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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当代文学中，发生于不同阶段的“青年进城”叙述能折射出时代的变化。本文将以路遥《人生》、邱华栋《城市战车》、徐则臣《耶路撒冷》为主，来分析不同时代的青年走进城市的源动力在于何处，进城之后他们面临了何种精神危机，又如何得到救赎。这三个文本对以上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将它们纵向比较，又可以看到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话语在中国的交织及作家对这种种思潮的思考和回应。

关键词：青年进城 《人生》 《闯入者》 《耶路撒冷》

在当代文学的叙述中，“城市”和“乡村”往往被塑造为两个互相对立的空间。新时期以来，城市承载了作家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想象，向乡村发出了“文明的召唤”，一批青年开始向往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由于各地的发展并不均衡，中国的城市逐渐显现出等级的区别，青年不再满足于从乡村到城市的位移，开始渴望去往更大的城市，有论者将之称为去往“中心”的愿望。因此，本文论述的“进城”不仅限于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还包括了从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位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精神危机成为进城青年不能忽视的问题。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回望乡村，乡村“世外桃源”的意义才得以彰显，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言，“乡村代表了自然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宁静安详、天真无邪、纯朴和美德”①，成为“都市病”患者理想的疗救之乡。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口的流动能够典型地反映出时代症候，落实到文学文本当中，还能更深入地展现人物的挣扎、剖析时代的肌理。因此本文以路遥、邱华栋、徐则臣三位作家的创作为例，以他们的作品《人生》《闯入者》《耶路撒冷》为主，分析青年走进城市的动力源于何处，进城之后面临了何种精神危机，又如何得到救赎。路遥敏锐地注意到了“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特殊空间，关注由城乡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带来的矛盾冲突。《人生》最初于1982年5月发表在《收获》杂志第3期，后由多家出版社发行单行本，高加林的进城冲动与“道德堕落”均是中国现代化刚刚起步之时的典型症候，青年进城后价值观念的变化成为问题；邱华栋书写他熟悉的北京，本文以邱华栋创作于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城市战车》为主要分析对象，作品中的青年可视为高加林的后继者，他们在1990年代的商业化浪潮中不再耻言欲望，作为典型的都市病患者，他们尝试了各种自救的方式，但往往以失败告终；徐则臣的长篇《耶路撒冷》同样塑造了京漂青年形象，全球化时代的青年在欲望之外还增添了去往世界的渴望，徐则臣刻画了京漂群体与故乡、时代和历史的血肉勾连，对于平面化的人有了更多的反思，并踏上了回归自我的精神返乡之旅。这三位作家出生成长于不同的年代，路遥出生于1949年，邱华栋出生于1969年，徐则臣出生于1978年，不同的年代赋予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作家间代际的差别亦可反映时代的变迁，他们的作品也因此带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若将这三个文本纵向比较，还可以看到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话语在作品中的交织及作家对它们的回应。

一、成为“问题”的进城青年：关于“城/乡”的两种想象

路遥的《人生》发表于1982年，此时正是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农业集体化”的想象已经破灭，与之相关的“农民”身份、“乡村”空间、“劳动”实践一并跌下神坛。全新的国家/个人关系正在生成，“城市”与“乡村”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倒转。“城市”重新成为了文明的中心和现代化的代表，“乡村”则再次与落后、愚昧和苦难联系在了一起。路遥在创作中也在刻意强化城乡之间的对比，在这种情境下，高加林“走向城市”的愿望自然而然地萌发了。

高加林一直将民办教师的身份视为摆脱农民身份的跳板，当高明楼利用手中的权力夺去了他的这一职位时，他选择“离开高家村”，在“社会上和他比个一高二低”②。在高加林看来，高家村显然不属于开放的“社会”范畴，而是由高明楼、刘立本两人通过联姻而得以一手遮天的封闭场所。在接受了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高加林眼中，高家村成为了一个愚昧、闭塞、落后的场所，是他势必要脱离的地方。书中的“卫生革命”一幕中，高加林、巧玲与村民的冲突颇有意味。唯一站出来支持高加林的是同样有可能获得“城里人”身份的巧玲，他们调用的是“卫生”“化学原理”等更具现代性的话语，而村民则是在村里的“大能人”高明楼率先喝水后才敢打水，遵从的是权力的意志③。高加林在卫生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幻觉，他听到了汽车、火车、飞机这些象征着城市的声音，它们代表了想象中更加文明的城市对他的召唤。这一幕更加强化了“城/乡”之间“先进/落后”的对比，进一步说明了高加林弃乡进城的合法性。

