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书写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中国军事工业的“创业史”，为《长安》要义之一。其文本世界之敞开，人物命运之起落，皆以此为中心。如以叙述1950年代初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及其间“新人”的自我创造为核心的《创业史》为参照，可知《长安》的“创业”叙述，“新人”塑造所属之观念传统及其美学谱系。忽大年于三十年间个人生活之荣辱、成败，既蕴含着颇具典范意义的时代命题，亦表征着宏阔之历史阶段性主题转换的复杂意味。而深具文化意味的历史遗存在三十年间的“隐”与“显”，书中若干人物所持守之传统观念的“式微”与“再兴”，则充分说明超克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观念窠臼的新的文化观念的时代意涵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阿莹 《长安》 “创业史” “新人” 传统文化

一

读《长安》，颇具意味的参照，仍然是《创业史》。前者多写工业领域，后者主述农村生活。但农业与工业互为镜像，可交互影响，却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蛤蟆滩梁生宝等人积极展开的农村改造，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与城市的工业发展构成一种时隐时显或明或暗的对应关系。徐改霞在进城从事国家工业建设和留在蛤蟆滩与梁生宝一道改造蛤蟆滩的世事之间的纠结，虽无1980年代后高加林、孙少平等人极为鲜明的“城乡冲突”的复杂考量，却也表征着其时城市与乡村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重心虽在农村，《创业史》却并非对城市发展了无关切。第二部详述郭世富卖粮一节，既表明此人所标榜之持家观念的伪善性质，也说明农村和城市彼此关联，农业和工业交互影响，不可简单地分裂视之。合之则双美，分之则两伤。高抬粮食价格，必然引发农村生活所必须之工业产品价格的提升，这一番道理，在集市上被反复强调，却丝毫动摇不了谋私利且不择手段的郭世富顽固的内心。梁生宝创业（互助组的创造以及作为“新人”的自我创造）的艰难，此亦为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维，乃《创业史》大用心处。

就在梁生宝和他所领导的互助组创造新的社会如火如荼的现实进程同时，与蛤蟆滩相距不过数十公里的西安城，此时正在展开同样深具历史和现实意味的工业的创造。其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皆可谓百废待兴。此种“废”与“兴”，既有重建为战事所毁弃的生产生活环境的意义，也在更为深入的层面，包含着具有内在质的规定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全新创造的复杂内涵。《创业史》中合作化道路与个人发家梦想，抑或深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新的“公”与“私”之间的观念和现实博弈，即属其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题中之义。而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并行的，是新中国工业的创造，军事工业，更属其中重中之重，为“尖端科技的首选之技”，乃“大国重器”的创制之所。《长安》开场未几，即补叙八号工程建设的初衷，及其背后所关涉之宏大也复杂的国家命题的用意即在此处。“国家准备开发一批项目，有军用的，有民用的”，原来“报上喊叫的一穷二白，是货真价实的现状：现在，不光打仗的枪炮是外国造的，就是螺钉、灯泡、三轮车，咱们也生产不了。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咱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就会拱手让出，甚至会被地球人开除球籍！”1

当此之际，忽大年临危受命，从前线返回后方，开始了绝密工程的基础建设，“当他终于明白自己将要指挥的工程，居然是苏联援建的一个装备项目，老大哥一把支援了一百五十六个，而这些项目大都是为军队准备的”，军令如山，原本无意离开战场的忽大年再无犹疑，遂全身心投入到工程建设中。此时他自然无从料及，自己将在未来三十年间，与数十公里外蛤蟆滩的梁生宝和他的后继者一般，需要面对和处理层出不穷的现实矛盾，面对个人与外部世界或成就或限制的交互影响所致的此起彼伏的生活难题。他的事业、生活甚至情感，不可避免地与时推移并加深着大历史主题阶段性转换的色彩。正因于总体性的宏阔历史和现实视野中处理以忽大年为代表的军工人的生活和命运，以及其与国家和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长安》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重工业的‘创业史’”2。其所打开的世界及其持存开显之观念，因之有弥补文学在这一时段国家工业创业宏阔叙述上的“缺位”的重要意义，可在多重维度上与书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业史》对照阅读。

