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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鉴的艺术表达——《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的文化视野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5期 | 吴欢章   2023年09月15日18:44

内容提要: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余秋雨随同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跨越数十国,跋涉几万里,写出沉甸甸的考察世界几大文明的报告。《千年一叹》记述埃及文明等几大文明的古往今来,赞叹它们对世界文明的辉煌贡献,也感叹它们后来的衰落,并总结其历史教训。《行者无疆》则展示欧洲文明的历史轨迹,缕述其各种优秀之处,也揭示了它现今所存在的问题。在考察世界文明中,作者时时与中华文明对比,用以自励和自省。作者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大量事实,表明各种文明不是对立而是互鉴共荣的关系,它们的对立面乃是蒙昧野蛮势力。

关键词:余秋雨 《千年一叹》 《行者无疆》 文明互鉴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余秋雨随同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进行了一次世界文明考察,跋涉几万里,跨越数十国,写出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这两本沉甸甸的考察报告。在这两部书里,作者耳目所及于不同国家的自然社会,精神游于人类几大文明的古往今来,考察焦点则聚于不同文明的互鉴和共荣,所视者广,所思者深,所志者高,所心者宏,可谓大手笔。

余秋雨随同凤凰卫视“千禧之旅”首先考察了人类几大古文明的发祥地,历经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此行的成果就是《千年一叹》。他一路行来,发现这些文明如今虽已衰落,却有着远古的辉煌。它们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天宇贡献出璀璨的星座。古希腊可称群星灿烂,出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出了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出了诗人荷马,还出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些巨人的精神乳液至今还在哺育着人类文明。古希腊还有一个伟大的创举就是奥林匹克精神,正如书中所言:“古代希腊追求人类的双重健康:智力的健康和肢体的健康”,①他们认为“把智力健康和肢体健康发挥到极致然后再集合到一起,才是他们有关人的完整理想”。作者感慨言之:“我们也有灿烂的文化,但把健康的概念如此强烈地纳入文明,并被全人类接受,实在是希腊文明值得我们永远仰望的地方。”巴比伦文明向人类文明贡献了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方面的早期成果,还留下了一部《汉谟拉比法典》,其中“规定了法律的使命是保证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以正义的名义审判案件,使受害者获得公平与平静”,喊出了四千年前人类法治的理性声音。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世界,以一部美丽善良的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辉煌于世界。《一千零一夜》流传于阿拉伯的大半个中世纪,“在这样的年代,传说故事就像巨岩下顽强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群体心理结构,并且获得世界意义”。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发源于这几个文明地域,作为人类精神信仰的目标,影响了古往今来亿万心灵。除了精神文明硕果以外,紧随着余秋雨的行程,这几大古文明的许多物质文明成果也在他笔端一一涌现出来。希腊的巴特农神殿、埃及的金字塔和太阳神庙、印度的泰姬陵等等,皆以宏伟精致的工艺、高超深邃的智慧、庄重悠远的审美理想,一直赢得后世人们的无限向往和尊敬。

