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山乡巨变与新乡土小说”学术论坛综述
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中，乡土文学的书写始终关切整个民族前进历程与时代动向，新时代以来，农村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文学创作层面也出现了一批紧密结合农村现实，关注农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并展现他们在新时代下奋斗和成长的乡土小说。这些新乡土小说注重创新，采用多元化的表现手法，试图打破传统农村叙事的刻板印象，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但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作一方面需要及时的理论跟进，另一方面也需要经验总结与方向引导。面对当下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新机遇、新挑战，深入探讨当前农村发展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探讨新时代下山乡巨变的现实背景、文学创作的方向和方法问题，并进一步思考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使乡土世界获得美学表达、通过乡土变迁深刻理解时代和历史，如何让时代新人在乡土文学中得到更典型化的提炼，如何创造出更具思想艺术深度、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史诗性经典，这些问题成为当下作家、理论家共同的新命题。2023年3月23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艺报》社、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承办的“新时代山乡巨变与新乡土小说”学术论坛在京举行。会上，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部分专家、学者，围绕“百年乡土叙事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新时代乡土叙事的新视野、新方法与新可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品讨论”等论题展开讨论，就重新认识乡土文学史的意义、研究方法、乡土文学创作的书写方向，以及对具体作品的评价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新乡土文学之“新”
新时代山乡巨变与新时代乡土小说都旨在继承乡土文学叙事百年悠久传统与不同历史谱系的基础上，重新面对新的时代变化与新的社会现实，书写出新的“乡土文学范式”。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范玉刚教授认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角度来说，乡土文学、乡土小说、乡土题材都是构成文学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提新时代，这个“新”的意义在哪儿呢？从我们国家自身的变化来讲，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当今文学艺术或者整个文化繁荣兴盛的一个历史新方位，这个新方位指的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不单单是一个时间的历史概念，实际上从我们自身对这个概念的界定来说，是一个价值判断，是一个政治判断，因此实际上它带来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大变迁，是一个历史格局的变化。我们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怎么来切近它，怎么来把握它，实际上涉及一个新的文学艺术表达方式、新的大众审美经验话语体系的重构问题。在他看来这种“新”，实际上处理的依旧是变与不变的问题。新时代乡村首先应该不再是以前那种溃败的乡村、空心化的乡村、绝望的乡村了，更多应该展示乡村是有希望的乡村，应该是具有乡土文化自信的农村，就此而言，实际上文学作品更多应该展现一种精神的成长，展现农村人精神文化的尊严与精神成长气质。如果把这种变化的意味表现成经验，将时代之变与人物之变写出来并在文学叙事中最终形成体系化，这才真正标志着新时代乡土小说获得了成功。
苏州大学房伟教授认为，新时代的新乡土小说，跟旧有乡土小说的区别在于要有新故事和新的中国经验。乡土小说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思潮与写作传统，也有固定的一些叙事模式或叙事形态，比如现代文学中的“丰收成灾”，等等。到了新时代，当下乡村产生新的故事，提供了一种新的体验，这种体验怎样和我们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特殊性结合起来？他认为，只有将触角深入到生活的缝隙之中，去寻找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细节，寻找那种日常生活的温度和肌理，以文学的方式追求一种民间话语和主旋律的结合，可能是一种出路。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认为，中国现代以来，包括当代文学创作中，从题材的角度来说，乡土题材或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占据着最大的主流，这个主流到现在愈演愈烈，哪怕中国社会城市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小说创作依然在向乡村掘进，这里边有很多原因。从文学方面来说，当前作家们在寻找创作突破口或出路时，最后还都是回到自己的故乡，都是把自己故乡的那些生活的习俗，包括他们的方言、俚语，地方化特色展现出来，越是地方越能够突出自己的创作标识。