二

就作品总体论，不同于《创业史》所涉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极为鲜明的“新”“旧”人物之间复杂的观念冲突及其所致之现实矛盾，《长安》虽也叙述忽大年于“革命”和“建设”转换之际复杂的心理过程，叙述重心及其意义却远超于此3。其核心故事，起始于1940年代末，终结于1970年代中后期，时间跨度近三十年。这三十年间虽有因复杂的历史原因所致之现实的动荡，但仍属社会主义建设极具阶段性“试错”意义的重要时段。军事工业更因其特殊性，而与共和国具体的历史进程命运攸关。故而在家国层面书写军工人观念和生活之变，“描写军工企业的创业之艰、发展之难”，及其对军队和国家的贡献，几乎自然地成为《长安》笔墨的重心。因为，对这一段历史的真实的描绘，既关涉“军工企业令人唏嘘的艰难进程”，也在更高的意义上，关联着“国家发展令人难忘的曲折历程”4。如作者所述，“军事工业从来都是尖端科技的首选之技，是大国重器的诞生之地，我国几代军工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默默无闻地劳作着拼搏着，形成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勇于奉献的军工精神，为共和国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是共和国名副其实的脊梁！”5

然而虽充分意识到出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军事工业是文艺作品极少书写的内容，军工人的生活因之“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参与了共和国历史的重要过程，是大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他们皆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与普通人一样有痛苦也有悲伤”。尤须注意的是，他们“与共和国一样，沐浴过建设的热浪，经历过前进的磨难”，当然也“获得过成功的喝彩”。正因“军工人忘我地奉献”，才有了“我国的国防事业”不断地突飞猛进。虽亦有作为普通人必然面对的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军工人仍以其与家国历史的具体关联而秉有全然不同的品质。无私、牺牲、奉献，以超迈的精神面对艰难的现实问题，哪怕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此为军工领域“新人”的重要品质，亦是其作为共和国脊梁的价值根基所在。良有以也。

从少壮之时临危受命至渐入老境的不断精进，忽大年三十余年间生活和生命之起落、成败可谓惊险。既需面对国家交付的重任在行进过程中的巨大艰难，亦须应对早年生活的历史遗留问题。事业与家庭抑或情感问题就此复杂交织，难解难分，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左右着忽大年的境遇。与黑妞虽无夫妻之实，但黑妞对乡间价值观念的坚守仍叫忽大年难以简单地从此种尴尬境况中抽身而退。黑妞所知晓的他在被敌人围剿、同志悉皆牺牲的特殊境况下的死里逃生，的确无法简单地自圆其说。如是种种，成为忽大年必须面对的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复杂状况。加之妹妹忽小月的恋爱以及时常出格的任性之举，使得忽大年数度面临近乎“不测之境”，稍有不慎便难于挽回。但无论事业和家庭问题交相“逼迫”所致之局面如何艰难，哪怕个人身处死生之境，忽大年仍然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不计较个人利害，为完成国家使命，甚至于个人荣辱进退毫不介怀。此种精神，在多重意义上可与梁生宝的品质相参看。

接受党的教育，兼有个人基于自身生活遭际的自我领悟后，梁生宝显然秉有1950年代农村“新人”的重要品质：视集体利益或者说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从不计较个人生活的利害得失。此为中国革命始终召唤的“新人”的核心品质。其价值仍然奠基于《讲话》关于“普及”和“提高”的辩证背后所关联的深刻的思想考量中。“在革命的文艺理论和政治哲学意义上”，“普及”和“提高”问题“关系到新人、新文化、新社会如何为自己奠定基础，如何通过把抽象的革命观念落实（‘普及’）到革命阶级”，从而将“这个革命阶级提高到具体化、理论化、组织化、行动化的革命观念高度上”。此为“这个革命阶级和历史主体实现自身的伦理实质和政治实质”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遵从丰富的革命历史经验及其严格的政治逻辑”，《讲话》“客观上为‘新人’的文化世界和审美世界厘定了终极性的历史内容：它就是人类追求普遍的”，而非“特权性质”的“平等、自由、解放的集体斗争经验的史诗性的自我表达”6。梁生宝在创国家大业过程中的自我创造，因之表征着1950年代初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召唤的新的主体所秉有之全新精神品质的重要意义。而作为军工人，表征《讲话》所设想之“新人”的新精神，忽大年的状态略有不同，他矢志不渝、初心不改，无论现实境况如何变化，自身所坚持之原则须臾不易。此种精神，唯“崇高”二字足以说明。《长安》因此也是“在当代史的背景下重新讲述着我们伟大祖国社稷长城的永恒故事”。其所书写之军工领域的“新人”及其精神，也可与梁生宝等人一般，共同彰显与共和国发展建设不同领域不同阶段密切相关之民族心史。

