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生死疲劳》：超拔的后现代主义拓展
内容提要：迄今为止，在莫言所有作品中，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其最为独特、也最具超拔写作气象的一部实验之作。它借助非凡的架构与想象，依托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根脉，结合对历史、现实、人性的深刻洞见，将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魔幻主义等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对后现代主义写作进行了有力的拓展。可以说，这是莫言对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特殊贡献。本文将从生命意识的悲悯流转、透视角度的多元架构、叙述语言的奇妙反讽等方面，对这部长篇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莫言 《生死疲劳》 后现代主义 生命意识 透视角度
莫言对于长篇小说写作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说：“纵观小说发展的历史，到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之后，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已经到达了顶峰。如果要写一部所谓的带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法，显然是写了一个故事，仅仅是和过去的故事不一样。即使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只能写出一部跟《静静的顿河》类似的作品。在这样的境遇下，逼得现代作家在小说叙事上不得不另辟蹊径。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外国的许多小说家挖空心思地尝试着离经叛道，是因为那些大师的作品已经到达无法超越的高度，新小说派也好，感觉派也好，福克纳也好，卡夫卡也好，都是在寻找另外的叙事角度，而真正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和真正的大师正面交锋，显然不是对手。但是，重建宏大叙事确实是每个作家内心深处的情结。所有的作家都梦想写一部史诗性的皇皇巨著。而我既不想落入窠臼，又舍不掉情结，还想独树一帜，所以《生死疲劳》只是另辟蹊径的一种努力。”①当然，对于长篇小说这种文体，莫言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和追求。“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②这便是莫言对长篇小说提出的基本要求。自然，近五十万字庞杂阔大、异彩纷呈的《生死疲劳》，无疑体现着这个要求，更超越了这个要求。甚至于莫言在谈论到《生死疲劳》与以往作品的区别时，还说过：“《生死疲劳》这本书首先是在形式上应该跟过去的小说是有很大区别的。形式上，我们当然指语言，指小说的这种结构：内容是指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应该跟《四十一炮》和《丰乳肥臀》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每一个作家在写一部新作时候的先决条件，只有当他感觉到他写的这本书是新的，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不是在重复的时候，才有勇气拿起笔来。《生死疲劳》打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我的作品都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建筑，那《生死疲劳》应该是标志性的建筑。”③由此可见，莫言对于《生死疲劳》的写作是有着相当充分的价值准备和精心构建的。之所以这部小说能够成为莫言自己认定的“标志性的建筑”，也正因为它于当下对历史、人性以及命运进行的深刻反思、追问和探寻。特里·伊格尔顿曾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④《生死疲劳》可以说正是运用中国化的叙事，轻盈而巧妙地超越并拓展了这种后现代主义风格，并通过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想象，天马行空地完成了生与死之间无常的命运转化，使得小说在生命意识的悲悯流转、透视角度的多元架构、叙述语言的奇妙反讽等方面，为后现代主义进行了一次超拔的拓展。
