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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课题组共同主办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北京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2年10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多所海内外高校与学术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与研讨。300余名学者与观众在线上积极参会，反响热烈。

世界文明视野中的北京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多元互动中逐渐沉淀出多元品格。站在古今中外交汇融合的节点上，无论是视野开阔的文化研究，还是聚焦文本的北京书写，无论是抓住历史脉搏的北京研究，还是重审北京文化流动的域外眼光，都勾勒出独具魅力的北京城。在与时代互动的过程中，北京文化得以传承与延展。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分别代表学校和文学院在开幕式上对本次会议的主题给予了高度评价。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浴洋老师主持会议开幕式，强调了北京在文明对话和互鉴中的独特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刘勇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要在更为开放的视野下梳理北京的文化根脉，激活北京文化的内韵，经过北京书写将中国文化的特质辐射与沉淀在世界上。我们不但要继续探讨文学与文化的互动，更需要放眼于社会，着眼于世界，以更加兼容并包的姿态和新时代的历史站位关注世界范围内的专家学者的北京研究视角和方法。不仅要从北京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北京。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从北京研究的纵深态势、北京文化研究与北京形象塑造、文学如何书写北京与跨文化对话中的北京等方面展开研讨，有效推动了“世界文明视野中的北京书写”研究。

一、北京研究的纵深态势

北京研究的纵深推进与发展态势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议题。北京不仅凝聚了古老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缩影，而且呈现出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现代经验。北京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无论在现代文学研究、都市文化研究，乃至城市研究、社会研究等多个层面，都处于核心位置，以文学与文化的视角进入北京研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与学科使命。如何展现北京这座都市的文化内蕴与文学谱系，在北京研究的深度、广度乃至温度上有所开掘，成为北京研究纵深发展绕不过去的话题。

北京研究是有温度的，具有学术意味和人文情怀，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以《北京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为何以及如何在北大讲北京》为题做主题演讲，聚焦北京研究的独特魅力与重要价值。陈平原从在北京大学开设“北京研究”课程的现实需要出发，针对学生对北京缺乏了解与兴趣，没有真正“进入”北京这座城市的现象，指出以教学引导学生关心、关注、关爱脚下的北京土地。他进而谈到，以往讲授相关课程，主要通过文学或文化视角切入北京研究，“灵性有余”然而缺乏广度及硬度，深入专业研究，易有“见树不见林”等风险，在反思这种局限的基础上，设置这门课程意在走出文史领域，观照城市史、城市学及城市文化三个层面，“换一种思路”，走入更为开阔的都市研究。因而在课程结构设置上，陈平原邀请各个领域的研究学者参与授课，创建涵括历史地理、文化记忆、生活日常、文学书写与跨文化对话等多层次的知识体系，构成贴近北京文化的多维触点与进入北京研究的多样落点。同时，他特别强调在课堂之余，书斋之外，理解一座城市必须有身临其境的体会和感悟，要注重“行读”，用双脚、双眼触摸历史，使学术研究具有某种体感和温度，进而兼及学问、思想与情怀。

北京研究在时间、空间上的扩容，同样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做题为《从京派到新京派》的主题演讲，关注北京文学发展的“纵”与“横”，以整体性的视野勾连从“京派”到“新京派”的文脉谱系。孙郁首先关注到对京派作家与学人，存在接受上的争议。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学者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对京派作家不同的褒贬态度，革命文学内部对京派作家的欣赏，1950年代后期钱谷融与京派文人取向的接近，1980年代被遮蔽的京派文人进入学术视野等论述，勾勒出不同社会历史时段对京派文学研究的转化与发展。“京派”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当代文化思潮中经历了召回与建构，在孙郁看来，“新京派”的出现推动了京派文学的研究，在延续“京派”传统的同时，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他特别分析了

张中行、汪曾祺等人对京派资源的借用与发展，“非学院派作家与民间思想者”如止庵、刘绪源、李长声、靳飞等对京派研究的推动，以及格非、李洱等作家体现出新京派文学、文化空间的弹性。孙郁指出新京派在继承、转换京派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拓展了更为丰富的研究空间，指明了可供期待的未来。

