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的魅惑——评马兵《通向“异”的行旅》
在文学对现实生活的烛照之下，作品中镜像与灯影的斑驳，常常使人产生感官的幻象。而在感性的品阅之外，知识的理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精准地抵达魅影背后的真实。文学批评话语作为批评家的第三只眼睛，能够洞穿文字表意的外壳，直抵叙述的本质，呈现更多意指的可能。因此，在作家、作品、读者、世界的框架内，文学批评得以构成另一种元素，并以此介入文学创作与传播的过程。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在学院派体系下愈加成熟，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力业已形成。不应否认，学理性的文学批评同样是戴着脚镣的舞蹈，而且思维定式一旦形成，便很难摆脱观念的束缚。马兵在批评的实践中，敏锐地意识到学院派可能带来的固化和模式化的危险，便在成长的同时致力于突破体制的约束，力求形成个性化的批评风格。《通向“异”的行旅》是马兵文学批评的一次自我总结，视角集中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态势。全书共分为四辑，分别是对当下文学热点现象的追踪、对经典文本的再解读和作家新作的实时评介，以及对山东本土作家的关注，较为全面地涵盖了马兵阶段性的学术特点，从中可以窥见马兵文学批评的成长历程和带有温度的、本土化的文学批评观。
一、学文治史的批评观
无论是对文学现象的探讨，还是对文本形式的分析，批评的视野往往决定批评的高度。在思维的多元格局中，确立话语逻辑的历史维度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就文学批评而言，学文治史的视角和方法在学术界已成为共识，而学院体制最大的特征及优势，便在于引导人们树立文学史的视野。毋庸置疑，在批评过程中将文本置于流动的历史河流，不仅是对作品文脉的溯源，更是检验批评家史学积淀的有效方式。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乡土文学在现当代文学近百年发展历史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如何把握变化中的乡土文学脉络，是进行文学批评的关键所在。马兵在《21世纪乡土文学的“常”与“变”》中，将当下乡土文学的创作实绩置于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中，进行形式的梳理和意义的涵概，并指出“发展主义和生态主义”“进城与返乡”两大叙事困境是21世纪乡土文学的主要矛盾。马兵认为，在发展与生态的矛盾之中，“由于二者偏重的不同，常常给作家的写作制造互为否定的难局”，因此容易在作品中形成二元对立的价值基点。《自然的返魅之后》进一步指出，在对“自然乌托邦”的偏爱下，作品中城市人文生态的缺位以及作家功利化的倾向，导致生态文学有趋向类型化的危险。与此同时，现代意识下的进城与返乡，在承接五四知识分子返乡的基础之上又构成新的现代意义上乡土叙述的困境。此处马兵借鉴了丁帆的观点，认为乡土社会“本质性的解体”和“本质性的转型”的事实已经构成对作家们以往乡土生活经验的挑战。《高兴》中的“刘高兴”是对“闰土”的遥相呼应，但出离了传统农民的愚昧和麻木；《陌上》闪烁着《长河》中的隐忧，然而在归乡者的族谱上留下的却是新一代乡土漂泊者的血泪；《中国在梁庄》虽以微观的视角透视梁庄的衰败，但同时也丰富了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社会里“进与返”的时代档案。诚然，从未庄和凤凰到三秦西路和歇马山庄，再到芳村和梁庄，乡土中国的文化内核正在发生着不可逆的转变。但正如阿帕杜莱所言，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文化的同质化只是一个侧面，处身于历史的流动与断裂之处，亦可发现普遍性中异质的产生。马兵正是通过对历史的回望，完成对现代性冲击之下的乡土文学中异质的挖掘与呈现。