一、生命意识的悲悯流转
《生死疲劳》的写作，不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一次创新创造，更是主题思想和人物命运的一次巨大冲击与探寻。张喜田认为：“莫言新作《生死疲劳》是对其以前创作的继承与集大成。其中， 对性的宣泄、对声音与色彩的陶醉、对百年中国历史的重述与改写、对《百年孤独》的迷恋与仿写、对土地的讴歌， 这些都似曾相识， 但是， 其中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对人世与生命的感悟则是振聋发聩与发人深省的， 而这种佛性着重体现在他对苦难、轮回与幻灭的叙述与证明上。”⑤这论断和莫言写作这部小说的真实意图大体吻合，只是莫言借用佛教的六道轮回思想，还埋藏着“一个隐喻，或者是带有某种象征性的东西”⑥。这个隐喻或者某种象征性的东西，在我看来，就是作家莫言对于生命意识的悲悯流转。这或许是《生死疲劳》最为重要的主旨，是能使整部小说流动起来的最初原动力。
莫言给这部小说起的名字，来源于《八大人觉经》第二觉经中的一句话：“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生与死，乃是世间大事，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唯有生死，才是尘世生命真正的了断；只有生死，才可能彻底地进入佛家所说的轮回。不过，就在这了断与轮回之间，生命本身的意识会产生一个又一个的问号；这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又引发出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就像《生死疲劳》中的主人公西门闹一样，面对不明不白的冤屈，其内心是无法忍受更无法去和解的，他一定要问个明白，他一定要探个究竟，他一定得找到原因，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⑦身为地主的西门闹，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么执着地要求个理，便注定了后面生死轮回的一系列悲剧，也注定了作家莫言对这场惊心动魄、纷繁复杂、可叹可哀的六道轮回荒诞悲剧深怀悲悯，又不得不跟随这场大悲戏流转变化的无奈（甚至于作者莫言毫不避讳，在书中多处横竖插进自己的影子“莫言”进行无情的调侃和无奈的观望与讲述）。
《生死疲劳》通过西门闹的生命流转：西门闹——西门驴——西门牛——猪十六——狗小四——大马猴——蓝千岁，从一个自认为善良的地主，经历了畜生道驴、牛、猪、狗、猴的痛苦轮回，最后又回到新千年作为一个身体瘦小、脑袋奇大的畸形儿出生，五岁时滔滔不绝向“作者莫言”的朋友蓝解放回顾讲述着《生死疲劳》：“我的故事，从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那天讲起……”这是作者莫言精心设置的故事流程，也是莫言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乡村流变的深刻反思，虽然借助的是六道轮回这一中国民间传说形式，但书中主人公西门闹的遭遇，作者是化身书中“莫言”紧紧贴了上去，并完全融入了进去的。西门闹所经历的一切苦厄，似乎也像是作者在经历，换个角度说，莫言有可能把西门闹当作了自己的内心来写，要不然，这篇小说不可能有着这么深切的代入感和冲击力，只是莫言如此做法，并非由于他真的经历了西门闹所经历的这一切，而是因为他拥有着一颗了明世事后阔达的悲悯之心。《生死疲劳》正是在莫言这颗阔达悲悯之心的照应下，通过西门闹的生死轮回经历，引发出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与西门闹息息相关的各色人物的命运流转，尽管这些人物命运（包括西门闹自己的命运）蕴含着深切的悲剧色调，莫言依旧遵照内心的阔达悲悯，赋予每一人物、每一个动物，甚至世间万物以生的尊严和死的哀悼。这便是《生死疲劳》读来最为动人和动情的地方，也是《生死疲劳》对于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主题深化最有力的秘密武器。在莫言赋予小说中每一个生命意识的悲悯流转下，东北高密乡这块土地获得了某种神性。这种神圣的东西，在万物背后支撑着世间的苦痛与欢乐，小说中每一个生命的流转，都因为这份悲悯而具有了高远的圣洁依托。我们可以大致截取一些片段并梳理下这个过程，看一看在生死流变的后现代荒诞叙述风格中，作者如何用生命意识的悲悯流转深化和拓展着主题：
