”江苏作家黄孝阳在新的现代性语境中保持了形式探索的热情并致力于对先锋小说复杂性及现实感的追求，使文本呈现一种“深思的轻”。这不仅显示了新世纪先锋写作对1980年代先锋小说的突围和自身的成熟走向，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先锋性呈现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黄孝阳 先锋小说 现代性 量子文学观

现代性自与中世纪决裂以来一路高歌前进，然其不仅时时面临着多元现代性概念所奏响的各式反调，内部亦是矛盾重重。目睹了现代性浪潮将人从匮乏与迷信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又顺手将之关入一个充满异化与失衡的“铁笼”之中，作为审美现代性矛头的西方先锋派文学展示出现代性概念中激烈化和乌托邦化的一面，不遗余力地攻击着社会现代性所结出的恶果。后现代性又打开了审视存在于多重化身中的现代性的新视角。现代性的发展与先锋派的艺术努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卡林内斯库认为，先锋派的存在及其有意义的活动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其代表人物被认为或自认为超前于自身时代的可能性（没有一种进步的或至少是目标定向的历史哲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2）需要进行一场艰苦斗争的观念，这场斗争所针对的敌人象征着停滞的力量、过去的专制和旧的思维形式与方式”①，而正是这种在戏拟现代性的同时怀有否定自身的内在倾向的先锋派，使得现代性某些层面受到规约，整体上不断演进。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先锋意识始终自觉地参与着对中国的现代性的书写、推动和预言。“五四”时期文学革命颠覆儒家思想，并以白话文学语言塑造现代中国人思维的直接形式，这种价值判断与思维方式上的革新是为最初的先锋实绩。继而又有新感觉派小说、现代派诗歌等文学形态显示出有别于传统与日常秩序的异质性特征。新时期的先锋小说等创作实践多借法西方现代派文学力图摆脱艺术圭臬。此后，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文学潮流淡化，先锋探索的锐气有所削减，若“所谓先锋，就是自由”②，那么从来都有一批不知疲倦的写作者未曾放弃对这种艺术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与对生存本质的质询。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性的生长点非但远远未被耗尽，反而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面貌，它仍然渴望先锋文学的观照和修饬。已故“70后”江苏作家黄孝阳的文学观与创作实践既是先锋文学精神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赓续的一种证明，也为新世纪先锋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途径。

一、从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谈起

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意识形态的松绑，作家主体性复苏，“回到文学自身”成为新的期待与实践。先锋文学通过对传统审美观念和既定艺术秩序的大胆背离，显示出别样的审美特征。其中“先锋小说”的实验，无疑最具反叛姿态。自1984年马原以“叙述圈套”消解“深度意义模式”③起，先锋小说异军突起，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等先锋主力军面对终极价值的失落，师法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们“对于用他们自己建构的语言创造新代码、意味和隐喻的一种极度关注”④，将现实生活中的破碎感、错位感、荒诞感转化为新的小说观念、叙事方式和语言经验。这是“当文学不再能从意识形态推论实践中获取内在动力，它只能以形式主义实验来寻求从社会领域退却的途径”⑤。于是，写作不再承载厚重的历史，现实退隐到叙事结构和语言风格背后，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不再明显。这种转向无疑呈现了形式自身所拥有的审美特质，它在回应1980年代现代性发展对“纯文学”想象的同时解构了日常伦理中的某些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适应着消费文化语境下自我意识的建构，为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拓宽了道路。

然而，由于新时期之前的中国文学背负了长时间的政治重担，力图逸出意识形态的包围圈的先锋作家们切入现代性的方式成了一场某种欲望支配下不涉理路的形式游戏。正如卢卡奇之见，先锋派是颓废的同义词。作家们企图以放纵对抗虚无、求取救赎的迷狂姿态或使他们得以偷窥到文学的真理，但始终无法掌握它。主体游戏快感获得的同时也面临着作品本土经验的失落、人文关怀的缺失等沉重代价。它就陷入了狭窄之境而难以拥有长足发展的生命力。因此，在商业大潮席卷而来的1990年代，这批先锋作家纷纷“还俗”。即使不该苛责他们“为稻粱谋”，人们也不应忽略先锋小说泾渭分明的得失带来的启示。

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演进的重要基础，然而政治、经济等层面发展不能包括现代性的全部内涵。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是理性，“五四”开启的“民主”与“科学”的求索之路仍有无限的实践延展空间。现代人对现代性的摇旗呐喊与鸣鼓而攻相伴而生，日益生长的现代性正不断催生新的个人体验。

