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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开天辟地的人民解放战争，因其可歌可泣、波澜壮阔，曾为许多作家所书写。由《中国作家》分两期连载的长篇小说《巨变：1949》（以下简称《巨变》），则是这一创作领域里近年来难得的新收获。是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张炯先生在耄耋之年，历时六载，五易其稿，精雕细琢的心血之作，堪称别有天地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又一曲壮歌。

一、新的视角拓展了内涵厚重开阔的历史画卷

题材是作家表达主题的依托，是作品思想内容的基石。《巨变》的可贵，首先在于它以新的视角切入战争，不是以特定战役来写战争，而将自己的构思扩展开来，在广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下来描写战争，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且不限于两军之间的对垒，还用大量的笔墨再现我人民解放军如何在地下党组织、人民游击武装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在旧社会走向腐烂崩溃、敌人又不甘灭亡而死力顽抗的历史境况下，一步步地去夺取伟大胜利的，从而使小说的内涵超越一般战争题材的作品，而具有着雄浑豪迈的史诗品格。

张炯先生写过诸多长篇小说的评论，他曾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攀向高峰的艰难——评世纪之交长篇小说高潮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为塑造英雄典型形象而努力》等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见解。他的《交出我们时代的文艺答卷》一文曾明确指出：“作家艺术家不但要从细节上去把握时代特色，更要从宏观上去认识时代本质，洞察历史发展趋势，把握时代走向，从而建构美好远大的艺术理想。”《巨变》无疑是其理论主张的剀切实践。这部作品，以宏阔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局为背景，用思深意远的如椽大笔，书写了1949年我国历史大变动大转折中，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叶飞、韦国清兵团激战孟良崮和淮海，渡江攻克上海后，立即南下进军东南半壁，解放福建，直逼台湾海峡的大战役。可贵的是，其笔墨不限于写战役，写解放战略要地福州、厦门等重大事件，还生动展现了特定时代社会的动荡、窳败和险恶环境中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在多领域的殊死搏斗，再现了城市、乡村具有代表性的各阶层人物的不同风貌、生活场景，倾情赞颂了一批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甚至壮烈牺牲的革命者的英雄事迹。它透视战争及其胜败的根本原因，展现人性改造、制度建立、持续奋斗、为谁执政、人心向背等有根本性的哲理题旨，通过特定的故事情节和大量细节的构想与描写，显示出一种追求人类理想的真善美的崇高境界。

1949年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在福建等地的工作，既呈现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成绩，也出现了因偶然事件导致内部错误肃反的含带着血泪的挫折和教训。《巨变》没有回避叙写它，却以淋漓的笔墨倾情讴歌斗争的艰难及其胜利，体现了作者追求反映历史本质的大胆识。它通过着重描写少年主人公章喆、黎玫的成长历程及不幸牺牲，深情歌吟多代革命者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英雄步履，并着力描写我地下福州城工部党组织在面临内外夹攻的险恶局面下，许多基层共产党员仍坚持革命立场，在各条战线英勇战斗的情景。作品揭示涉及战争性质、战略决策、人性善恶等历史巨变的深刻原因，以宏大的气势和开阔的视角，为决胜东南的这场大战役描绘了历史性的图卷。它的厚重题材、主题和带南国特点的自然与人文内容，通过独特的书写布局，相对于以往几乎只写战争战役进程的长篇，显然别具思想分量。

构思周全的宏大叙事，是走向创作大境界的必由之路。虽然写重大题材的作品，并不一定都比写小题材的作品更有价值，但大小题材内含的价值差异又是客观存在的。《巨变》所展开的广阔历史画卷所呈现的现实认识价值，令人感到有如历史本身那么宏深和丰富，那么气象万千，正因作者基于自己的生活积累，以大视角对大题材作深入开掘，抓住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通过精心的艺术构思而达到了大境界。