我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浑身沾着黏液，躺在一头母驴的腚后。天哪！想不到读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绅西门闹，竟成了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的小驴子。
西门闹虽然受鬼卒欺骗陷害，无奈投胎变成了驴，但这驴也是最漂亮最能干的驴。这种设计，显然有着作者对于西门闹第一次生死轮回的同情与悲悯，也让这份冤屈的黑暗底色有了些许光亮：曾经作为人被枪毙，日后作为驴被赞美。
西门牛死在我爹的土地上，它的表现，令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晕头转向的人们清醒了许多。西门牛啊，你的事迹，成了传奇，成了神话。你死之后，曾有几个人，想把你的肉吃掉，但当他们拿着刀子赶来时，看到我爹双眼流出的血泪和他满嘴的泥土，便悄悄地溜走了。
我爹把你埋在了他的土地中央，堆起一个巨大的坟头，这就是如今成为高密东北乡一景的“义牛之冢”。
作为一头牛，你很可能流芳百世。
当西门闹第二次生死轮回依然逃脱不了成为一头牛的命运时，作者的同情与悲悯加深了，生死疲劳背后的含义更加复杂和深刻了，西门闹作为人的冤屈，似乎在动物身上一点点获得了残忍却高傲的补偿。
我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但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糊糊涂涂地就成了这沙洲上的野猪王，接受着野猪们的朝拜，而人间那个王，坐在月亮上，已经飞升到距离地球三十八万公里远的地方，庞大的月亮缩得只有一只银盘大，而人间之王的身影，即使用高倍的望远镜，也很难看清了。
第三次生死轮回，西门闹更无奈地变成了猪。但此时，猪的身份已经大不同，甚至俨然成为了猪王。正是作者悲悯的放大，让看似更为下作下贱的猪，成为了更具传奇色彩的存在。而西门闹作为《生死疲劳》生命流转的主角，也尝尽了作为非凡猪王的荣耀，并最终以救助几个落水孩童而牺牲自己的舍己救人大无畏精神，让猪道轮回的意义更显得庄严而神圣了。
第四次轮回，西门闹成为狗小四，却依然是狗中之王。不但是狗中之王，而且作为义犬，见证了一个家族的繁荣与衰败、一个社会的更新与希望，最终和自己曾经的长工、象征着自由与坚韧的“单干户”蓝脸一起，善始善终地自然回归到自己的土地。只是此时，作为西门闹的鬼魂，已经对人世有了几近彻悟的体验，这也是作者悲悯情怀升华的体现。生何为？死为何？这个重大的永恒命题，在四次轮回的经历中慢慢清晰起来，西门闹没有仇恨了，也彻底不想再闹了，那些曾经困惑自己的冤屈变得不再重要和必要，西门闹的心也即将大彻大悟。但是，阎王认为西门闹还有仇恨的残渣在眼里，六道轮回还得再继续下去，轮回到离人类最近的灵长类，并且只需两年。西门闹默默接受，意味着他放下了自己，也放下了命运。
第五次轮回，西门闹自然成为了一只会杂耍的能赚钱的大马猴，并与女主人相生相伴，生死不离，将《生死疲劳》这个让人无限哀叹又荡气回肠的神奇故事拖到了结局，最终被蓝开放一枪毙命后，在新千年托生为大头儿蓝千岁，带着记忆，进入新时代，讲述旧往事……这是旧结局，更是新开始。
反观整个生死轮回的故事，正是作家莫言阔达的悲悯，让这个看似凄凉的悲惨生命流转过程，一步步走向更为高级的结局彻悟。值得注意的是，生命意识的悲悯流转，在这篇小说设置中呈现出一级高于一级的态势，从西门闹死后开始轮回成西门驴、西门牛、猪十六、狗小四到大马猴时，已然印证了佛家的“空”，“贪”“嗔”“痴”之恋在轮回世界中渐渐被消磨殆尽。而当生死轮回到了蓝千岁之后，主人公西门闹有的便只是对往事记忆的追述。这种追述蕴含的寓意，和《红楼梦》结尾贾宝玉和一僧一道离去时所作之歌：“我所居兮，青梗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⑧何其相似，又何其透彻。可以说，莫言让西门闹经历六道轮回，让他的生命意识在如此残酷的流转中饱受生死爱恨之折磨，直至疲劳生死之后，最终证得“正果”，了然于尘世，了然于一个畸形儿童宛若置身事外的滔滔讲述。假如没有小说作者切身的阔达悲悯体验注入，是难以想象小说主人公能够如此完成这一次次荒诞绝伦的生死轮回的上升蜕变，从一点来看，莫言为后现代主义在文学主题深化和拓展上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二、透视角度的多元架构