当我们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会清晰地看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特殊历史时期—— 一边是历史，一边是政治，而文学在两者的夹缝之中摇摆前行。当政治上升为社会主导话语时，文学便成了时代的他者。因此，对文学史的梳理必定伴随着对特定时代政治话语的理性分析。《〈创业史〉中的女人们》一文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读与再阐释，从特殊时代下几位女性的情感状态切入，揭开政治话语之下的国家意识和传统伦理对个体精神的压制。马兵指出，这种精神制约使女性的自我克制达到近乎“禁欲主义”的地步，剥夺了女性对情感的选择权力。《从“医院”到“产院”》则是以《在医院中》和《静静的产院》两部作品遭受的不同政治命运，分析特殊时代下文学作品中革命性与现代性的复杂与矛盾。马兵认为“‘产院’用‘革命性’对‘医院’的‘现代性’进行了有效的置换”①，是政治话语的自我矛盾在文学作品中的隐性呈现。这种观点为重新解读经典文本提供了新的视角，并要求批评的话语必须站在作品的时代背景下，而不能以超验的经验越过历史本身从而刻意地进行意义的外延。此外，对杨天成“三毫子”小说中的伦理分析，也意味着马兵试图在文学审美范畴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香港文学纳入文学史的整体视野。这种尝试冲破了时代政治的阻隔，勾连起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史学脉络。
毫无疑问，就文学史的整体框架而言，批评话语对史学的逻辑建构负有独特的责任和义务。而在历史的逻辑层面，批评的视角回顾往昔自不待言，而环顾当下也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司汤达在彼时就已提出，“现在”便已经是历史性的了。显然，将当下时代的文学创作作为已生成的历史因素融入整个史学脉络之中，无疑会更加准确地实现对历史现场的资料积累。然而，面对繁复的文学生产现场，批评家对文本的及时性阐释其实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学术工作，它考验批评家的文学史视野、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也考验批评家快速反应的能力。②所以，于批评者而言，对当下文学的及时性批评既要保持文学的前瞻性和嗅觉的敏锐性，更要坚持批评话语的实时性和有效性。在《关于2005—2012年长篇小说生产与传播的调查报告》和《“公投”经典与21世纪新文学的典律构建问题》等文章中，马兵自觉地规避了主观的感性介入，更不拘于理论的自说自话，在完成大量信息的采集与归纳的基础上，采用跨学科式的分析视角和多样化的评估方法，假借数据之功还原了当下文学生产、传播、接受到再生产的过程。而在《倾听“孤独”之声——2015年短篇小说综述》中马兵将宏观的视角嫁接到批评现场，在数量庞大且风格繁杂的文本中既抽象出共性的线索，同时警惕着批评话语对作者和文本的僭越，确保个体“孤独之声”的传递。
此外，马兵敏锐地察觉到，在自媒体的普及与信息爆炸的当下社会中，文学的叙述和传播方式也将必然迎来质的变化。基于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认知，马兵指出“微信具有更强的生活属性和用户体验的黏性特质，使其用户既具有丹尼斯·麦奎尔定义的私人型受众的特征，又兼具面向公众的可能”③，这就意味着以微信为主的移动互联媒介，将极大地改变传统文学的发展、传播过程，并使其复杂化、去中心化。同时，马兵也前瞻性地提出，数字化时代带来的碎片化阅读和信息速朽的背后，即时性和一次性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或许会使“微信文学”等短文学仍旧难逃形式更迭的命运，而这一问题，正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
作为文学批评的后进者，无论是确立评论对象的历史坐标，还是对自我批评观念的修正，构建文学史的批评观念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在马兵的批评中，学文治史的态度一直是作为内在的批评纹理贯穿始终。但是从《通向“异”的行旅》对批评对象的不同侧重等现象里仍可发现，在对现代与当代文学的探究中批评的失衡现象显而易见。思维的天平过于倾斜，是马兵无意识中形成的自我围困。
二、有温度的批评观
