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于不能说清”的文学性尝试——论丁玲《阿毛姑娘》与国民革命的隐微关联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将丁玲的《阿毛姑娘》放置在文本生成时刻的具体历史语境中，通过对文本的“症候式”阅读，探究阿毛的悲剧命运与失败的国民革命之间隐微的关联。本文认为，只有把文本的内与外相勾连，才能洞察阿毛悲剧所内含的作者的心迹与时代的面影。大革命带给作者的失败感被丁玲投射到女主人公阿毛的身上，但小说中的阿毛之死并不是革命失败的直接后果，作者丁玲与其人物阿毛身上所承载的理念的差异构成了小说内在的结构性分裂。丁玲在《阿毛姑娘》中植入的革命话语因而成为一次“苦于不能说清”的文学性尝试，小说也由此呈现出些许的反讽意味。
关键词：丁玲 《阿毛姑娘》 大革命 “症候式”阅读
丁玲发表于1928年的小说《阿毛姑娘》叙述的是女主人公沉溺于都市的浮华幻想却又无法逃离乡村现实的故事，小说的结尾，阿毛吞下一把火柴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文本内部，乡村女子阿毛的死亡被暗示为一场必然发生的悲剧，这悲剧源于阿毛身上错位的消费与时尚的现代性和无法彻底实现的都市想象；而将目光投向文本生成时刻的社会政治语境，对于阿毛悲剧命运的想象或许与丁玲写作时失败不久的国民革命有着复杂而隐秘的内在关联。丁玲也许不自觉地在阿毛身上投射了大革命的失败带给她本人的时代感受和内心体验，通过对农村女子身上倒错的都市经验与最终悲剧结局的想象和书写实行某种更为具体的“社会分析”，但小说中阿毛命运与国民革命之间的隐微关联也呈现出些许反讽的意味，甚至导致了小说内在的结构性分裂，丁玲在《阿毛姑娘》中植入的革命话语因而成为一次“苦于不能说清”的文学性尝试。
一、悲剧的想象与想象的悲剧
《阿毛姑娘》中的女主人公之死是必然事件。这一死亡事件在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上没有瑕疵，阿毛死于自尽，死于吞咽大量火柴杆所致的磷中毒，而她的自尽又源于无法超克的人生欲望与经济状况、乡村现实之间的矛盾，源于她对已被唤醒的生活希望最终必然沦为虚妄的洞察。人们容易理解这样的故事发展：女主人公在带来震惊体验的旅行和观看中接受了都市的想象力，却仍置身于乡村的现实，在经受欲望的失落、洞悉幸福幻景之后无法自洽，最终走向生命的毁灭。
在文本的内部，阿毛的悲剧结局作为一种必将奔赴的终点，以预言般的提示藏匿在对小说情节的叙述干预中，似乎“假使她父亲”“不把她嫁到这最容易沾染富贵习气的西湖来”①，或假使她的丈夫小二“稍微细致点，去一看他妻的不好言笑的脸”②，或者“如若阿毛有机会了解那些她所羡慕的女人的内部生活”③，又或者“如果小二能懂得她的苦衷”“愿为他们幸福的生活去努力”④……阿毛的生命就可以避免滑向那令人惋惜的“错”⑤。每一处“假使”和“如果”都是一种避免阿毛悲剧的设想，可当它们通过倒叙的口吻穿插在故事进程之中，只是增强了这种暗示：阿毛是渐进地、合理地走向这必然的结局，故事的结尾早已在小说此前的叙事中注定了。
为什么阿毛的人生中难以排除上述诸多假设，必须走向这场死亡呢？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认定阿毛死亡的背后，另有一个真正的、更本质的原因。这同时意味着一种朗西埃式论断的提出⑥：丁玲精心安排了这场死亡。更具体一些，是作家丁玲决心使一位出生自原始乡村的年轻女性首先嫁到杭州城郊的葛岭，领略城里的风景，艳羡都市的繁华，遭遇城里来的时髦男女，最后走向死亡。
这里有必要指出，尽管《阿毛姑娘》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认为有可比之处，⑦尤其是结尾处两位女主人公的死亡具有某些相同的特性，但或许正是在阿毛与艾玛“被杀死”的原因中，蕴含着两篇小说最根本的差别。如果说朗西埃解读《包法利夫人》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问题从未使福楼拜产生过兴趣，因而问题的关键得以转向艾玛之死与纯文学的关注之间的关联；而在阅读《阿毛姑娘》时则不能忽视，丁玲一生的写作中始终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回应，阿毛之死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纽结也就成为探究这篇小说的重点。