《生死疲劳》在后现代主义拓展在形式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整篇小说以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为编目，却以最为大胆的多视角架构进行透视叙述，让小说结构变得立体深邃，获得了复调之美、浩繁之体、缤纷之意。皮进指出过：“《生死疲劳》这部小说的第一叙事者是蓝千岁，但是叙述具体情节时，叙事视角则不断调整、转移，当蓝千岁讲述自己的前身西门闹、西门驴、西门牛、西门猪、西门狗的轮回情节时，叙事者不断在‘叙事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移动，蓝千岁以‘叙事自我’身份介绍轮回的具体过程，讲述西门闹如何与阎王斗智斗勇，如何拒绝喝下孟婆汤，又如何投生为驴、牛、猪还有狗，蓝千岁的异故事叙事起到了铺陈背景的作用；但是蓝千岁又并非固定而唯一的叙事者，‘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这四部分，分别就是以驴、牛、猪和狗的视角和口吻在叙事，这时的叙事者更多是‘经验自我’，也就是说蓝千岁既保持着主导叙事者的身份，保持着对整个故事的全知叙事视角，同时又执意投入到故事场景中，这导致小说中同一‘叙事自我’(蓝千岁) 在叙事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幻化成若干个‘经验自我’(西门闹、驴、猪、狗等)，生命轮回造成叙事视角‘裂变’的合法性。通常第一人称叙事所表现的一切都与叙事者有一种生命本体上的联系，因此这种叙述必然承载了叙事主体的内在气质、意识、性格。西门闹经过六世轮回，经历了从人变成各种动物、最终又从动物转世为人的几番变迁，西门闹转世为人的载体就是蓝千岁，所以当蓝千岁利用第一人称讲述整个故事，实现了‘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合体，呈现了‘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对往事的双重聚焦，这些具有差异的叙事视角形成不同叙事风格，更以双重的叙事腔调促使此文本具有了复调叙事的效果。”⑨由此可见，《生死疲劳》在叙述角度上是极其纷繁复杂的。莫言为什么要设置那么多的透视视角？为什么要这般给予小说多元架构？我想这就是拓展后现代主义在结构上最为有力的支撑。这样的叙述视角，让小说打开了多向度的抵达可能性，同时，也非常巧妙地配合并强化了作者对于后现代风格主题的深挖广拓。
不仅如此，在《生死疲劳》大的拓展性架构下，作者在局部，甚至细部继续延伸了透视角度的多元架构。师力斌说：“《生死疲劳》提供了大量的消费符号，可看作后现代消费主义的一个典范性文本。它成功地将众多的小说元素都转换为消费对象。比如章回体的标题，可以读作唐装式的古为今用逻辑。‘做爱姿势’这样的字眼无非是吸引眼球。一气呵成的文字所提供的阅读快感，一般作品难以企及。”⑩我们来看《生死疲劳》的具体文本架构，小说总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驴折腾；第二部：牛犟劲；第三部：猪撒欢；第四部：狗精神；第五部：结局与开端，整体构架呈现出的是一种叠加回旋结构。在这个叠加回旋结构下，又分成若干整齐的章回体标题结构（第一部到第四部），比如：第一章 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第五十三章 人将死恩仇并泯 狗虽亡难脱轮回。到了第五部，也是整齐的标题，但和前面四部的章回体标题完全区别开来，是标准的现代小说标题形式，分别是：一 太阳颜色、二 做爱姿势、三 广场戏猴、四 切肤之痛、五 世纪婴儿。如此一来，不但各自和相应的大标题对应，而且还因为第五部的改变，形成了一种突兀的对比，这不正是符合后现代主义追求形式感的拓展做法吗？更令人赞叹的是，在《生死疲劳》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下，每一种视角，或者几种视角之间还形成了“互文见义”般的对应关联，就像一个庞大的蜘蛛网，不管你触碰哪一根丝线，其他的必然也会被传递做出反应，哪怕是作者大胆冒险在里面横插竖切进去的“莫言”自己，也同样因为其特殊的视角而获得了不可或缺的小说另类元素。此外，还有各个叙述者不同叙述角度背后的不同叙述背景和语境，也是作者精心编制的创新结构。这里面有无数的耐人寻味的并带有浓郁中国民间民俗的地点、方位、建筑、自然等，还有跨越生死的阴阳两界，更有人、鬼、畜等不同伦理道义的交锋、和解、转换、转化等。凡此种种，构建出《生死疲劳》姿态万千的蓬勃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切割，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透视角度和多元架构，极大地增强着小说的异域调性，让人捉摸不定，又让人心醉神迷，充分展示了莫言高超的小说结构驾驭和重塑能力，为后现代主义风格文学搭建了一座艺术精品。