比如说王跃文的《家山》、乔叶的《宝水》、付秀莹的《野望》、邵丽的《金枝》等，过去一年引起比较强烈反响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长篇小说都有这个特点，都是通过突出地方性来体现自己的现代性，这也是新时代乡土文学“新”的一种表现。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文学处处长岳雯认为，新乡土小说的命题，不仅是理论命题，可能还是一个具有实践性的命题，而且可能是一个生成性概念。新乡土小说“新”在什么地方，这个“新”可能是一种结构性变化的“新”，也就是说是一个整体性的“新”。我们现在作家写的时候还是瞄准了经济意义上的“新”，是在经济这个面向上，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解释，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新乡土写作，我们对于作家创作不满就在于，变化是一个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政治的、媒介的、性别的等等都包括。而一种新的创造、一种新的诞生一定是很艰难的事情，作家们对他的反映首先是一个现象层面的，虽目前还不完善，但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值得我们耐心等待。
二、新时代乡土书写需要审美重构
新时代在时代变迁、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中，新时代产生了新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主题，而这样的时代主题也需要新的审美范式，能够体现出这个时代、国家、民族的精神风貌和发展历程的审美表达结构与形式。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系统的山乡，而不是单面的乡土。现在的比如生态、科技、人的现代化，等等，这些方面都在影响着乡村，乡村故事已经更为丰富了，同样，我们的乡土情感也应该是更为复杂的，因而一方面需要去细看、细查、细品，达到知情，能够知道当下乡村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还需要体验，体恤，体悟，达到生情。一方面生情，一方面知情，才可能对新时代山乡有自己的理解。同时，要坚定文学实践的经典取向和经典意志。因为山乡巨变这样的主题不是一个创作工程，不是一个创作任务，它是创作本身的经典意志要求下的创作，我们不应该把它作为主题创作而窄化，不能因为这样的逻辑而随意否定一些文学作品的创作，而应该去除主题窄化逻辑。过去我们有非常悠久的悯农传统，我们又有那种非常漫长的城市性乡土文学的创作历史（如鲁迅、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乡土书写），也有赵树理、周立波等为代表的解放区、十七年乡土文学创作传统，他们用时代的锐角，比如新生活来了，新中国来了，新社会来了，包括赵树理在延安时期新面貌，来打开新的历史界面，展开一种风俗广角。在继承这些传统之上，需要我们用城市和乡村统筹一体的现实思维和未来视野去观照，尤其在我们认知这些内容的时候应具有与之相应的更新过的文学审美系统。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发有认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采取了新的文学生产模式，采取了多媒介互动的方式，刊社联动，同时还将网络文学加盟进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创作计划内，同时也推出了改稿活动，比如关仁山《白洋淀上》创作修改的编辑过程，事实上，这跟当代文学经典脉络形成了比较好的一个对话。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中的作品还应该要建构一些新的审美特色，在现有乡土题材创作当中，“题材撞车”的现象特别明显，并且某些作家写得太快，语言方面较粗俗，当下短视频兴起，感染力更强。作家应从这种新的媒介传播形式中获得启示，以文字展现鲜活的生活场景，构建新的审美体验。
《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认为，新时代政策激活了过往的乡村经验，重新发现乡土精神。我们过往的乡土精神都是牧歌式，但是现在有新变化，通过风俗事项，通过乡土文化的自信，建构了一种新的乡土人文，这个乡土人文虽并不一定能够完全面向现实，但是毕竟建构了一个可以践行的乡土伦理。比如《野望》《宝水》表现了乡土新变或者复杂乡土内部的结构。同时，她也认为乡村叙事可以多维度发展，目前还处在一个自然变化当中，这些年我们离开乡村生活很久，乡村经验不再熟悉，这些新时代乡土小说虽然提供了很新鲜的经验，但经典化程度还是有待提高。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认为，新乡土叙事有无限的可能性，在今天乡土小说的叙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作家具有现实关切精神和忧患意识，需要作家对历史、时代和现实进行思考，对自己进行及时调整，因为乡土书写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新”无论在表达内容还是表现方式，都应呈现出新的美学样貌。这不仅仅在表现山乡巨变带来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形态、自然生态、精神需求这方面的矛盾，同时还应包括乡村旧日形态的挖掘、新文明和现代性的想象，等等。当下乡土中国无论人还是事或者土地的变化，常常是以文明的形式隐藏在生活里。现代乡村裂变的土地观念，人与土地的观念，人民对土地千年情感的疏离，农业形态的艰难重构，包括老田园梦的离去，乡民精神的安放，等等，应该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当代文坛》主编杨青认为，关于“新时代山乡巨变和新乡土小说”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对应关系或者说存在一种逻辑关系、因果关系，首先是值得思考的。