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创作仿佛陷入形式与观念的泥沼。上一代作家对当下社会的无力感与日俱增，而后继者又背负着与自身不符的精神重压。由此产生的表意的困境，已成为当下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受此影响，学院派批评话语的局限也愈发突出，形式的固化、理论的套用以及话语权力形成的意识偏见等，阻碍着文学批评的良性发展。
在文学评论中，批评的文字如同天马的缰绳，往往以理性限制着感性的表达。但优秀的批评文章，无疑是在限制的绳索上自由舞蹈。一直以来，马兵都十分偏爱李健吾的批评风格，认为印象主义批评的情感深化与细节把握，以及落笔的灵动和隽永，能够为当下批评的困境提供一种观念的突破。在《通向“异”的行旅》里可以感受到，无论是分析小昌笔下人物的时代病症，还是触碰周洁茹精神游牧者情感的虚无，抑或是审视朱山坡面对生活风暴时孤独的背影，都可见马兵落笔处的洒脱和带有温度的情感释放。而令人敬佩的是，马兵并不是对李健吾批评简单的形式模仿和观念复归。在他的批评实践中，能够做到以李健吾式的批评风格完成对李健吾式文学批评的批评，这也是其难能可贵之处。正因为马兵清晰地看到了李健吾批评中的优与劣，从而绕过了拾人牙慧的陷阱，并在对其扬弃的基础上形成有别于他者的有温度的批评观。
在文学批评的现场，当批评的语境发生变化而理论的行进又与文学的创作实践发生脱节时，批评的话语便失去其效力。批评界对“70后”“80后”标点式的断代方法，粗鲁地将他们与传统割裂的固化观念便产生于此。杰姆逊曾指出，西方以“代”为界限的命名方式是作为“一种新的时间概念”④。但“70后”“80”后的命名，显然是批评的先验经验越过文学的此在，凭借话语的权力塑起观念的堡垒，并拒绝了意义的延伸和再生产的可能。作为同代人的马兵，他关注的不仅是对代际命名可行性的质疑，更聚焦于批评界对“70后”“80后”作家们固有的傲慢与偏见。在《70后作家的五副面孔》中，马兵将“身体写作”“颓废”“城镇叙事”“先锋派”“中间代”归纳为“70后”作家的五副面孔，并由此指出不同作家彼此间鲜明的独特性。但批评界却主动地遮蔽以上差异，仅浮泛一瞥，便利用批评的话语权力匆匆将其收归一体。在此意义上，“70后”的命名似乎更有一种削足适履的意味。
同样，在针对“80后”创作的研究方面，“‘80后’仍没有获得一个符合其实际重要性及文学史地位的充分的学术性对待，尤其是文学史的明确评价”⑤。并且“80后”的标签使他们所背负的责难更为沉重。然而正如吴俊所言，批评界一反常态的批驳和色彩鲜明的贬斥，反而意味着 “‘80后’文学洞穿了批评的孱弱、保守和不合时宜”⑥。对于学界指责“70后”“80后”作家创作观念中历史虚无的观点，马兵一针见血地指出，“批评界对80后写作‘历史感匮乏’或曰‘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其实隐含着一种惯性的偏失，一方面将历史观念本质化，悬置对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对80后的时代属性和嵌入社会结构的主体性差异也做出相对表层或隔膜的理解”⑦。这种认知观念上的双重标准，不仅在创作的意义上将他们与传统文学剥离，更在精神上脱离了时代语境和个体生命体验，同时也是批评界对“70后”“80后”作家的评价有失偏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现代性的冲击在社会范围内形成的价值虚无和精神无根的状态，共同构成了“70后”“80后”作家们对历史的虚无感。他们所生长的年代，恰恰是“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去整体化、去中心化的时代。而这被遮蔽的一切，正是作为同时代人的马兵，与之共有的切身体会。
当然，任何意义上的分门别类，都会构成一定程度的遮蔽，而代际的划分更意味着个性的淡化。但是，在普遍性的维度，对时代共性的提取同样有其存在的必要。批评的视角若仅仅纠结于此，不免落于时代之后。事实上，随着后继者的迅速成长，批评界对“70后”“80后”的偏见已经大大消减，其符号背后的污名化色彩也不断褪去。然而作家自身渴望摆脱标签化以求实现身份认同的愿望，似乎仍在继续。在马兵看来，张悦然等人对评论界“脱历史化”这一指责颇具微词的态度，正体现了他们对历史缺失的焦虑和渴望建构历史感的努力。但这种“向时间脉络里探寻以确证来处并建立80后写作的历史感，这样一种破茧成蝶的强烈意图”⑧，无疑是观念先行的创作方式导致作品“为赋‘历史’强说愁”的目的性掩盖了重塑历史的精神诉求，是“70后”“80后”作家们在急于自证清白的渴望之下形成的另一种观念上的禁锢。这一问题的提出，正是马兵在“70后”“80后”评价体系中最具价值的发现。
