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 引

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肇始于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来的新文学，统称为“当代文学”。对于当代文学的观察和研究，仅仅靠罗列作家作品是不够的，毕竟它包括了文学现象、文学创作、文学事件、文学取向、文学流变、文学价值等众多因素的复合。就批评家和学者来说，超越“作品”的局限，超越现象和常识，应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出发点，成为有没有学术自觉和志业自信的标识之一。

“当代文学”从隆隆的礼炮声中走来，从悲喜交集的岁月中历经风雨，成就了辉煌，也沉积了教训。它不是红地毯，不是晚礼服，不是登科阶梯，不是面子工程。它需要笔随时代，但不作媚时之语；它需要事实层面的“真”，更追求意义层面的“真”“善”和“美”；它不看重一鸣惊人、一夜走红，更把笔墨留给默默耕耘、跬步千里的作家和批评家。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面对的谈论对象张炯先生，是研判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时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而且应该说是一位以累学之功全方位架构“当代文学”大厦的工程师。无论是他的学术业绩还是过失缺陷，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正值鲐背之年的张炯，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十五岁时参加地下党，不仅是三一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还参与建立福州市学生联合会，开展学生运动，继而受上级指派，在闽浙赣区党委福州城市工作部编辑地下刊物。经过这场锻炼后，十六岁时奉命到山区发动武装斗争，任游击支队最年轻的政委，后转入人民解放军，迎来新中国的曙光。1955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当过同年级四个班的大班长。他所在的班里曾被要求“满堂红”（全班同学门门功课得5分），因操劳过度而得了严重的失眠症，甚至产生过休学的念头。奇迹出现在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库时，“火箭突击队”的超负荷劳动竟然治好了他的失眠问题。

在中国新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多面手”，张炯也不例外。在北大当学生期间，就发表过短篇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写过诗歌，编过校级文学刊物《红楼》，并且和费振刚联手主编红皮两卷本《中国文学史》。196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社科院前身）的文学所工作。不久又是“四清”加“文革”连轴转了十余年。直到1979年初才真正回到学术研究岗位上，从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博导、学部委员、所长到国家社科基金文学学科专家组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一路走来，几乎是全身心地扑在了当代文学如何与时代共脉搏的进程中。他以富于探索性、学理性的凝神静心，以980多万字的个人著述、并主编近2000万字的学术成果，为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贡献了热忱、智慧和才情。

基础建设：史实·群体·史笔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高楼大厦，都是一砖一瓦垒起的。“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新文学史的长河中，也是靠当今学人站在前贤的肩膀上，积久日深，进而立身行道，终成一家“门户”。

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应当从基础建设入手。1979年初，当张炯接手主管文学研究所当代研究工作时，遇到了要不要撰写“当代文学史”的话题。主张写史的理由是，“现代文学”（1919—1949）三十年已经有多种文学史教材，“当代文学”年头也不短了，作家作品的量不少于“现代”阶段，讨论的问题可观，且授课也急需要此类教材。不主张写史的理由是“当代”靠得太近，不宜率尔操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约见了陈荒煤、许觉民、朱寨和张炯，就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作了剀切的谈话。胡乔木指出：“为了写出有科学价值的当代文学史，我想不必过于急躁。现在高等学校已经编写出两部当代文学史，已经定稿或待要定稿，这就可以暂时多少满足社会的需要。文学所可以后来居上，不必匆匆忙忙地写出充满各种政治事件、口号的文学史，充满社会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鉴定的文学史。过去的经验教训需要清理，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要写出一部真正有科学水平和文学水平的当代文学史来，这样编写的文学史会使读者得到长久的深刻的教育。”①

领导的意图和刚刚起步的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相吻合。于是，张炯在反复思索并请示了陈荒煤、朱寨以后，决定从“基础建设”入手，在当代文学上投放几块基石。