二、北京文化研究与北京形象塑造

北京文化与北京形象是本次会议普遍较为关注的话题。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如何站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下，梳理北京文化的发展脉络，激活北京文化的内在底蕴，以文学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当下特色为依据，思考如何进行北京文化的传播和北京形象的建构是与会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

北京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在文化交流中体现出独特的辐射力、影响力与号召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建中聚焦于北京饮食2000多年“汉化”和“胡化”相博弈的发展过程，强调北京饮食的政治力量。他认为，北京饮食早已成为具有最广泛民族和地域风味的统一体，这为政治体制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指出，北京从一个地域到全国首都的发展历程与“中国饮食”的发展和转型轨迹高度重合，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首都饮食与中国饮食甚至是同义语。

站在历史的洪流中审视文学北京与文化北京也是与会学者研究的聚焦点，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张宝秀、师范学院副教授吴蔚以清代文人笔下陶然亭的集体记忆为突破口，认为陶然亭具有“心目中的长安”“怀想中的江南”“集体记忆中的金台”三重文学地理空间，由此提出传统的文学地理空间不应与现当代文学断裂。与黄鹤楼等文学景观相比，陶然亭的传播略显不足，这与清诗经典化尚未完成有关。但文学景观的有效传播对北京建成全国文化中心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北京有着丰富的文学景观资源亟待挖掘，如何以学术研究推动文学景观、北京文化的传播仍值得深入探索。

文学作品中的北京书写是构建文化北京的重要来源，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创作与北京有着深厚的渊源。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田建民聚焦于思考北京对“鲁迅所以为鲁迅”的价值，考察鲁迅与北京的互动关系。他认为，鲁迅笔下的北京书写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在文学作品中进行社会批判和国民改造，呈现出灰色的情调；二是打破地域观念的成见对北京特色的优劣作出具有理论分析式的评判；三是在日常书信中表达了鲁迅对北京气候、环境、人情、文化底蕴的喜爱。这兼顾了鲁迅对北京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无论对认识与走进鲁迅，还是对了解北京文化的特质都有着重要意义。

还有学者关注北京人的生活习俗和内在精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聚焦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天津《大公报》的“北平游艺”栏中每日剧场、影院的节目预告。她认为，这是北平人转移现实焦虑的途径，这些表演搭建了隔音空间，使得北平人能够暂时从令人窒息的“笼城”中脱身出来，这些表演不仅是时局的晴雨表，更是北平人内在精神特质的表现。

文学文本中的北京书写展现了独特的城市空间，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峥围绕胡同和大院探讨北京的空间叙事，她认为胡同、四合院的布局展现了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礼仪传统，老舍的《四世同堂》充分体现了四合院文化，展现了北京人的修养和礼仪，强调老舍的北京文学地图与我们的想象存在差异。在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其不仅局限于小羊圈胡同的四合院小天地，而是向小羊圈之外的更广阔的城市公共空间，表现在四合院封闭空间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被占有。大院北京则强调北京以“院”这种空间形式为代表，形成层层嵌套、方形结构的院落式空间。胡同北京与大院北京分别代表着传统的、日常的北京和新兴的、革命的北京，二者相互结合，形成了北京单位大院这一特有的城市空间形态。

从文学创作的普遍性来看，文化北京早已成为一种文学形象，承载了多维的历史文化情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亚丽强调北京在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起着“文化原型”的作用，是现代知识分子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政治文化场域。她认为，文化北京的形象因作家经验和生存境遇的差异形成了纷繁多样的面貌，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的眷恋使作家更倾心于将北京作为“精神故乡”；第二，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人笔下的北京无不牵扯着“政治风云”，散文中的北京更是蕴含着“政治感伤”；第三，文化北京是一个多维立体的空间，展现出宽松、广博、自由的姿态，体现出了“有容乃大”的包容特质。

