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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夏立君的文学创作一直葆有浓厚的故土情结和强烈的人文意识，这两者在其作品中高度关联且相辅相成。其小说集《天堂里的牛栏》既有成人视角又有儿童视角、既有人类视角又有动物视角，在多维度构建中发掘了特定年代里乡村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以及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纷繁矛盾和复杂情感，蕴含着作家对乡土社会和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怀及抽象哲思，彰显出对乡土文化与传统积淀的审视探索与艺术创新。

关键词：夏立君 《天堂里的牛栏》 乡土叙事 传统文化 人文关怀

中国文学历来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的个体书写，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的一脉，绵延不绝。而从沂蒙山腹地走出的山东作家夏立君，以质朴情感和勤奋笔耕向读者奉献了首部小说集《天堂里的牛栏》，其中收录了作者多年小说创作的六篇代表文本。作者善于捕捉中国乡村社会那些感性、奇崛而又具体的人物及事件进行艺术构建，抓住乡土中国一直延续的道德伦理、风情民俗、人际关系、日常生活和情感方式等施以重彩，在展现乡村底层人物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的同时，彰显出一种丰沛浓厚的审美意涵。这部小说集饱含着作者对乡土对民间的热爱与哲思，秉持一种民间叙事立场，以简短凝练的语言风格、饱满风趣的叙事语调、细腻缜密的细节描写、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着力展现特定年代里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纷繁矛盾和复杂情感，其间蕴涵的并不仅仅是沂蒙地域的世间万象，某种程度上更是整个乡土文化景观乃至乡土中国的发展缩影，其中的思考凝结了一位作家对历史与现实、当下与未来的价值取向与艺术判断力。作者怀揣一颗实现乡愁言说与情怀表征的赤忱之心，把创作目光投向自己所熟悉和倾心的乡土题材，试图在深切回望与艺术探索中寻觅一种独特又坚实的创作实践，成就文学与人生的另一番深致与升华。

一、情感对接和人文关怀

故乡与逝去的岁月通常都是人类怀旧的主体对象，也是许多作家最看重的文学创作资源，而如何把创作素材转化为具有怀旧情感和艺术价值的文学书写，使作品呈现出该有的精神力量和人文关怀，这是作家们任何时候都难以绕开的课题之一。在沂蒙土地上长大的夏立君，经历过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农民后代成为知识阶层的艰难历程，人文意识与良知始终是他的情感执念和创作底色，他的散文集《时间的压力》《时间之箭》《时间会说话》等均在这方面有所呈现，小说集《天堂里的牛栏》同样承续了这个传统。这部小说集动用了夏立君珍藏于心底的故乡积累和记忆，在多种情感密度和多元情感的交织及冲击下，呈现出乡土质感和人性化氛围的丰沛感觉及丰饶细节，把读者带进了乡土中国的平凡又惊心的世界：鲜活、地道、深刻的沂蒙乡土故事徐徐展开，各自的意涵随着不同的书写视角逐渐呈现；充溢于作品中的，既有从多个不同侧面呈现出的底层乡土人物的生存图景与人情世故，又有对乡野中其他生灵的感慨与呵护，其间折射出乡土社会发展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实际问题和理性思考。以上这些，在本质上共同构建了作品的创作初衷及深远意义，换言之，作者站在乡土的立场上，力求通过细致的探询与掘进建构一个虚实相生、意境深远的乡土、民间，而作品的所有一切都最终归结于精神指向与人文立场所生发的内涵，值得深入解读与阐释。

首先，作品力求开掘底层叙事中的人民性与精气神。自20世纪“五四”之后的百余年文学流变与建构过程中，许多作家把创作目光移向社会生活的底层，纷纷以小人物的情感与命运书写社会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使作品在“以小见大”中实现贴近大众的人民性与社会功能。而那些出身于沂蒙乡村的微贱、性格鲜明的小人物，通过夏立君的文学关注和艺术提炼，转化为极易感知且富于平民趣味的艺术典型和智慧结晶。《草民康熙》中重情重义、竭力帮助亲戚安排孩子工作、真诚给予亲戚各种温暖的农村老人上官仁义，《一个都不少》中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苦寻辍学学生并将其劝返课堂的乡村小学教师罗佃邦，与小说集同名的《天堂里的牛栏》中热爱生产队、热爱牛群、勤劳善良的牛倌马大爷，《俺那牛》中纯朴善良的花容，等等。这些普通而极具个性的乡村人物，各自固守着单纯又坚定的信念，由此折射出的精神光芒，成为奠定作品存在根基的首要因素。也可以说，正是这些源自乡村底层民众的人性品质，使乡土文学的创造力量蓬勃发展、生生不息，某种意义上使作品拥有了一种能为乡村发展带来振兴力量的精神基石。这种对乡土文化中人性光辉的挖掘与呈现，并非作者出于简单的人道理想而强行虚设的一种叙事手法，而是创作主体的内在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本质映现，既洋溢着熟悉且亲切的乡土气象，又不失为一种审视并坚守民族文化根脉的自信与自觉。

