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人才荟萃、群英竞雄的当代文学领域，张炯是有着多重标识的传奇性人物。他在解放前夕还是中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上山打过游击，随后正式参军，到北京大学求学时即有退伍军人的骄人经历。他的文学耕耘，既涉及创作中的小说、散文与诗歌等多种门类，更涉及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文学史著述等多个方面，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他的文学生涯，从1948年的中学时代起步，经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深造，到入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及离休之后的笔耕不辍，一直不间断地延续到当下，迄今已有75年，是货真价实的文坛“常青树”。这样丰盈的文学成果与丰硕的学术建树，这样漫长的文学跋涉与持续的文学活力，在当代文学领域，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

与张炯结识，始于我从陕西师大调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1979年。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独立建院不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文学研究所都暂时蜗居于建国门外的日坛路6号，那里原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印刷厂。印刷厂搬走之后，文学所和出版社先后入住进来，分别占据了院子的一南一北。张炯那时也暂时居住在院子里的木板房里，时常能在院子里瞥见他那来去匆匆的高大又瘦削的身影。真正在工作上的交道，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是出版社指派的责任编辑。张炯希望我早介入，多参与，因此每期的审稿与编稿会都会邀我参加。我便由这份刊物的编辑，越来越多地逐步介入到研究会的一些工作，从副秘书长到副会长，直到2010年接替他担任研究会会长。几十年间的亲历与亲见，见证了张炯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不遗余力的种种付出，我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所以，我跟张炯的关系，既有老师与学生的成分，又有上级与下级的成分，还有前任与后任的成分。

从1979年到2023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已经走过40多年的光辉历程。在研究会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陈荒煤、冯牧、朱寨、阎纲、谢冕、刘锡诚、顾骧、毛承志、吴重阳、邾瑢等许多人，都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比较而言，张炯在这一过程中的努力与付出，最为突出，至为重要。回顾这些难忘的往事，既是回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历程，也是重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走过的辉煌岁月。

一、从筹建到“掌门”

在劫后复苏的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所以较早筹建和最先成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部教材的编写有着直接的关联和密切的关系。

为适应恢复高考之后的文学教学的迫切需要，教育部在1978年召开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决定编写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用书，并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前身）、哈尔滨师范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前身）、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前身）、西北大学和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等10所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联合组成编写组，承担《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的编写任务。1979年4月，编写组成员在上海开会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的编写大纲，全国40多所高校和文学研究机构的代表与会。会议期间，相邻住宿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刘锡庆、中央民族大学的

吴重阳、河北大学的胡钢、山西师范学院的刘定恒、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刘延年、锦州师范学院的宋学知、昆明师范学院的李志远、山东师范学院的魏绍磬等8人，在交流沟通中，觉得面对变化着的文学现状和全新的教学任务，有必要成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以进行经常性的学术交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学术研究和进行学科建设。这一提议，得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主任张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编辑室主任毛承志的积极支持。于是，在于上海举行的编写会议期间，专门就成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一事进行了商议。8位学者关于成立研究会的提议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赞同，并得到参加编写组会议的陈荒煤的积极支持。此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由张炯为总协调的筹备组。此后，张炯在京多次主持筹备组成员进行商议，并拟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章程（草案）、组织架构方案，向文学所、社科院报送了拟成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报告等。在经过几个月紧张而有效的筹备工作之后，1979年8月，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学术会议在长春举行，并在此次会议上举行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冯牧为会长，

公木、韦君宜、朱寨、张炯、秦牧、胡采、郑煌为副会长。张炯兼任秘书长。第一届研究会理事会邀聘茅盾为名誉会长，周扬、荒煤、林默涵、贺敬之、丁玲、艾青、沙汀、胡苏为顾问。

此后，冯牧连任三届会长（1979年—1995年）；朱寨接任一届会长（1996年—1999年）。从1999年起，张炯担任会长，直到2010年。可以说，从1979年到1998年的近20年，张炯一直以常务副会长的身份主理研究会的日常工作；1999年担任会长之后，更是把全副身心投入到研究会的会务工作、学术研究与组织建设中，使研究会的各项工作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全面的发展。

