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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时代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引起了广泛关注。新的创作实践对文学批评和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并形成了某些阐释难度。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展现了脱贫攻坚在武陵山区的生动实践，是新时代“贵州版”的《山乡巨变》。在其叙述的“留白”之处，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视角切入，探讨肖百合等主要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是阐释该小说的有效方式。肖百合是乡土中国的文化想象者，也是乡土中国变革的实践者，是新时代的“典型人物”。对新时代现实主义作品的研究是批评界的一个迫切任务，这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和建构。在新时代语境中反思和突破，探析新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创新关于创作材料的理论话语，是建构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三个重要路径。

关键词：欧阳黔森 《莫道君行早》 新时代文学 现实主义 理论建构

欧阳黔森的长篇新作《莫道君行早》是“脱贫攻坚”题材，是当下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重要类型。近年来该类小说较多，也出现了广受关注的代表性作品，如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王松的《热血》等。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些作品——比如《莫道君行早》——我们往往会发现某种阐释的难度。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批评家处理阐释难度的方式是聚焦这些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和价值，而没有从更多的维度充分探讨。如此一来，这些作品可能生成的思想经验和艺术经验便容易被遮蔽。研究者应该从文本出发，在新时代语境和理论探索视野中关注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变化与发展。

一、文本阐释难度的形成

《莫道君行早》的阐释难度在于：一方面我们不难觉察到它的“厚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它似乎缺乏阐释的“丰富性”，这二者构成了言说的某些尴尬和困难。

从阅读感受来看，《莫道君行早》的“厚重感”来自于其展示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该小说展现了脱贫攻坚在武陵山区的生动实践，是新时代“贵州版”的《山乡巨变》。欧阳黔森以四十多万字的篇幅，以足够的叙事耐心讲述了武陵山区紫云镇脱贫攻坚的过程，呈现了贵州山区乡村生活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也应该是该小说创作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的重要缘由。小说书写了紫云镇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变化，并把它作为贵州山区脱贫攻坚实践的典型个案。故事从基层的乡村讲起，主要叙述千年村、红岩村、花开村三个村寨的变迁，尤其聚焦千年村的蝶变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欧阳黔森以开阔的视野观察乡村的每个场景，以敏锐的感觉捕捉乡村的每处变化，在土地分散、闭塞落后的山区背景中细致描绘了一帧帧乡村渐变的画面，形成了一幅全景式贵州“山乡巨变”的生动画卷。小说通过环境整治（“三改”）、发展旅游业（“农家乐”）、丹砂采矿转型（“丹砂加工”）、引进现代产业（“建立产业园”）等主要事件展示山乡巨变之路，表现转变中的艰辛与矛盾，从而多维度、多层面地书写了新时代的乡土新变，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小说从乡村的变迁来切入，深入乡土的缝隙和根须之中，比如产业调整、土地流转、村民纠纷，都贴着泥土来写。在走向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虽然村镇无小事，人事繁杂，山重水复，但小说没有回避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困难，涉及当前农村面临的诸多内生问题，广泛涉及人情、利益和观念冲突。作者的眼睛死死盯住这一块，并把手搭在新时代乡土的脉搏上，这样改写了传统牧歌式的乡土小说世相，催生了新时代乡土小说新的叙事，发出了乡土的新声。”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莫道君行早》达到了长篇小说的广度和深度，成功传递给读者一种“厚重感”。