那么，北京形象如何塑造？又如何在文学创作中进行有效表达？在探索北京形象的建构路径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庆利强调文化古都、文化北京形象，京味文化、京味文学的发生与中外文化的互动紧密相联。他认为，北京是中外文人想象中国的重要方式，世界文明视野中北京形象的演变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有关，重点论述了他者视域中的北京形象，关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在北京形象国际传播进程中的转折作用，以及20世纪初的北京形象由“未来之城”“繁华之都”转变为“过去之城”“落后（守旧）之城”。法国作家谢阁兰更是在小说《勒内·莱斯》中肯定了北京作为国都对传统中国的凝聚力量。20世纪初的北京更是将东方的情趣与西方的现代化、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自由民主的时代氛围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了老舍、林语堂、熊式一等海内外作家使用的“以北京想象中国”的叙事模式，并重点关注了郁达夫自觉的京味书写。

北京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依赖于多元的表达路径和有效的表达方法，也取决于如何被传播、被阐释、被理解。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教授李春雨采取田野作业、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国际中文教育的视角观照当下京味文化的对外交流，强调京味文学、京味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在注重自我形塑和书写的同时，也要从世界的眼光中思考他者、异域的形象研究。她认为，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进而调查了来自日、韩、俄、美、德等国家和地区的537名汉语学习者对北京的整体看法，重点从北京形象、“京味文化”符号、“京味”文学和影视等角度论述了传播内容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传播思路、传播路径与外国人的学习需求存在偏差，传统的传播内容倾向于经典的东西，但外国学生更倾向于了解当代中国。

三、文学如何书写北京

百年新文学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现代都市的转型。北京是一座融合中外、联通古今的城市，北京独特的文化场域激发了现代作家个性化的创作，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批现代文人的文化理想和文学追求。文学如何书写北京，北京如何回应、影响文学发展的脉络，是百年新文学与百年北京现代化历程的重要问题。针对都市与文学的同构关系，与会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以作家研究为主，以北京时期作家创作的审美取向或思想特征为个案研究；二是从文学研究出发，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都市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关注现代作家的北京书写与京派作家的文化生态。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关注现代作家在北京时期的文学生产、思想倾向等内容，特别是对以往文学史叙述的重点作家提出了新的阐释。日本神户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教授滨田麻矢关注冰心在《晨报》刊发的作品，抓住冰心写作身份由“女学生谢婉莹”到“冰心”的转变，考察冰心笔下女学生形象的嬗变，将冰心笔下独特的女学生形象与同时代的男、女作家作品中的女学生作品进行对比，建构了冰心作品中女学生形象的独特性。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高恒文针对过往对卞之琳作品研究偏重于艺术性的现象，指出在审美倾向上表现为现代主义的诗人卞之琳，其京派时期的思想体现出高度的现实性。卞之琳京派时期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北国风光的荒凉境界”与表达人生沉思的“相对的观念”两大思想主题，从《断章》到《尺八》等作品实际上是以“对照”的写法，由小扩大，由表达普遍的人性愁思转变为家国之忧。日本京都大学人间环境研究科副教授津守阳从恋物的角度重审沈从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精神创伤亟待拯救是沈从文走向恋物的原因，沈从文依托湘西和都市构造的女性形象被物化，其笔下的湘西女性形象，也在不同程度染上都市女性的色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解志熙关注到文学史叙述遗漏的重要作家，他指出学界有不少现代作家的作品处于散佚湮没状态，长期缺乏搜集、整理和出版的现象，分享了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辑存丛书》所作的解说，介绍了陈西滢、杨振声、刘梦苇、欧外鸥与阿湛等被文学史叙述忽视的作家。解志熙指出，对这些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作家予以发掘、重视和研究，是珍惜前辈学者的心血与丰富现代文学宝库的重要实践。