审美现代性常常“以一种思维向后和意识向前的模式来规范、指引着启蒙现代性的发展。它总是以一种先锋的面孔、激情的思想和否定的立场出现在现代性理论中”⑥，而正是这种对现代性的凝眸与反思使后者不至于肆行无忌。中国的未完成的现代性在指明于新的历史语境中言说先锋文学践行现代性使命之必要的同时也注定了真正的先锋是一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发，但永远也无处抵达”的求索，因为“任何的边界一旦形成，先锋就必须从中突围，以寻找新的生长和创造的空间”⑦。眼下，先锋小说必须认识到现实不仅仅是当下所置身的这个充满知识体系冲突、权势与资本对抗、技术与道德矛盾的现代社会，它还包括作为来处的传统和被逻辑与概率展望的未来。先锋小说只有在对自由与独立的向往中，接通现代性话语的现实基底，以不满足于日常经验的反叛性的审美诉求去思考传统、国族、全球化等命题，站在秩序与混沌的边缘呈现一种复杂的、及物的、深刻的、催人深思的现代性书写才能走向宽广并散发长久的魅力。

许多声音感慨文学的式微，这种叹惋看到了消费主义影响下文学热度的降低却忽略了文学由于现代性发展呈现的更为广袤的图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文学“在成为母体，犹如水滋养各种艺术形式”⑧。正如1980年代先锋小说作家中向“新写实”与“新历史”转折或新世纪以来倾心于日常生活缝隙中的某些生存状态挖掘与自我表现的写作者，相对于传统文学对世俗与日常的书写，他们为文本注入了不少现代性元素，这种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小说，是对现实主义文学更深刻的洞悉与祛弊，从而使中国文学呈现新貌，走向丰盈。实际上，先锋小说也并没有破琴绝弦，只不过在新的现代性语境中放下了执念，摒弃了横冲直撞的鲁莽，多以平和的叙述姿态吸收传统与外来的多向经验对1980年代以来的先锋小说匡谬正俗。黄孝阳、刁斗、墨白、刘恪、吕新等一批新世纪以来的先锋作家不再如愤青高声喧哗或似纳西索斯般地顾影自怜，而将先锋探索转化为一种写作常态，追求“把水设计到水中”⑨。在他们的小说里，文本形式与表现内容相辅相成，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不再势同水火，先锋派对现代性反思与批判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启蒙的精神信条能够继续践行。这种平衡正是新世纪先锋小说在观照复杂现实中趋向生动与圆熟的标志，亦使其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助推现代性发展。其中，黄孝阳继承了1980年代先锋小说对于形式探索的热情并把艺术感受力的测深锤深入到当下的现代性语境并引发高远的思索，其文学观念与小说创作呈现的先锋姿态，无疑更显示出新世纪作家与当代小说的能力和担当。

二、渴望“复杂”与量子文学观

黄孝阳认为，真正的先锋写作不应是“一望而知的文本上的怪异扭曲、荒诞变形”，而应是一种渴望冲破边界，“跨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学科的壁垒，与人类的自我认知、自我进化相同步”⑩的创造精神，能够以海纳百川的襟怀来回应现代性的无限与开放。

在黄孝阳看来，写作者以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是为首要。只有严肃，“才能真正掌握科学的理性思维，拥有悲悯的宗教情怀。这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理解世界的两种根本途径”11。现代性催生的过度娱乐化的生活方式悄无声息地将人庸俗化，不施理性加以节制的狂欢很容易走向意义之虚无，唯有严肃和无尽的求索才能深刻洞察、通往觉悟、催生灼见。博尔赫斯认为世界可能是某个主宰的梦，又以文学为梦抵抗虚无。黄孝阳也持有这种神秘猜想，他说：“如果把生视为1，把死视作0，那么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串或长或短的计算机语言。上帝敲打着键盘，人世即为屏幕，有谁会为屏幕上哪串代码的消失而倍感伤心吗？”12或许人类的生存与进化只是宇宙意志的一段运行程序，最终都会随着熵增走向寂灭，然黄孝阳又明言：“若无众生，诸神寂寞。”13于是，世界因人之注视而获得了形与意，严肃文学成了划向彼岸的涉渡之舟，登上这叶扁舟便可以碎片之身观宇宙万象，说出：“我就是那无边的大海，大千世界不过是我岸上的沙子。”14可以说，严肃文学追寻的是人的价值和世界的本质，而这正是当代先锋小说的价值取向。