其次，作品力求体现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境遇。随着时代发展和文学创作的演变，文学的现实关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夏立君的心中或笔下，如果说乡土文学的历史感体现的是底层民众在历史中的命运，那么由此带来的现实感则是对于乡土、民众现实境遇的探索与关怀。从他把关乎农村现状的素材转化为构成小说的第一要素来看，他的小说创作虽然强调了文学的虚构性，实质上却未减弱历史的真实维度。作品以深切回望的姿态，向着底层乡土人物及其乡村生活的原生态靠近，真切表达出自己对于底层生存状态的同情与关注。

作品写出了底层民众生存的艰难境地，写他们物质的匮乏以及精神的重压，如“康熙像个觅食的老母鸡，这里那里使劲刨，但就是刨不足一双儿女上学的费用。在家庭财政这个大窟窿面前，几亩地的油水太有限了”①。“我们都是些精瘦的孩子，我们经常吃不饱，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吃点好东西”②，“我们努力在土地上搜寻各种各样可吃的东西。经常吃放胆吃的是一些野生植物的根、茎、花或果实”③等等。沂蒙山区某个时间段内的真实生存，以及对于彼时生命或生存痛感的切身体验，经由作者过人的情景呈现能力，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在中篇小说《一个都不少》中，作者描绘了1960年代初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兼班主任罗佃邦，跋山涉水，苦寻辍学孩子使其重返课堂的感人故事。在诸多小说故事情节所构筑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发现作品在对罗老师致以朴素而滚烫的敬意之际，还突出了辍学孩子困境中不失倔强奋进的可爱质地，在一个个辍学孩子的内心中，依然跳跃着一颗“比花朵还要美、比飞鸟还要高的心”。当辍学女生赵静听罗老师说，“学校可以破例让她上半天课”时，“赵静拧麻花一样搓着双手：‘老师，吃再多的苦俺也不怕’”。④同样，当罗老师把给赵静的特殊政策讲给辍学男生钱有时，“钱有抬手在脸上抹一把再抹一把，眼泪和着灰尘往下流：‘什么苦什么累俺都不——不怕，半——夜五更爬起来烙煎饼俺也能——能做到’”。⑤对于作者来说，这篇过心之作的文学素材显然在他脑海里蛰伏已久，带着岁月的分量和艺术的整合，逐渐累积为厚实且充满人文情怀的文字，记录着沂蒙山区乃至许多乡村难以回避的过往伤痛。可贵的是，作品的结尾处自然带出一抹希望之光，因饥饿与劳累而在夜晚山坡上睡去又醒来的罗老师是这样的——“他坐起来，听到了一地虫鸣，看到了满天星星”⑥，故事戛然而止，却有余音绕梁之力。所谓“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其中寄托着对优秀乡村教师罗老师、对辍学孩子的深切祝福，期待他们实现心中所愿。而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那些关乎贫困与辍学的历史往事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从明亮教室里传出的欢声笑语，久久地回荡在乡野大地的上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满天的星光又隐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悠远与开阔。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可以这般理解夏立君，他是一位对生命充满敏感与敬畏的作家，始终在用心用情传递一个执念：精神力量和人文关怀既是衡量一部作品的天然尺度，也是维系乡野大地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共生的重要因素；乡土文化在深耕“人文沃土”的现实关怀中方能葆有持久的生命力，这对于当下的公私观念、良知问题、现代意义、生态伦理等诸多层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显然，这也从侧面透视出一位作家之于小说创作的自觉、智慧和使命担当。

二、故土意象及传统气韵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作过这样的经典表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⑦，“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⑧。我以为，这种地方性又于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文学的地方性，很多作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富于乡土气息的文学表达，夏立君亦如此。他写乡村的功力比较独特老到，善于用沂蒙方言讲故事、发感慨。他十七岁离开故乡，乡土社会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是他的生命根基，由此生发的文学思想与认知自然会接通地脉，如“通腿睡觉是我们沂蒙山人的传统。不管是夫妻俩、爷俩还是兄弟俩，都要一人一头，你把他的脚抱在胸前，他把你的脚抱在胸前，冰凉的脚很快就暖和过来了”⑨。“那牛就撅撅着个大腚朝露天厕所用劲，稀里哗啦一阵，新鲜牛屎牛尿的独特味道就弥漫开来”⑩。“牛的叫声就像人喊妈。驴是世界上最能嚎的牲口，驴一嚎，就像要把肠子吐出来，要把骨头扔出来”11。诸如此类，俯拾皆是。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幅细腻又鲜活的沂蒙乡土画卷，散发着夏立君式特有的乡土文学味道，折射出一种亲切又温暖的人性信仰。

