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一人（节选）
最近，我去相过一次亲。男人比我小两岁，离异有一个女儿。当他坦诚地说他自己的处境和条件时，我几乎没有听进去。介绍人隐瞒了相亲对象离异有孩的事实。坐在我对面的他，长得尚算不错，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另一座城市，但是动车两个小时就可抵达。相对跨越山海的异地恋，这点困难并不算什么。我不排斥爱情，但是介绍人刻意的隐瞒与显而易见的偏见伤害了我的自尊。我走到餐厅的厕所，义愤填膺地给介绍人打了一通电话，然后收拾心情，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把眼前的热茶喝完，就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人与人的见面与交往都不复杂，必要的撒谎可以让自己脱身。
当天晚上，我收到他的短信，说我谈吐优雅，他想进一步发展。我只读不回，心里想的是，他是没听到我对介绍人说的那一通恶毒的话。
……
房子里有简单的厨具。都是网上买来的“一人食”。我最常用的是美的电煮锅，几分钟就可以煮好一顿面食，或者是蒸热几个从超市买回来的馒头。小桌子上堆满了东西。除了近，这个小开间并未有任何可取之处。偶尔对现在的处境不满，朋友就会安慰我再熬半年。这无比漫长的半年就像遥不可及的爱情，虽然一天一天缩短，还是没办法填满我的内心。
或许大多数人都像我这样生活着，因为传播了几年的疫情，不再喜欢热闹的聚会，而是习惯待在虚拟的世界里，被真假难辨的消息牵引着情绪。其实我花在网络社交的时间不多。如果不是为了在下午和办公室的人躲到阅览室里吃下午茶、听她们的抱怨与吐槽，储备一些共同的话题防止被问到时说不上话，我不会关注那些新闻。耳边响着的声音，在脑海里转换成通用的现代汉语语法规律。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古人展示给我一幅辽阔的画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不会跟她们谈论我的感觉。这种飘忽不定的东西很难描述，就像无法琢磨精神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和同事唯一的私人联系只存在于这个时间段，即使与其中的一些人相处在同一间办公室已经超过五年，但对彼此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表情是无法用脂粉装饰的，改变的只是几个人的轮廓。因此，我还是能认出这些神情各异的人。有些长胖了；有些生了孩子，却比以前更瘦了；有些人肚子里墨水越积越多，发际线往后移得却越来越快，每天最焦虑的是找到合适的洗发水品牌。我则在其中一名刚入职不久的同事介绍下，开始在午后涂抹同样购自唯品会的防晒霜，避免长斑。立柜式空调不停地吹着，我依然能察觉到破窗而入的紫外线将我烤成深棕色。后来，我所有裙子和裤子都是长到脚踝。无一例外，衣服都是深色的，因为我想把自己裹在自己创造的暗影里。
为了避免在食堂排长队，我总在十一点半去一楼的食堂，我还有一点小私心，我怕固定的位置被别人占据。虽然这是一个公共空间，但每个人都养成了自己的堂食习惯。我不介意坐在我对面的人是谁，也不在意她或他是否发出明显的咀嚼声。大家的餐盘里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吃了这些年，我还是并未厌弃。眼前的食物就像这不断重复的日子，这就是我的人生。
每周一次的例会，并未固定在某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或者下午，经理有时间，才会召集大家到他的办公室，问各自手头工作的情况，也会布置一些新的任务。我喜欢这种机动而不刻板的管理模式。经理是这个部门里唯一的男性，更年轻的编辑无所顾忌地跟他开玩笑，说他是部门之宝。虽然如此，举办一些活动，需要楼上楼下搬运时，我们都没有叫他。
在一次活动中，我负责播放视频和PPT。他是主持人。在他的提示中，我按照顺序播放这些资料。但不知道是设备不兼容还是我太过紧张的原因，过程并不顺利。我记得那天，所有静默的等待中，鼠标被我掌心的汗水浸湿。那天下午的室外温度低于三十度，因为有雷暴雨。室内开着空调，外面是唰唰的雨水滚落在走廊的屋檐下。还好，他的机智挽救了我，他用幽默的语言化解了尴尬的静默。活动结束后，他也并未责备我。当天晚上我梦见了他。梦中他是一个无法独立的男人，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来自管理大片森林的父母，可是我死心塌地地爱着他。
第二天的早上，我并未来得及在公司的食堂吃早餐。我只是坐在床上思考为何我会做这个梦。自从二十九岁那年，已到谈婚论嫁的男朋友因为主动脉夹层破裂突然去世，那种极致的悲伤一并被埋葬。我也离开原本待了七年之久的城市，不再出现在他的墓地上。他关系疏离的母亲用切割完美的石块砌成了墓碑。
当悲伤淡去、理智归来时，我以为自己可以在一年之内走出来。但是一名比我年长、阅历丰富的姐姐告诉我，很可能你要用一生来疗愈。目前看来好像如此，却又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子。那张青春的面孔在我反复回忆中日益磨损，那些痛苦也逐渐淡出生活。除了不轻易堕入爱河，我看起来如此正常。我也不相信自己真的爱上这个并未给我任何难堪的上司。我只是反复想着这个梦境有什么启示，是否跟我那场相亲有所关联。
……