其次，“传统虽好，已然匮乏”15是黄孝阳反复陈说的观点。他曾言，“我是中国传统的孩子”，“我的根基里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自然科学、对现代性的强烈兴趣”16。在他这里，传统与先锋的要义并不悖反，值得探赜的是如何续接传统文学的精神，使之在现代性的不可逆的开放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

黄孝阳的广泛阅读和智性思考使他不满于当下小说对现代性言说的深度与广度，这也成为他先锋性反叛的起点。他认为过去的文学经验固然卓有建树，但它“不够”，若沿用之来处理现代性进程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难免捉襟见肘。诚然，现代性的错位发展使人们在社会秩序规约下求同苟安，机械复制使文学艺术灵韵消散形成虚假的繁荣。正因如此，西方20世纪的现代性批判往往将矛头对准大众文化。先锋小说要身先士卒地践行现代性使命，就不能满足于对现代性的简单摹写，而要有对其复杂性的探求。正如卡尔维诺追求一种百科辞典般包罗万象的现代小说，渴望它能“把各种知识与规则网罗到一起，反映外部世界那种多样而复杂的面貌”17，黄孝阳认为当代“小说家不要往小里走，要往大里走，要能在内心生起一座炉子，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在文本里给读者提供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经济的、艺术的内容，这样小说才会向死而生”18。当代先锋小说要在“科技进步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打开的景深”19中言之有物、意蕴幽深，不仅依赖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察，还须以不断更新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为支撑。

科学和文学互为隐喻，相互启发，它们都渴望通往本质与真理。现代性的发展让科学成为新的神衹，而文学使被现代性打碎的“单面人”恢复完整，二者若能打通彼此偏见的壁垒，现代人便得以在这种融合中走向丰满，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与所置身的世界。有鉴于此，黄孝阳提出“量子文学观”。经典物理定律可以解释引力下的所有运动，但它只是近乎正确，在描述量子现象时就完全失效了。量子理论的定律替代牛顿定律，构筑了对世界更精确的描述。可以说，世界并不是“牛顿抓大，量子管小”20，这一切始终都是量子的，牛顿的物理体系是从量子描述中衍生出来。从20世纪初开始，就不断有冯·诺依曼等研究者将量子力学的发展成果用于意识研究，量子力学不断成为科学家认识与讨论微观现象的一种普遍有效的概念与语言工具，更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革命的理论基础。量子理论不仅自身成立且能解释其他理论，让那些看似悖论的观点在一个坐标保持平衡，由于它足够深邃、宽广，将之引入文学或能够为后者提供某种新的阐释角度。

在量子物理的启示下，黄孝阳认为传统小说、现代小说和当代小说的时空观是全然不同的。传统文学观可用研究低速宏观物理现象的经典物理学来看待，例如牛顿经典力学的时空观对应传统文学的线性叙事。“爱因斯坦认为，时空告诉物体如何运动，物体则告诉时空如何弯曲，这是现代小说的时空观。”21正如博尔赫斯笔下，“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22，不同于于牛顿的线性时间，在这张网里，人们可以选中全部选择。而量子理论的视野中，物质运动和时空涌现，两者相互作用、彼此生成，为当代小说提供了更异乎寻常的表现空间。黄孝阳又引入量子世界中的“波粒二象性”概念，以此比拟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复杂表现，认为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评价取决于观察角度；再从1927年海森伯提出的“测不准”原理中得到解释文学作品“所有阅读都是误读”的启发；也认为在“多宇宙理论”视野下，小说里的世界与现实都是真实的；又在“量子退相干”“熵”“湍流”等众多物理概念中找到与文学的奇妙对应关系。这物理思维的引入使得科学与文学形成巨大的互释空间，使得现代小说和当代小说的创作实践与批评理论与经典物理下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相对应并统一在一个坐标系里。

“量子文学观”并非坚不可摧，或许就是一种谬误，但试错的意义正在于无限接近“对”。黄孝阳深信“只有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了解世界，从宏观的经典物理和微观的量子物理角度，从数学和诗的角度，通过各种力、场、粒子，通过善与恶，等等，我们才能最终了解文学，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家——宇宙背后的意义”23。他对世界的认知、对文学功能的重新定义、对先锋精神的理解皆表现出了一种大胆反叛与勇敢创新的姿态。

三、“深思的轻”——先锋小说创作实践

黄孝阳渴望先锋写作能“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在重视语言和结构的同时增加了文本对现代性的感知与追寻，注重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文本由此形成一种“深思的轻”，如同一只徜徉于天空的风筝，轻盈、高远，却始终与地面有一线相牵。