同时，人物形象也以其强烈的“现实感”增强了阅读中的“厚重感”。小说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形成了“山乡巨变”中的人物群像，比如肖百合、麻青蒿、吴艾草、龙险峰、石松涛、潘宏梁、熊少斌、牛老五、罗云贵、黄光辉、丁香、桃花、罗大嫂等。麻青蒿、罗云贵、黄光辉作为村干部，但在拆除违建、土地流转、迁坟等问题上不具有思想上的“觉悟性”，村民更是如此。他们的观念转变不是靠领导的“说教”，而是靠“示范”的引导，所以小说在“三改”、兴办“农家乐”、土地流转的过程中都有千年村组织村民外出参观的细节描写。小说没有采用那种惯常的“先进”与“落后”观念直接对抗的写法，而是把人物形象放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实施自由的形塑。充满时代气息的真实性和鲜活性的形象塑造，成为《莫道君行早》一个极其重要的艺术特征。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讨论分析中，我们发现对该小说阐释的“难度”正在形成。在“厚重感”的表达中，研究者多指向该小说社会意义的层面，即强调它是如何呈现了脱贫攻坚的实践活动，如何正面描述了这场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因此，对该小说的讨论往往凸显其“历史意义”，彰显其“社会学”价值。比如类似这样的表述：小说是对乡村振兴过程的“详实的记录”，是“贵州乡村振兴的一个文学读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研究者当然也会涉及小说的人物形象，并试图从这里延伸到乡村振兴中的“精神图谱”，但是，对人物形象讨论的重点也多从麻青蒿、吴艾草、丁香或者其他“中间人物”中展开，而对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肖百合、龙险峰却少有触及。②麻青蒿是千年村的村主任，外号“麻五皮”（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跑出脚皮），是一位工作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麻青蒿有魄力，有“歪点子”，深谙乡村的人情世故，常常能成功处理村寨中非常棘手的生活和工作矛盾。但缺点也很突出，他思想观念守旧，工作方法粗暴，并在拆除违建、土地流转等工作中有私心、不积极。吴艾草是村里的会计，属于幽默和滑稽的人物类型，其插科打诨和恭维领导的言行为小说增添了喜剧色彩。丁香是麻青蒿的前妻（最后二人复婚），她做事果敢，自立自强，属于乡村“女强人”的类型。可以说，研究者对这些人物的讨论是比较“容易”进行的。这种“容易”是因为在之前的乡土小说中不难发现类似的人物类型，现有研究中也容易找到有效的阐释方法。至于类似的人物类型和阐释方法，在这里不再赘述。

接下来的问题是，仅仅从“社会学”的意义来评估该小说的价值是否是一种深入、有效的阐释？避开肖百合、龙险峰来讨论有“缺点”的其他人物，是否意味着小说对前者的塑造是不够成功的？如果继续追问，如此讨论是否意味着该小说的“文学性”不能令人满意？那么阅读中的“厚重感”是否值得怀疑？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并不是轻易可以回答清楚的。如果带着这些问题面对《莫道君行早》，一种阐释的难度便形成了。整体来说，造成这种难度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面对现实主义的新作品，我们的理论话语建构滞后，造成文本阐释的某种失语和无效；二是对现实生活的新变化缺乏深入的探析，关于环境和人物“典型性”的认知更缺乏敏锐感；三是作品分析的思维“惯性”使然，比如习惯性聚焦有“缺点”的人物和“中间人物”，进行“精致”而“惯常”的文本解读。

从上述意义上说，《莫道君行早》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本。我们尝试从主要人物的讨论入手，阐释该小说的时代审美性，并以此引发对新时代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某些思考。

二、“留白”的言说：破解难度的一种方式

千年村第一书记肖百合、紫云镇党委书记龙险峰无疑是《莫道君行早》的主要人物。小说关于他们的篇幅并不比麻青蒿、吴艾草少，尤其是肖百合的“戏份”更多。更重要的是，二人分别是千年村、紫云镇脱贫攻坚的关键人物。如果他们塑造得不成功、不出色，那么该小说的主题表达就很难有效实现，其文学性也会受到质疑。然而在对小说的阐释中，肖百合、龙险峰却很容易被忽视。因为，他们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性格的“复杂性”，也没有被写出诸多“缺点”——这并不能满足读者对人物形象塑造的期待。因此，对他们的阐释形成了一些难度，而回避也会造成讨论的某种尴尬。如何破解这种难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莫道君行早》阐释的有效性。