基石一：积极搞好文献资料建设。由张炯领衔，联手蒋守谦（文学所）、何寅泰（杭州大学）、卜仲康（苏州大学）、唐金海（复旦大学）等常务编委，先后组织33所高校教师，编辑出版了当代作家研究专集和重要文体研究专集共计88本，3000多万字，统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在此之前，为了进一步为文学史编撰作准备，张炯让研究室的同道分兵把守各类文体的研究，如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影视戏剧，都有专人专项负责，要求面对当前又顾及历史，每个月在室内报告一次，称之“月谈”，列为当代研究室的一项工作制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国文学年编》（八卷）、《新文艺大系·理论资料集》、《新时期文学六年》（合著）、《当代文学新潮》（合著）以及分解性著作《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合著）、《中国当代文学讲稿》（合著）等等著述，也为当代文学研究室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的研究机构提供了基础性数据。自然，“文献六艺”中的目录、版本、校勘，有待在今后“当代”的工作中加强。

基石二：管好“团队”，大门开放。张炯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他深知，创建一门学科，单靠少数人关门读写是成不 了气候的，须有一支强健的足以支持和发展学科的队伍。他一手抓内涵性发展，按照文学所的规划，通过调入、招考、进修三管齐下，使当代研究室从事人员达到全盛期的24名强将。另一手抓外延性拓展，把许多心力花在了国家一级学术社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运作上面。这个学会筹备于1978年4月，到1979年8月在长春正式成立。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会师，出席成立大会的共有112个单位，180名代表。会议选出的领导班子规格甚高：名誉会长茅盾，周扬、林默涵、陈荒煤、贺敬之、沙汀、丁玲、艾青、胡苏为顾问，会长冯牧，副会长（按姓氏笔划）公木、韦君宜、朱寨、张炯、郑锽、胡采、秦牧。正当中年的张炯被推举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拥有上千教学与研究人员的当代文学步入中国文学一个新兴学科的行列，也实证了“当代”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已得到国家的批准。从1979年到2009年离任，张炯实际上主持了近三十年学会的组织协调和学术引领工作。他不是事务主义者，而是始终着眼于学会、学术、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结，每每召开学会的年会，他总是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讨论学术前沿话题”为要义。在他的主导下，当代文学研究会大胆展开了多项工作：先后创办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文学研究信息与资料》《作品与争鸣》《评论选刊》《诗探索》等学术刊物，作为学会发表和交流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坚持两年一届的全国性学术年会，如昆明会议（1980）、南宁诗会（1980）、南京会议（1982）、兰州会议（1984）、肇庆会议（2000）、桂林会议（2002）等等，因探讨了不同主题和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笔；重视当代文学科研教学人才的培训，从1980年代起即先后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普陀山、青岛等地开办了当代文学暑期讲习班，延请名家授课，受惠者近千人；和社科院当代文学研究室合作举办了当代函授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中国文学函授大学，张炯亲任校长，组织编印了多种课程教材，五年期间共招收30000余名学员；举办多届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研究成果的表彰活动，为推动研究工作树立标杆，一些文学学者的学术著作获奖后，被当地授予“青年科学家”的称号，有的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此外，张炯还积极推动研究会开展国际性学术交流，邀请个别外国学者参加学会举办的研讨会，又与境外学术团体联合举办学者对话会，还和外交部有关机构合作，组织了学会的文化考察团赴西欧十国进行当代文化/文学考察，等等。研究会能开展上述诸多活动，尽管张炯反复讲过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但他作为总策划所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他在不少具体事务上的亲力亲为，也是大家公认的。

基石三：“文学史”初试牛刀。在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搞出“当代文学史”相关的教材、专著的基础上，也在当代研究室自身多年资料积累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张炯作为当代学科辅助朱寨前辈的领军人，适时地把“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提到了日程上来。他出任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所两所所长后，以“抓大部头”为目标，担当的一大工程，就是会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邓绍基、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樊骏，合力主编了《中华文学通史》，初为十卷，修订后成十二卷，更名《中国文学通史》。前后历时十年竣工，共计600万字。这套贯通古今、横揽多民族多地域的“通史”，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重大学术成果推出。

