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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消息》与物性书写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 刘长华   2023年03月30日16:11

内容提要:与一般的生态文学有所区别的是,沈念的《大湖消息》通过对“物性”的书写来抵达观照人性、反思人性。其主要表现有:一、从物性的多样性来看取人性的丰富性;二、从物性中的“迁徙”与“安居”习性,参悟人性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三、从物性对自我生存的珍视中感喟人性中尊重生命之可贵;四、从物性的本能化状态反思人性中相应物性之不足,物性与人性本有交集。物性书写不仅是生态题材的开拓,而且是文学视阈本身的充盈,对人们进一步探询文学与人学、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是建构新“感悟诗学”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沈念 《大湖消息》 物性书写 人性

近些年来,王兆胜先生以及学界青年新锐敏感地意识到,物性书写是中国新文学中一道风光旖旎的学术风景线。事实上,中国文学一直有着“玩物”传统。子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文心雕龙》中就专设“物色”篇,诗词曲赋争先恐后地以器皿建筑、山水博物等为题材……当然,更有比比皆是的佛佛道道文学,多以“性尽人己参天地,心同日月耀阳春”2为衷曲。然而,到了“五四”后的新文学,“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等飞扬跋扈,大张其道,虽有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汪曾祺等人多涉足“物”的叙写,但流水无情,作者们有意无意的“物性”思考基本上被湮没不闻。当前,生态文学正昂首阔步,备受世人欢心。但总览起来,相当多的生态文学只是“见‘物’不见‘人’”,或者说在表达体性上极尽自然生态之能事,而绝少有人文生态的深层次挖掘。文学是人学,对人性的揽镜和追诘,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凝思无疑才是文学的永恒正道。因此,通过生态文学中的“物性”书写,与“人性”的圈层范围达成交集与和解,应是搭建了一座桥梁,通达了横亘在生态文学中社会学、环境学等命题与文学经典主题之间的沟壑。沈念的《大湖消息》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努力,进而标识了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之区别。要知道,物性在周流宇宙中至少占据人性之外的半壁江山。

《黑杨在野》《麋鹿先生》《圆形之夜》等作品直接对独步一时、气吞云梦的“黑杨”有过口诛笔伐。自不待言,这关涉作者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问题。爱德华•欧•威尔逊认为:“物种这个概念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3言下之意,生物多样性是物种这个概念得以命名和继续生长的基础,而宇宙与物种是不可切分的。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是近几十年来生物界、环保界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共识。易言之,只有生物的多样性才能诠释生命和生态的本义,“组织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把不同类型的联系组合到一起,组织使成分之间产生联系,变成一个整体,使成分与整体相联系,整体与成分相联系,也就是说,把它们之间的各种联系组织起来,组织是联系的联系”4,生命和生态是在组织中得以绾结、维系,人类和社会焉不其然?马克思不正也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吗?5小说《水最深的地方》在谈及“芦与荻”“苇与茅”的辨别时言道,“世界之妙不仅是人的复杂,任何物种也都如此”。《大湖消息》从物性的多样性来勘定着人性的丰富之必要,主要基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鸟和植物的多姿多彩来类比人性在物欲之外的美学追求。“鸟的翅膀之下埋藏着太多的学问。毒鸟人不会懂得这些学问,也看不到天鹅美丽的飞翔。他那双纹路复杂的手,却泄露了人内心的恶念”(《毒》),人确乎不能只是肉欲的饕餮者、贪恋者,费尔巴哈说过:“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6人除了基本的吃喝拉撒,生命在得以确保的基础之上,应该有着精神上的余裕、超拔和价值上的追求,这也是人与动物最大的界别之一,或者说是人性中的光辉与物性中的暗面之区分。同题散文《大湖消息》中描写到众鸟的“高飞”和“深鸣”,还有它们迁徙时那种对生命含义的阐释和对自由的无穷向往,都是作者调动了身体感觉细胞,笔法虚实相生,修辞在广大和精微中闪转腾挪,酝酿出的美的诗篇,人性陶然忘机。当然,它们都是基于物性而来,事实上,冬天的洞庭湖也一直被誉为摄影家的天堂。这些对于肠肥脑满、满嘴流油者而言,无非是天方夜谭。作品安插了一个研究鸟类的林博士,旨在阐释科学与人文本相谐,物性和人性能通。小说《化作水相逢》中的少年,心智懵懂,除了劳作,便是空虚无聊,对于漫天芦苇和活泼的飞鸟不会作静心欣赏状,他的关注点在小鱼和鸟蛋上,沉浸在过往童年中,结果误陷泥沼身亡。“‘美’,是不能忘记的”,物性多彩,人性应爱美。这是作品中多次所提到四个字——“活着之上”的“份内事”“必修课”。