高加林进城之后，虽然在黄亚萍面前自嘲为“乡巴佬”，但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向城市的价值尺度靠拢，并且与高家村所秉承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冲突。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媒体将产生的全球化影响——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空间不再成为阻碍信息传播的因素，无论身处何方，人们都能轻易获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④。高加林不再愿意听巧珍说村庄里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而渴望和黄亚萍讨论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正是因为高加林在心理上已经把自己和封闭的乡土世界区别开来，作为更加现代化的“县城”中的一员，他渴望缩短自己与“世界”的距离，也正因此，在得到去往省城的机会时，高加林才会如此兴奋。同时，高加林还在与黄亚萍的恋爱中沾染了城市的消费主义习气，他对黄亚萍的迷恋来自于黄亚萍身上“神秘的魅力”，这种男性无法掌控的“神秘女郎”形象显然来自于都市文化之中。高加林选择黄亚萍的原因之一是他和黄亚萍更有共同语言，但路遥在描写他们的恋爱生活时，并没有侧重于精神层面的交流，反而让他们的恋爱中充斥着泳衣、墨镜、烫发和来自上海的时兴成衣等物质符号，这甚至是让县城里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是作家对于“现代性”的终点——南京生活的一种想象。

高加林最终没能去往南京，而是回到了乡村。高加林最终必须回到乡村的原因，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而高加林回返乡村究竟是暂时的蛰伏还是永久的留守，作者的态度也显得犹疑不定，“将来有机会还能出去”和“农村屈不了你的才”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留下了“并非结局”的结局。高加林重回乡土空间的一幕意味深长——他回乡时先是听到了孩童唱的民歌“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⑤，在黄亚萍眼中，另觅自己喜欢的伴侣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婚恋自主行为，但在观念更为传统的乡土世界，这一行为面临的就是“卖了良心”的道德指控；接着是在地里劳动的村民纷纷出面安慰他，显示出淳朴和善良，也消解了高加林对于自己即将遭到冷眼和嘲笑的担忧；最后由德顺爷爷出面对他进行了一番关于人生价值的教育，再度歌颂了土地、劳动和坚韧顽强的生命力，驳斥了高加林“活着没意思，想死”⑥的论调。孩童、劳动的村民和老人几乎涵盖了各个年龄段，象征着整个乡土世界，他们对高加林的讽刺、安慰和开导，代表着乡土价值观念与和自己迥然不同的城市价值观念的交锋，在这场交锋中，高加林暂时为温情脉脉的乡土世界所感动，抓起了代表“乡下人”身份的黄土。

在《人生》写作的1980年代，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并未开始，因此路遥虽然敏锐地意识到了青年进城后的观念将发生变化，并与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冲突，但并没有足够的城市生活经验来把握和解释这种变化，只能将之归结为高加林个人的“堕落”和“忘本”。路遥对高加林的救正是通过强大的传统价值观念来达成的，将乡村视为净化人性的乌托邦。然而城市与乡村的运行逻辑、社会结构完全不同，用产生于乡土空间的价值观念来观照城市生活和由城市生活而引起的观念变化，显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错位。路遥暂时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只能引入另一组关于“城/乡”的二元对立想象，将“先进的城市”变为“堕落的城市”，“落后的乡村”变为“高尚的乡村”，通过重新赋予乡村乌托邦属性完成对高加林的精神拯救。然而这种拯救是十分可疑的，高加林未必会长久地安于乡土空间，“城/乡”之间“势利/淳朴”的二元对立框架也同时遮蔽了这两个空间的复杂性。《人生》使得进城青年的精神异变成为了问题，但并没能解决这一问题。

路遥认为，城乡之间的矛盾源于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他在进化论的视角之下建构了传统农村终将转化为现代城市的乐观图景，“高加林的痛苦只是‘这一巨大历史进程’中不得不付出的沉痛代价。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虽然中国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但城乡差别并未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除。正如路遥所预见到的，高加林们不单要离开土地，而且将不再返回”⑦，乡村不再是青年的归宿，更多的青年将走进城市，并且像高加林一样面对城市对他们的精神改造。