二、新的人物构建了多种典型形象的丰彩画廊

人物形象是小说作品的内核。《巨变》的成功，除了内涵的深厚，还在于它展现出了前人未曾写过的许多具有典型性的新的人物形象，包括英雄人物的形象或中间性的人物形象，以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面人物形象。作品注重通过对人物生活环境、言行心理和矛盾冲突等的描写揭示人物性格，营建人物形象系统，使不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独特的典型性、新颖性。从而不仅深化了读者对历史的认识，也为作品中诸多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描写所深为感动。

《巨变》人物表上所列人物多至61个，大致可以分为青少年革命者，老一代革命者或革命支持者；当政的蒋氏系统人马，军人家属或贫穷市民、乡村的农民，乃至企业家、大学教授、民主人士、政坛蓍宿；还有双方高层领袖以及民国元老，美国驻福州领事、英国牧师、寺院和尚；等等。虽然作者对诸多人物的用墨轻重浓淡不同，而笔下不少人物形象无不形神跃然纸上。除少年主人公章喆、黎玫外，作品所写的叶飞、曾镜冰、梁铁军、王淑梅、尤先、黎良勇、石秀英、朱献等也写得活灵活现，既寓意丰富又带有各自突出特色，个性和共性相统一，成为让读者印象深刻难忘的、有着较高审美和认知价值的新颖典型。

小说的少年主人公章喆出生于闽东北，是老红军后代，曾随母流亡。读初中时，他成绩优异，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给他题过勉励语“智圆行方”。在成为共产党员后，他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组织的多种革命活动。并奉命到闽东北白云山打游击，不足三个月，从最初赤手空拳的三个人发展到近二百人枪，当过游击队支队政委。在解放厦门战斗前夕，他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后，虽然潜入厦门没有完成策动蒋军高官黎良勇起义的任务，却机智地带回失联的地下党员尤先所绘敌军厦门岛布防图。他被派再赴厦门工作期间，不幸陷入敌人圈套，受尽严刑而英勇不屈，被敌人沉海牺牲时年仅17岁。他是生命短暂的经历不凡者。他受到独特地域、家庭、社会关系等的多方面影响，性格热情豪迈、朝气蓬勃、好学多思、憧憬爱情、牵挂亲情，有时胆大心细，有时未免鲁莽，这些特质在作品中也都有活生生的展现。这种性格构成要素丰富的形象，在我们此前所见青少年英雄谱中还不曾有过。

黎玫是作品中福建省长黎良勇的女儿，也是章喆与之成为同学后的彼此相知的女友。她对章喆从认识到喜欢，再到日思夜想，甚至梦中热恋的过程，与她在章喆等的影响下，逐步克服思想行为的矛盾而接近革命，向往参加革命相并行，最后她对审讯章喆的毛森等的破口大骂、鄙视，以及追随章喆的向大海一跳，如一把烈焰冲天的圣火投进黑暗社会，鲜明标志着她完成了从父母的爱女到与家庭决绝的革命同情者、追随者的蝶变。这一形象，与那些单纯的殉情形象相比，其思想光彩强烈得多。她追随章喆而跳海的情节，是作品矛盾冲突的高潮。两个年轻生命的巅峰，释放着令在场的蒋介石、毛森等乃至美国领事、英国牧师惊恐不安的冲击波。这样的烈性少女形象，在我们以往所见小说中，也可谓前所未有。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但在面临如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挺身堵枪眼似的关键时刻而勇于献身，这自是英雄的壮举。章喆、黎玫在正邪较量面临牺牲的危险时刻，无所畏惧地以投枪般的怒斥回击暴敌，正是一种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从先贤梁启超所言“少年强则国强”等的角度看，《巨变》塑造出了章喆、黎玫最终犹如宝剑出鞘、青光耀眼的动人心魄的少年英雄的艺术形象，正是作品的突出贡献。