有论者试图引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社会是黑暗的，生是乏味的，生不如死”来解释阿毛的命运，笼统地将丁玲的创作概括为对黑暗社会中苦闷灵魂的书写，但认为作者“不曾指出社会何以如此的黑暗，生活何以这样的乏味，以及何以生不如死的基本原理”⑧。也有女性主义研究者将阿毛的死视作她表述自己孤独的方式，将阿毛的自杀和都市女性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写日记统合起来，都读作女性在精神的孤独困境中创造出的“自语”⑨。这些说法看似将阿毛之死放置于社会环境的透镜下进行解剖，得出的结论却趋于简单。如果说书写“死亡”仅是为了传递“黑暗的社会”使人“生不如死”的隐喻，为什么这种死亡没有发生在作家笔下同时期的其他人物身上？如果说彼时社会中的女性同处于一种均质的话语孤独之中，亟需自救，为什么丁玲笔下的莎菲以及《野草》中的女主人公选择转向写作，而阿毛只能决绝地寻求死亡这一毁灭性的生命言说方式？仅仅是因为莎菲们接受过教育，拥有运用文字符号的能力吗？在《阿毛姑娘》中，阿毛并不是唯一“被处死”的人，然而那位从城里来休假的美丽女子，她的死亡是被动承受肺结核病菌在体内扩张的结果，只有阿毛自发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丁玲笔下第一位乡村女子，阿毛孤独地选择死去，处于丁玲早期塑造的女性形象序列边缘，在一众都市女性之中显得格格不入。
还有一种颇为有趣的提法将阿毛称作“莎菲类型的假农民”⑩。虽然“真假”的判断不构成对一位小说人物的真正批评，因为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复制或求证；但从某种程度而言，“假农民”的确提示了丁玲建构阿毛的方式，这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书写，丁玲无意通过阿毛塑造一个贴切合理的“真农民”。阿毛是观念中的人物，她承载了丁玲展开的一次文学想象与社会分析。而“莎菲类型的假农民”这一表述中“莎菲类型”的概括也使人想要追问，阿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称作是“莎菲类型”的？阿毛与莎菲分享同一种类型的欲望和痛苦吗？
接受都市的想象力又置身于乡村的现实，在阿毛身上蕴含着丁玲试图传达的一场现代性的错位，阿毛的死亡源于她身上未完成也注定无法完成的对都市的幻想。未开化的纯净少女阿毛，对于嫁人的观念尚且模糊，就告别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只身嫁往葛岭，乡村传统礼教的规训与来自都市的物欲几乎是她同步习得的对象，她既不像隔壁待嫁的三姐从小绣得一手好花，也不像大嫂之女玉英那样具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她的复杂处境与城乡之间的葛岭具有某种同构性，一面是令她羞愧的其他乡村女子的贤慧善作，一面是远道而来的城市女子提供的跃升想象，她同时处在两种地理空间和生活形态的边缘地带。阿毛在羞愧中尝试过自我规劝，但接受城市的诱惑似乎更是出于某种本能。现代城市先是作为一种遥远的神话而非实体向她实行引诱，在对城市旅行的幻想中，阿毛获得了自己的首次脱嵌体验，进城之后的购物经历使她几乎在一瞬间就习得了消费的逻辑，进而开始对丈夫给予的用度由开心自足到心生不满；远道而来的城市女子又更新了她对时空关系的认知，这种人口的流动通过“内在性参照”机制，将她从“当地性”中抽离出来，试图完成一场新的自我定位。11
然而这种富有现代性的自我体认又被证实为脆弱和矛盾的。阿毛的想象具有拜物教式的狂热渴求，“每一种联想都紧接在事物上”12，同时她无法摆脱物质上对父权制主导的环境的依赖。那是一种强有力的束缚，阿毛无法改变自己帮衬丈夫劳动的从属地位，而她唯一自食其力、接触现代生活的机会——做国立艺术院学生的画像模特的希望，也被婆家剥夺，使得阿毛的生理和心理都受到鞭笞与规训。小说中多次暗示，假如丈夫更懂得体察与抚慰阿毛的情绪，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说明阿毛的都市幻想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并不明晰的“情绪”，存在被传统婚姻“抚平”“解决”的可能。和承认甚至屈从于自己身上modern girl属性的莎菲不同，阿毛对都市和现代生活的向往实现得并不完全，这成为她痛苦的思想根源。丁玲对阿毛死亡的必然性的安排与书写，被确认为对乡村女子的时代悲剧所展开的文学想象；在文本内部，阿毛姑娘的生命历程则呈现为一种由不彻底的都市想象所导致的悲剧。而这种悲剧的想象与想象的悲剧得以展开的原因，或许能在文本生成时刻的具体社会政治语境中找到更丰富的注解。
二、作为一种历史语境的“大革命失败”
作为一名极具时间意识的作者，从处女作《梦珂》的第一句话“这是九月初的一天”到《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每篇日记的具体日期，丁玲擅长以精细的刻度复现历时性的个体经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暑假中》等小说中，时间标记在更大的时间尺度内处于无名状态，无法确定它们具体位于哪个年份，说明小说的发生无须占据某个真实的历史刻度，只需要模糊的时代氛围作为远景；而在《阿毛姑娘》中，通过追踪文本中留下的时间线索，能确定阿毛死亡的具体时间就在1928年夏季，这与丁玲写下小说的时间重合。13