初版《中华文学通史》中的三卷“当代文学史”计150万字，是由张炯亲自谋划并带动当代文学研究室人员通力完成的。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这三卷文学史打通了古今，打通了地域，处理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调和了中心与边缘的割裂，还把属于一个中国的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归纳了进来。这是一个“大中国文学地图”的思路。自然，大部头的《中华文学通史》仍有可以讨论的空间。主要是布局问题，从先秦开始，按朝代分卷，到了唐宋，一开始两个朝代加起来才一卷（修订后才分开，宋代则变成“宋辽金”一卷），而当代部分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就占了三卷。“厚今薄古”也讲不大通。何故？唐朝历经290年，宋朝存在319年，两个朝代加起来600年，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辉煌、鼎盛、群星灿烂的时期，“当代”才30年，尚无可能大批量地超越先贤。有的作家刚刚发表的作品，不久就成了“经典”，就顺势“入史”。没有经过一定的时间的检验、沉淀而匆忙立论，似乎不符合历史辩证法。一个新兴学科如此高密集，很容易浮躁，跟着时尚走，造成诸多低水平重复。当然，有弊亦有利，好处是今人比后人收集资料更为便捷，倒也可以成为后来者修史的阶梯和铺路石。

看来，“文学史”这块基石仍需要调配、夯实。就目前包括张炯自己撰写的《新中国文学史》《新中国文学五十年》以及2022年版《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在内的多种史书而言，寻常的方略是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作家和作品，叙述作家的思想轨迹、艺术取向与时代潮流的关联，而缺乏把藏在这些作家作品背后更本质、更独特的元素揭示出来，并通过纵向和横向的联系、比较，交代不同类型的作家作品的兴衰、流变，探悉其审美情趣、创作方法的差异，渐次发现并总结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和经验。有鉴于此，“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确实尚处于成长发展阶段，而且要有足够的时空距离，不断深化，不断反省和完善，仍然是学科建设必要的作业。

上述三项基石——资料建设、学术团队建设和文学史建设，都是新兴学科的基础建设。“资料”是地基所需的材料，“团队”是学术群体的集结，“文学史”是学科建设的开路先锋。张炯将三者统领起来，表明了学术自觉和学理自信。

理论建设：从套版模式到系统自立

学科建设离不开理论指引。就当代文学研究界而言，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引十分重要。一旦进入学科建设，也还需要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民主，鼓励学者独立思考，勇于开拓理论新境以推动创作实践。

不能不说，在当代，多少存在着理论、创作、批评、教学“两张皮”的问题。几个关键的链条往往脱节：不是无文学的空洞理论，就是无理论的堂庙时评；不是简单的千篇一律，就是死板的千章一腔；不是对西方或古代的复制，就是对知识命题未经消化的搬运；不是将理论批评同样建立在“语言的奇迹”之上，而是大话、套话、“正确的废话”的时尚秀。可见，重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理论”——从当代文本经验中提炼、凝聚、新创和自制的文学理论，应当居于执旗领军的地位。它具有“预言”的功能和使命，直面现实且指向未来，体现出学科建设中应有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真正用美的规律修正人们旧有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正是基于上述状况，张炯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理论劳作”的足印与贡献，值得我们尊重和关注。

张炯的理论思维，其形成和增长，有几个累学行进的阶段。第一，在北大求学期间，五年35门课程中，文艺理论课的占比较少，但在编写“红皮本”文学史的时候，通读了中国古典文论，尤其对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感佩不已，古人的智慧和洞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第二，1960年入职文学研究所时，何其芳安排他到理论研究室，参与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撰写，并任编委会的学术秘书。何其芳给当时的年轻学人开了三百本之多的书目，其中不少是马列和中外文学名著，蔡仪则具体指导张炯，读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普列汉诺夫、法拉格、梅林等人的论著。入职头三年对文艺理论的苦读向学，为张炯打下了厚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第三，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开放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在组织编辑《创作理论小丛书》的过程中，又读了有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符号学、叙事学、新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代表作，有选择地汲取了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科学性的养分。第四，进入新世纪以后，他自觉地把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视为当代文学学科构成中相互支持、彼此汇通的重要面向，借助于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接触大量中外文学理论新作之便，思考了从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的挑战，以及必须进一步解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现实课题。