拂去惯性思维的遮蔽，黄孝阳认为“小说首先是从语言开始，语言是对世界的言说方式，而非故事，其次是结构……小说要有结构，树状绝对不是唯一，比如块茎……”24《旅人书》匠心独运的结构的和语言将黄孝阳对于形式探索的热情展露无疑。小说以一首古典诗《高歌取醉念昔时》中的70字依次为名虚构70座城后又增叙62个小故事。城与城、故事与故事之间并无明显关联，碎片化结构使得读者任意打开书步入一座城、咀嚼一个小故事不仅不会产生断裂感，还有可能因为偶然的寻访得到意外之喜。小说中的注释文体颇引人注意，它由文本中任意一个汉字或词语所触发，有时是对现实的议论与哲思，有时又以抒情诗的形式呈现，与被注释的对象形成补充或辩证却无关原文故事情节，尽显作者思维之跳跃与言说之意犹未尽。62个小故事则是“旅人回到世俗生活中对‘由天上消失的形成所聚众城’的凝眸，试图在千余字的篇幅内完成复调叙述，是对各种故事原型的囊括”25。人间众生相在频繁的人称转换中如量子叠加般得以呈现。

结构上的先锋技法在对某种整体性与必然性的反思中解构了传统叙事，小说语言也使得以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经验解读《旅人书》难以奏效。黄孝阳以诗性思维对微妙事物如光线、气味、质地的精确捕捉，并感性呈现为“梨花在空中划了一下，旅人看见了取城”26，“挂在树梢的风如同冻死的蛇”27，“死亡是轻盈之舞，是三餐之食”28等表达；又给智性思考找了“‘世界是一盆大火，万物焚身于其中’。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趋向极端，趋向对抗，而最终的结果是：热寂，或者说审判日”29，“所有的神殿自建成之日，即已注定轰然坍塌之时”30云云作为外套，使得文本空灵而不致轻浮，具有哲学的质地与理性的光辉。

弃绝章法、随性而为的《旅人书》固然灵动，然它并非一个悬空高蹈、哗众取宠的文本。正如马尔克斯抗辩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黄孝阳也如此自认，因为真正的先锋小说在于以一种对人与世界的重新发现的目光审视复杂现实。黄孝阳以诗性语言的暧昧弥合先锋形式的凌厉感及其产生的罅隙的同时，又将现实世界的冲突融汇在城中人、旅人和世人的意识流动以及注释的言说中，以一种轻逸的姿态在隐喻中完成现实批判，而这些或在海底，或为鳗鱼，或房子平行悬挂的虚构之城，正是作者观察、认识、检验世界的另一个角度和逻辑。《高城》人确信人体即艺术本身，因此把尸体制成雕塑。来到高城的人在雕塑中看到灵感、死亡的意义，也看到潜在的财富和可怖的权势，他们为了探知这种雕塑技术的秘密以实现隐秘的欲望，拷打巫师致死。《昔城》里的富人在“阿波罗”节里通过捐献财富铸造太阳神像和捐给自己的仇人两种方式实现民族特定的信仰。《本城》以神话故事般的情节讲述了名为“王”的饕餮如乔达摩·悉达多般的求悟出走和再现时如黑洞般对本城一切（包括它自身）的吞没。62个小故事背后不仅是作者饱览红尘的一双眼睛，更是他的社会在场意识与宗教式的悲悯情怀。他深思何为公平正义，何为真理与谎言的界限，当听闻一个女人的不幸与苦楚，他会无限感性地诉请：“神啊，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顶，请你在怒中责备我，在暴怒中惩罚我，使我的肉无一完全，让我的骨哀号一生。”31《旅人书》多元的主题充盈着黄孝阳对时空、宗教、道德、民主、人性、艺术等命题的形而上的猜想与思索，它“轻得像鸟，而不是像羽毛”32。