对于“70后”“80后”的批评，马兵没有延续学院派的话语权力，而是以同代人的身份立足于时代和生活本身，让自己作为心灵的读者去体味作者蕴含于文本中的情绪，寻找同代人的情感共鸣。“在每一个人都想直接越过他者的声音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马兵是真正的‘理想读者’。他听到了时代亢奋里无力的呐喊。”正因如此，他对“70后”“80后”作家的批评，“都是以情感为底色，温情和理解之光在闪烁”⑨。
三、本土化的批评观
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避免批评观念的同化，是批评得以立足的根本。但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在现代/后现代观念的浸淫下，结构主义几近成为方法论，形式的革命和文化上的延伸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宠儿。在这种氛围之中，一些批评家的批评模式不断僵化，批评语言的锐气也被自觉地钝化。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理论，马兵既非粗暴地排斥也不全然来者不拒，而是有选择地将其内化于自身的逻辑之中，为我所用。同时，马兵也不断向中国传统文论寻求滋养，从而形成了本土意识鲜明的文学批评观。
从对先锋文学的评判中可以看出，马兵本土化的批评观有助于对文学普遍性中“异质”的把握。以往评论者在谈及先锋文学时，都将关注的视角放在作家对西方理论的探究和文本形式的叙述等方面，似乎先锋文学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拿来主义”。但马兵发现，在形式的外衣下，中国传统叙事方式仍旧是先锋文学的重要特征。他在《通向“异”的行旅》中通过分析得出，古代文言小说鬼怪神魔的幻魅想象与志异叙事在先锋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有着大量映现。莫言称蒲松龄为“祖师爷爷”，苏童与叶兆言作品中“人鬼同途”的故事结构，无一不是对传统志异叙事的回顾。而余华《古典爱情》借助《聊斋志异》的怪异情节对古典才子佳人模式的挑战，汪曾祺“聊斋新义”系列小说以“当代意识”灌注传统题材，以及格非源于《倩女幽魂》的创作冲动，均显示着先锋文学向传统文学的返魅。由此，马兵认为，先锋作家通过文学中的“鬼怪”，“衬托出生命想象更幽微深邃的层面”，激活了相应的传统资源。而叙事方式上的革新，不过在形式方面实现了文学意义上的再创造。不仅如此，在《故事，重新开始了》一文中，马兵更是直接喊出文学向传统故事性叙事的回归。他认为当下文学作品中对事件的叙述和个体经验的记录，其最终指向都是故事性，而个体经验的贬值和“非虚构”的兴起均诱使着小说家发出对故事性的呼唤。这与先锋文学对志异叙事的复归，意义庶几相似。
不仅如此，当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叙述策略被批评者品评时，阅读就实现了与文本形式的剥离，构成批评话语的生产。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批评者的任何判断和阐述都必须是基于文本的生发，而不是盘踞脑海里的先验理论”⑩。脱离了文本的解读，无论语言多么华美丰赡，文字如何犀利，都失去了批评的此在意义。而立足于文本的细致品读，无疑是对作品最好的阐释方式。在《王方晨小说两论》《表现主义者东紫》和《温直扰毅，有木之德》等文章中，马兵在文本的细微处发现道德的表象之于王方晨、佯谬的寓言之于东紫、辩证的情思之于常芳、印象的悬置之于周燊等特性，已经不再单纯地作为风格而存在，而是构成了作者的创作意识和精神特质融进作品的字里行间。这也表明了本土化的批评观在马兵的批评实践中不仅没有流于形式的表层，更将批评的触角伸到文字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对王方晨、东紫、常芳、杨袭等山东籍作家的偏爱，对新文学鲁军的成长与发展的特别关照，无不显示出马兵批评无意识中的伦理倾向。