其次,以“黑杨”对多样性的侵袭和独霸折射人性中偏至固执的不足。众所周知,达尔文提出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论断,与之同时达尔文又认为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据说从1920年代的英国数学家兼生物学家罗纳德•费希尔等,到1930年代西奥多修斯•杜布赞斯基、恩斯特•迈尔等人的研究反而愈加证明达氏理论的合理。本文无力就达氏的理论做出深究,但需饶舌的一个简单道理便是,当某一强势生物足以睥睨和征服一切时,它自身将自动从食物链中脱落,失去可寄之物,不得不接受“饿死”和“孤独致死”的命运,所以不偏至、不过度盛气凌人是任何生命主体资格健旺的不二选择。《黑杨在野》《麋鹿先生》《圆形之夜》等中写到了“黑杨”,“当黑杨成为洲滩上大面积的树种主角,就会抑制植被生长的丰富性”(《黑杨在野》),作品几乎“代言”了本文要论述的观点。富有意思的是,《黑杨在野》和《圆形之夜》中都构绘了“父子冲突”的桥段。父亲“背佝着,瘦骨嶙峋,背脊像一座风化的薄山,那些峡谷、沟壑、峰峦、鸟藏身的罅隙、野兽奔跑的路,都能找得到痕迹”(《黑杨在野》),其实“父亲”更是“黑杨”的化身,无论“崔福”的父亲(《黑杨在野》),还是“崔支书”(《圆形之夜》),他们固执和强势,对待子辈简单粗暴。这就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弑父”主题谱系之中。这样的叙事伦理学的确“不探究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而是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7,是寄予作者对偏至固执、强势霸道的文化人格之不满。“黑杨”最终被砍伐,两位父亲都黯然退场。

最后,以水的韧性、鸟的“宽宥”映射人性应有的宽容。宽容是气度,无疑也是一种丰富,偏狭往往陷入的是尖薄、苛刻,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生命呈单向度,是对包括自我在内的生存链条的戕害。“容忍比自由更重要。”8作品写道:“水,忍气吞声,却从不轻易退缩”,水涵括洞庭湖的水在正常时态下都是以柔弱姿态呈现,随物赋形。酿成滔天洪灾,这是柔弱者最后的绝地反击,是对非常遭遇“是可忍,孰不可忍”式地复仇。相关道理,老子说得彻底,道家在源初上崇尚水式的智慧,其中就暗含着对宽容的持认。《人间客》中的“她”一生踬踣,中间也是有过短暂的幸福时光,但最终流产和心爱的丈夫早逝,落得孤苦伶仃,一生承受过多少社会和江湖的风浪。所幸的是她坚强地挺下来了。“又一次见面,我们平静注视,她衰老的容颜却遮不住眼眸里的光亮”,“她”的“光亮”就是对所有的沧海桑田和不尽的伤害能泰然处之,宽容过往和坚定未来地生活下去。《云彩化为乌有》中的“他”与《人间客》的“她”是精神姊妹,儿子死了,孙子脑损伤,妻子多病……他俩都是另版的“福贵”,“他”也是坚毅无比的,“小时候听老人说,看到水变的云,再大的苦难都会化为乌有,生活重新开始。一笑泯悲愁”。“生命以痛吻我,让我报之以歌。”9《水最深的地方》中的“谭亩田”与上述两位成了“我们仨”,他的内心才是“水最深的地方”,独子被杀,尸体葬挂在自家船身下……依然入盟“环保志愿者”。这是形而上般的大爱精神、宽容人格。在《大湖消息》里,“鸟”几近之。“人对鸟的伤害应该挂在天幕昭示,但鸟总以宽宥之心,压制愤怒、恐惧,也不像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鸟》中群起而攻击人类”,“不带着任何仇恨飞向迁徙之路”,这似可归为所谓的“万物有灵”范畴之内。“宽容”是切近“神性”的。“神性”于此不是一元和独断,而是丰富和超越。