三、叙述语言的奇妙反讽
莫言作为深谙中国传统话本语言的高手，又作为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等国外现代派写作风格影响的优秀作家，在《生死疲劳》中，他融合尝试并运用了新的叙述语言，特别是为进一步衬托和凸显后现代风格主题和结构，在融合创造中大量使用了反讽。这些奇妙的反讽语言背后，凸显的是作者智识的高超和性情的豁达，更是一颗悲天悯人之心的观照与映衬。
按照正常逻辑来看，《生死疲劳》写作难度极大，因为它的主题重大，是生死轮回；因为它的背景特殊，是“土改”“文革”；因为它的对象特别，是人鬼混杂、人畜交替……这样的内容，该如何通过独特的叙述语言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和表现出来呢？或许莫言天生就有此语言禀赋，又或许莫言后天经历和训练出了非凡的文字驾驭能力，总而言之，他找到了最合适的叙述语言—— 一种奇妙的反讽叙述。作家、批评家李浩曾说：“《生死疲劳》是一部多幕闹剧。说它是闹剧，无任何贬意，这部小说中莫言的叙事语调和故事构成都有着浓重的狂欢意味和夸张的戏剧色彩，它粗砺，浑浊，大开大合，同时充满了荒谬感、反讽、调侃和幽默。因为‘六道轮回’，叙事的节奏获得了变化和喘息（如果仅从叙事策略上来讲，莫言的‘六道轮回’类似于话剧的多幕换场，每死一次重生一次就等于是场景变换一次。保持叙事紧张感和吸引力，让笔墨一直围绕具有兴奋点的事件来写，是‘宏大叙事’类小说的世界性难题，而莫言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方式）。让叙事重心始终围绕带有狂欢色彩的核心事件，使这部小说魅力充溢，也闹劲十足。当然，闹剧和叙事的狂欢是莫言一贯的特色但也属于‘障眼法’之一，如果仅是一部热闹的、故事曲折动人的小说是无法宏大起来的，‘宏大’是莫言书写这部小说的真正野心，在狂欢和‘闹劲’的掩蔽下，他意图书写的是中国农村50年来风云变幻、世事变迁的民间图谱，是对中国农村农民生存境遇的展示和挖掘。”11李浩说这样的话，自然是着眼于《生死疲劳》的大主题，但无论是小说的大主题，还是小说内部的无数个世事无常、人物命理等，莫言都几乎将反讽的奇妙叙述语言发挥到了极致，也产生了极佳的多重寓意的反讽效果。
我们且从文本中找一些例证：
“二位兄弟，一路辛苦！”
我看到鬼差蓝脸上的狡猾笑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笑容的含义，他们就抓着我的胳膊猛力往前一送。我的眼前一片昏黄，就像沉没在水里一样，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人欢快的喊叫声：
“生下来了！”
西门闹第一次投胎对阎王将送他返回阳间的承诺信以为真，可正当他投胎前诚心道谢鬼卒后，却发现自己被推向了驴圈，进了畜生道，成为了一头驴。（对诚信的反讽）
我哥是去县里取经的。“文化大革命”兴起，屯子里人都蠢蠢欲动，但不知道这命是如何革法。我哥聪明，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本。“大叫驴”只告诉他一句话：像当年斗争恶霸地主一样斗争共产党的干部！当然，那些已经被共产党斗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也不能让他们有好日子过。
西门金龙去县里红卫兵司令部拜访“大叫驴”常天红，却听到作为党的优秀青年干部口中说出来的这段话，极具对特殊年代的调侃意味。（对权威的反讽）
“妈拉个巴子的，你以为老子真傻吗？”刁小三气急败坏地说，“瞒得了老子的眼睛，瞒不过老子的鼻子！其实连老子的眼睛也瞒不了”，刁小三弯腰从自己的食槽里挖起一块饲料，用爪子举着，摔在我食槽的边沿上，与我食槽中残余的饲料成为鲜明的对照，“你自己看看，你吃的是什么，我吃的是什么？妈的，都是一样的公猪，凭什么两样待遇，你‘为革命配种’，难道老子是为反革命配种吗？人，被他们分成了革命和反革命的，难道猪也分成了阶级吗？这完全是私心杂念在作怪，我看到了西门白氏看你的目光，简直像一个女人看自己的老公！她是不是想让你给她配种啊？你要给她配上种，明年一开春，她就会生出一群人头猪身，或者猪头人身的小怪物，那才是美妙无比！”刁小三恶毒地说。恶意的诽谤舒缓了它心头的郁闷，它奸邪地笑起来。