上述的简略回眸，岁月便成了一路风景。从张炯先后出版的《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文学的攀登与选择》《写在新世纪》《文学多度》《文学评论与对话》《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艺术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从延安到北京——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里程碑》等专著中不难看出，他总是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最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又总是力求从当代文学丰富繁复的创作实践中有所发现，提取与升华至若干理论见解。这正是他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贡献。

我们还可能注意到，张炯的诸多具体的批评文章，能从文学现实出发，多元论析不同作家作品的特点、意义与价值，贯穿了现实主义加辩证的、历史的方法论，努力做到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参与了国家重点工程《文艺理论》的编写，七年的集体项目，他既肯定有新成就，又感到有诸多不足，有创新的空间，故而独运匠心，集中研判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问题，并以十年之力，在2014年9月完成《文学透视学——文学理论体系新探》（201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创新工程。在全书“结束语”中，张炯自述：

在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既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也顾及学理逻辑的完整性系统性，既考虑到我国实践的悠久传统和革命传统，也对现代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有所回应，这就形成了目前的论述层次。

这一论述层次表达为全书的结构：

第一章文学本质透视（上）；第二章文学本质透视（下）；第三章文学功能与价值透视；第四章文学作品类型透视；第五章文学作品的构成透视；第六章文学创作过程透视；第七章文学创作思维透视；第八章文学传播过程透视；第九章文学接受环节透视；第十章文学发展历史透视；第十一章 文学生态环境透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有过“系统联系”的论述，而现代科技提出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对于文学理论批评无疑亦有参照价值。文学从来不是遗世独立的存在，在漫远的时空中，必然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密切联系，与艺术的其他种类有密切联系，也受到不断成长中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生命科学、历史学、生态环境学的影响。张炯基于这一和时代呼应的认知，更基于对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代化的渴求，立志将文学回归本位，重返与它相关的多种因素和环境，对与中国当代文学相关的现象，加以系统的、立体的、多维度的学理透视，延展当代文学的血脉和学统，设计了和其他一些同类教材不同的框架，也表达了经过独立思考的论析。

例如，张炯首先是从“文学本质与反本质主义”进入当代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阐明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反本质主义的合理性与误区、本质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事物的系统本质及其多层次多侧面的呈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不能包办一切；文学的人民主体性重在表现人民精神的东西，把构成民族主体的人民称作马克思所说的“精神上的天体”；文学作品的中心内容要素是“人”，人性对文学至关重要，因而必须重视人的性格与典型性格的描写。又例如，不少文学理论教材往往先讲或重点讲“政治”的统领，张炯则把“政治”作为一项功能与价值加以透视，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列入“文学生态环境”加以考辩，从而使“透视学”不至于成为僵化的教条，而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文化自身的丰富，而有所调整，有所创辟。

应当说，《文学透视学》在不少章节的书写中，体现了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分析的有机绾结。例如，对于文学创作思维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考察了许多作家的创作状况的基础上，“透视学”确认：文学创作思维是人类艺术思维的一种；文学思维与语言有密切关系；文学创作思维兼具感性形象和理性抽象；文学创作思维总是伴有灵感与激情；文学创作思维还具有自己的特殊逻辑，关乎作家的禀赋、才能、艺术修养乃至世界观和美学观。从而用“创作思维”此一概念，涵盖了过去通常讲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在创作中的互渗、互动、互文作用。又例如，对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透视学”置于文学生态的大系统中考量，认定是外部生态中最重要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既不是“文学从属政治”，也决非“文学与政治互不隶属”，而是文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文学又可以起大作用于政治；重要的是自觉创造有利于当代文学发展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此外，张炯还把当今热门的生态文学、科幻文学和新媒体、人工智能、未来学作为透视对象，使这部理论著作更见新鲜、丰满，既对先哲见贤思齐，又展示了直接同当代成长中的作家对话的可行性。