“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10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就表征了迁徙是洞庭湖书写这一文学构型中不歇的主题。确乎,洞庭湖周遭常是贬谪官员的流放地,一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便是最直观鲜活的见证。有关“去留”和“浮沉”的精神拷问,洞庭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块天然的土壤。沈念的《大湖消息》接续了文学史上的话题,与之同时更多的是基于所看、所听、所感的物性,又融入了生态环保的时代主题和现实政策等,使得相关表达就有了立体的精神意蕴。大体上说来,作品从物性中的“迁徙”与“定居”习性中,感悟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之于人生的要义。实际上,“此心安处是吾乡”才是相关行为和意识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并为之注入了不俗的思想剂量。

首先,从“迷鸟”改变迁徙的习性中肯定人性中的“错把他乡当故乡”的意义。“狐死,正丘首,仁也”11,精神返乡既有人类学的普遍性,像海德格尔那般称赞荷尔德林诗歌的价值,也有传统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它宣教人们安土重迁。安土重迁所带来的负面历史价值自然毋庸本文饶舌。洞庭湖群鸟毕至,迁徙于此,其中就有非为“候鸟”而属“迷鸟”的。《大湖消息》就此穿插了1937年挪威的“田鸫”被风暴赶到英格兰,从此定居的故事。“忘记故乡,不也是同时拥有了另一个故乡吗”,这是作者的深情感慨。迁徙习性的改变,无疑既是主体对环境适应能力的考验,也是其适应能力的表现。洞庭湖环保必然牵涉到一大批人要异地搬迁,要改写祖辈世代积淀和流传下来的生活模式。这需要主体身心调适,甚至创痛伤巨。“错把他乡当故乡”在很多情境中就不是“忘本”,而恰是心智开明、心胸开阔,在善于学习、善于适应中慢慢地“心安理得”。“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使你保持在原地”12,这也是生物学家的观点。生物与环境互相选择,从中闪现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精神印痕。《麋鹿先生》中写到“南海子”“大丰”“石首”麋鹿野外自然融合,就有“错把他乡当故乡”后所带来的“健康的遗传基因、生物多样性”。《人间客》中的“她”,早年受尽凌辱,从湖北逃难和漂泊到许家,不再出走了。因为许家人的善良与本分,懂知了鱼性和生命。她觉得那是情之所归、心之所向,不为其他所动摇。“唐山女人”(《圆形之夜》)愿意与“他”厮守相伴,就在于“只要真心想找一个人”。这颗“真心”在哪里呢?就在于“他”能仗义行事,敢于路见不平一声吼。《人间客》中的“她”和《圆形之夜》中的“唐山女人”的“幸福感”都不是建立在物质享受上,而是源自自我内心。

其次,物性虽因“迁徙”而抵达自由与美丽,但常为之不惜代价,由此彰显“此心安处是吾乡”之于人性的价值。“候鸟照亮清朗的夜空,不同色彩的羽翼编织永难抵达的梦境”,“鸟惊艳的飞翔姿容,在眼前展翅、俯冲、盘旋,挥之不去。所有的候鸟都有自己的语言,与人类语言共通的表达”(同名散文《大湖消息》)。在有“心”人看来,候鸟在完成一年一度的迁徙,就表达着对自由和美丽之冀望。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作者以“飞”“鸣”等核心意象,深情地描述了候鸟迁徙时的动情之处,它们“连接不是乌托邦的理想,而是人类诗意栖居的现实与田园梦想”。问题在于,许多候鸟的一次飞翔,就成了它们的葬身之旅,罹遭猎杀与毒害。这样的惨剧曾经上演过一年又一年。尽管如此,它们“亲近友善的人们,不带着任何仇恨飞向迁徙之路”,“迁徙”是候鸟的“此心安处”,为此它不惜代价。“心安”也就成了《湖上宽》最突出又沉潜的精神意向。其标题三个字的意境敞亮,给人以心胸豁然,有种踏实感。主人公“鹿后义”是名闻遐迩的枪手,载誉颇丰,一生枪杀鸟禽无数,甚至研创过独门法器,“事功”超过乃父。然而,到了知天命之年,他突然心生恐惧,为自己此前的“孽障”寝食难安,焦灼不已,了无生趣。基此,有人建议他去祈求圣灵感化,洗净罪过……时刻笼罩在不安的情绪之中,最终他不明不白地死了。该作写到一个细节:“天花板上一只蜘蛛来来回回爬动,像是醉酒找不到家的人”,这正是“鹿后义”的象征,物性书写适时出现。此中的“家”的含义,自不待言就是“此心安处”的同义语。