她认为，山乡巨变更多聚焦的是写什么，而新乡土小说更多指向的是怎么写。在文学史概念当中，乡土小说实际上有一个历史的、美学的传统，所以，“山乡巨变”和“新乡土小说”之间，既有关联，但也要把它分开作为两个问题来看，才会有一个更深入的观点和结论。她认为，应用地方路径作为一种方法、一个突破方向来面对当下乡土小说的书写，或许能更新现有乡土审美范式。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主要书写一种城乡关系，在城与乡的对望和凝视当中来书写乡村，呈现了乡土作为一种客体的凝望，如果以地方路径来思考，新乡土小说的写作可以上接到100年以前，去挖掘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一种传统精神的乡土根系所在，让乡村成为独立个体，生长出独立价值，让地方路径区别于地域风物和方言俚语，而达到一种方法和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以及新乡土小说与以往的区别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当下的城乡融合与前现代时期的乡土结构的差异。城乡二元结构在现代文学以来的书写中比比皆是，已经成为我们模式化的一种思维方式，但新时代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所谓“城乡融合”，这个情况从1980年代初期路遥讲到的“城乡交叉地带”已经隐隐约约显示出一个萌芽。其次，是“三农”的“人民主体性”问题，这应该是新时代山乡巨变或者新乡土小说的目标。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成果，“人民文艺”不是说知识分子单向度给农民注入知识和文化，而是双向的，农民乡土的文化也应获得自己的价值和主体性。文学只有通过审美的形式构建深度情感上的呼应、思想上的启迪、智慧上的提升、精神上的振作，才是文学真正意义的价值所在。
三、新乡土文学中的文学行动、文本细读与多维展开
2022年3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征稿启事，8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仪式在湖南益阳清溪剧院隆重举行。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第一阶段从2022年开始，初步以5年为期，自启动以来，仅半年时间就收到各方来稿八百余部，其中三十余部作品通过评审纳入最终计划，关仁山《白洋淀上》、杨志军《雪山大地》、王松《热雪》和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4部作品经过专家改稿等程序，已陆续出版。而最近出现的一批如乔叶的《宝水》、付秀莹的《野望》等也聚焦乡村新变，呈现出一派盎然之景。针对新乡土小说中出现的种种文学行动与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此次会议诸多专家也予以格外关注，对此进行了多维展开与探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认为，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既是时代新变的呼唤，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求，这个计划推出的同时配套一系列的举措，比如作品写作过程中的改稿会，作品出版时候的发布推介会、跟读者的分享会，还有理论层面的研讨会，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流程使一个写作计划变成了一个系统工程，在阅读评论的过程中，及时发现不足，不断解决问题，最终使这个写作计划越做越好。同时，也应注意，要把生活视为创作的生命。作家首先要有生活，要在生活上有积累。有关部门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让作家与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先深入生活。我们要抓工程，同时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在深入生活方面要想办法让作家与生活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跟人民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从《宝水》中的山水时间谈起，提到了新乡土小说写作在山水时间上的新贡献。他认为，过去，在乡土小说中我们一般讲究“都会”的概念，但是山水时间的概念和都市时间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山水时间是中国古代渔樵的概念时间，鲁迅那一代作家开启了一个知识人从都市回到了老家叙述与展开的都会时间，这时都会和乡土时间双重叠加，但《宝水》提供了一种山水时间里特有的安宁感，这种写法放弃了固有的审美惯性，寻找在农村土生土长的一种东西，这是叙述时间、叙述思维上的一种新突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着重谈了周立波的材料整理问题。他认为，在当代乡土小说中周立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小说家，他1946年创作反映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1957年又写作了另外一部长篇《山乡巨变》，基于周立波在共和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周立波材料整理的问题非常必要。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198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阵资料材料整理热，如山西研究界对赵树理材料的发掘，福建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套丛书以及徐州师范学院没公开出版的资料丛书等。