章喆之母王淑梅作为叛变封建地主家庭的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与丈夫、与组织都失去联系，却携带幼子流落深山乡野，坚持把儿子养大并把儿子送上参加革命游击武装的征途。其对革命和爱情的坚贞，她的意志坚韧，乐于助人，勇于义举的品格都让人印象深刻。

小说所刻画的黎良勇，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洁身自好，痛恨贪腐，却又顽固追随蒋介石，拒绝起义，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似以当年任国军第22兵团司令兼厦门警备司令的李良荣为原型，其悲剧结局也相似，但被作者作为逆历史潮流的典型来塑造的。小说比较深入地描写了他心态生成的历史根源，呈现其深受历代忠信文化和孤臣影响的心理传统，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而民国元老王元凯，虽曾不乏义举，参加过辛亥革命，却坚决反共，作为乡绅和国民党右派，最后因恐惧共产党的胜利，中风死于逃亡的途中。他家族的崩溃，正象征着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的必然崩溃。他的形象与以往作品中描写的地主形象相比，也有其独特的意义。其他如长期潜伏敌营的共产党员尤先，在敌后山区供奉党旗、坚持斗争十多年的红军战士缪武，畲族的红军家属蓝大妈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虽着墨不多，也都让人过目不忘，足见作者善于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和细节对人物做生动的勾画。

三、新的风格展现了思想与艺术相统一的审美创造高度

布封说，“风格即人”。艺术品总是人创造的，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成熟的艺术作品总会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既是作者品格特点、生活阅历和艺术努力的体现，也是作品现实内容与语言形式相统一的体现。

《巨变》的风格兼具弘阔、沉雄而又刚健、柔美，这自与作品的整体构思和艺术表现密切相关。《巨变》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相统一的小说。它的文体介于历史小说与虚构小说之间，与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类似。《水浒传》所写人物：宋江、蔡京、宋徽宗、方腊等是历史真实人物，但其余大多属虚构。《战争与和平》所写拿破仑、亚历山大皇帝和库图佐夫将军等是历史人物，小说情节在拿破仑攻打俄罗斯的历史背景中展开，但其主人公安德烈、比埃尔、娜塔莎等均为虚构。这类既有一定历史性也有较多虚构性的作品，往往兼具两者交融的优势。

《巨变》写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小说的大背景，而又以虚构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作为作品主体，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水乳交融，达到上佳的境界。作为结构支撑的历史大事件或大场面，分布在描写双方高层的《太行决策》《妙高台》等章和关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介绍中。而展开的主体故事情节，则有少年主人公章喆的成长线索，民国元老、地主豪绅王元凯一家命运的浮沉和恩怨情仇的线索；还有叶飞等创建闽东苏区、被围剿后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北上抗日而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线索和黎良勇、梁铁军从挚友到后来为敌的线索；更有中共闽浙赣党委开展内部肃反、福州城工部基层党员坚持革命斗争的线索，以及众多人物的爱情、亲情、友情纠葛的线索。这些并行延伸或交错重叠的线索为作品情节发展、人物塑造提供了重要的场域。正因此，整部作品便显得格局宏大，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引人入胜，显示出史诗的浩瀚与厚重，而艺术虚构的巧妙安排更使作者笔下人物展示言行，凸现性格特征，令读者如见其人，如听其言，如临其境。