猪十六和刁小三这段猪与猪之间的对白特别有意思，在特殊年代里，人的兽性，兽的人性，统统混杂在一起了，究竟是人还是兽，有时候想分都分不清楚了，一旦畜生都像人一样地争斗，这个世界就真正可怕起来，但为什么畜生会像人一样的争斗，原因在哪里？这段尖锐的对白里面自然藏着答案。（对人性的反讽）
“不，要单干就彻底单干，就我一个人，谁也不需要，我不反共产党，更不反毛主席，我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天下乌鸦都是黑的，为什么不能有只白的？我就是一只白乌鸦！”他把瓶中的酒对着月亮挥洒着，以我很少见到的激昂态度、悲壮而苍凉地喊叫着：“月亮，十几年来，都是你陪着我干活，你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灯笼。你照着我耕田锄地，照着我播种间苗，照着我收割脱粒……你不言不语，不怒不怨，我欠着你一大些感情。今夜，就让我祭你一壶酒，表表我的心，月亮，你辛苦了！
透明的酒浆在空中散开，如同幽蓝的珍珠。月亮颤抖着，对着蓝脸频频眨眼。这情形让我感动万分，在万众歌颂太阳的年代里，竟然有人与月亮建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
这段“单干户”蓝脸的内心表白，有着作者设置的巧妙玄机，具有更深层次的反讽意味。制定政策的当然代表国家意志，执行政策的也一样，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空子”给蓝脸来钻？蓝脸这个人物究竟代表着什么？他自始至终宁愿舍去一切（甚至豁出生命）也要单干（但后面的历史证明他是对的），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他生错了时代了吗？还是时代生错了他？当彼时全国人民一直向前看时（人民公社制度），只有他站在了自己的土地里坚韧地守护着自己单干的信念（对国家意志和人民信仰的反讽）。
在红绿灯处，我们等到过街绿灯，依然是胆战心惊地穿过马路。因为有许多身穿黑皮夹克骑挎斗摩托车的人不尿红绿灯，因为有许多豪华轿车不受红绿灯限制，因为最近刚刚出现了一个“本田暴走族”，都是年龄十八岁左右的小青年，骑着一色的本田摩托车，专门撞狗，撞翻之后，唯恐不死，还要来回碾压，直至肝肠涂地，才吹着口哨如风而去。他们为什么对狗如此仇恨？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这是狗小四带着黄合作找完庞春苗过马路时，透过狗的眼睛看到的残忍一幕。狗小四苦思不得其解的是，因为时代已经翻了个身，但新的难以理喻的问题又出现了，对狗的莫名仇恨背后是什么？社会经济发达后时代又将面临着什么？不得其解的追问振聋发聩。（对时代的反讽）
“还记得我们河滩牧牛时的情景吗？”他说，“那时候，为了逼你入社，我每天都要揍你一次。谁能想到，二十几年后，人民公社就像砂土堆成的房子，顷刻间土崩瓦解。我们那时做梦也想不到，你能当上副县长，而我能成为董事长，当年许多神圣的掉脑袋的事情，今天看起来狗屁不是。”
我依然不吭声，我知道他想说的不是这些。
西门金龙说给蓝解放的话，蓝解放不以为然。实际上，这话是西门金龙说给自己内心的，更是作者莫言借此追问历史的。（对历史的反讽）
莫言在《生死疲劳》里还有很多类似以上举例的反讽，或对话，或场景，或评说，或描述……各种方式，可以说不遗余力地在其叙述语言中凸显反讽力量。批评家陈思和说过：“可以说淡化历史元素，凸现神话传说元素，把沉重的历史叙事转换为轻松幽默的民间叙事，从而强化了小说的叙事美学，我以为是《生死疲劳》的最可爱之处，也是对于‘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一次有效性创新。以轻松调侃的喜剧功能来书写沉重历史，如果我们仅仅从外部向文本里面去寻求历史就会觉得其缺乏难度，但是从文本内部的拓展来对比已有的‘历史－家族’叙事作品，它的突破与创新的功能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将反讽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正是这奇妙的炉火纯青的反讽运用，使得《生死疲劳》的后现代主题及结构更加活络了起来，像是一条滚滚向前的大河，不断冲积拓展着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学领域。
结 语