尽管《文学透视学》着重于文学理论体系中观念与范畴的研析，但其思维的现实针对性和方法论守正创新的意义，都超越了一般文艺理论，对当代文学批评和学科建设提供了会通古今、打破断裂的参照价值，张炯的努力和奉献显得难能可贵。

品格建设：守正·包容·笃行

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其动态的结构性包括了学科方向的确认，学科史料的积储，学科理论的播扬，学科队伍的集结，学科成果的累积。学科有其生命期——拓荒、成长到成熟，并非速成而是漫长的过程。因之，论及学科建设，张炯除了重视学科自身的思维范畴、知识谱系的创辟，还十分注重这门学科的品格建设，即对当代文学特殊性的充分论证和话语表达，独特的致思方式、认知方式以及作为学者和批评家的心性修养。如果说以往重在“大破大立”，那么，如今更需要“立”字当头的立言、立意、立德，更需要自身具有好的品格：坚持真理的品格，民主的品格，创造性的品格，批评性与建设性兼具的品格。

学科积极的品格建设，在张炯身上表现的特点是：

其一，以不变应万变。张炯和王蒙一样有“少共情结”，信仰坚定。文学观念上崇尚现实主义且一贯始终。他曾沿用陆机《文赋》中“谢朝华于己披，启夕秀于未振”的名言，体悟文学“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普遍规律；同时，又不变“信情貌之不差”的初衷。2022年，他在和著有《太阳醒着》《穿越上海》《当代英雄》的未来学小说家吴崇源的“名家对谈”中，再次发出了直面现实、坚持对“时代”和“新人”理想化想象的现实主义手法的召唤，再次强调：“实际上现实主义并不排斥作家的理想表现，而浪漫主义或其他艺术方法，都不应忘记‘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统一源泉’这条真理。反映客观世界发展的未来学，它追求的仍然是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和规律，有助于文学创作是必然的。”②在张炯心目中，坚持走广阔、开放的现实主义道路，足可以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现实主义应当是学科建设的基本品格和主导力量。

其二，以谐合存差异。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无疑会不时遇到“差异性”问题。不仅对同一种文学现象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且在与“异质”文学观念的碰撞和相互影响中产生非同构性。不同意见的出现是正常现象，何况一个人的意见再正确，也只能拥有真理的一角而不能占据全部空间。张炯深明中华文化品格、事业格调，其根本者为“和”之大义，所以在对待大方向一致前提下的不同意见，保持着宽厚的态度和宽容的精神，不必强人同己。我曾亲历过两件“小事”，可以说明张炯的这种学术姿态。一是他和朱寨先生共同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课题《当代文学新潮》，我参与了撰写并亲历其间的某些争议。课题中涉及胡乔木和王若水两位大家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这个问题在当时很敏感但又无法回避。一贯稳健的朱寨先生也有些为难，问张炯：“这怎么办？怎么写？”张炯的态度很明朗：可以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不同观点，允许有分歧，谁也不能穷尽真理，不能说谁的话就是定论。朱寨先生深表赞同：“好，就这样！”另一件事是当代文学研究会主管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编委会成员组成中，诗学观点不仅有异且严重对立，我就遇到过几起主编和另一位副主编对同一篇论文审读时完全相左的批语，使我在执行编务时显得尴尬。此时，主管刊物的张炯劝告我以“中和”待之，包容不同意见，遇事商量解决，也就是今天常讲的“合作共赢”吧。可见，尊重差异，协调和谐，是学科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学人品性。也因此，张炯在担任研究室、研究所、研究会的领导职务期间，工作班子比较团结和谐，学术民主都受到尊重。