余秋雨在考察过程中,还不断发现有关不同文明互鉴和互融的史迹。他来到伊朗,回望两国文化交往的足迹:我国汉代便与古代伊朗有了交往,“当时的‘丝绸之路’,安息是中转站”。到了唐代,“在当时,还有不少波斯人在中国从商、做官、拜将、为文”,唐末那个深得中华文化精髓的被称为“李波斯”的诗人李珣就是其中一个。他来到巴基斯坦,在被称为犍陀罗艺术中心的塔克西拉,发现了不同文化融合的艺术遗迹:“犍陀罗的佛像从鼻梁、眼窝、嘴唇到下巴都带有欧洲人的某些特征,连衣纹都近似希腊雕塑,但在精神内质上又不是欧洲,面颜慈润,双目微闭,宽容祥和,是一种东方灵魂的高尚梦幻,因此犍陀罗艺术已超越宗教范围,成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杰出成果。”就在塔克西拉,余秋雨还找到我国古代高僧法显和玄奘的足迹。在这里的古迹国际佛学院里,还留有佛教界后人为纪念玄奘所修造的雕像。我国这两位高僧,为了“取经”和文化交流,穿茫茫沙漠,越巍巍高山,经过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以此为起点深入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的佛教文化。面对先贤的光辉行程,余秋雨不由感慨万端:“站在塔克西拉的犍陀罗遗址中,我真为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更让我敬佩的是,他们虽然是佛教徒,但他们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养成了文字记述的优良习惯,为历史留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华高僧和无数各种文明的文化使者在历史长途中留下的繁密脚印,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不同文明之间互鉴、互补和互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千年一叹”,包含着双重的内蕴:既感叹于几大古文明以往的辉煌,又感叹于它们在后来的衰落。余秋雨在本书的末尾部分,根据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思,深入地探索了几大古文明衰落的原因,系统地梳理了它们败亡的教训。与此同时,他还时时将几大文明和中华文明对比着反思,“远方的对比,使我更加懂得自己的土地。”①我这里只想着重讲一讲他的两个看法。其一,频繁的远征使几大文明发祥地在地理位置上都被荒昧之地包围,经常会遭到野蛮势力的侵凌,以致造成文明的破碎;当文明力量吸取了教训,就以野蛮的手段来阻挡野蛮,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远征的癖好。然而,“任何军事远征,都是一种文化自杀”。因为征战胜利,必定伴随着文化奴役,对被奴役的文化来说是一种摧残,但是对胜利者的文化来说也未必是胜利,“因为它突然成了奴役别人的武器和工具,必须加注大量非文明的内容,到头来只能两败俱伤”。反观中华文明则与此不同。古代中国属于农耕文明,由这种文明类型所形成的和平自守的“厚土”意识,决定了不外侵、不远征的历史传统。不向外扩张,也便不会遭到别人毁灭性的报复。这正是中华文化得以“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几大文明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身的保守。“因为多数古代文明的发达都与专制君主的支持有关,不管是对内的政治需要还是对外的征战需要和自卫需要,都会导致文化的保守形态”。保守是违背文明本性的,因为文明与创造有关,与建立维护创造的秩序有关。而“保守留下了秩序,丢掉了创造”。文明须以开放、包容、更新为前提。文明须开放才能普及、沟通,文明须包容方能吸收、壮大,文明须更新也才能传承、延续。保守 却阻塞了文明前进的通道,窒息了文明发展的生机。像埃及文明,以神秘自负,切断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的可能,以致后来“古文字无人能识,古文献无人能懂,本体文明几近湮灭”。余秋雨对此感慨,反过来加深了对中华文明这方面的认识:“中华文明的基本面也是相当保守的,这使它一再产生危机,但是,它又隐藏着一种内在弹性,使保守不至于抵达脆折的程度。这种内在弹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这种精神和原则,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极端,使中华文明一再从危机中脱身而出。在中国文化领域,从古到今都产生了大量态度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但事实证明,这些人总是迟早因极端态度而被人们遗弃,结果连同他们的保守主义也很难长久成气候,更不待说由他们整个儿来埋葬中华文明了。中华文明常常既使创新者头疼,也使保守者头疼,这种有趣状态中,也埋藏着它历久不衰的另一个原因。”

在考察几大文明发祥地之后,余秋雨又同香港凤凰卫视团队走访了欧洲96座城市,足迹遍及南欧、中欧、西欧和北欧,此行的文字成果便是《行者无疆》。欧洲文明是优秀而成熟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曾涌现许多文化巨人,创造了许多影响全球的文化成果。让我们跟随秋雨的脚步,去寻访欧洲文明的崇山峻岭,攀登人类智慧的座座高峰。我们来到罗马,瞻仰了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那高尚的艺术丰采;我们来到塞维利亚的老旧窄街,见到写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法国作家博马舍和写了《唐璜》的英国诗人拜伦;在萨尔茨堡,我们与音乐天才莫扎特如梦会晤;在波恩,我们与乐圣贝多芬异代相逢;我们又到柏林,拜会了哲学大师黑格尔和费希特;我们再到魏玛,见教于文学巨星歌德和席勒;在奥登塞安徒生故居,我们看到“很少悬挂国旗的丹麦,把一面国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红顶房上”;而在挪威奥斯陆,我们则看到写作《玩偶世家》的易卜生,似乎仍然听到娜拉最后离家出走那怦然的关门声。一路走来,犹如行山阴道上,文化景观绵延不断,美不胜收。