三

即便在历史连续性的意义上，《创业史》与《长安》“讲述故事的年代”之间的巨大分野仍然存在。我们也不难在“新时期文学”所“重构”的观念中方便地处理由《创业史》到《长安》的“总体性”及其起伏和显隐。然而重要和复杂的问题仍然在于，其所依托的整体观念乃根源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如下判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是为“一种反经院哲学的哲学，它既是阐释性的也是实践性的”8。其所呈示之问题的复杂性，亦属目下现实观念的核心问题所在。“社会主义的‘退场’”，意味着对思想界所创制之“现代”观念“最为重要的制衡力量的消失”。其巨大的弊端必然在于，“一旦资本的逻辑成为控制我们的最为主要的力量”时，其所引发之“危机”也必然产生。此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启”社会主义文学和思想传统，回应复杂的、具体的现实精神疑难之根本命意。“延安文艺”经验及其在多重维度上的奠基性意义即在此处。以核心思想论，其对“社会最低需要”的基本关切乃是“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抑或“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的根本分野。而就艺术观念之价值论，则“‘延安文艺’是在现实与民众的结合中走向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而对延安文艺精神的传承和接续，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思考‘中国文化’”9意义重大。如此，便可更为深入地理解《长安》的总体性视域及“新人”忽大年不息地向上的精神的内在意蕴。此间无疑蕴含着《周易》系辞所谓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进之途和刚健气象10。中华民族千百年间虽历经磨难却始终奋进的精神原因即在此处。此中刚健有为气象，不惟属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之要义所托，亦属文艺作品总体性创造所能指涉的最高境界。因为，在“乌托邦的构建”不再归于文学，而是“归于实践和政治行动自身”11的语境下，小说必然包含着“人类生活最终的伦理目的”，亦即“意义与生活再次不可分割，人与世界相一致的世界”12。这也是梁生宝、忽大年们所依托的观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亦即人民伦理及其世界创设的核心要义。自晚清迄今百余年历史之复杂变局观之，其所蕴含之历史进步意义朗然在目。

《创业史》中所涉之1950年代初具体的现实矛盾无论大小，皆可在其时中国的其他地方共同存在。如周立波《山乡巨变》风格和笔法皆与《创业史》不同，但其间以叙事虚构作品的独特的世界营构回应具体的现实问题，却包含着极多的共通处。在这一点上，湖南常德清溪村与陕西西安皇甫村并无根本不同。盛淑君们的精神和心理因应时代之变，他们作为1950年代的时代新人的现实意义，亦与在蛤蟆滩上下创世事的梁生宝们在伯仲之间。其意义无疑可一并讨论。相较之下，《创业史》所尝试使用的笔法，包含着更为鲜明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如梁生宝般身处同样境况，且在探索中成长的“新人”，皆可在前者身上找到自家观念的对应处，亦可从中获取应对和处理具体的现实问题的重要经验。当然，就中最为紧要者，乃是汲取不息的奋进的力量。从《秦岭深处》到《长安》，阿莹始终希望写出军工人的真精神，写出他们即便面临个人生命的起落成败，哪怕身处不测之境，却仍然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堪称崇高的精神。军工人的价值坚守非但不至于在复杂的现实境况中渐次削弱，反而因外部世界从未间断的困难的挫折磨砺而愈发坚韧。因是之故，《长安》内蕴着一种近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振拔力量，是为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之精义所在。在1940年代血与火的斗争中，此种精神存在于周大勇（《保卫延安》）等战士身上；在1970年代末则在梁三喜、雷凯华（《高山下的花环》）身上得以延续。忽大年的生命和生活情状，恰在二者之间，源自现实的种种挫折并未须臾稍歇，然而其非为磕绊，而是有着挫折磨砺进而玉汝于成的复杂内涵。即便在和平年代，英雄崇高的牺牲精神和忘我的奋斗精神因是得以炼成，得以光大，得以彰显民族精神攻坚克难，愈挫愈勇的不息的向上的伟力。此属“今日中国崛起的秘密”之要义所在。