就人物精神的复杂性来说，肖百合、龙险峰其实并不像一般读者理解得那样简单，这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那些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而快捷的回答的喧闹中，这一真理越来越让人无法听到。”③如果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肖百合、龙险峰精神的复杂性潜隐在叙述话语的“留白”之处。这些“留白”主要包括：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性格变化、内心深处的痛苦、矛盾与梦想。这些在小说叙事中较少涉及，形成叙事中的“留白”。且不管这些“留白”是作家故意设置或是“客观”形成的——我们更希望、更相信是后者——但在阅读中将有可能被充分地“填充”起来，从而渐渐形成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当然，这种“填充”需要读者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所强调的读小说“不仅要具备极其犀利的洞察力，还要具备非常大胆的想象力”④。

通过洞察力和想象力填充“留白”，不能凌空蹈虚，需要依据小说叙述中的线索来进行。《莫道君行早》提供了两个线索，一是人物的想象，二是自然景物的描写。肖百合对乡村有着美好、浪漫的想象，以下这段文字在小说中出现两次：

在村庄晨雾的弥漫中有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在田间耕作的黄昏后有一对对的夫妻愉悦地回家，在月亮升起的时候，在小院子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一家人围在小桌旁温馨地吃饭……⑤

小说中这段文字变换字体单独列出，足见作家的强调之意，也表明该叙述对肖百合的重要性。在该段文字之前也有重复的陈述：“当她来到千年村之后，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可以看出，肖百合的愿景属于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乡村的文化想象，具有极其浓郁的传统乡土情结，蕴含着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乡愁意识。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是深入理解肖百合这个人物的重要通道。在中国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在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并存的当下，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和理解“回不去的乡土”这种感喟所富含的复杂文化情感。不难理解，肖百合的精神世界中也有这种情感。可以推断，肖百合属于“80后”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代人，她可能有的童年乡土经验，或者父辈、祖父辈传递的乡土记忆，抑或是文化传承意义上的乡土情结，都会成为其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内容，这就使人物的复杂性具有了现实的情感基础。

更复杂的问题在于：肖百合回到了乡村。她是以下乡第一书记的身份回到乡村的。那她是不是仅仅被塑造成了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乡村基层管理者的形象呢？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作一个简单的回答。刚到千年村，肖百合便见识了麻青蒿懒散的工作态度，“只觉得一阵心烦”，“今天的眼见为实之后，她的心态顿时从波峰跌至波谷”。小说还通过肖百合晚上写日记的细节来表现其内心世界。她在日记中写下读过的一首诗：“此时，我什么都不想/只想对你说些愿望/可愿望带着伤口/像一朵红花/你可知道/带伤的东西非常美丽//。”而且，小说直接说明这首诗“无疑表达了她的内心世界”。从这里可以看出，当肖百合的想象与现实碰撞的时刻，其内心是矛盾和复杂的。同时，小说通过自然风景的描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复杂性。这也是《莫道君行早》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小说中有许多风景描写，多是通过肖百合的视角来展开的。风景与情感要么融汇一起，形成“情景交融”，要么相互对峙，形成 “情感张力”，这有效延展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譬如，肖百合在考察中华山时，心绪是纷乱的，有激情也有苦痛。此时，她眼中有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森林，也有犹如大山“伤痕”的地缝和峡谷，并引发其感怀与沉思。再譬如，当她晚上在村委会工作的时候，心情很烦乱，此时可见“乡村的夜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漆黑，隐隐可见远处的山峦和丘陵曲线，空气中颇有些凉意”。既然心情烦乱，那么看到的景物应该是“漆黑的长夜”和“阴森的山峦”，但肖百合眼中的景物显然与此相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张力，带给了读者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理解的可能，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物的精神空间。除此之外，当肖百合面对风景，小说有时也会直接描写其心理活动，譬如：“一阵山风呼啸着吹了过来，吹在肖百合的脸上、身上，隐隐生出凉意，但却把整个人吹得很是清醒。不自禁地，她又会忆起了自己的父母、以前求学的过往、才参加工作时的经历、在千年村受过的委屈等，而身处这高处，她仿佛顿时就释然了。她看着眼前的一切，只觉得自己很渺小，又体会到了白驹过隙的情绪，她忽然间便想明白了一些事。”到这里，肖百合就不是“简单”的下乡第一书记，而是一个情感丰富、内心矛盾、个性鲜明的“复杂”人物。