人们常把新时期文学称之为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与新时期一同进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广泛的影响，堪称与新时期文学相映生辉的辉煌时代。这一时期，在各任会长、副会长的领导下，尤其是在张炯的主持与主导下，研究会在学术活动方面，以创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作品与争鸣》月刊、《诗探索》季刊、《评论选刊》等刊物，为文学研究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为理论批评提供发表舞台；以编纂“中国当代文学学者评论丛书”、《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内刊等，为当代文学研究展示新的成果，汇积历史资料；以学术年会和专题会议，直面文学现状，研讨新的现象，交流研究心得。在机构与组织建设方面，适应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需要，先后成立了理论批评、青年批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军事文学、纪实文学、文学教学等多个专业委员会。在研究会成立10年之际的1998年，总会会员加上分会和专业委员会的成员，会员总数达3000多人。那一时期，研究会还以举办函授大学、培训班、进修班的方式，对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人员进行系统的函授教学和现场面授。可以说，这些工作与活动的大力开展，既使研究会自身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也极大地推动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进步和人才成长，发挥了学术社团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二、创刊与编刊

刊物是学术研究的平台，是信息交流的媒介，是联系学者的纽带，是学科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基本阵地。因此，研究会甫一成立，便把创办和编辑当代文学的有关刊物，作为工作中的要务，先后创办了6种刊物。而这些刊物的创办，或由张炯主事，或由张炯促动，都与他密切相关。

首先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创办。1979年研究会成立之后，即决定筹办一份专门发表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刊物，由张炯负总责，编委由谢冕、张钟、吴重阳、邾瑢、郭志刚等人组成。经过紧张的组稿与编稿，1980年该刊第一辑正式出刊。研究会顾问茅盾先生为刊物题写刊名，冯牧为刊物撰写了《我的希望——代发刊词》。刊物开设有“新时期文学述评”“创新与探索”“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当代文学史稿选载”“当代文学思潮”“百家论坛”等栏目，约有30万字。作为责任编辑的我，当时为了及早进入编辑过程，受张炯之邀参加交稿之前的编辑部会议。那时，文学所和出版社借地办公，都没有会议室。每次编委会开会，多在张炯当时位于崇文门大街的新家或北京大学中文系或首师大中文系的会议室举行。我由此也结识了更多的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老师与学者，也更多地介入了研究会的工作。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85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6辑。后因国家整顿出版秩序，不允许以书代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被迫停止编辑和出版。后来，出版管理有所松动，但经济压力随之而来，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文学院等单位的支持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不定期的形式，又先后编辑和出版过几辑，但时续时断，难以为继。直至2019年，经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的热情支持和积极运筹，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与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方式，重新复刊，并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面貌与读者见面。

几乎与创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同时，198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创办了《作品与争鸣》月刊。《作品与争鸣》系时任研究会理事的

卫建林、丁振海、杨志杰、朱兵提出建议，经会长冯牧同意，报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创办的。时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的张炯出任首任主编，后来先后担任主编的有杨志杰、丁振海、成志伟等。《作品与争鸣》出版了84期。因角度独特，选作别样和评论有力，刊物创办之后，影响不断扩大，在众多的文学期刊中脱颖而出，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发行量达每期六万份。后因国家对社会团体办刊进行规范管理，该刊在1989年后改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宣部文艺局主办，再后来又转予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

研究会于1985年创办的《评论选刊》，因为需要一定的经费，起初先后与春风文艺出版社和河北文联共同合办，之后由研究会独立主办。《评论选刊》由阎纲担任主编，张炯任社长和编委。此刊作为文学评论领域的唯一选刊，具有促进文学评论水平提高的作用与意义，但因经费无以为继，改为《中国热点文学》，由阎纲、刘锡诚任主编，不料次年因报刊整顿和重新登记，刊物面临停刊危机。张炯和阎纲、刘锡诚等人，不得不四处找领导，托关系，几乎是求爷爷、告奶奶，希望能使刊物保留和延续，但终未能改变刊物停办的命运。《评论选刊》于1988年12月宣告终刊。《评论选刊》虽然只存活了短短的三年，但它大力振兴评论的努力，积极促动创作的用意，却以“绝响”的方式在当代文坛留下了自己的可贵印迹。

研究会还于1980年代，先后创办了《诗探索》季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内刊。这些刊物虽然都另有别人担任主编，但张炯在刊物遭遇困难时的鼎力支持，碰到问题时的及时点拨，都起到了坚定主导和坚强后盾的重要作用。