四

如人论古典中国士人所能依托之思想时有言：儒家足以处常，道家足以处变。然世变频仍，心亦随之，因而如李白如苏东坡等等观念常有因应现实之自我调适，故能无往而不适，能全生，能尽命，且有自家才华之深度发挥。晚清以降，此种观念已变，普通人所能依托之精神，多守常而难应变。如深度感应时代观念之变，则可知忽大年所经见的观念和文化传统要更为繁复。这当然与“讲述故事的年代”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故而叙述历史遗存在特殊年代的文化和现实境遇，亦属《长安》用心之一，为读解书中所蕴之复杂意涵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维，乃有古今对举、交互参照的镜鉴之意。其要点有二：一为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如何理解和处理古迹、古物的“存”“续”问题；一为在特定年代，中华文脉的“隐”“显”及其可能存在的精神和现实影响力的发挥。前者较为集中地呈现在八号工程建设之际对古迹的处理，以及连福收集、藏匿之文物的得失及其所昭示之时代问题；后者则较为充分地体现在释满仓这一极具时代意义的重要形象身上。自开篇至故事的阶段性终结，释满仓及其所认信之观念虽屡遭批判，却仍以其巨大的生命力，顽强地存在于若干人物的集体无意识甚或即便偶然一现的观念、行为中。如是种种，在在说明华夏文化虽屡遭冲击，仍以其生生不息的力量，完成因应时代之变的在“因革损益”意义上的“自我”调适，且有具体的现实效力。

八号绝密工程所选之建设地在西安，即古长安的所在。故而于现实的具体掘进过程中，与历史古迹迎面相对并不稀奇。然而如前所述，《长安》叙述的重心，在现实而非历史。国家在此一时期军事工业建设的宏大考量，自然有毋庸置疑的历史合理性。当是时也，在“古人”与“今人”之间，似乎并不难选择：“该为古人操心，还是为今人担忧？人们是不知道，眼下这个工程实在太重要了，多少人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要想法子守住才算本事啊！”13长安厂所处之地，“就是历朝亡故人的汇聚地，商周的，秦汉的，唐宋的，一层压着一层”。那些视古迹保护为第一要务的文物人，似乎并不考虑八号工程建设之于国家和时代举足轻重的意义，一旦发现文物古迹被毁，便顿足捶胸，甚至与工程建设人员屡起冲突。无奈之下，忽大年只能以“军事要地，非请莫入”为名，阻止外人进入，以确保工程的正常进度。然而长安厂脚下历史文化遗存委实太多，彼时实难做到两全。作品开篇未几，黄老虎调查忽大年被袭时之所见所感，足以体现长安厂建设过程中所面对的文物古迹保护问题的复杂性：

宁静的大地似乎正在苏醒，已能隐隐约约看到波浪般起伏的秦岭了，听说正是这道浩瀚的山梁梁，把大地分成了南方和北方，也把各色草木汇聚到坡崖上，尤其那一个个神秘的峪口还能溢出一道道清冽的河水，吸引了各路神仙隐居过来，还吸引几朝皇上把帝都搁到了山脚下，现在那昂扬的轮廓好像就藏匿着多少钩沉似的。他转业到西安已经一年多了，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油泼辣子和捞面了，但他不喜欢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稍一打听，砖缝里就会钻出握剑抱笏的人物，煞有介事地摆弄上一段唏嘘往事，让谁听了都会瞪大眼睛。其实，那耍弄刀剑的年月，城墙还有点防御作用，使用枪炮弹药的今天，城墙就成了显赫的靶子。不过，盘踞在这片黄土地上的王朝，演绎过一幕又一幕风声鹤唳的大剧，走在这片尘埃厚重的土地上，每脚踏下都能听到远古的钟鸣和朝堂的嘈杂，似乎也把历史一下拉到眼前了。如今，颓败的废圮与崛起的新区正好遥相呼应，尽管都是灰砖覆面，却昭示了不同年代的欲望。14