其三，以自律致笃行。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张炯的勤勉是出了名的。他的精力用度，一旦和学术目标取向共守同护，所做的事情就会有鏊里夺尊的把握。经生素业数十年，严于律己，立身行道，一事不妄为，一介不妄取，径径然自守，今至鲐背仍著述不歇，如此赤诚，足以质天地。他在文学研究所也是有名的快手，一篇两万多字的理论争鸣文章，只用两天两夜时间完稿并达到一字不改的水准。

和不少老而弥坚的当代学者一样，张炯的品性充溢着青春的精神。他深知当代文学学科在全国学界已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的自律需要跟进，需要不断开阔视野，不断汲古润今、洋为中用，不断自我更新。他对新生事物保持了热情与敏感，对已有的成果不唱自我肯定的俗调。他在离退休群中是最早学会和使用电脑的人员之一，在空港候机，在远足间隙，都可以看到他敲击键盘书写的身影。他认可海外汉学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推动，不以为当代文学研究只有中国大陆的学者才做得最好，因之，在他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与名誉会长期间，总是鼓励本学科的同道，以自信、开放的姿态对待海外同行的劳作。评论集《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正是他自己扩大“当代”研究的成果。

结 语

当今，世界秩序正以一种无法想象的形态发生变化。文学创作与批评作为动态的诗学也多元多样、丰富无比。“当代文学”正在成为文学家们心中的星辰大海。这样，其学科建设，就是要穿过暴风雨冲击过的心灵，寻找真相和规律，以更高阶的文明底蕴和创新的思维体系，把解读生活、作品、新知连接起来，开启我们新的航程。

我们业已获取的一切，还只是过程中消逝的环节。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和学术前沿的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酒债寻常行处有，谁邀云雾弄春光？我认为，需要面对的主要有：

——以文学的人类共同价值和创作主体独特经验为基础，如何打破对前辈的“路径依赖”和对时文的“套版反应”，向全人类的智慧开放，大大增强学科建设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进而凝聚出关键科学，生长出创新思维带来的更多“神来之笔”。

——鉴于目前文学史书写的局限，需要不满足于现、当代的打通，宜加上文本、学术、思想、精神、社会、人生诸层面的打通，使“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成为有历史担当、人文情怀、忧患意识、美学价值和理想追求的融合型学科。在这里，张炯对文学史写作的谏言值得重视：“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都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承认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这一时期的文学立场和观念去否定另一时期的文学，毕竟每个时期的文学所以会有不同的生活内容和形式、风格，都有自己的历史根源，并且也有自己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③在这里，思想性和审美性不可偏废。

——当代文学中常见有灵光一闪的作家作品，也容易造成“网红爆款”。然而，热度只是一时，口碑才是永恒。步子太大太快，有时会因为追逐“摩登”而在“原地”翻车。无论创作或研究，要让灵魂停顿一下而行成于思。有时更可贵的是站在边缘讨论中心问题。

——“跨界”的力量对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推动不可小看。在张炯心目中，文学绝对不是纯之又纯，“当代”的独立和自律不等于自我封城。学科的概念、内涵、边界、语境都在不断变幻与丰富，链接其他学科以互渗互动，视野必然会更宽广，专业也会走向纵深。自然，不可为“跨界”而跨界，失去文学的内核。“跨界”不移根。

为九十大寿的张炯祝福时，他正在南方以“丰富的宁静”过着晴耕雨读的好日子。桃李增华，坐帐立鹤，还有两三个科研作业等着他完成，“90”应是一个新的开局。如今每天仍能保持读书5个小时、写作5个小时的劳作习惯，对张炯而言，生命无疑处于一种鲜有的青春状态。而我们致敬张炯，当然并非仅仅致敬渊智达洞、累学之功的个人，也是致敬我们共同的文学事业，致敬永续的、走向成熟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

注释：

①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72页。

②张炯、吴崇源：《未来学与文学创作》，《文艺报》2022年8月29日。

③张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自序），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期责编：王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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