三、办会与办学

从新时期到1990年代，当代文学从创作到研究，都呈现变革与创新，写法多样和格局多元的基本态势。这一时期，在张炯等人主导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也适应文学的发展变化，在学术研究与学会工作中，倡导解放思想，革新观念，推动新的文学创作发展，开创新的文学研究局面。其中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在学术年会和专题会议中研究新现象，探究新问题，并利用举办培训班、进修班、文学函授等方式，培养研究新人，扶持青年才俊。这些会议与活动，既充分发挥了研究会的功能与作用，又极大地推进了当代文学的蓬勃发展。

自1979年8月举办第一次学术年会开始，研究会逐步形成了两年一次学术年会、一年举办一到两次常务理事会的惯例。那个时候，研究会没有经济来源，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都需要寻找合适的合作单位，并联系有关方面精心做好筹备。这包括了寻求合作单位，计算会议费用，设定会议议题，联系有关方面，以及总结会务工作等烦琐事务。面对这样的现状，张炯总能措置裕如，妥善应对。在这些年会与常务理事会上，张炯除去要向会议报告会务工作外，还会就一个时期的创作走势和文学发展作出扼要评估和总体评述。因有张炯的这些兢兢业业的付出与不厌其烦的努力，研究会的学术年会与重要研讨会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1980年代到1990年代，研究会在不同时期还举办过一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并在文坛内外产生过较大的反响。比较重要的就有：1980年4月，研究会在南宁与广西文联、北大诗歌研究中心合作召开全国诗歌研讨会，研讨会在如何看待“朦胧诗”现象上出现了不同看法的激烈争论，会议上的分歧在会后继续延宕，引发了有关“朦胧诗”的诗界大讨论，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80年8月，研究会在北京师范学院召开王蒙近作研讨会，王蒙应邀与会就自己在创作上的新变追求作了自我解说式的发言，与会学者针对王蒙小说的“意识流”手法进行讨论。这次有关王蒙小说近作的研讨及其不同意见的争论，引发了后来在文坛发生的有关“现代化”与“现代派”问题的重要讨论。1992年9月，为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南巡讲话精神座谈会”。会议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倡导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以坚定持守“双百”方针的姿态，推动文学的持续繁荣。1997年8月，研究会与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合作，在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支持协作下，在北京举办“中日学者对话会”。中日双方各有30多位学者出席对话会，对话会从作家作品解读到文学现象评析等话题，交流了各自研究心得，进行深入的学术对话，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和国际影响。

为了培养当代文学的研究新秀和创作新人，研究会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利用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暑假，举办当代文学讲习班，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合作举办研究生课程的进修班。至1980年代中期，这些讲习班、进修班累计培训了2000多名大专院校的当代文学教研人员。

1982年，研究会与文学所密切合作，主办了中国当代文学函授中心。在两年文学函授中心的基础上，研究会又于1984年正式开办了中国文学函授大学。张炯任校长，谢冕、阎纲任副校长，邾瑢任教务长。为了切实保证教学质量，由张炯领衔，研究会在京的一些常务理事共同参与，编写了系统的函授教材。在学员相对集中的一些城市，校领导和骨干教师还与学员进行面对面的教学与指导。文学函授中心时期，累计培训学员2000多人；函授大学期间，累计培训学员30000多人。参与培训与函授的学员，有高校的青年教师，有文艺文化单位的青年从业者，有从事创作的写作者，还有一些知名的作家、评论家。许多学员经过这些培训，丰富了文学知识，提高了文学技能，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因没有固定校舍等各种原因，中国文学函授大学在1989年停办，但其为文学育人，为新人搭台的特殊作用和突出效益，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跟随张炯左右，随他一路前行，亲眼目睹了他对研究会和当代文学研究的种种辛劳和巨大付出，我也逐渐从中领悟到，在这些繁重又紧张的劳作中，不仅表现了张炯的精神充沛、精力过人，更显示出他对研究会和当代文学事业的深挚热爱和无私奉献。那时候，研究会自身没有经费来源，张炯等主要领导人工资也不高，研究会的开会、编刊等工作，没有任何报酬，都是义务劳动，通常只有一顿便饭充饥而已。回想起这些并未远去的往事，既让人为之唏嘘，为之感慨，更令人至为感念，为之敬服。我想，从冯牧、朱寨到张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研究会看得见的资产，还有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以及贯注其中热心事业的激情、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才是研究会至为宝贵的财富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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