虽然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近十年，但我还不够了解它。除开为了买到合适的房子而跟卖房代理在一个热天午后看了三个楼盘，筋疲力尽的我在第三个楼盘签下了合同，从郊区返回市内的那次，我基本没有离开过这片工作与生活的区域。我很少去逛超市，所有需要购买的东西都通过美团或者天猫超市完成。灯泡坏了电工来不及更换，我还有可充电式台灯。小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也始终有备用的灯泡和应急手电筒。床底下还有一个救生包，发生自然灾害时可以顺手一取逃出去，我不想让自己再落入狼狈不堪的境地。我不想被嘲笑、被安慰与被帮助。
我在家从不工作，那栋自建房的格局不适合看各种类型的稿子。我也无法想象带着一本苏东坡或者海瑞的打印稿逐字逐句在床上低头校对。我无法造出适合这些稿子的“家”。某种时候，我觉得稿子和我是一体的。这也是为何我会睡在办公室的原因。气场和氛围对一名好编辑的养成很重要。对我而言，这些非常简单的要求有时会被人抨击为苛刻。也许正是这份所谓苛刻让我找不到合适的恋人，抑或如别人所说，我要求太高，一个女子，即使有一份好工作，年纪大了生不了小孩也必须要降低择偶的标准，仿佛我是农贸市场上待价而沽的活物。
只有敏感的人才能把自己藏在字里行间，才能来往于不同的时代并且懂得那些时代的不同乐趣。我不在意别人的话。活到这个逼近中年的年纪，如果还用年少时的天真烂漫对待别人的目光或者言语，那我岂不是白活了。我坐在餐桌上，跟餐盘里的一只鱼搏斗，听着隔壁来自不同部门的人的对谈。想着。我经常想着一些事，并持续地进行着对话。我听得见心里的声音，清晰，从未蒙尘，我为这一点感到自豪。
吃完饭，我要去取快递，我买了第二个眼罩，是冲田总悟睡觉时用的眼罩。我想在这次午休时试一试。应该没有别的同事会在我午休时刻抵达我的位置，我很笃定自己是那间办公室里唯一被经常性遗忘的人，我也并未对任何人说过我对日本历史感兴趣，有时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无法断定在一起点外卖喝奶茶的人是否有跟我一致的看法。
清明节有三天的假期。售楼处设立了开放日，在这个日子去看房子的装修情况很奇怪。可我还是坐上了开往郊区的公交车。鲜艳的广告喷绘了整个车身，让这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阴沉天气看起来有了足够温暖身体的热量。我穿了一双鞋跟不低的灰色球鞋，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高一些，扫了二维码走到后排坐下来后，听到后面有人轻声地叫我的名字。我以为只是碰巧遇到同名之人，不予回应。但是声音并未停止，我不得不回头，看到那名相亲对象也在这一趟车上，正礼貌地朝我微笑。即使是坦途，后排的颠簸还是比前面厉害一些，让我觉得他的笑宛如晃荡在楼盘附近的一条河流里，像一张被浸透的纸张。我把身子掰正，看向前方司机的后脑勺，觉得刚刚的回头算是对他的回应，然后想为什么自己没有认出他。
应该过了很久，也可能不久。我在过完跨江大桥的第一个站点下了车，他也跟着下来。说，你去哪儿？我说去看房子。他说我也是。
我们一起出现在那个新小区的入口，除了绿化还没完全做好，一切已初具雏形。他说，我在这里买了房。我说，我也是。他在七栋一单元，我在七栋二单元。都在十四层。按照二〇一七年发布的地方性地产新规，所有的房子都要装修交房。我们被剥夺了自主选择的权利。我想着房子里那些我可能不喜欢的地砖，之前我已经看过样板房，却并未对那些装饰表露过任何意见。
我问他，如果装修很烂，你要拆掉重装吗？他说，不会，因为没钱；而且，我对生活没有太多的要求。他继续说，为了让村里人认为我已经成功，而不是一个婚姻失败的男人。依旧是用笑堵住了过往的溢出。
即使如此，他的脸还是有微微的痛楚。我突然明白自己当初不只是为介绍人的隐瞒而生气，还因为他客气的语调里含有谨小慎微。我不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离异，也不是因为他有孩子，而是他按照那种审视的标准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们跟着物业顾问去所属的大楼，路两侧种有不知从哪里运来的棕榈树，可能是为了让日光能在这里有落脚之处，也可能是为了告诉人们所处的纬度。我说，我不理解你的意思。他说，生活是外在的东西。物业顾问说，到了。我们在入口处看到开了一半的玻璃门。物业顾问介绍，正式交房时入口这里会挂上欢迎的横幅：欢迎到家。他说，要一起上去看看吗？你的是多大的？我说，一百零四平。他说，我的一百二十四平。我们走进去，入了电梯。在静默无语中到达了十四楼。他家在电梯的右侧。物业顾问用钥匙帮他打开了大门。
他说，我以后要把门换掉。我沿着入户花园走到客厅。物业顾问已经把玻璃门打开，风从阳台上吹进来。即使天气不是很好，这里的空气和采光还是不错。我盯着白墙，想着无色无味的甲醛是否正在侵袭我的身体。我说，可以提前准备一些柚子皮、菠萝皮去味。我并未仔细去检查瓷砖的接缝如何，也不去看厨房的用料，也没有研究插座开关的品牌。这种批量生产的装修不会抵达我心中的标准。他却不断夸赞每一样东西，觉得这家房企是有良心的企业。他举自己堂哥家的例子，维权几年仍然一无所获。接着，我们下楼去了隔壁看我的户型。
同样四四方方的空间，却比他的小了很多。只有一间厕所，但一个人住绰绰有余。做一个有钱的孤寡老人比当一个被不幸家庭摧残至老的人幸福很多。
……
（全文刊发于《青年文学》2023年第3期，责编赵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