最后,所谓“心安”就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与物性中或“迁”或“居”时的“天籁”有相契性。“让语言的本性成为其已存在的赠予”13,海德格尔强调了在沉默中谛听道的言说。道也就是本真语言,而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本真语言是与主体的心声是分不开的,是与宇宙天籁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所谓诗意的栖居,还是“此心安处”的另种说法。沈念的《大湖消息》在声音诗学上是大有作为的,这一点甫一开始就被人所捕捉、所关注。在沈念的笔下,无论众鸟迁徙、江豚定居,还是麋鹿撒欢,似乎都能传达出一种声音来。声音从中是它们生存状态最为真实的表达、最切己的生命呼喊。“江豚是靠声呐来探测环境和捕食的”,“听上去像是小羊的咩咩声,又像是轻柔的鸟鸣声”(《故道江豚》),这既是生物学上的客观描述,又包含着作者苦心孤诣的艺术安排。自然界与物性所发出的或具体或抽象的声音,常常被人称之为天籁。而且这些声音的发出,与物性中或“迁”或“居”时的行为选择联系极多。所谓天籁并不一定就是山水清音,悦耳动听,但大体应是最真实、最源初和直觉化的,不经人为修饰和工具理性的过滤,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庄子的无心之言与海德格尔的不可说之说”14。本文看重的是直觉化、不虚伪的一面。这正与人的“心安”——“致良知则心得其宜”15有着深潜的交集。《圆形之夜》中的“他”听从内心的召唤,以“说出皇帝新装”的赤诚和胆识说出了造纸厂污染性极大并弃厂而去,从此夜晚不再有恐惧之声扰得他心神不宁、梦魇不断。聆听了自己的心声,就是一种“返乡”。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物我合一”的思维,使得传统中国文化在“人”的生命与“物”的生存的理解上往往纠缠在一起。这种混沌未开式的处理办法,最终是指向德性文化的建构和诗性精神的人生体验之中。显然,它与现代文化的轨辙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以及其他一切生物都是各自基因所创造的机器,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而保存它们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16,《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理查德•道金斯认为,所有的生物体都在最大程度优化自己。换个角度而言,所有动植物都有珍视自我生存的冲动和趋向。但“人”是在“活着之上”的,与“物”有迥异之处,因为人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人”是以生命意识代替和超越了“物”的生存本能的。《大湖消息》憬悟到了提升生命的质量,是离不开以物性的生存状态为参照、为经验,但又不执泥于“物”。从中表露了作者现代性的精神和眼光,也可以说,在看待传统文化上,作者是有着自己的理解的。

首先,“物性”的新陈代谢昭示人性中应该重点保护幼弱生命。无论从生物的多样性,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来看,某些生物在其生理成熟后,让其数量保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之内是必要的,无论是因食物链自身的选择,还是人为的捕捉和杀取。这是符合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但“畋不掩群,不取麋禾;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17,又是这条规律中的“黄金法则”。对弱小生命必须特殊“关照”,才能保证整个食物链的可持续性延续。《人间客》中的许家捕鱼网眼较大,他们世代的家教便是“要给鱼活路”,就是让小鱼能得以继续生养。给小鱼以活路,本质上就是给捕鱼人自己以活路。小说匠心独运地提到“飞龙化鱼”一语,“鱼龙互化”强调因成熟而带来的质变。保护幼弱,是动物的秉性,所谓舐犊情深。与之对应的细节便是《湖上宽》中“鹿佬”对整窝冬眠、不分大小的蛇“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同名散文《大湖消息》和《故道江豚》《麋鹿先生》等中都描写过种种的“天伦之乐”。《大湖消息》将“救救孩子”的母题融入到了《化作水相逢》《水最深的地方》中。《化作水相逢》中的“少年”在懵懂之中跟随父亲来到湖区砍伐芦苇。轻舞飞扬的年龄,本应在窗明几净中埋头捧读,或者在沿海开放城市初展羽翼……他却别无选择地来到了孤岛上,与孤独和无聊为伴,最终被依稀尚存的贪玩天性所伤害。悲剧的由来,就在于麻木恣睢的父亲和大人们对“少年”呵护不够,与之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不曾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概言之,是失职的。大人的冷漠与无知便是人性的残缺。《水最深的地方》涉及今下做父母触目惊心的话题——校园霸凌。“谭亩地”最终沦为失独者,苦不堪言,就在于儿子在学校被不法青年残害了……