时移世易，时代的主题和重心已不复以往。新中国百废待兴，接受绝密工程建设任务，也深知长安厂建成投产之于国家的重大意义，忽大年自然废寝忘食，全力投入，并无暇顾及其他。当然，以《大秦之道》“鉴古”辑诸篇所述之文物“得”“失”之际人之内心的巨大波动为参照，可知彼时忽大年绝无将文物据为己有、日后谋取私利的用心。倒是那个自东北来长安，且在《长安》故事中有着颇为重要的典范意义的连福，承载着作者关于特定年代文物的存续问题的思考。虽未接受更为复杂的文化教育，连福却因缘际会，在东北便接触过文物，深知其价值。其时，“那些地下挖出的泥人瓷马，本来就没人愿意正眼打量，都是他猫在土坑底下一件一件地扒拉出来的”。先藏于床下，后越积越多，便在释满仓的建议下藏匿于万寿寺的密室，且不时细细把玩。“那面直径有半尺的铜镜，上面的纹路细腻得像钢针雕刻的，青龙戏白虎，朱雀迎玄武，一角对应一个，形象灵动，欲飞欲舞，肯定是头模浇铸的，他锯了截枯枝做了个支架，端端正正摆在搁架中央；那尊浅绿色的耀瓷梅瓶，通体布满首尾相接的缠枝莲纹，底部还有几个看不懂的小篆，这可是一字千金啊，想必是哪位朝臣喜欢把玩的什物；还有一堆唐三彩生动得让人咂舌，有的骑马抚琴，有的坐驼吹笛，有个胖姑娘头顶花簪比脸都大，别人可能不明白，连福清楚这就是人见人爱的唐代肥婆哟”15。连福喜爱并甘冒风险藏匿文物的原因无他，乃是私利使然，他梦想着有朝一日将这些文物运回沈阳以牟取暴利。孰料机关算尽，最后却如竹篮打水，总指挥被袭事件，他成了嫌疑人，所藏文物不知所踪。但并不能打消他搜集文物的兴味，他去捡拾万寿寺老住持遗留之佛珠，购买农家炕头的石狮，甚至因偶然机缘竟然到了周原，有了收集青铜重器的机会。其时，听说他将要去招工的扶风县颇有古风，连福便去查询了资料，果然收获极大：“好家伙，陇海线上一个小黑点，距离西安一百多里，居然是西周都邑所在地，国之重器毛公鼎就是那里出土的，人们习惯将那地方称作青铜器之乡，可见宝贝多得出奇了”。连福大为振奋，以为其可借招工之机，去乡下走走，“若能发现一两件带工的青铜器”，“这辈子就可能不愁吃穿名留青史了”16。此后果然在扶风县城城墙根的废品收购站中，发现一尊青铜大器——铜鼎。这鼎“足有七八斤重，四面饕餮，怒目圆瞪，一圈龙纹，游戏周围”，尤为突出的是，那四个立足“居然是四个跪人”，内沿处竟隐现两个篆字。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之后，是日晚间，居然又得两件。“看来这地方真是一块风水宝地，东西上乘，品相了得，一个似称为卤的铜器，颈身一周乳钉高突，大概是母系图腾崇拜的痕迹，提梁两只夔龙，咧口獠牙，拱身卷尾，一定刻画的是心目中的猛兽。另一个酒杯样的青铜器，虽然通体素身没有太多纹饰，但敞口薄唇，腰部收束，握手处有三道高棱环绕，造型尽显生动了”17。此为“觚”，乃古人宴席主持人所持酒杯，“因此演化出孤家自谦”，孤家寡人之说，亦源出于此……

地不爱宝，如此等等古迹、文物猝然现身于当代人的生活中，或被视为珍宝必欲藏之而后安；或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履对其价值全然无视的情景在全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且皆有呈示特殊年代历史遗存现实境遇的复杂意义，背后乃是一时期文化观念的限度及其问题。

