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法权：用笔为新时代立一座雕像
记 者：2022年，作为一部单人传记作品，您的《张富清传》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对此，您有哪些特别的体会？
钟法权：《张富清传》虽然写的是“传”，但依然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符合文体的一切基本要素。2019年先在《延河》杂志首发，名为《藏功记》。这个题目具有强大的文学张力，正如“棕色牛皮箱”的密码那样，吸引人逐层打开。成书后改名《张富清传》，主要是基于文体的考虑，使作品主题更加直截了当、直击人心。在我看来，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需要耐读好看，还必须赋予其灵魂和思想，给人以精神营养和心灵启迪。书写像张富清这样的典型，就好比盖房子，地基挖得越深房子才能建得越高。2019年，张富清先后荣获了“时代楷模”“共和国勋章”“最美奋斗者”等荣誉。面对一位深受敬仰的模范英雄人物，如何写出与其崇高品德相吻合、思想性和艺术性并驾齐驱的作品，是我在写作前就下定决心要跨越的“高山”。回眸张富清的一生，需要从他的人生长河中找到指引英雄成长的灯塔，发现贯穿他一生的思想脉络。最终我从大量的采访素材中，从主人翁的成长足迹中，发现了一个照耀他一生的东西，那就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名篇《为人民服务》。1948年张富清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军事政治整训，连队组织学习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为人民服务》。从此，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像一粒火花点燃了他的理想之光，又像一粒种子播在了他的心田，张富清的人生从此有了追求的方向与力量的源泉。由此，我也找到了打开金矿大门的钥匙，获得了寻找宝藏的路径，从而构建了写作《张富清传》的坚固基石。
记 者：张富清用朴实纯粹的一生诠释了平凡而又伟大的共产党员精神。选择为这样一位深藏功名60余载的老英雄作传，您写作的起点与想要抵达的目标地是怎样的？
钟法权：2019年，老英雄张富清一夜之间成为媒体焦点，他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看了媒体上的宣传我觉得还不够解渴：是什么让他深藏功名60年？也许因为版面的原因，很多关键节点被一笔带过。为此，我萌生了为老英雄写一部传记的想法。张富清是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时代楷模，他用一生不改的初心书写了共产党员的忠诚，用一生不变的纯朴塑造了共产党员的崇高，用一生不悔的奋斗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誓言。在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期、国家处于繁荣昌盛的新时代、人民生活进入丰富多彩的新阶段，张富清隐藏功名、淡泊名利、永葆初心的崇高精神，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坐标。在《张富清传》创作之初，我就定下了“为新时代立一座雕像”的愿景，想让这座雕像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力量、最具感召力的偶像之一。2022年12月20日，张富清因病在湖北武汉逝世，走完了他98岁的壮丽一生。英雄已逝，精神长存。《张富清传》一书被老英雄的家人和亲友当作最好的哀思寄托摆在了他的遗像下。我想，这是张富清家人对他最有意义的追思，也是我献给老人的最好纪念。
记 者：《张富清传》以8个“世纪之问”开篇，从“血战永丰”起笔，到“初心永恒”作结，26个精心选取的故事形成26个章节，完整勾勒了张富清无私奉献的一生。在您看来，报告文学应如何避免“类型化”书写，而从文体层面“穿透”题材，完成“超越事象的追寻”？
钟法权：报告文学最易完成的是“报告”，最难实现的是“文学”。如何做到从文体层面“穿透”题材本身，这需要作者拿出“十八般武艺”，使“报告”与“文学”两者共生兼备。《张富清传》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思考“怎样记录”的过程。表现张富清平凡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需要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做好书写英雄一生的“记录员”。从何处记录？怎样记录？我注重宏观把握，也强化微观透视。由于老英雄年事已高，所以我的采访首先从外围开始，每一个采访对象都很宝贵，每一个细节我都要亲自到“现场”去看，尽可能地多方核实。比如写“铁匠铺”那一节，采访那天我冒着暴雨赶到了革勒车镇，亲眼见到了当年张富清动员铁匠杨圣和徒弟们一起建造的水轮发电机，亲身感受到了小镇居民从松油灯、煤油灯到用上电灯的那种喜悦和幸福。采访完成后，在作品结构上我也下了很大功夫去摸索、梳理，从中外传记经典中汲取了很多有益于写作的养分。在张富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上进行了如实记录，通过“奴仆”“瓦子街的转折”等，让读者对英雄的身世有了清晰的了解；“风暴”一节，让读者对张富清在特殊岁月里一心向党的忠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过“找水”，还原张富清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的爱民之心。“连心路”中，张富清攀绝壁、放炮开山的壮举，记录了他一心为民、不怕难、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正是这些对历史原模原样的记录，使英雄的形象更加高大真实起来。可见，坚守报告文学“真实”的底线，并不是简单的取舍，而是需要在人物伟大而又平凡的人生长河中提炼出“真金白银”，确保重大典型人物在真实的记述中凸显崇高，通过对故事的精准描绘与生动叙述，让读者穿透历史的迷雾，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历史的真实。