如果说《旅人书》充满了明显又复杂的先锋特质，《众生》系列小说把相对完整的故事与抽象玄奥的思索搭售，增强了可读性，更具有亲民感，可以看作是黄孝阳的“退回来”之举。《众生·设计师》展现了“一个由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构成的漩涡，三者互相影响渗透”33的时空观，在文本的呈现嵌套式结构中，每后一次叙述都消解着前置叙事生成的意义。小说由亡灵叙述视角开场，林家有的死亡事件是后一个故事中宁强的文本设计，宁强的爱情故事也只是第三个故事里“我”与立衣共同构建的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系统的作品。正如在电子绕质子运动的轨道外存在着能量更高的轨道，现实世界外或有更高维度的空间，小说启示着读者从所置身处跳脱出来看自身，这寸丝半粟是如此渺小却又如此生动。《众生·迷宫》中的元庆是“生而知之者”。为了寻找父亲元贞的死因，离开肉体，在一尾青色小鱼的带领下进入了父亲所设的由123个词语组成的迷宫，当元庆走出迷宫时，读者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元贞的午夜一梦。黄孝阳“拣选若干词语以为切口，用个体的命运，人的情感，审视尘世的目光，牌阵，以及寓言与隐喻，科幻(可能发生的)与历史(已经发生的)，正在进行的现实，灌注于这些词语内部。而这些的和，即为梦境，或者说子宫与矩阵”34。由此，小说显示出如博尔赫斯叙事迷宫般的玄妙。

《众生·设计师》中，老妇马桂花竟在“文革”时期为自保而手刃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地主姨娘，组织铁姑娘行刑队杀尽公社的 “四类分子”。奉公守法的高管林家有经办集团的品牌出租业务，最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各方权力、资本的博弈中，即使不失足堕楼而死也会被妻子所出轨的该集团老领导指认而在57天后“畏罪自杀”。《众生·迷宫》里瘦男人的妻与子死于医疗事故，医方买通鉴定专家推卸责任，瘦男人被指为“医闹”，绝望的他火烧医院，同归于尽的还有73个无辜之人。词语故事《蚁群》中，木偶师来到木偶人星球安家落户，试图教孩子们做人和独立思考却始终未遂，在他绝望离开的很多年后，在宇宙尽头的一家小餐馆，他才了解到原来那个星球上的一切都是虬髯汉的设计，后者写入木偶人基因的三律令，第一条即是不思考。《众生》系列小说先锋形式的设计中淡化了事件的残酷，但在这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不难感受到作者暗示读者再度审视现实与生存的用心。

个人内在于现代性，个人独创性信念本身也只是社会实践的结构运动的产物，因此只有将个人置于现实社会的宏大结构中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这种存在。黄孝阳以小说创作践行其“量子文学观”，力图突破1980年代以来文学向个人化经验收缩的局限，呈现更为复杂而广阔的生存景观。这种思考和写作不是“人之唾余”亦非消遣解闷，而是一个人与世界互相生成时的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由此，先锋小说在对现代性使命的担当中呈现出一种“庄重的轻”与“灵活的重”。

结 语

正如鲍曼指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成年阶段，它“是一种自身监控的现代性——是清醒地抛弃了曾经不知不觉所做的一切的现代性”35，现代性不断反观并超越自身。将1980年代以来的先锋小说置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进程来看，其探索精神与理想情怀一直在抵抗庸常、自我革命的艺术努力中或隐或显地暗示、规约、助力着现代性无法停歇地发展。黄孝阳以“量子文学观”与小说创作实践对日趋复杂的现代性生存景观和精神命题予以积极而敏锐的审美发现与展示，文本呈现的及物性与现实感是突围1980年代先锋小说的重要力量，这或为当下先锋小说展示了某种可能性途径，这种可能性是对真实的自由指示。斯人已逝，对现代性仍有无尽的言说与拓展空间，它期待着对走出洞穴的当代先锋小说予以大格局的观照与预言。

注释：

①[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32页。

②[法]欧仁·尤奈斯库：《论先锋派》，李化译，《法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79页。

③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3期。

④[英]戴维·哈维：《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周宪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213页。

⑤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

⑥胡鹏林：《文学现代性·总序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⑦谢有顺：《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读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⑧⑨⑩ 11 12 15 19 21 23 24黄孝阳：《这人眼所望处》，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5、289、18、91、293、154、23、5、105、93页。

13黄孝阳：《众生·设计师》，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扉页。

14[黎巴嫩]卡里·纪伯伦：《先知·沙与沫》，冰心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16 18张娟、黄孝阳：《“70后这代会成为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访谈录》，《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

17 32[意]伊塔洛·卡尔维：《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07、17页。

20[英]布莱恩·考克斯、杰夫·福修：《量子宇宙》，王一帆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22[阿根廷]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王永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25 26 27 28 29 30 31黄孝阳：《旅人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24、10、100、14、116—117、222、298页。

33《〈众生·设计师〉内容简介》，《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2期。

34黄孝阳：《后记：几句闲话》，《众生：迷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10页。

35[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09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