五

作为一部以严整的现实主义笔法写就之中国军事工业的创业史，叙述文物知识或非核心故事为充要内容。如《创业史》故事的原型地，为长安县皇甫村，北距长安城不过数十里，其左近数里处，便是宗教史上颇为知名的香积寺。如再南行数十里，可入秦岭石砭峪、沣峪、天子峪、暴龙峪等重要峪口。其中寺院道观，古迹名胜不可胜数，但在《创业史》的故事中，除秦岭（终南山）时常出现，且居多表征自然之“异己”性和破坏力外——梁生宝带人上山割毛竹时所见所感及栓栓的遭遇即属典型——其他古迹名胜皆不曾述及。这当然与“新”“旧”易代之际根本的观念分野密切相关18。《长安》创作于晚近数年，时代观念已然发生极大变化，在国家层面，已然对发端于晚清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遗留问题有了更具新的时代内涵的全新解释。以此为基础，写作者已无须面对“古”“今”“中”“西”之间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选择。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化观念，便是中国古典传统与“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传统的融通。对此所关涉之复杂思想和文化问题，他文已从不同层面论之甚详，此不赘述19。单论此种观念如何可以打开理解《长安》的新视野。

如作者历史文化散文《大秦之道》中所述，陕西历史文化遗存虽在特殊年代略有损毁，但仍以其数量的庞大和所蕴含之民族文化信息的精深而为世所瞩目。行走于西安街头，重要历史文化古迹几乎随处可见，“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织，在陕西的实感经验较之他处亦大为不同。故而，古老文化的遗存及其当代境遇，不仅属长安厂若干重要人物与脚下土地的现实关联，亦属由“旧中国”进入“新中国”，却未能完成思想观念的“新”“旧”之变，仍在旧社会习得的生活和世界观念中理解并处理新的现实的人物所要面对的具体难题。此难题及其所呈示之复杂面向，在连福身上已有表现，但真正体现作者不拘于书中所述之三十年观念局限的重要人物，是原万寿寺的和尚，后成为长安厂工人，且在作品中具有贯穿义的释满仓。

释满仓少失怙恃，因缘际会，入了佛门。也是天缘巧合，他颇有些慧根，仅追随乃师修行三年，即青出于蓝，“佛经仪规知道得就比老和尚多了”。在八号工程建设过程中，寺庙原址被征用，佛像悉数迁出，万寿寺所藏经籍被焚毁，除屋宇尚在，其他几乎皆已不存。即便如此，释满仓仍佛性不改，也因忽大年动了恻隐之心，让他留在长安厂，遂成书中所开之复杂精神面向的重要部分，不惟影响着周边若干人物的生活和生命观念，亦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表征着传统文化精神的振拔力量，即便遭逢巨大困厄，仍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基本状态。而于特殊年代中华文化之慧命相续20，佛禅文化虽不能简单地全然代表，但书中几乎贯穿始终的佛家文化意象及其世界观察与应世之举，却无疑可以表达作者更为宽广的文化思考。

《长安》对释满仓形象颇为用心的塑造，并以其所持存开显之佛家观念不绝如缕的现实影响力“弥补”三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和精神依托的“缺失”，同样包含着作者对此一时段人之精神和现实处境的复杂性及其问题的深度考虑。即便身在观念鼎革之后的新社会、新思想、新情感、新心理以其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影响甚至形塑了忽大年、忽小月等等人物的观念和行为，然而一旦遭遇死生之际和“不测”之境，释满仓的佛家观念便忽隐忽现。如成司令的独子卢可明牺牲前，因察觉危险迫近，释满仓为他们诵经。虽未有具体的现实效用，却成为忽大年被“下放”的重要口实。此后多年间，佛家观念或多或少影响了忽大年的生活观念。如他原本牢骚满腹，前往省委大院去见钱万里，孰料得知后者的生活遭际后心里大为震动。“的确没想到堂堂省级领导的背后，居然也会发生那么多难言的磨难，看来还是那个小和尚说得有道理啊，人生来世，踏进炼狱，这不仅仅是佛教偈语，从古到今哪个人物没有经历磨难呢？所以说磨难才是一所大学……”21还如他在儿子忽子鹿为战士们做实弹演示时，无意间流露出的极为复杂的心情：“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他忽然想到了满仓挂在嘴边的偈语，真个可笑，一个学了多少遍唯物论的人，这时候怎么想起菩萨了？”然而，当此爱子面临可能的危险之际，忽大年的心理便包含着更具意味的内容，不仅是自我安慰，也表现出一种身为人父的莫大的爱恋和祝愿，情词恳切，意味深长，近乎祈祷了：“不过，都说菩萨是会保佑人的，也许射手的母亲现在就跟菩萨在一起，满仓说过靳子是个大好人，一定会被接引到极乐世界的，也许她现在就在天上看着儿子的演示，也许就在为儿子祈祷念经。”22忽大年借助佛家语汇表达自家期望之举不过偶然一现，真正较为充分地体现佛家观念之现实影响的，仍然是那个佛心始终未改的释满仓。