余秋雨游走于各个城市之间,深深感受到欧洲文明的一个优点,就是那种不竭的进取精神。他来到巴塞罗那,发现了建筑大师高迪。高迪承建圣家族大教堂,44年才造成一个外立面。“作为一个杰出的建筑天才,高迪精确大胆地掌握和发明了多种测量技术,但对他来说,这只是具体手段,不是总体行程。”他“一旦起步就时时有新的发现,每天上手总会迸发出大量创造的冲动,他已经不知道双脚会把他带到何方,更不知何时能够带到”。当他74岁因车祸去世时,人们来到他的故居,发现他的床如此之小,方憬悟到他的人生“时时都要出发,只能睡一张行军床”。余秋雨来到德国东部小城迈森,发现他们居然自称世界第一流的瓷都。他心里颇不服气地参观该地瓷厂的博物馆,了解到他们的瓷器制作原来两百年前来自中国。他们何以后来居上呢?一位正在手绘的工艺师解开了谜底。“迈森的标记是两把交错的弯剑,其实迈森真正的两把剑是:严守名牌专利,坚持年年创新,一静一动,大静大动,便是迈森剑术。”秋雨在西班牙小城萨拉曼卡漫步,忽然在一处街口发现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筑,墙面都雕满贝壳。据说这楼就叫贝壳屋,建于15世纪末,那正是哥伦布准备出发的年代。遥想当年哥伦布见到贝壳屋,该是如何激起了他对大海的渴望,鼓动他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且贝壳屋仍在,作为路标,它象征着探求和进取,“指引着更为悠久和未知的世界”。

当穿梭于欧洲城市之际,秋雨还发现这里的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本书不少篇章皆可作为这方面的生动插图。譬如欧洲人在饮食住行和审美爱好方面,往往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结合起来,本书的《点燃亚平宁》一章,即可作为印证。此文写作者从罗马往东,看见路边一座座古老的宅第就像远年的文物,然而久闭的木门突然打开,开出一辆焦黄色加长敞篷跑车,坐着两位典型的意大利美女,跑车驶上山路,“两位美女长长的金发,忽忽飘起,太像两簇舞动的火焰”,这火焰似乎要点燃亚平宁山脉。作者不由惊叹,“不能小看了欧洲破旧的院落,也可能豁然洞开,惊鸿一瞥,执掌起满天晚霞”,“霞光下,再也分不清何是古代,何是现代”。这篇短文不就像一个喻指文明形态的象征性寓言吗!又如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能将个人自由和公共道德结合在一起。我们来看看《悬念落地》这篇短文。秋雨和香港凤凰卫视拍摄团来到巴黎的德弗罗朗咖啡馆,这是法国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当年常来品饮和写作的所在。咖啡馆二楼的房间不大,排满桌子,挤满客人,当年萨特如何能在这狭小的空间写作?他们继续看下去:只见室内有八个客人,一桌是两个中年男子在讨论一份设计图纸,一桌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在默默地读书,一桌是三位男士在紧张地研讨一个剧本,还有一桌是一对年轻的男女在共同写着什么。这八个人自成四个气场,在各自的工作状态下互不关注,互不干扰,“他们可以如此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恰是对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这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生态悖论:“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固守自我而品尝尘嚣,无异众生而回归一己,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于是萨特何以能在此写作的悬念落地。这种平常的生活景象,正是欧洲文化的一种投影。

余秋雨的欧洲之旅,也随处可见蒙昧野蛮势力阻遏和摧残文明的历史阴霾。在佛罗伦萨,既可看到大诗人但丁因主张共和而两度被判处死刑以致流亡他乡的史实,又可听到大科学家伽利略由于主张地动说而被迫忏悔的深长叹息;在布拉格,宗教改革家胡斯曾以“异端”罪而被火刑烧死;在斯特拉福,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生前曾被攻击、贬损甚至被怀疑是否存在其人;在阿姆斯特丹,杰出画家伦勃朗因创作油画《夜巡》而遭攻击、污蔑,因而穷困潦倒,“去世时只够花费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不难看出,欧洲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同蒙昧野蛮势力作斗争的历史,它每一步前进都经过艰苦的战斗。