作者的艺术描写重视心理刻画和电影蒙太奇的剪接以及诗美的营造，这使小说结构简洁、明快，繁简得当，诗意盎然。其虚实结合的情节安排，不时用蒙太奇式的手法加意识流式的心理描写，场面切入和淡出转换灵活，举重若轻。既能浓墨重彩地刻画人物、凸显性格，又能把握叙事节奏，疏密相间，在有限的篇章中为读者展现更多的时空和人物事件。如《临危受命》一节，描写蒋介石在总统府召见黎良勇和黎良勇在会见前后意识流式的心理活动，即是一个明显范例。而《老朋友》一节，先写黎良勇和老友武轩石两人见面亲热携手，沙发落座，到听说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迫下野的“内幕”而惊讶得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再到他必恭必敬地接过武轩石携来的蒋介石手谕，知道张雪中、李延年等兵团将被派驻福建，军统特务还被派到他的部队，不禁脸色渐变，喜悦一扫而光。上述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都在短短的描写中跃然纸上，实在让人感到作者笔墨的俭省和传神！无疑，这种吸收意识流的描写和将电影场面快速地切入和淡出的手法，使《巨变》能够更充分地发挥长篇小说容量巨大的优势，在有限的篇幅中表现更多的内容。而《两个中学生》一章中，以两个中学生站在福州南台岛“烟台山”上的独特视角、感受、对话，展开关于福州山川形胜、历史文化、现实情景等的描叙，既不乏清新的散文叙事性，也不乏浓郁的诗化抒情性。这种写法，使对话者各具鲜明个性的活泼形象，与对话所述情景都历历在目，自然是将历史真实性与审美品性有机融合的结果。

上述手法综合化的描叙，先后从解放战争、地下工作、游击活动等三个角度切入，进行了具有时间长度、空间广度、境界高度、寓意深度等的多维度透视，让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扣人心弦的谍战情景、黎民百姓的不幸遭遇、悲壮夺目的个体抗争、花前月下的缠绵爱恋、难以割舍的人世亲情、友情等一一与读者见面。作品在行文结构上疏密结合，繁简有度，起伏有致，给人以精微与宏大齐飞，轻灵携厚重共舞的观感，足见作者对长篇艺术追求的匠心。

《巨变》的艺术风格不仅具有历史的深度，体现了辩证唯物史观对特定时空、人间世相的历史剖析，而且注重诗美的意境创造，使整个作品富于审美韵味，美学品格突出。

《巨变》题名中的“1949”，既是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解放全中国宏图的年份标志，也是新中国成立开天辟地的标志。它作为年份符号，就具有划时代的善恶较量、美丑比拼等多种情怀构成的美学意味。构成整部作品的三大篇：《黎明前的城》《山野朝霞》《日出东海》，其题名也富于诗意。可以说《巨变》的诗情画意时时含于作者的笔端。全书以散文诗作为开篇，用语是：“历史巨变……往往风起于青萍之末。而让人见识到的却有若迅雷爆裂于长空，电光闪射，地动山揺！”这一包含比喻的用语，切合整部作品的宏大艺术构思与其描写的具体社会生活场景，彰显着整部作品鲜明生动的形象和刚健雄浑的品性，体现了对历史巨变的富于哲理性的概括。接着作品每篇也以散文诗开端，在象征意味浓郁的含蓄、绚丽、简洁的笔墨中，透出作者的精心设计。在小说展开的描写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不断有精彩的富于审美境界的篇章和段落，有如优美的散文和诗歌那样展开，像前述写章喆、黎玫在烟台山上指点福州的江山风物，以及写黎玫迷路在大山里遇见蓝妹子唱着山歌走来，写章喆在游击队困苦的营地奇特地梦见马克思老人拍着他的肩膀勉励他，还有写进攻厦门之前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我军前线文艺晚会等章节，都充盈着浓郁的诗情画意，给读者以美的境界的感受！从而使战争中紧张、险恶的情景得到松弛，让读者胸境为之一扩，心旷而神怡！即使如描写战争，写我人民游击武装在山岭松林小径伏击敌保安队，取得全胜；或写我南下大军在解放福州后围歼敌军四万多人的大规模的宏伟战场，也都写得声有色，威武雄壮，充盈着革命乐观主义，展示了另一种美的意境，从而支撑起小说刚健、峻拔的风格。

《巨变》的语言简洁、生动、明快，刚中有柔，雄中有美，皆是构成小说整体风格的要素。其中人物对话各有韵调，寥寥数语，性格毕现，这显然与张炯先生早年在军队、城市和乡村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与语言修养相关。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