六

想必是因缘际会，释满仓与忽小月有颇多交集。在连福不知所踪之后，释满仓一度成为忽小月心理的依靠。但释满仓虽对忽小月不乏“爱意”，却并不掺杂世俗成分，故而在忽小月不幸离世之后，释满仓五内俱焚、肝胆欲裂，心中哀痛无以言表：“月月姐啊，你不该死，没人相信他们那些鬼话，你活着还有好多事要做呢，可你连一句话没留下就走了，走得人肝肠寸断啊。你一路稳稳地走好，一定会过了奈何桥，被侍女们接引到佛界净土，修炼成大家心中的菩萨。月月姐啊，你是神女，我是小鬼，我要用我的余生来为你超度亡灵。”23释满仓为忽小月诵经超度，并依照关中风俗，在亡人数个逢七的祭日，为她诵经祭奠。或许如此还嫌不够，在感知时代观念之变后，释满仓索性悄然离开长安厂，在秦岭山中重建万寿寺，日日为忽小月诵经超度，期望她往生极乐……仍是天缘巧合，这一日忽大年在山中巡视靶场修建情况，无意间偶入“万寿寺”，再遇释满仓，遂有关于“武器研发”与“普渡众生”，抑或“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深具意味的观念交锋。

依释满仓之见，人生在世，德善为先，只有消除业障，才能“轮回解脱”。故而当他知晓自己寄身的长安厂是生产武器装备时，内心便十分纠结，以为武器之功能在“杀生”，与己所习之普渡众生观念颇多悖谬。忽大年对此说绝难赞同，“普渡众生，说得多好？你看到的火箭是杀人，我看到的火箭是和平”。“只有把装备搞上去，才能制衡敌人，阻止战争，那才是真正的普渡众生。”24此说无疑属《秦岭深处》周大军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包含着军人关于“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更为深入的思考。尤具意味的是，在作品的结尾处，忽大年突感不适，晕倒在地。其时，那万寿寺的小沙弥“举着一枝挂满青叶的菩提”，为他“遮挡刺眼的阳光”，并转述释满仓的话曰：“这个人就是佛。” 25此真如金庸所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包蕴之宏阔的世界关切之意。此佛禅意象于全书的整体意义类乎《带灯》。于复杂的现实矛盾中，带灯勉力维护基层群众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孰料因薛元两家一场械斗而遭受不公待遇。作品色调亦随此由“明”入“暗”，近乎“颓败”了。然当是时也，带灯与竹子前往新发现的一处景点，见那漫天飞舞的萤火虫纷纷落在了带灯的头上和肩上，带灯遂全身放了晕光，如佛一样。此间自然包含着理想主义的情怀，乃是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之“闲笔”意义之紧要处。那些个闲笔“游离了悲楚之界”，“露出乌托邦的气息”，而“生命的脆弱也在这里”26。靳子、忽小月、毛豆豆之死皆教忽大年深感生命之脆弱，但他从中获得的启示却非人生之虚无，而是更加痛切地意识到长安厂新式火箭弹的研发之于国家、人民的重要意义。如此，将自我短暂的生命融入无限的奉献中去，便不会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因为碌碌无为而懊悔……” 27有情怀如斯，也在三十年间因不断研发新式火箭弹而功勋卓著，为国家长治久安做出巨大贡献。如此这般，乃真正“普渡众生”之大“功业”，非“佛”而何？