就作者欧行所及,本书也透露了一些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互相交流沟通的信息。早在公元8世纪,意大利庞贝城一位叫老普林尼的科学家,在他的著作《自然史》中,已经提到中国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他关注中国的目光,比马可波罗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玛窦早了一千五百年。在德国柏林著名的洪堡大学,其主楼的走廊间有一层层木门,也有一些中国人推过这些木门,像蔡元培,作为留学生在这里轻步恭行,四处留心,然后把威廉洪堡的办学主张带回中国,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学。还有陈寅恪,不知在这里推了多少次门,回去后便推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门。在英国牛津大学,“站出来一位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细考订,用切实材料提醒人们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国和西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在巴黎塞纳河畔,作者寻找18世纪的启蒙主义精神,深深感到从远方传到中国来的体温,几乎有一半来自法国,来自巴黎。而在德国慕尼黑西门子公司总部,作者想起它的一位职员拉贝先生,曾在当年中国南京遭遇大难时,“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救出了大批中国人”。这些事实表明,互鉴互学,友好交流,是不同文明间的正当之路和必然之途。

余秋雨行走欧洲,“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他深感欧洲文明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长处,但又觉得“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成熟,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自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已有不少时空错觉”,“一个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不同文明不是对立面,各种文明的共同敌人是蒙昧和野蛮势力。在共建文明互鉴互学的大时空中,秋雨这些话的确是语重心长的。

余秋雨同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在世纪之交对世界文明的考察,可称是一个盛举。近代以来,我国虽也有些作家、学人借访问和留学之机对外国文明进行过一些考察,但那往往是局部或片断的,不成整体性和系统性。像余秋雨这样抱着文明互鉴的明确目的,跨越欧、亚、非,纵横数万里,深入而系统地考察了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命运和现实状况,并将考察所得写出两部著作,在我看来这在近代中国史上还是少见的。

《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这两部著作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们不是坐在书斋里依据文字资料研究出来的,而是作者行程数万里,进行“田野调查”、脚踏实地写出来的。现代中国作家走如此漫长的路程深入考察写作的对象,余秋雨恐怕是第一人。当然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是一个机遇,但恰如俗话所说,机遇给予有准备的人,余秋雨的万里之行,正是他长期关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以及二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关系的思想在实践上的一次体现。这两部书所展示的那辽阔的文化视野,正是他用脚一步步踩踏出来的。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这两部书来看,余秋雨此行的知识储备也是比较充分的。广博的学识磨砺了他敏锐的眼力,引领他深入探索几大文明的奥秘,得出许多独到精深的见解。还有一点应该提及,1994年亨廷顿先生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的见解,在国际上产生了一些误导和消极影响,在此国际背景下,余秋雨倡导文明互鉴的这两部著作,其影响和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这次文明考察成果的《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是文学性的散文集,他们是融写人、叙事、绘景、议论于一炉的艺术综合体。这两部散文集总体的构思特点就是在文明互鉴主题的导引下,细分为许多小的单元深写各种沿途的感受,恰像大河源头延伸出许多支流。这些小的艺术单元,《千年一叹》采用的是日记体,而《行者无疆》则是采用的随笔体。这两部文明考察报告,不是采用抽象化的议论方式加以记述,而是运用感性化的方式将沿途各种生活感受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就形成了这两部书的一大特色:生活与思想的交融,感性和理性的结合,教化与感化的统一。

这些日记和随笔,大都自成格局,可以独立成篇,但它们连起来又构成完整的世界文明风景线,织成互通共呈的文明信息网。这些单篇的文章,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呈现出虚实结合、以小见大的艺术特征。

典型化写人。在埃及东部古尔代盖,余秋雨写下日记《荒原沧海》。在这沙漠与红海交接的边沿,他们在海边漫步,一脚踩着黄沙,一脚踩着海水,思索着人在天地间的地位。这时一个镜头突然引起他们的注目:“正想着,早已被夜幕笼罩着的海域间影影绰绰地走出几个水淋淋的人来,脚步踉跄,相扶相持,由小而大。刚要惊叹什么人如此勇敢又如此好水性,定睛一看竟是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连最大的一个也不超过十岁。他们是去游泳了?捕鱼了?采贝了?不知道,反正是划破夜色踩海而来。”作者通过这个挑战自然的极致,讴歌了人在与自然的对峙中那种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意志,这就是影射文明的力量。在《罗马假日》这篇随笔中,写到圣乔治港的一个小镇,写到一个正在小镇度假的白发老人,写到这位老人一定要邀请中国客人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馆吃面,理由是他曾多次到过中国。后来才发现,这位老人原来是意大利的外贸部长、邮电部长和参议员。从这位曾是高官的意大利老人身上,我们不难发现欧亚两种文明友好交融的闪光。《寻常威尼斯》写了一个寻常的威尼斯商人,这位老人是一个假面制作艺术家,他的脾气有点古怪,当客人对他制作的假面技艺有所识别时,他喜悦地引为知己;当顾客对其艺术品讨价还价时,他立即掉头他顾,再也不理不睬。原来,他“自己知道在做小买卖,做大做小无所谓,是贫是富也不经心,只想守住那一点自尊。职业上的自尊,艺术上的自尊,人格的自尊”。不难看出,在这位卖艺老人身上,体现的正是欧洲文明哺育出来的一种商业人格和文化人格。着重从文明可鉴处着眼,即是作者择人写人的笔墨妙处。