二、平面人的生存状态：物质的都市与空白的故乡

199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能量大量释放、城市化进程进入快车道的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更多地涌现。城市“从实质上说，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格、新的文化的兴起：它意味着与凝重慢速的乡村生活相对立的快节奏的‘城市狂想曲’；它意味着与田园式的和谐、宁谧相对立的进取、竞争、拼搏的‘市民精神’……”⑧邱华栋在北京的城市生活经验使得他书写城市时不像路遥只能做出刻板的想象，而是能更加贴近城市的肌理和运行逻辑，同时对城市价值观念有更多的“理解之同情”。

城市是按照人类欲望所构建的物质形式，“农村生活城市化”想象的破裂使得进城者们的出走更加义无反顾，去往城市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与更多的生存机会。杰姆逊在进行文化分析时，认为现代主义尝试在一个失去了规范和诗意的世界里恢复古老的神圣和鲜明的个性，尝试重建在科学理性中已经被解体了的规范，后现代主义则更加激进，他们既抨击失去了规范的世界，又抨击规范本身，采取一种极端反叛的形式，试图回到规范和科学产生之前的原始时代⑨。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城市化进程十分迅猛，大规模的工业化、市场化浪潮与全新的传媒技术、席卷一切的商业逻辑同时存在于1990年代的中国，这导致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病灶在进城青年的精神世界中同时出现。

邱华栋书写过一批闯入北京的青年，在明知都市的残酷的情况下，这些青年仍然愿意以自己的青春为赌注，在这座“轮盘城市”里追求名利和地位。与高加林始终不能摆脱乡村的纠缠不同，邱华栋笔下的进城青年不再受到传统与乡村的困扰，高加林认为抛弃刘巧珍选择黄亚萍是自己生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承担了巨大的道德压力，然而在邱华栋笔下1990年代的城市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曾经给高加林巨大道德压力的乡土价值观念早已土崩瓦解，瞬间性才是都市生活的特点，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需要的是更多的刺激，都市男女因为偶然的邂逅就可以萌发爱情，又可以随时为了利益将之抛弃，完全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对待身体和情感。

“在新的城市里，过去以村庄、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共同体系统地遭到破坏，也就是说，由于和一大群互不相识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旧有的集体感消失了”，城市里高度个人化的生存带来了诸如孤独、焦虑等情感体验，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卡姆将这种现象称为“迷惘”，他认为旧有社会团体的崩溃与工业化城市中自杀现象的增多有密切关系⑩。邱华栋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城市战车》中，众多京漂艺术家虽然聚居在城市边缘的村落，但他们也并未因此获得在传统村落中生活的温情体验。这批艺术家蜗居的村落只是一个落脚点，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依然是流动性极强的城市，“我”在北京“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就像是随便给塞到我面前一样，像一出悲喜剧中某个角色，在你面前表演上几段，随后就消失，从此这个人再也没有了下落”11，个人找不到任何保护，也没有任何社会性的共同体可以依靠，因此常常被巨大的孤独感包围。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交换与本能成为人行动的动力，友情可能伴随着利用和欺骗，爱情则往往因为女性的容貌和身材而萌发，人无力负担真挚的感情。作品中的“我”有一个身在南方的女友阎彤，直到“我”决定和她结婚生子之时，仍将她视为一种近似于负担的责任；而在都市猎艳之旅中遇到的女性，一旦她们敞开心扉倾诉自己，反而会让“我”陷入惊慌之中。《人生》中刘巧珍一心付出的纯洁爱情已经成为田园牧歌般的童话，在现代都市之中，真挚的感情不仅难以寻觅，而且难以承担，因此都市青年只能沉浸在“致命的孤独”12之中。