然此处以佛家观念指称忽大年之伟业和精神，不独包含“改造”与“转化”如释满仓对发展军工持有狭隘之观念人等的用意，亦包含作为传统文化重要一维的佛家观念现实效用“再临”的意味。时移世易，观念亦易，1950年代初长安厂初建之际，忽大年可以“独断专行”，排斥文物人因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所造成的延缓建厂的可能，而以强有力的军事命令，保障军工厂建设不受干扰。但二十余年后，忽大年等人所面临的现实语境已与1950年代大为不同，军工厂对新式武器研发的重要性仍无须多论，但紧迫性却减弱很多。当此之际，忽大年考虑靶场的建设问题时，整体的考量亦复不同。“我那天在农舍喝茶，遇到考古院的张大师喜形于色，说在靶道前方的河谷里，发现了一块摩崖石刻，竟然是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墨迹，记载了商於古道的兴隆，还记载了诗人们隐居和过驿的情形，所以那帮文物人视为国宝，说话都带着颤音。”28不得已，忽大年命人重选靶场。虽仍坚持靶场实验为重中之重，忽大年却再无当初“粗暴”的处理方式。其观念之变及其意义，表征的仍然是时代精神转换的复杂命题。

尤具时代和现实意味的是，身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亦即以“发展”为关键词的时代，贾平凹《带灯》中的樱镇，亦面临一处摩崖石刻的发现所引发的文物保护问题。此为“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辨证考量的又一典型事件，与长安厂发现摩崖石刻时间相距差不多也是三十年。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河之“东”“西”之谓，重点在时移世易的时代阶段性主题的转换。中国古典传统于晚近七十年间之起落，于此可见一斑。而《长安》临近结尾处的如是处理，既说明1970年代末新的时代风气之起，亦蕴含着在当下语境中总体性地观照传统与现代复杂交织之重要时代命题的寓意。古典传统虽在20世纪屡遭磨砺，却始终以其不可阻拒的巨大的振拔力量完成自身的创化生成，并融汇而成新时代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新文化，进而发挥其成就新精神的伟力。《长安》因是表征着古典传统当代赓续的重要问题及其意义，包蕴着更为广阔、复杂的现实议题以及可能的文化应对。其所关涉之故事时间虽终结于1970年代中后期，由之敞开的现实和文化问题却具有朝向未来的开放性和多重可解性。

[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9J019）、 2020 年度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5 13 14 15 16 17 21 22 23 24 25 27 28阿莹：《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0、469、3、2、18—19、55、58、387、404、330、462、466—467、466、432页。

2李敬泽语，见阿莹《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封底。

3参见马佳娜《心灵辩证、“复调”叙事和〈长安〉故事的实与虚》，《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亦可参见肖云儒《〈长安〉的“破局”——评阿莹长篇新作〈长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

4白烨：《慷慨激昂的军工之歌——读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6张旭东：《“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7转引自贺桂梅《〈讲话〉与人民文艺的原点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8贺桂梅：《〈讲话〉与人民文艺的原点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9赵学勇：《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的价值及意义》，《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0曾攀对此极富洞见，可参见曾攀《至刚者至柔——论阿莹长篇小说〈长安〉兼及其他》，《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11 12[美]费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第150页。

18杨辉：《“未竟”的创造：〈创业史〉与当代文学中的“风景政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1期。

19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关于“风景”叙述的观念之变，亦可参见杨辉《终南山的变容——晚近十年陕西乡土叙事的“风景”之喻》，《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

20对此问题，蔡仁厚有极为深刻的洞见，颇值参照。“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论，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永无休止，却又并不重要’的论争。我郑重希望大家清醒一点，豁达一点，立即回到我们‘真的生命、纯一的心灵’，不要再死心塌地、随着外方人的魔杖起舞了。须知华族的历史文化与民族前途，才是‘最优先’的。我们应予关切，应加珍爱，以使之‘返本开新、慧命相续’”（《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学的反思与开展》，学生书局1998年版，第124页）。虽说彼时意识形态的论争并非如蔡仁厚所论“并不重要”，但他对中华文化慧命相续的说法却值得省思。

26孙郁：《〈带灯〉的闲笔》，《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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