寓意式叙事。秋雨跋涉欧、亚、非,所见之事多矣。他记下了一些令其难忘之事,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事寓意,指向仍是文明互鉴。他来到各种矛盾冲突《交缠的圣地》耶路撒冷,却看到这样一幕:“在从犹太人的哭墙攀登到伊斯兰清真寺的坡路上,看到一群阿拉伯女学生,聚集在高处的一个豁口上俯看着哭墙前的犹太人,特别是倒着走路的犹太妇女。她们眼神中没有任何仇恨、鄙视和嘲笑,只是一派清纯地凝视着,想着什么。她们发觉背后有人,惊恐回头,但看到的是一群中国人,她们放心地笑了,继续转过身去观看,神色更加宁静。”在风诡云谲的中东地区,耶城这一群阿拉伯少女清纯善良的眼神,是不是潜藏着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下面是《空空的书架》所写的一幕景象:在柏林洪堡大学附近的广场上,路面底下是书库的一角,透过厚玻璃,可以看到“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原来这是1930年代纳粹统治时期烧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著作的所在,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面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示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作者为此感叹道:“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意象化绘景。余秋雨游历三大洲,亲近过这些文明地域美丽的自然,留下许多美妙的写景文字。这些美文不仅展现了各具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而且大都赋有人文的内涵,从各种渠道通向文明的深处。

我们来看看秋雨笔下的爱琴海:

看到了爱琴海水色景象与法国、意大利南部的地中海近似,浩大而不威严,温和而不柔媚,在海边炽热的阳光下只须借得几分云霭树阴,立即凉意爽然。但相比之下,这里少了很多别墅和日帆,房屋也有一些,都比较简朴,这倒反而形成一种博大气象,静静围护着一个远古的海。

正是在这种气象中,一个立着很多洁白石柱的巨大峭壁出现在海边,这便是海神殿遗迹。白色石柱被岩石一比,被大海一衬,显得那么精雅轻盈,但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遗迹,而且大部分已经断残,于是精雅轻盈就有了完全相反的负载。外部图像和内在意蕴上的巨大反差,形成一种惊人的美,既是自然美,又是人文美,在这些石柱开始屹立的时候,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几乎同时在东方思考,而这里的海边则徘徊着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公元前五世纪的世界在整体还十分荒昧,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座灿烂于一时,却使后世人类几乎永远地望尘莫及。

可以发现,在作者这种描写中,他既看到了爱琴海,也眺望到古希腊文明,更仰望到世界文明的灿烂星空。在这种景物描绘中,渗透着作者的审美观点和文明思索,一处处风景,就是一个个意象结晶体,这便是本书写景的高明之处。

抒情化议论。这两部书,在叙述和描写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抒情化议论,睿智警策,犹如闪闪的珍珠成为亮点。譬如“文明出现在世界上,不是来设置障碍而是排除障碍的”,又如“未知和无知并不是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认”。

这些在文明考察中根据生活实感所提炼出来的抒情化议论,精警独特,构成书中的“文眼”。它透视出各种生活中的文化涵义,洞察各个地域的文明底蕴;它是内在激情的爆发,也是高度智慧的凝缩;它是充满形象美感的议论,也是充满真知灼见的抒情。这种有温度、有力度,更有深度的文字,往往成为这两本书的“关键词”,把各种生活描写升华到文明交流互鉴的高远境界。

“条条道路通罗马。”《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中的186六篇文字,真如崇山峻岭中的条条清澈小溪,潺潺流淌,汇成文明互鉴互学的洪流,奔向人类和谐共处的大海。

注释:

①本文所有引文均引自余秋雨的《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和《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