《城市战车》塑造的是来到北京的先锋艺术家群像，作为感觉极其敏锐的一类人，他们原本可以通过艺术作品传达自己的孤独与焦虑感，如果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那么这些负面情绪就不再成为问题13，然而他们所倾心的“艺术”也深陷于危机之中。杰姆逊在分析现代主义文学时认为，表达问题是现代主义文学中最主要的问题，作家的头脑中塞满了五花八门的程式化的语言，于是当作家自以为是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时，不过是在使用一些陈词滥调罢了14。这同样是京漂艺术家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所执着的后现代艺术往往被视为对西方大师的模仿和抄袭，这加深了他们的焦虑感。此外，在机械复制的时代，文化无限扩张，艺术开始走下神坛，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的差距正在消失，同时商品化的逻辑也开始侵蚀艺术家的思维，他们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参与进现代文化工业的生产之中，“我”作为一个装置艺术家，靠给画廊画伪画牟利；前卫电影艺术家王森和黄虎为了挣钱甘愿用好莱坞工业复制的模式拍摄所谓的“城市武打电影”；即使是在“我”眼中拥有着“黄金品质”15的诗人周瑟瑟，也因为给石油公司写广告词挣得八千元而精神抖擞。在作品的结尾，为了寻找自我而选择排演荒诞派喜剧的喻红被前夫在舞台上杀死，几位后现代艺术家或发疯或去世，众人为之筹备已久的艺术大联展也以被警察打断告终。这些青年艺术家们选择用后现代艺术作为反抗形式，以表达对于荒诞、冷漠的现代都市的愤怒，却最终归于失败，究其原因就在于后现代主义在破坏一个旧世界方面具有巨大威力，但却无力重建一个新世界，因为“虚无主义”才是其价值内核16。意义的消解并不会带来解放，只会带来一种疲惫无聊的心态。因此京漂艺术家们或以死亡的惨烈方式退场，或决定回到故乡生儿育女，归于庸常的日常生活之中。

邱华栋所感知到的城市“没有历史、没有心脏、没有灵魂”17，虽然他数次用对立的词语来描述北京，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先锋、物质与精神、贫穷与富有，但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却很明显地偏重于一端，对都市做出的仅是一种“劝百讽一”式的批判。邱华栋明确意识到了城市的空洞、病态、物欲横流，也在议论中使用大量波德莱尔式的意象，将在城市中追逐欲望的人群视为蛆虫和撒旦，但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他仍然乐此不疲地描绘城市中的各种消费场所，津津有味地讲述进城青年征服城市的野心和都市男女逢场作戏的感情，这导致了他对都市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堆砌理论词语和文学意象的层面。邱华栋在《城市战车》的后记中说“这是一部焦虑之书”18，其原因或许在于怪诞的都市生存使得作家的个人主体性遭受了肢解，作家已经无力去探索严肃崇高的问题，只能在作品中大量复现当下的普遍的都市生活和流行的文化现象，试图通过这种写作策略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作为最叛逆、最先锋的群体，作品中的后现代艺术家们与都市却是一种暧昧共生的关系，在批判都市的同时既在商业化浪潮中追求名利，又在消费社会中体验着欲望的满足，并未确立起坚强的主体自我。如果说路遥批判城市的基点在于“乡村”这一外部的他者，那么邱华栋只着眼于当下的写作态度就难以对城市作出有力的批判，这既导致了他的作品中对都市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又导致了他很难真正找到能够治愈都市病的药方，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的精神废墟上难以孕育出抵抗消费主义和欲望洪流的力量。

三、到世界去：回归自我的返乡之旅

19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并迅猛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联越来越深，逐步融入了全球化进程之中。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大国崛起”的叙事使得国人在面对世界时有了更多的自信，也渴望与世界发生更紧密的联系。“乡村-城市”能轻易就被转喻为“中国-世界”，但在新世纪的背景下，文学中的“世界”空间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驱使青年走进都市包括了去往“中心”的欲望。《人生》中仅是初见端倪的“县城、省城、南京”的空间等级链条早已成型，高加林因省城之大发现了县城之小，但他很快就被迫返回了乡村，他的后继者们同样迅速发现了隐藏的空间差序格局，并往往沉溺于空间的等级链条中，追求从低一级向高一级的流动。

徐则臣笔下的部分京漂青年并不是在城市一无所有的人，但前往中心欲望驱使着他们抛弃在故乡小城安稳的生活，前往中国的中心——北京，渴望在这里与“世界”发生联系，这种渴望里多少带有一种精神追求。《啊，北京》的主人公边红旗身在北京，依然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义愤填膺，但他只有在身处北京时才感到这场遥远的战争和自己有关19，这就是“北京”与“故乡小镇”在空间等级秩序上的位置问题。“北京”既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又是中国的首都，天然地与“世界”有着更近的距离，因此要想“到世界去”，必然就首先要“到北京去”。在中国的现代化叙述里，通过将两个不同的空间建立起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判断，作为空间的“北京”之于“故乡小镇”的意义也随之彰显：“北京于他们而言，似乎是一种理想和信念，即使身处‘边缘’，也要在价值上高于家乡的优裕生活……就全球化的进程而论，通过对空间差异和等级秩序的制造，从‘地域性空间’向‘全球性空间’或者说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成为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花街到北京的位移与农村到城市的位移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共同构成了‘到世界去’的历史进程，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异罢了”20。但徐则臣笔下的京漂并非是邱华栋笔下要不择手段在北京“扎下根来、四处出击”的猎食者21，他们始终保有理想主义的底色，因此流动的空间、生存的压力、物质的挤压固然会让他们感到焦虑、不安、缺乏归属感，但不至于完全陷入欲望的漩涡，彻底沦为都市之中的“平面人”。