在创作之初，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写作要求：尽可能少用人物对话，尽可能不发感慨议论、不简单罗列“事迹材料”，力争做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画面，让无数的画面使作品既好看又丰满。因此这部作品中少有铺陈、渲染与解释，只有素描般的呈现。从头至尾，我就像旁观者一样，不议论、不评价，只是充当了一台“摄像机”的角色。由于采访量很大、写作素材很多，所以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最终，作品传达给读者的，要么是生动的故事、直观的场景，要么是鲜活的细节，就像4D影院中的呈现一样，让读者“亲闻”英雄人物的“原声”，直接感悟其人生轨迹与初心。在书写张富清的人生历程时，我也当然地涉及了对不同时代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书写，能不能通过一种中正、柔软的态度来表达我们对历史、对人的思考与认识？这也是我在写作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记 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报告文学作家，您亦有着多年的小说创作经历，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从书写大时代、大事件的群像类“报告”到写好一个人、一生事的文学叙事，您的写作观都经历了哪些变化？您如何理解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新闻性？
钟法权：创作是个体的劳动，需要经历不断实践、积累、锤炼、总结、提高的过程，以及从盲目模仿到自成一体，从混沌到觉醒，从量的积累到精品观念的确立等。关于报告文学，我一直认为，它的文学性是最主要的，犹如一块黄金，含金量的高低决定了黄金的成色与存世的时间。如果是处理历史题材，就更需要作者在文学性上下足功夫，把史料写活，让人读后有近在眼前、近在身边之感。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体现了作家的功力和文学境界，而其新闻性则如春夏秋冬的自然交替一样，不应是一种刻意的追求。这其实也对应着报告文学写作中的一个老问题，即如何把握艺术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对报告文学来说，没有艺术表达的“真实”只能称之为“罗列”。同时，也要尽量避免把浪漫的主观臆想写进来。另外，在写作手法和理念上，我也一向反对作者“一感三叹”的空泛议论。我曾读到有的作品，几十万字中几乎五分之一都是作者的感叹和议论。作者为什么要感叹、要议论？无外乎要煽情，无外乎担心读者“看不明白”，或是作者掌握素材太少而有意拉长文字。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只要挖掘得足够深，把情节细节写到位，自然就能起到“情到深处自然浓”的效果。报告文学的高度首先取决于选题立意的高度。报告文学要写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写“大”还是写“小”，都一定要给人以启迪。当然，今天的报告文学已与百年前大有不同，但在写作中我们还是应把报告文学特有的那种仪式感、历史感呈现出来。我们依然要讴歌，但要注意不能“言过其词”，不能把真实写得“虚假”，要多想想还能不能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在《张富清传》的创作中，我摒弃了报告文学创作中长期存在的模式化、概念化的英雄传记“套路”，尽可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情感饱满、内容扎实的传递。我力图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写一个接地气的英雄人生，不仅写英雄的伟大，也写他的平凡与成长。我用故事切入又借助故事展开，让精彩的故事和与生动的细节骨肉相连。
记 者：第八届鲁奖获奖作品中，军旅作家作品有6部，其中报告文学占3部，体现了近年来军旅文学特别是军旅报告文学的长足发展。军旅生活给予了您哪些文学上的积淀与启发？在您看来，写好当代的军旅文学还有哪些可以着力之处？