这些材料整理对重新研究十七年作家有重要学术价值。周立波创作成就显著，被认为是在乡土小说创作中风格独特的老作家，无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在今天的新乡土小说创作中都具有特殊启示价值，因此从史料层面来深入挖掘，进一步确定其经典性有其必要。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新民认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中的作品，除了凝练国家意志和文化传承上的价值之外，在长篇小说时间构架艺术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以《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为例进行了论证，认为《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构筑了崭新的历史观，体现了新的历史时间意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在表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历史时间上来看，与西方现代化预设的历史道路具有一致性，体现了后发现代化国家 “追赶”现代化的宏大主题。但是，《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诉求，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体现了对单向度追求效率的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凸显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因此，《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都体现了长篇小说在历史意识上的独特性，体现了与西方预设历史进程之间的差异，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表现。
南京大学教授李章斌从乡土诗歌与乡土写作切入问题。他认为，当代的诗歌，尤其从先锋诗歌以来，很多诗人都是以乡土题材为主，像海子经常写麦地、麦子、乡村、谷仓、孩子的村庄，等等，还有顾城虽写关于北京的诗歌，但大部分作品还是写乡村为主，但这些诗歌真正介入农村内部的却很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乡村里面真正发生的关于乡村人的事情，乡村生活内部的东西，几乎很少在诗歌里面呈现，而更多是把自我的意识和诗歌的境界投射到一个虚构的幕布上，这种现象在最近二三十年来有所扭转，他们不再把乡村当作一个如此美、如此理想化的处所看待，而是介入乡村内部。所以，在诗歌领域可能也存在一种新的乡土写作和新的乡土意识。
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认为新乡土小说当然应该聚焦时代，聚焦现实，写乡村振兴，写精准扶贫，这些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同时也应考虑文学的超越性问题。文学史上赵树理的小说看起来跟时代关系非常密切，但其实赵树理作品里有超越性的一面存在，他并不是被特定时代的现实框限的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写到金旺和兴旺窃取乡村的政权，使得小二黑和小芹的婚姻问题受到严重的压迫，金旺、兴旺是中国传统社会以乡绅为主体的乡村自治传统遭到破坏以后，开始形成的乡村的黑恶势力。这样一个点赵树理予以表现，但这种现象在今天仍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这是赵树理超越性的表现。乔叶的《宝水》，可能某种意义上具有了这种特性。这样一部书写当下的乡村长篇小说具有了六个层次。最表层的是美丽乡村，第二个层面是方言乡村，第三个层面是风景乡村，第四个层是民俗乡村，第五个层面是历史的乡村，第六个层面是疗愈的乡村，最后获得了精神的平衡。较好地呈现了“超越性”的一面。
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认为，《白洋淀上》《雪山大地》《莫道君行早》《热雪》这些作品写得都很好，提供了新鲜的乡村建设经验，跟过去赵树理、孙犁等不同的具体的经验。但新时代乡村不仅仅是一个经验问题，也不只是政治结构上的问题，还涉及文化问题、经济问题、生态问题，等等。因此，新乡土小说除了经验上的新还应该提供一些新的超越性的东西，作家们应该思考新时代山乡巨变需要什么，新乡土小说应该表达什么，仅仅贴着现实写到底能不能提供我们需要的东西，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结 语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村农业与农民的现代化，百年来的乡土文学写作见证了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也在接续创造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传统，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有新内涵、新特征、新面貌的新山乡巨变，城乡融合发展等新的命题展现在当代作家面前，本次会议通过直面问题、提出问题，通过乡土变迁进一步深刻理解时代和历史，回答了如何让乡土和时代新人在文学中得到更典型化的提炼，提出了乡土文学需要新的审美建构的吁求，“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实施是一项重大文学工程和重要文学行动，是文学积极呼应时代的有效而有力的创新性举措，体现了文学人的责任意识和担当勇气，新时代作家、理论家需要继续认真思考并在实践中生成解答。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