当下批评话语对伦理意识的偏爱，几近形成一种批评现象，张三夕曾直言“文学批评的力量首先不取决于批评者的文学理论水平，而取决于批评者的伦理态度……强调批评者必须坚守基本的伦理态度，乃是当前文学批评恢复其力量的最紧迫的任务”11。的确，中国当下的文化转型与文学创作的转向，必然伴随着新旧伦理秩序的转化。文学的批评自然无法避免伦理的参与，但过度的伦理倾向，便淡化了批评的文学色彩，使之沦为道德伦理的合奏。马兵的聪明之处在于，将伦理意识融入本土化的批评观，取其辅助作用而不受其支配。在《〈蟠虺〉里的技术、精神与情怀》中，马兵将尊盘置换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物”与“象”。尊盘在春秋时期是伦理文化的象征，而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更表明其鲜明的文化意指。《“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把张炜对浪漫主义的坚守视为对自然神性的归附，是张炜在传统自然生命意识中提炼出的抵制现代性罪与恶的良方。而赵德发和刘玉栋的作品中乡土传统和道德伦理的彰显，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现代经济文明的抗衡。此外，马兵站在后现代社会的视角，指出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统合催生出的消费主义成为全球性的主流社会文化，因此导致了本土文化的不断式微。这种宏大的文化视角，以及对现代与传统碰撞下的文化氛围的独特感受，也是推动其本土化批评观形成的重要因素。
文学书写本就是在普遍性之上寻求对异的突破，而文学批评则正是一场通向异的行旅。在学院派的规约之下，马兵持守着以史为纲的治史态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文本的多样性时，又抵抗着理论语言的冰冷，使情感的温度流淌于笔尖；加之不断深化的本土批评观，共同构成马兵个性鲜明的批评风格，使其在文学世界中的“镜与灯”的幻影下，在理性与感性的耦合处，抵达文学的本质，完成对“异”的追寻。也正是这彰显个性且带有温度的批评观，让马兵文学批评的生命活力有了更深层的律动。
当然，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文学批评的产出，都是一个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尽管《通向“异”的行旅》依然可见马兵文学批评中存在的缺陷，这也意味着其批评有着更大的上升空间。《通向“异”的行旅》作为马兵学术成长历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为其寻求“异”的行旅开启了新的征程，也必然是他迈向更高层次的阶梯。
注释：
①马兵：《从“医院”到“产院”——“大跃进”时期现代性问题的一个个案考察》，《通向“异”的行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
②王尧：《关于文学批评的闲言碎语》，《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4期。
③马兵：《移动互联媒介视野下的微信文学及其可能》，《通向“异”的行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141—142页。
④[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⑤吴俊：《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文学史视野：从一个案例看一个时代》（上），《小说评论》2019年第2期。
⑥吴俊：《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文学史视野：从一个案例看一个时代》（下），《小说评论》2019年第3期。
⑦马兵：《作为隐喻、记忆与经历的历史——80后历史写作三调》，《通向“异”的行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⑧马兵：《为赋“历史”强说愁——〈茧〉与被构造的历史焦虑症》，《通向“异”的行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7页。
⑨陈若谷：《洞穴内外的阐释——马兵的批评路径》，《南方文坛》2018年第4期。
⑩马兵：《通向“异”的行旅·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6页。
11张三夕：《学会聆听——谈谈文学批评的伦理态度》，《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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