《生死疲劳》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拓展，自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三点，但以上三点分析是从小说的主题、结构、语言切入，使得这部浩繁复杂的长篇小说具有了开拓性的创造。而生命意识的悲悯流转、透视角度的多元架构、叙述语言的奇妙反讽，构成了这种创造的主干，也形成了莫言小说创作的一座另类奇诡高峰。不过，这部四十三天完成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写作时间太过仓促，抑或是其他原因，也存在着不少让人疑惑的地方，比如一个二十岁的庞春苗为什么会如此突兀地死心塌地爱上一个相貌丑陋年过四十的蓝解放？这个问题我在十多年前阅读《生死疲劳》不得解，十多年后再次认真翻阅，仍不得解。此外，《生死疲劳》最后一部分，特别是书中人物的死亡，带有作者过强的主观色彩，并且，越靠后面的叙述，其节奏明显太快，导致很多地方期待像前面章节里的细节一样饱满生动是不可能了。还有陈思和在《“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一文中指出的错漏12，凡此种种，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就像批评家李敬泽所说：“《生死疲劳》壮阔、浑浊、激流汹涌。它不完美，如同生活般不完美，我想我能挑出它的一百个缺点，但是我认为，它仍然是、而且可能恰恰因此是一条生气沛然的大河。”13或许伟大的东西需要残缺才更显伟大，就像爱与美之神维纳斯的雕像一样，《生死疲劳》亦如是。
注释：
①莫言、李敬泽：《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②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长篇小说选刊》2014年第1期。
③⑥⑦莫言：《生死疲劳》，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9、581、4页。
④[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页。
⑤张喜田：《人生本苦与生死幻灭——论莫言新作〈生死疲劳〉的佛教意识》，《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⑧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版，第1397页。
⑨皮进：《多元叙事策略成就巨大叙事张力——莫言小说〈生死疲劳〉叙事艺术分析》，《文艺争鸣》2014年第7期。
⑩11邵燕君、师力斌、朱晓科、李浩、李云雷：《直言〈生死疲劳〉》，《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2《生死疲劳》在叙述中由于混乱驳杂，多种叙述交错进行，细节上的错误在所难免。仅以时间描写为例，就有多处出错。例一：金龙与互助、解放与合作的婚礼时间，在第三部里多次提示是1973年农历四月十六日，但是到了第四部的故事叙事里，这场婚礼在人们的回忆中变成了1976年。如1990年时，当事人蓝解放称自己：“十四年的结婚生活中，我与她的性交……总共十九次。”又，书中一再提到春苗年龄问题：解放和合作进棉花厂（婚礼的同年）的第一天遇到春苗，她才六岁。解放与春苗年龄相差二十岁。解放生于1950年元旦，那么，春苗应该生于1970年。显然，叙事者把那场婚礼的时间挪后了三年，以为是1976年。当然我们可以开玩笑说，那时因为猪的记忆与人的记忆不一样，但不管是哪一方记错了，肯定都是作家的错。例二：第三十章互助用神奇的头发治疗小猪的时间，叙事人特意强调：“此时已是农历的三月光景距离你们结婚的日子已经两个月。此时你与黄合作已经到庞虎的棉花加工厂上班一个月。棉花刚刚开花坐桃，距离新棉上市还有三个月。”前文已经交代，婚礼时间是1973年农历四月十六日，那么，解放进工厂的时间是1973年五月中旬，互助救小猪的时间应该是同年六月而不是三月，这样才与农村棉花开花坐桃（小暑节气，一般是公历7月）、新棉上市（公历9月以后）配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错误来自作家的笔误或者编辑的不负责任，但这些时间书写的错误会在阅读上给读者带来对叙事内容的模糊理解。注：本文所有引用本书的内容均出自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不再一一说明。
13李敬泽：《“大我”与“大声”——〈生死疲劳〉笔记之一》，《当代文坛》2006年第2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边疆文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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