《阿毛姑娘》的写作近似于丁玲对当下问题的一次即时书写，相较同时期的其他小说更具历史感和切身性。回到文本内外重合的这个历史时刻，经历了鲁迅曾冷眼观察的1928“新正”，大革命失败的阴影正逐渐扩散。虽然丁玲不曾直接参与这场革命的工作，但由于早期与共产党员的交往及上海大学学习等经历，处在北京文学青年群体中的她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动向，大革命的失败激发了她强烈的情绪。14许多革命知识青年和左翼政治人物从北京向上海“撤退”，社会空间也随着大革命悲剧经历剧烈的震荡与重构。15在这种氛围下，丁玲开始从事小说写作，她的写作“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同时她对革命的激情也转化为对退守到文化阵地的革命者的失望16。
可以想象，丁玲此时“对社会的卑视”，除却对个体孤独处境的抒发，还怀有对大革命失败的不满，她的文学创作承载了相当一部分对社会政治的反思与对革命失败的情绪。因此，不难将阿毛的死亡与夭折的国民革命联系到一起。
阿毛之死是一次对失败的隐喻，未竟的革命进程与阿毛身上未完成的现代性实现了同构。
这一点在阿毛与疾病的关系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关于阿毛存在着疾病的双重叙事，一重是由患病的城市女子带来的结核病想象，另一重是阿毛自身所遭遇的精神疾病。阿毛羡慕那个得病的女人，认为“即使那病可以治死她，也是一种幸福，也可以非常满足的死去”17。结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在阿毛面前，脸色苍白、身体瘦弱、趿着嫣红拖鞋的姑娘，凭借“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在装饰）”所携带的双重比喻，确立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18。阿毛只看到结核病审美化和浪漫的一面，她不曾了解患病之人内心情绪的起伏和精神焦虑。富有意味的是，由于缺乏睡眠和思虑过度，阿毛自身患上了精神性的臆想症和忧郁症19，在身体器官没有发生任何显性病变的情况下，她“发青的脸色比那趿着拖鞋的女人的苍白还来得可怕”20，从外表上看，阿毛也具有了一副虚弱的病体。
城市女人的结核病并没有真的传染给阿毛，但阿毛具有的精神症状，与结核病人几乎相同。结核病所表征的城市物欲，以及“财富和地位”的现代逻辑，蔓延到了阿毛的身上。阿毛以自身的精神疾病，感染了现代社会的症状。但在她所处的乡村社会中，人们只能感知到“她病了”，感知到她的不可接近，而无法提供更多的解释，遑论有效的治疗。21
阿毛并未从病理上确诊城市的病症，却拥有着与之相似的症状，阿毛的“城市病”因而呈现为一种悬浮无根的无法言明的精神状态，它由城市的患者带来而不属于城市，更无法获得有效的治疗。它似乎是一种启蒙的后遗症，横亘于城乡之间，是未完成的革命的触角撩动又无力解决的部分，其中蕴含着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22
三、文本内外：理念差异与书写难题
在《阿毛姑娘》中，阿毛自身的死亡也许折射出大革命失败带给丁玲本人的体验与情绪，但在小说中的多数时刻，革命话语呈现出不在场的状态；只有一次，阿毛正面遭逢国民革命的氛围和后果，也是小说叙事中首次出现鲜明的时代标记的时刻，“国民革命歌”的字眼直接将阿毛所处的世界拉入更为具体的历史场景中。
出去的时候，是早半天。她们迎着太阳在湖边的路上，迤迤逦逦向城里走去。三姐一路指点她，她的眼光始终现着惊诧和贪馋随着四处转。玉英不时拿脚尖去蹴那路旁枯草中的石子，并曼声唱那刚学会的《国民革命歌》。阿毛觉得那歌声非常单调，又不激扬，苦于不能说清自己从歌声中得到的反感，于是就把脚步放慢了。一人落在后面，半眯着眼睛去审视那太阳。23
走在通往城市的路上，这一刻玉英的歌声和阿毛的掉队都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依据前文推算的时间，此时是1927年冬天，国民革命的失败和动荡已然落幕，但玉英是刚从学校学会这首《国民革命歌》，关于革命信息及相关文艺的传播由于空间的阻隔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滞后效果。而跟着平日里所依赖的女伴第一次进城的阿毛，因为反感《国民革命歌》的曲调，一个人走在了后面，开始观看起沿路的风景。阿毛这次短暂独处、“发现”风景的体验有些类似于柄谷行人所描述的“内在的人”24的形成过程，但是就如同阿毛对城市并不彻底的认知和幻想，此处并没有真正的现代主体生成。阿毛对天空和湖水的注视与其说是源于一种孤独个体朝向内在时对风景的发现，毋宁说是对《国民革命歌》所带来的并不美好的听觉体验的回避和转移。在此出现的《国民革命歌》以阿毛所不能理解和欣赏的艺术形式，和阿毛拉开了距离。这种拉开距离看似是阿毛主动放慢脚步、使自己落在后面所致，但她的选择实际是出于一种非自觉，在不可能知晓歌词或歌名内容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歌曲的“单调”“不激扬”，阿毛被旋律从这首歌面前推开。阿毛对于《国民革命歌》的反应及有意落后的场景无疑不仅仅指向歌曲本身，更指向它所表征的革命话语和革命的场域。阿毛与《国民革命歌》的距离似乎展示了启蒙难题的一角：在无知和被动的情况下，阿毛不可能被革命话语吸引，而是在听到动员歌曲时落在后面，这就是她距离革命最近的、却与革命擦身而过的瞬间。