需要指出的是，乡土文学虽离不开上述画卷中一串串扑面而来的味道，但这种味道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乡间人物的塑造。坦率地讲，夏立君在先人们祖祖辈辈生息劳作的乡村长大，他在看取故乡的某些层面时，必然会怀有同情、依恋甚至是天然式的维护动机，特别是他内心始终葆有对农民的深厚情感，这种动机和情感诉诸笔端难免会存有些许矛盾心理。这方面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于“中间人物”形象的描绘，可以说延续了1950年代擅写中间人物的“铁笔”“圣手”赵树理先生的某些创作风格。

在小说集开篇《草民康熙》中，一个被作者富于正反两方面质素的中间人物——“草民康熙”来到读者面前。这是一个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背景相吻合的乡村人物，处于生存压力和精神焦虑之中的康熙，不能完全凭借走正道供养两个孩子上学，而是借助偷鸡摸狗、偷粮顺菜等小偷小摸行径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在做贼的生涯中，良心未泯的他给自己制定了所谓做贼规矩——只偷外村的，只偷放在野外或室外的东西，只偷东西绝不偷钱等等。在远房亲戚上官仁义的感化下决心洗手不干回头是岸的当口，突然传来他那上大学的儿子因偷窥被逮捕的消息，康熙闻之目瞪口呆，小说在宿命味很浓的氛围中随即结束。在各种矛盾心理的交织叙述中，一个好坏兼具、丰满生动的底层人物形象、中间人物形象，立体地站了起来。同样，这类中间人物也体现在《俺那牛》中的憨牛倌马全福身上。全福很热爱牛棚里大大小小的牛，甚至把人都捞不着吃的鸡蛋喂给牛。当队长和嫂子把流浪的女神经病人领到他这个光棍的炕头时，“全毛全翅”的他无动于衷，宁肯把画中的漂亮女人再舔出窟窿也不去碰那个女神经病人，队长埋怨他为何不理会炕上的大活人，“‘画子是画子，人是人。’他忽然嘟哝了一句”12。队长骂他是骡子，他本想持铁锹把队长拍倒在地，奈何一只蚊子飞进眼角，揉眼的工夫竟忘了拍倒队长之事。之后全福突然梦见牛棚的牲口集体造反，一向心疼牛的他竟然操起鞭子把牛们一顿暴打。某天半夜里，全福给母牛喂草时突然产生亲近的冲动，以致丧命于疯狂的牛蹄下。以上这种层层递进的叙述方式应该有四层含义：一是某种程度上马全福并未失去人性的自尊，不愿找一个女神经病人，也不愿听队长骂自己是“骡子”；二是自认为受气的全福把牛当成发泄愤懑的出气筒；三是某种意义上牛的造反也是全福潜意识中存在的反抗象征；四是全福在矛盾中仍视母牛为精神伴侣，最终导致自己踏上不归之路。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这类中间人物往往令人感到叹惜大于痛恨，作者在关注这类中间人物时，先是将人物推向某种生存的极致状态，让情绪在这种状态中游走、徘徊，凸现出此时人物丰富复杂的矛盾心理，继而对人情冷暖、伦理道德等方面进行窥探及反思，这样的人物书写较易抓住读者，进入读者的心灵世界。

同许多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一样，夏立君深谙故土的山水草木、风俗世故等蕴藏着取之不竭的乡愁的记忆，均能承载起作为流寓者对故园的深情回望。在夏立君看来，故乡大到一个县城，小到一个牛栏，不仅仅以物理空间的直观故乡为表征，还包括精神空间的情感纽带以及内心归宿，这方面通过小说中的地名及地方感可见一斑。无论是《草民康熙》中的沂东县及康家庄、《一个都不少》中的罗家岭及其他村庄、《在人间》中的牛头崮水库，还是《俺那牛》中的桃花源大队、《天堂里的牛栏》中的黑牛石大队及其牛栏等等，作者把这些最接地脉的乡村符号排布在文学故乡的范畴之内，一个符号讲述一段跟乡土有关的故事，让它们作为故土寄托和重要的社会空间表达符号而存在，承载起一种人和地方特有的情感相依，而由此产生的生命感触又借助空间本身的结构形态逐渐氤氲成浓厚的小说氛围和深远的小说主题，在实现故乡记忆的有形再现和故土意象再构建的同时，形成一种扎根于内心深处、使精神有所依附的流动式永恒。