《啊，北京》中的京漂青年边红旗在面对精神危机时选择了回乡，故乡小城偏向传统乡土的价值取向成为了他对抗冷漠、势利的都市的砝码，然而边红旗们当初正是因为乡土的沉闷而选择从故乡出走，即使重新回乡也必然因为心有所念而成为乡土的局外人，因此回乡并不可能熄灭边红旗“去往世界”的渴望，也不可能疗愈都市生活带给他的情感创伤。杨庆祥曾经批评过当下文学“致力于提供一种虚幻的麻醉剂”，将“生活在别处”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简单的“回乡”“出走”模式均没有脱离此类思维的窠臼。人不可能逃离历史，因此要想真正解决问题，需要的是“在此时此刻此地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的价值观，找到你的信念”22。徐则臣一直被视为一个隐秘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长篇《耶路撒冷》中，京漂青年囊括了各个阶层，从大学博士初平阳、水晶商人杨杰、假证贩子易长安到电梯工人秦福小，他们无一例外都怀着离开故乡的愿望23。但《耶路撒冷》讲述的并不是逃离的故事，而是一群早已见识过“世界”的青年返回故乡，面对自我，寻求精神疗愈，然后再出发的故事。在《耶路撒冷》中，徐则臣将“北京”与“花街”的故事交叉叙述，“故乡”终于不再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空间，个人的历史也不再被当下都市光怪陆离的生存所遮蔽。作品中的青年既面临着都市生存的种种负面情绪体验，同时又展现出了与故乡和历史的血肉勾连，个人记忆的明晰和个人历史的深刻使得他们还有“忏悔、赎罪、感恩和反思的能力”24，因此得以守住精神的堤坝，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有一丝人文精神。

在一些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创作中，作家抛弃了关于过去的深度感，因此“不仅世界的变形和流动再难把握，而且作为历史弃儿的话语编织物的‘自我’再也不可能正常确立。感觉使笔头失去思想的向心力而成为一个无奇不有25，规避了这一点使得徐则臣的创作更具深度。《耶路撒冷》推动青年进城的力量不再是抽象的“出息”和“欲望”，而是与他们自身乃至家庭的历史息息相关。初平阳去北京求学是为了逃离故乡庸常琐碎的工作；杨杰是因为知青母亲对于“北京”的执着渴望；易长安去往北京看似是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摒弃自己的过去，然而他越是刻意地反抗，就越证明故乡和历史的不可离弃。同样不可离弃的还有他们共同的枷锁——儿时伙伴景天赐的死亡，景天赐的死将他们驱离了故乡，当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选择回到故乡直面这一精神上的十字架，在返乡之旅中得到了精神救赎。他们因为各自的性格弱点将景天赐推向了死亡，这些性格弱点同样影响着他们日后在城市的生活——易长安因为好事在危险天气里鼓动游泳比赛，导致景天赐被闪电惊吓陷入疯狂，他自己也因为追求刺激的性格在都市里走上了歧路，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杨杰因为虚荣送给景天赐的手术刀被景天赐日后用来割腕，杨杰成为老板后也在虚伪的应酬里日益疲惫，不得不转向佛经寻求解脱；秦福小作为景天赐的姐姐最初出于微妙的心理对弟弟的自杀行为冷漠以待，随即在懊悔的自我放逐中与亲人朋友都断了联系；初平阳因为懦弱在景天赐自杀时一声不吭，后来也没有胆量挽回深爱的女友。《耶路撒冷》每一章都以一个人物的名字命名，然而在名为“景天赐”的章节里，作者却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叙写初平阳以及初平阳的上一代人、上上代人与耶路撒冷的牵绊。将“景天赐”与“耶路撒冷”放在一起叙述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发源的圣城，“景天赐”是初平阳等人共同背负的原罪，他们不可能通过“回乡”的方式摆脱它，只能与它达成和解，使之不再成为时刻萦绕在心头的重负。