还有学者关注都市与文学之间的同构关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指出林徽因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使用心理蒙太奇的手法描绘现代化的北京形象，超越了现代文学中模式化的北京叙事，为文学如何整体性地把握都市提供了方法和路径。他指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都市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仅要关注到文学表现的都市形象，更重要的是关注作家为何如此表现、书写都市。文学本身即是一种认识、建构都市的视角，都市形象的呈现、留存都有赖于文学文本的记录，从文本、文学角度认识都市，相较于社会视角、文化视角自有其意义与价值。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从文学语言范式与文学书写方式的角度出发，研究作家如何表现、书写“北京之变”，这种变革体现在作家传承、改造地方性语言以适应自我表达上，也体现在作家个体视角的多元、个人审美的多样上，她认为文学如何书写北京对作家构成了一种挑战，与之相比，作家如何寻找到与自身对北京理解相匹配的表达方式同样重要。

那么，新文学究竟以何种方式书写北京，作家如何表达自身的北京想象，又如何参与对百年北京形象的建构？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姜异新探讨了鲁迅对北京的空间经验，她指出鲁迅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出对北京的批判和鲁迅在现实生活中对北京生活的沉浸与依赖构成了张力，这种紧张的对立真实地存在于作为人的鲁迅和作为思想型作家的鲁迅身上。但是鲁迅的文化姿态决定了鲁迅在审视北京、书写北京时，将北京转化为“一个等待批判的前乡村城市”，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提供的北京形象并不完整。英国爱丁堡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黄雪蕾从反复出现的嗅觉感官想象出发，分析鲁迅短篇小说《肥皂》的奏鸣曲式结构和感官体验在小说叙事中的冲突与调和功能。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洁宇关注京派文学的精神气质。以“边城少年”概括京派文学作家的现实感受与自我认识，“边城”指涉了北京的社会处境与文化积蕴，也指向了京派文学创作中内在的政治性。“少年”则突出体现了京派作家表达方式和内在的创作灵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王翠艳以感时忧世、革命激情与民国创伤话语建构三个关键词，总体性地把握1928—1937年北平左翼作家的北平书写，聚焦“‘京派’看不到的世界”，还原文学北平书的丰富与复杂。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张悦切入“京海之争”的历史语境，从鲁迅对京派“官的帮闲”这一评价与文学史叙述中京派形象产生的龃龉出发，展现左翼文人在与北方文人对峙过程中对“京派”话语的选择、侧重、释义与塑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陶梦真讨论了“慈慧殿三号”读诗会的一系列文学活动，剖析在诵诗这一具有文学交往、社交集会性质的公共文化空间中，如何塑造、呈现京派文人的审美观念。

对北京这一空间的书写延伸到了当代文学，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王炳欣关注北岛在北京“游历”的文学姿态，探讨北岛的 “广场意识”、政治乡愁与记忆写作，由此透视北岛的北京经验与北京历史变革、文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王德领通过对宁肯《城与年》系列小说文本中典型细节、意象的分析，深掘其时代性、政治性与思想性，展现出宁肯笔下“多棱镜下”的北京形象。宁肯的系列小说对揭示伤痕文学被遮蔽的部分，扩宽北京书写的文学样式都有深远意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艾尤拓宽研究范围，研究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和文学生产图景，观照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三地都市文学中女性书写及其研究谱系的多重面相，反思女性都市经验的差异性问题。王璇博士关注台湾1970年代北京书写潮流中的两股文学力量，分析旅京台湾作家与迁台“老北京”作家的创作动能、文化指涉，及作家背后地域身份、社会风貌和情感经验。