从上述分析来看，肖百合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麻青蒿、吴艾草。而这一点，往往是容易被遮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小说不是以麻青蒿、吴艾草的塑造方式来描绘肖百合的形象，而是多在“没有说出”的地方即“留白”之处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从而铺展人物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需要从言说“留白”的路径上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有效破解阐释的难度。对另一个主要人物龙险峰形象的讨论，我们依然可以如此，这里不再展开。

三、新时代：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方法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肖百合是新时代的一个“新人”形象。这个“新人”的知识结构、成长经历、历史记忆以及社会角色等都需要新的认识和分析。或许，我们对此并没有准备好，才出现上文所说的阐释难度。我们对肖百合的理解，是把她放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进行的，放在她可能具有的生命体验中进行的，而不是置放在某种既有“理论”中来讨论的。如果需要一种理论，那也应该是“新时代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换句话说，面对新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关于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已经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新时代”不仅作为语境，而且应该作为一种方法。王德威认为，小说本身的质变是中国现代的一个表征，⑥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新时代作为理解小说变化的方法更是值得重视的。关于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从哪些方面实施关于新时代现实主义理论的探索和建构。这里结合《莫道君行早》的分析，尝试讨论以下三个建构路径。

一是对现实主义进行反思，在新时代语境中进行理论探索和建构。乔纳森·卡勒指出：“理论的本质是通过对那些前提和假设提出挑战来推翻你自己早就明白了的东西，因此理论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即使你无法最终掌握理论，你还是取得了进步。你对自己阅读的内容有了新的理解，你针对它们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的意义有了更清楚的理解。”⑦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我们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其进行反思和突破。新时代已经成为表述当下中国变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词，新时代语境也成为文学实践和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的同时，新时代现实主义理论的探索和建构有助于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即使这种探索和建构的程度有限，也会对作品所提出的问题“有了更清楚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当下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宏大叙事”的现象尤其值得重视，譬如《莫道君行早》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书写。1980年代以降，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往往成为作家和批评家关注的问题，这其中涉及文学的许多历史因素，也与当时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从十余年的文学创作来看，新时代文学在表达民族性、人民性、时代性方面显现出新的特征，作家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更多关切，不再过度信赖“个体”叙写，而是以更加宏阔的视野观照“世界”，有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当代文学的一次“向外转”：“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新时代文学十年，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新时代文学十年。新时代文学中的‘向外转’并没有排斥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中的优秀成分。反而，他们接受了新时期文学中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观察外部世界、并由此构建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的手法与技巧。新时代文学作家注重从时代、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中来描写人物、刻画人物。他们强调作品的社会价值与使命担当，拒绝在作品中咀嚼个人的小小悲欢。其间的重要成就、经验方法，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深入分析。”⑧而对这种“向外转”过程中呈现的“宏大叙事”的有效阐释，我们需要现实主义理论的时代性建构。