李泽厚在谈及后现代主义时认为，后现代要面对的是把一切都解构之后怎么办的困惑。因此，真正的“后现代”，最终还是要回归某些古典的课题26。在当下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杂的日常生活中，渲染焦虑、解构一切价值的创作是可疑的。不同于邱华栋笔下只有当下和现时的青年，徐则臣刻画了进城青年与故乡和历史的深刻联系，使人物重新丰满起来。面对全球化时代不断延伸的空间等级链条和人们由此生发出的“到世界去”的渴望，徐则臣并未将这一渴望等同于对欲望的追逐，而是关注到了精神层面，“世界意味着机会、财富……也意味着开阔和自由”27。也正因此，“世界”的终点不是邱华栋笔下象征着财富的美国和欧洲，而是作为精神圣地的耶路撒冷。空间的流动必然带来精神的危机，徐则臣开出的药方并非是简单地归返故乡空间，或是回归传统的乡土价值观念，而是回溯自己的内心，面对自我的历史，通过与自我和解重新确认自己的坐标。

结 语

路遥1980年代的“城乡交叉地带”写作触及了现代化进程开始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改变，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之时就对青年进城后将产生的精神异变做了探索，他在现代性的眼光下肯定了青年进城的合法性。但由于路遥缺乏真正的都市体验，没有意识到城市作为与乡村截然不同的空间有着有别于乡村的价值观念，作家重新将乡村指认为乌托邦空间，引入了关于城乡的另一组对立想象——“堕落/高尚”，将想象中淳朴的乡村作为挽救青年的良药。这一乐观的想象在1990年代完全破裂，城乡之间的裂隙并未因为经济发展被弥合，反而越来越大，1990年代商业化的浪潮也激发了人的逐利本性，青年不再掩饰自己对金钱和欲望的渴望，纷纷进入想象中黄金遍地的都市。冷漠的现代都市使青年产生了诸如孤独、焦虑等现代主义式的情绪体验，他们尝试用后现代行为艺术的方式反抗都市生存，却因为都市中复杂的生存境况和后现代艺术解构一切的特性以失败告终，他们并未能借此重建自我主体性。新世纪全球化的进程中，青年进城不再完全由欲望驱动，还包括了去往“中心”的精神性追求，渴望与世界有更近的距离。徐则臣并不满足于创作平面化的都市人物形象，他笔下的青年们虽然渴望去往世界，但始终与故乡、记忆保持着无法切断的联系。徐则臣笔下的青年虽然也选择了回乡这一精神救赎之途，但他们并非归返空间意义上的故乡，也不是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是通过回溯来处，观照自己的内心，通过与自我和解确认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从“文明的都市”到“冷漠的都市”，不难发现其中的话语重心从现代性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迁移，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曾经发生在西方的精神危机以更复杂交错的形态发生在了中国。江飞在评价《耶路撒冷》曾提出疑问：“借助后现代理论能否认清或接近‘世界的真相’？”28也正如李泽厚所言，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归某些古典的命题。因此青年经历了都市之中零散化的生存之后，终究还是要开始向内心世界和人文精神复归。从路遥、邱华栋到徐则臣，三位作家的创作横跨了1980年代至今的时间段，对于青年进城后精神异变问题的思考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加深入。

注释：

①转引自陈琳《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的城乡困境书写》，《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②③⑤⑥路遥：《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④[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⑦张高领：《“进城”的难题与“颠倒式误读”——从〈创业史〉到〈人生〉》，《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

⑧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64页。

⑨⑩13 14[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4、171、161、158—159页。

11 12 15 18 21邱华栋：《城市战车》，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169、90、16、286、94页。

16丛新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17陈晓明：《现代主义之后的写作——略论邱华栋的城市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6期，。

19徐则臣：《啊，北京》，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7页，本篇首发于《人民文学》2004年第4期，后被收入同名中篇小说集《啊，北京》。

20徐勇：《全球化进程与一代人的精神自救——评徐则臣的长篇新作〈耶路撒冷〉》，《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

22杨庆祥、魏冰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和“爱”了——“新伤痕文学”对话》，《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23 24 27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6、295、34—35页。

25王岳川：《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26李泽厚、王德胜：《文化分层、文化重建及后现代问题的对话》，《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

28江飞：《〈耶路撒冷〉：重建精神信仰的“冒犯”之书》，《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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