钟法权：去年，我写军队改革的小说《风过昆仑山》获得了《解放军文艺》双年奖。这部小说的写作中，其实就体现了我对当代军事文学可以表现什么、表达什么的一些思考。追溯军事文学的历史，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史记》有很大一部分记录的就是战争。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军事题材始终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古今中外产生了不少名著，像《三国演义》《水浒传》《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军队是一座特殊的熔炉，不仅教人怎样走路、怎样系好人生第一粒纽扣，还教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军队是一个崇尚英雄又英雄辈出的地方，我曾在军队干休所短暂工作过，那里的老干部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无不经历过生与死、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不经意间讲出的征战故事都成为我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军队也特别重视文学创作，各大单位以前每年都要举办军事文学创作培训班，不断为部队培养文学新人。我就是在这样一个优越的环境里一边写着公文一边进行业余创作，不断得到激励的。军队也是重大典型产生的摇篮，因此，以文学讴歌英雄、引领时代风尚，从来都是军队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英雄模范之所以深入人心，与文学作品的讴歌有着紧密关系。如原总后青藏兵站部之所以成为一个英雄群体的符号，就离不开散文家王宗仁几十年的不断书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个时代也需要先进典型的引领，在重大典型人物的书写上，写作者必须树立精品意识，防止刻意“拉长”注水，要坚持文学性、思想性和真实性的高度统一。报告文学作家还要坚持深入生活的理念，多写接地气的，有烟火气、鲜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对已经成为历史的人和事，少用个人想象和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现在我也有幸成为了“文学陕军”中的一员，切身体会到文学大省对文学的重视、对作家的关心爱护。长期的军旅生活，使得军事题材仍是我最熟悉和热爱的领域，这一亩三分地依然是我创作的故土原乡。未来如何写好我们今天的军事文学，我认为还需要突破一些固有的局限。比如我们写军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这当然是军事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但是今天的书写不能与时代割裂开，我们还要写现代的生活、现代的军队，要把军事文学放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去打开新的文学空间。
记 者：您的另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硝烟中的号角——百战英雄王占山》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从张富清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占山，鲁奖的肯定对您同类题材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您认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未来您还有哪些想要践行的写作目标？
钟法权：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位好作家。身为作家，就要让自己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思想性，同时还要展现出良好的文学功底。作为报告文学家，尤其还要做到腿勤、口勤，只有亲眼“见到”，作家才能真的想到、写到。同时，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还要有崇高的使命追求，有对文学的无限热爱和不断进行自我挑战的创作自觉。荣获第八届鲁奖于我来说是一种肯定、一种鞭策、一种激励，使我要创作文学精品的意识更加自觉、强烈。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对精品的追求和自我超越的精神，那他接续创作的作品要么将原地踏步，要么就会后退。一个成熟的作家，其作品的体裁、内容和方式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而不能拘泥于一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除了写《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等名人传记，还写出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名著。鲁迅先生既写小说、诗歌，还写散文、杂文等等。如今，我们有幸处在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新时代，现实生活就是一个奇妙无穷的世界，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想象。在创作《张富清传》之前，我已完成了长篇小说《重生》的初稿，完成《张富清传》之后，我又对《重生》进行了认真反复的打磨，同时还创作完成了纪实文学《硝烟中的号角》《为珠峰测高的人们》等。我始终坚信，一个作家只有不停地写作，才有不断接近文学高峰的可能。作家只要把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新时代作为己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在文学道路上持续发力，就能创作出与时代同行的磅礴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