至于阿毛何以对《国民革命歌》的曲调反感，这首歌的来历或许能提供一种文本内部的解释，即采用西洋曲调的革命歌曲对城市中参与革命的人们而言不足为奇，25却无法引起乡村女子的审美共振；但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丁玲在描述这一场景时所使用的略显矛盾的修辞。阿毛觉得那歌声“非常单调，又不激扬”，但对这种具体感觉却又“苦于不能说清”。既是不能说清的反感，又如何能感受到它的单调和不激扬呢？从“单调”与“不激扬”中，可以推断出评价者对歌曲的预期是有丰富的音乐性，同时更为昂扬激越，只有在认识到歌曲的革命动员属性和革命本身意义的前提下，才会以“激扬”为标准对歌曲的旋律效果进行判断。作为缺乏自己所处环境的必要知识、对学校和教育概念都知之甚少的阿毛，面对一首自己并不了解的革命歌曲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实属不自然。有理由猜测，此处认为《国民革命歌》的歌声“非常单调，又不激扬”并因此产生反感的是丁玲而非阿毛，丁玲将自身面对《国民革命歌》时产生的听觉经验，不自觉地投射到了阿毛身上。在这个意义上，阿毛对《国民革命歌》的反感作为小说中的表象固然涉及某种启蒙难题，但更关键的是，它承载了作者个人无意识流露的理念，所以此处达成的文学效果是，阿毛短暂地拥有了超出自己知识范畴的判断，并且这种判断影响了她的喜好。而“苦于不能说清”的状态，既指向文本中无法真正为自己代言的阿毛在经历复杂感受时所面临的失语和逃避，更指向作者丁玲此处所面临的转喻与阐释的困境，她无法从根本上解释阿毛对《国民革命歌》反感的原因，因为这是她将自身感受投射到小说人物身上的结果。
丁玲在小说中真正“苦于不能说清”的，实是阿毛之死与失败的大革命之间的关联。可以确定的是，丁玲在对阿毛悲剧的叙事中投射了大革命带给作者自己的失败感，但是从小说情节来看，阿毛之死源自都市现代性的诱惑导致的自杀，这种诱惑不必然由革命带来，更不是革命失败的结果，只要城乡结构存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物质现实和观念的分野存在，这种诱惑及其携带的效应就不会消失。这也就是说，阿毛的死亡与大革命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讲述故事的年代”与“故事讲述的年代”在此重合，实际上却只有“讲述故事的人”遭遇了国民革命的失败并激发了情绪和思考，作者与文本中的人物并不真正共享知识结构、时代经验和历史语境。丁玲所体会到的那种革命构想破灭的灰心与失望，与阿毛都市幻想破灭的抑郁与踌躇，存在着显见的差别，并不能将丁玲的失败感与阿毛的失败感简单地等同起来。而作者与人物之间所承载的理念的差异，正是小说的内在的结构性分裂处。
丁玲将自己对大革命时代的氛围的感知带到阿毛的身上，但作为一个非自觉的个体，阿毛自身无力承担革命的失败这般沉重和巨大的后果。丁玲试图对阿毛的命运展开一种“社会分析”式的文学想象，人物身上有限的自觉使得这种分析与想象的开展常常遭遇瓶颈，不得不借助小说中内部占据更高视角的叙述者完成补充和评论。这个拥有现代知识结构和城市生活经验的叙述者（或者说与作者距离更近的一种都市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进一步在文本内造成了不同理念和视野的撞击，从而赋予文本一种特殊的张力。同时，叙述者的补充和某种弥合的尝试恰恰意味着作者自身所具有的时代体悟和历史语境，难以真正落实到乡村女子阿毛身上，阿毛所自觉的只是一种乡村视角下来自都市的诱惑。这与丁玲在革命失败后的失望甚至反思情绪形成了断裂，阿毛的问题并不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时代症候性问题或革命症候性问题，因此这种反思无法真正在阿毛的意义上得到对应和实现，而只能在小说内部表现为一种情绪的投射，一种失败感的延伸。阿毛身上无法治愈的疾病、无可言说的对《国民革命歌》的反感以及无法抵抗的悲剧结局，这些更多只能在隐喻的层面上进行传达的无法真切透视的部分，正表明了丁玲所面临的书写难题，她的人物无法承载她对于时代和社会问题真正的思考。
但无论如何，《阿毛姑娘》中所蕴含的这种文本的张力和内在的结构性分裂，已经流露出丁玲在早期写作中有别于“莎菲式”的写作与思考的一面，尽管这种尝试未必指向一条成功的通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已然蕴藏着一种革命的潜能，进而预示了丁玲此后文学道路上卓绝的“左转”。
注释：
①②③④12 17 20 23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3卷），张炯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36、138、146、124、145、145—146、123—124页。