在新时代现实主义理论的探索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重新思考“摹仿”这个理论范畴的价值。之所以研究者多强调《莫道君行早》的社会学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的“记录”感很强，或者说小说“摹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现场感让人印象深刻。如果我们的讨论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对作品的深度解读将会受阻。现在，或许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摹仿”一词的重新思考。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对文学的现实观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特别对早期的真实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奥尔巴赫引入了“预象”（figural）一词，阐释了“摹仿”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特殊而深刻的意义，指出“摹仿”的事件预示着更复杂的意义，“对这一经过思考的观点来说，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不管它在何地何时的具体真实情况如何，都不仅仅意味着该事件本身，同时也意味着该事件预示或证实性重复的其他事件”⑨，因此作品中再现的事件的意义就不是表面理解的简单性，而具有了更为复杂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莫道君行早》的宏大叙事就具有了更多阐释的可能性，而不能仅停留在事件与场景本身的意义上。理论的建构可以从这里出发，在“摹仿”事件的“留白”之处开辟路径，进行新时代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从而为新时代文学作品的思想经验和艺术经验的阐释提供更有效的理论支持。

二是对新时代“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现实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譬如，丁帆就提出要“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丁帆认为，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依然是当今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指南，并倡导作家在当下时代的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我们似乎在各种各样的文体的实验当中又回到了恩格斯所提出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上来了，它在本质上触及到的仍然是一切时代作家都不能背离的对世界真相揭示的真谛。”⑩这需要作家和批评家对时代环境有深刻的认知，对“典型人物”有敏锐的感知。做到这一点，把“新时代”作为方法进行理论探索就显得尤为必要。《莫道君行早》中的肖百合就可以称得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对“新时代”环境认知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上，很少有与肖百合类似的人物形象。她不仅是乡土中国的想象者，同时也是乡土中国变革的实践者。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典型人物”，她出自新时代这个“典型环境”中。从20世纪初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关注中国乡土、想象和启蒙中国农民，如梁启超的“新民说”，鲁迅的现代性乡土启蒙，沈从文的乡土诗意表达，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乡土阶级审美，新中国之后的新农民塑造，新时期的乡土文化转型书写。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作为想象者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基层治理者是分开的。只有到新时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才会出现“肖百合式”的人物，也只有这样的人物形象才能支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题。其实，已有学者开始从这个意义上反思典型人物的塑造问题：“正是因为创立社会主义大家业的艰难，我们才更需要梁生宝式的平民英雄，虽然这一理想人物的塑造还存在问题，但是从历史的维度和审美的维度来看，只有他才能完整体现《创业史》的构思和主题。”11当然，梁生宝、肖百合的性格特征、塑造方式等都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个问题提示我们，探索典型人物的塑造问题是建构新时代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路径。

三是在创作材料的维度上探索新时代现实主义的理论话语。材料不仅呈现作家累积的素材，而且也是作家的创作态度、创作观念、认知世界方式的体现。材料与创作的问题应该是当下许多作家需要重视的问题，也应该是批评界应该反思的问题。《莫道君行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小说避开了概念化阐释，用丰富、具体、生动的材料描绘山村的时代变化。读者可以了解到一个村子的丰富信息，比如千年村的面积，与邻村的距离，有多少户人家、多少村民，一户有多少土地，吃的什么饭，住的什么房，房前屋后是什么，等等。正因为材料的鲜活和真实，小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在现在的媒介融合时代，创作材料的问题变得更加重要。这是因为作家获取材料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播媒介为作家获取材料提供了多种渠道，材料的掌握变得容易和轻松。而这，也往往形成创作上的某些挑战，其中，经验的“同质化”便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风险。因此，从材料的角度探索和创新相关的理论话语，是建构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必要路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70年文学语言观念研究”（项目编号：22AZW01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颜同林：《贴着泥土写乡土——读欧阳黔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光明日报》2023年4月12日。

②参见张云开《以文学力量展现贵州新时代山乡巨变——欧阳黔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研讨会侧记》，《贵州日报》2023年4月14日。

③[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④[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如何去读一本书》，《如何去读一本书》，吴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⑤该段文字在小说中作为自然段出现两次。参见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50、504页。

⑥参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⑦[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⑧朱静宇、栾梅健：《论新时代文学的“向外转”》，《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⑨[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吴麟绶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54页。

⑩丁帆：《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11张丽军：《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73页。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基地）]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