三、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艺术张力

夏立君以睿智和毅力深入当代乡土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质，从作品中不难察知他的文学初衷和创作标准，那就是，综合体现或隐含了文本艺术架构中的百态况味、人物命运、情感操守等等。仅从文本叙事的视角来看，夏立君在这方面显得灵活多变，能从不同维度呈现文学作品客观存在的立场和观点、反思或批判，构成作品所特有的文学质感和艺术张力，经得起意义估判和价值衡量。

其一，作品既有人类视角又有动物视角。如《在人间》，小说围绕着一只罕见野生老鳖展开双视角叙述——上阕“话说老王”与下阕“老王说话”，把乡村发展进程中“人类眼里的老鳖、老鳖眼里的人类”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将象征、荒诞、夸张、拟人、反讽等诸多现代小说的技法自然地糅成一体，让读者在紧张又自然、诙谐又凝重的状态下一气读完。特别是反讽艺术渗透于该作品中，贯穿于小说人物刻画、情节发展与小说结构之中，而作者正是借此来揭示那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感下降、假公济私、唯利是图等世象，隐含着对这些实际问题的忧虑及反思。饶有意味的是，夏立君能充分运用拟人手法，以动物视角书写笔下的野兔、甲鱼等野生动物，写它们有灵性且通人性，有记忆且能思考，有着对幼崽的无私爱护、对人类的透视性看法和面对困境的心理活动等等，如沂蒙山麦地里的那只母野兔，面对人群的疯狂追捕，“她给自己定了两条终极任务：一、起跑时要吸引尽量多的人追逐自己，多吸引一个人，就给孩子们争取到更大点的逃命空间；二、最后关头，一定要让自己死在看瓜老汉跟前，以报答他的不杀之恩。你有一个命，我有一个命，不都是一个命吗？兔子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这样想着，母兔心灵深处不禁生起崇高之感：作为一只母兔，我要最后使用一下我的命，我要死得其所”13。同时，作者还写出了野生动物阅尽人间百态的情感与义愤，如老鳖眼中唯利是图的酒店老板老钱是这副尊容：“老钱这家伙，似乎对咱头部之盖特别感兴趣，他用他那无比油腻的脏爪，在咱那儿又摸又捏的，臭嘴里更是送出阵阵令人厌恶的油腻气息：‘老王，亮一亮您那尊贵的首脑吧，县领导来看您了。’”14品味这些富于独创性的文字，我们在妙趣横生中不免暗自称奇，在神奇中又会产生某种疑惑，它们还是野兔和甲鱼吗？自然界有这样的甲鱼和野兔吗？带着这种悬疑读完并思考后会发现，夏立君写它们如同写人，这种特定的兔性鳖性被他人性化了，俨然被当作与人平等的另一种主体，而不仅仅视其为附属于人的一种客体。正是这样一种特异观念，使作品在操行与精神层面上赋予这些野生动物与人同等的地位，呈现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千姿百态，彰显了另一种新奇的文学质感和艺术张力。

很显然，作者在挖掘这类素材的同时，试图使“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拓展人文意识的一个向度，力求结合社会发展进程以及作品内涵，生发出指向未来的审美意识与启迪意义。作者在持续回望中赋予作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对甲鱼、野兔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现状和命运遭际给予人文关怀。在中篇小说《在人间》中，到水库岸边晒盖的老鳖不幸沦落为人类的展览品和赚钱机器，读者的心连通着细腻的文字，时而忍俊不禁，时而凝神细思，在作者富于怜悯、一波三折的笔势中，老鳖最终成功地回归水库家园，临离开时把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饭店老板狠狠教训一番。在短篇小说《兔子快跑》中，通篇透露着期盼生活在危险中的母兔和孩子快点逃脱人类伤害的情愫。“做野兔难，做母野兔更难，做拖儿带女的母野兔更上难上加难”15，这种戏谑同时就是沉重的感慨。若将这类描述理解为是颂扬神圣母爱，未免失之简单。一边是贫乏年代急切期待吃到野兔肉的狂热人类，一边是重情重义的母兔。这不是在进行一场动物伦理与人类伦理的“对决”或“量子纠缠”吗？可怜又可敬的母兔，临死前拼命逃离所有追捕者，并最终把自身“这块肉”送到曾发现它们一家却未施加伤害的看瓜老汉那里——惨烈地撞死在老汉身边的那棵桂花树上。“知恩图报”在这里隐含着无奈的悲壮。从“情有独钟”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夏立君始终难掩内心那种助力甲鱼或野兔早日回归家园的人文生态观，映射出一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这与夏立君自身的率真、淳朴、善良等品格结合起来，或许能凸显他的苍凉雄浑甚至是悲壮之气概。