⑤小说中有一处在假想完阿毛回乡的结果之后，笔锋一转回到现实，“不过阿毛并没有回去，也许这又是错”。“又”字暗示了这并非叙述者第一次为酿成阿毛悲剧的“错”计数。参见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3卷），张炯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⑥朗西埃在《艾玛·包法利的处死——文学、民主和医学》中提出小说人物是被作者“处死”的说法，他在分析包法利夫人之死时强调：“如果说艾玛要死，那是因为作家福楼拜已经决定要写一本关于一个女人死亡的书。”参见[法]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⑦关于《阿毛姑娘》与《包法利夫人》的比较研究，参见王明丽《不同时空中灵魂的悲剧——〈阿毛姑娘〉与〈包法利夫人〉比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张妍《模仿，还是不谋而合？——从中外文学作品女性人物的命运谈作家的创作动机》，《作家》2011年第18期等。
⑧钱谦吾：《丁玲》，《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4—125页。
⑩王燎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节录）》，《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页。
11吉登斯认为“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性”改变了自我对当地性的依赖，“较之习惯上把地点看作是个体生活历程的一种外部参照这样的观点来看，现在地点已不再具有这样的意义。空间定位的活动变得越来越与自我的反思连结在一起”。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2页。
13阿毛随夫家人进城时，同往的玉英正“曼声唱那刚学会的《国民革命歌》”，由此可推断小说大致发生于国民革命前后；询问阿毛是否愿意做模特的教授“住在哈同花园，是国立艺术院的教授”，而国立艺术院于1928年在西湖创办，可知阿毛的死亡不早于1928年。结合丁玲的创作时间为1928年夏，大致可以推断丁玲对于小说的时间设置为国民革命失败之后。参见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3卷），张炯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41页。
14 16“我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参见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张炯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7、68页。
15参见王璞《从“奥伏赫变”到“莱茵的葡萄”——“顿挫”中的革命与修辞》，《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
18桑塔格认为，18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参见[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19参见王书婷、罗文军《“都市边缘人”：〈阿毛姑娘〉疾病叙事探究》，《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21“医生来过一次，看不出什么病，开了一个药方也就去了。”参见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3卷），张炯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2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24[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5页。
25歌曲由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邝鄘，根据学堂乐歌中的一首儿歌，以童谣曲调重新填词而成，其旋律源自古老的波西米亚民谣《雅各兄弟》，到了17世纪流传为名叫《雅克弟弟》的法国儿歌，作为儿歌，亦有英国版本与德国版本。参见燕毅《〈国民革命歌〉及其他》，《文史精华》2012年第2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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