四、跨文化对话中的北京

北京文化依托于首善之区的独特地位、深厚的历史底蕴、国际化的视野，在文化交流、文明互动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将北京文化放置于世界文明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在带来文化自身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有助于在更广更深的层面进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北京文化在跨文化视野中展现出多维的面貌，但也存在着接受与认同方面的多重挑战，这也是中国文化海外叙事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与会学者站在广阔的视野中讨论了北京文学、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互动对话，美国罗格斯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宋伟杰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鉴、隔离、对话的语境中来审视北京想象的文本，采取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从立体的角度研究文学北京、文化北京的塑造，以谱系学的视角探究这一话题。他认为，在世界文字共和国的百年长卷中，北京形象有着自我形塑和他者建构路径。在研究视角的选取上，采取实证研究、隐含关联、平行再现、空间诗学等批判方法，将北京编码、解码为真实的、想象的、神话的、隐喻的、符号化的城市，并在异国情调、东方主义、可译与不可译的纠缠当中，也在语言文学、文化媒介、族裔身份、性别差异等层面，再现城市时空、书写情感谱系、测绘文学地形图。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学叙事的本土性与外来性始终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海外作家的北京书写更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域的审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季剑青以英国作家裴丽珠在1931年出版《北京纪胜》为中心，认为这部作品使用了18世纪英国美学盛行的“如画”概念来介绍“空间化”的北京历史，概括北京的整体氛围。他认为，作品中竭尽所能地展示北京的历史文化，领悟北京人的性格和气质，感受北京人和北京话的多元魅力，作品中裴丽珠长期生活在北京的经历使她笔下的北京书写有着深厚的一般外国游客所缺乏的“如画”特质。但裴珍珠的北京书写始终未能突破两种文化间的隔阂，未能做到与北京城、北京人的感同身受，在20世纪中国社会艰难转型的背景下，更是透露出审美政治的意味。

在中国文学文化跨文化对话的进程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因具有海外生活的经历，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流露出自觉审视的意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刘一昕以林徽因的创作为突破口，重点关注其作品中的现代叙事和情感空间建构。她认为，作为欧美留学生群体的林徽因是一位跨文化双重文化领域的创作者，在《九十九度中》和《窗子以外》里，通过调动文学和建筑两个领域的语言，采取西方现代主义蒙太奇的手法，不停地变换叙事视角来展现同一城市空间不同人物在同一时刻的生活场景，在四合院、胡同等空间有效连接互动的同时，也能够进行情感交流与自我身份的认同。

关于北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跨语境传播问题，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系讲师姜晓敏采取更为国际化的视野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她以遍游世界多地的华人作家、艺术家、学者蒋彝创作的《重访祖国》为例，充分肯定了蒋彝在重塑中国艺术国际地位方面的重要地位。她认为，针对西方读者普遍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深入认识这一困境，蒋彝有效地采取了图文互补、穿插相关资讯、比较异同之处等多种方法，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领域中加以考察，以便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蒋彝多次肯定了北京作为“中国之心”和“世界上最美的地位”的重要价值，这说明，中国艺术在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世界艺术领域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关于中西文化的对比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编辑部叶枝梅以何冀平创作的话剧《德龄与慈禧》为研究文本，重点关注中西文化对比视域下晚清宫廷生活的形态。她认为，文本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对人的价值、人格方面的不同阐释；西方文化与中国几千年固步自封的礼仪规范、语言言辞、服饰饮食等维度的碰撞；晚清封建王朝与西方现代政治的对比，体现出人们在新与旧、古与今中的交错徘徊。这启发我们，如何从晚清宫廷中西文化的互动过程，探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平等对话已然成为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议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清华教授、黄开发教授、张国龙教授、康丽教授、林分份副教授、姜肖老师分别对与会者的论文进行了评议。闭幕式由李浴洋老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指出，本次会议议程之充实紧凑、与会者之热情投入，展现了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学术的兴趣、追求与坚守，而年轻学者展现出的朝气与实力，也令人对学科发展充满信心与希望。

本次会议集中于在世界文明的视野下，挖掘和阐释北京文化，通过北京书写将中国文化的特质呈现给世界。北京书写具有悠久的历史、不断建构的当下，还有广阔的前景。无论对中国来讲，还是对世界来说，北京既是历史，也是现在，更是未来。“北京”作为一个名词具有超越城市身份的作用，早已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的精神载体和文化意象，具有前所未有的文化高度和学术意义。

[作者单位：刘景艳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陈蓉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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