其二，作品既有成人视角又有儿童视角。特别是在中篇小说《天堂里的牛栏》中，在言说视角上，作者频频借助儿童的目光追忆过往岁月，以“我”这个村童的视角叙述自己和一位老人的故事，纯真的讲述中蕴涵着久久无法散去的怀念之情，而这个村童又成为夏立君小说集中十分特殊的一个主人公。在这场以儿童视角进行的乡村叙事中，小说的艺术表达因摆脱成人的理性制约而显得高潮迭起、自由灵动，一些喜剧性的趣话，仿佛冲淡了叙事本身过于冷峻的沉抑氛围，也仿佛缓解了那些生存中的艰辛与痛楚。但发人深省的是，作者在小说故事结尾时把马大爷化成了牛。我以为，这种“人的动物化”实质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不愿意通腿睡觉四五年的马大爷离去，宁肯把马大爷附于牛的躯体内，以此寄托对老人的怀恋与不舍；二是深埋于心底的那份不安与良心谴责在作怪。这种心理源自于：“我”伙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偷吃了马大爷养的爱狗；孩子们的头儿兰州在面对盗窃钱财案件的重点审讯下，为了减轻罪责，供出所谓的反革命马大爷。最终，包括“我”在内的一帮偷食孩子安然无事，但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在群众监督下继续在牛棚接受劳动改造的马大爷却失踪了。在众多复杂情感的交织下，“我”把马大爷幻化成“一头没穿牛鼻、无缰无索、自由自在的牛”16。“我扑上去，抱住牛头，哭喊道：‘马大爷——马大爷——马大爷——马大爷呀——’我这个从不流泪的东西，这回流下的眼泪把牛头都打湿了。”17这滚滚而下的眼泪里，或许有思念也有愧疚；“我赶回故乡，和孙四等人一起埋藏了‘马大爷’。那是我村历史上唯一一头没有被剥皮吃肉而被隆重埋葬的牛。”18这场隆重的葬礼，大概也饱含着对当年含冤离去的马大爷的一场迟到致歉。由是，这些追忆在令人物内心冲突获得相应释放的同时，更让作品保持了应有的张力姿态。换言之，作者以特有方式表达了对于故土复杂的个人化情绪，同时也折射出对伦理道义和人性品格的反思。实质上，这同样也是一种强劲的内心倾诉，即通过故事外在性的发展，以人物的内心冲突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步步演进，继而生发出又一番崭新的美学意义。

纵观夏立君的小说集《天堂里的牛栏》，在这场关乎乡野大地回望与探索的艺术实践中，我们发现，作品凝结了夏立君对历史、现实、社会以及对人生的深切体验和复杂感受。他在历史叙事、文化同置、世俗人道等方面作出了自我探索与创新，蕴含着对社会发展和底层民众生命存在的关怀，以及对未来发展变化的责任表征等等，这些亦与讲仁爱、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文明精神相融相通。由此可以认为，作品不仅具有关怀现实的入世品格和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更隐含着不易察觉的家国情怀。在夏立君的创作意识领域里，对乡野大地、对乡村生活、对父老乡亲赤诚相待，那些在思想内容、艺术表达等方面均比较丰富的小说文本，诙谐而不失庄重，又处处透着股勤勉。同莫言、沈从文等诸多中国作家一样，夏立君也在用自己的文学品格守望着生身之所、血脉之地，赓续着流寓者对于乡土文化的积极探索与艺术创新；他力求以文学的眼睛去回望乡野大地，以文学的心灵去感悟这片厚重的土地，以文学的情感去抒写生发于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在我看来，夏立君的小说创作既是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寻根，也是一次引发读者共情的文化还乡体验，所带来的启迪是，对于新时期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土题材文学创作来说，加深对农民、对乡野大地的思想共融与现实关注，是乡土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葆有多样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夏立君的小说集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启迪和深远意蕴。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⑩11 12 13 14 15 16 17 18夏立君：《天堂里的牛栏》，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出版，第10、200、201、54、64、75、222、194、195、160、175、232、126、219、219、220页。

⑧⑨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5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