其次,从物性对繁衍的渴求中申证人性中生命之于“爱”是不朽的。《麋鹿先生》介绍到麋鹿的寿命一般是13岁左右,2岁可以交配,3岁可以生育。种的延续,是它们不竭的动能,但能够拥有交配权和繁衍后代的,只能是鹿王。作品动情地抒写道:“一切来得那么神奇,身体欲望带来的改变,那段日子它俩坠入爱河,无论哪时哪刻,都如胶似漆地走在一起”,此刻的交配不再是依凭本能,而是心灵的升华。无独有偶,《故道江豚》中也叙述到了江豚交配时的场景。两部作品相关情节都渗透了作者对“爱”的理解。本都是有些桀骜不驯的动物,在“爱”面前变得娇羞万分、含情脉脉。有“爱”的生命才是有品质的,“肉”与“灵”结合,“灵”对“肉”的超拔。正如《麋鹿先生》中讲到鹿王对交配具有绝对支配权,进入到人性中就是“爱”的排他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18,《圆形之夜》中的“崔山”家有妻子,又与寡妇有染。结果“生命中的两个女人”跳湖,他却作壁上观,私心昭然若揭。由此反衬出主人公“他”母亲的伟大。“他”母亲舍己为人、宽恕善良、忠于家庭,庶几“洞庭湖神”的化身。她是“小人物”有“大爱”,其“小爱”就在于对性格多有缺陷的“崔支书”和整个家庭不舍不弃。《人间客》特意提到“她”“此生的唯一一次婚姻”,“她”在心爱的丈夫“许飞龙”死后,用剪刀吓退男人们的觊觎并捍卫自己的清白。与其说清白或“忠贞”,倒不如说是“她”的专情、专爱。

最后,从物性的艰难生存中明白生命“沉重”之于人性的不可约分性。尊重、珍视生命,并不等于生命不再是“沉重的肉身”19。“如果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背景下,却可在其整个的灿烂轻盈之中得以展现”20,米兰•昆德拉对尼采的引用,道出了生命的沉重感是与有思想、有意识的人普遍生存状态和一以贯之的体验。自希腊神话、基督教义到现代主义文化,生命的沉重感一直是相关思想家所关注和思虑的。加缪通过西西弗斯推石的神话洞见了人这种生存上的“荒诞”。《水最深的地方》在讲述芦苇分类时,恰到好处地引入了帕斯卡尔的说法,“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的确,在整个生物圈层中,在进化论的武装下,所有的存在物都是处在艰难困苦之中。遑论庞大如恐龙者亦遭受灭顶,单就《大湖消息》中所讲的鸟类、江豚、麋鹿和鱼类等也无时不刻要承担着生命之虞。没有哪种生物能够做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式的“躺平”。但对于“人”而言,一方面固然是脆弱的,另一方面他能够明白自身的脆弱,这是物性世界所不具备的,而且思想的力量战胜和超越了这种脆弱,这更是物性世界所无法抵达的,尽管这个过程本身又可能是“深渊”。这正如《圆形之夜》中的“他”在最终所省悟道的:“世界是不是也是在这样的壳上,被一只巨大的蜗牛驮着,在圆形的时间通道里缓缓爬行”,这几乎是西西弗斯神话的汉文翻译。《人间客》《水最深的地方》中两位遍体鳞伤的老人,那种行走大地的姿态,一如鲁迅《过客》中的“过客”明知前面是坟,依然阔步前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或多或少的苦难,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除了受难而外,我们又如何能转向自己而获取到深思的意识呢”21,在乌纳穆诺看来,痛苦让我们感受生命之为生命。“欲戴皇冠,必承其重”,这“皇冠”就是生命本身。

“在人身上,神性和兽性彼此纠结、混合、战斗、消长,好像发生了化学反应一样,这样产生的结果,我们称之为人性。所以,人性是神性和兽性互相作用的产物”22,物性自然也包括兽性。兽性、人性、物性三者的接壤和叠合空间较大,人性中就包含着物性——兽性。物性在生存状态上其主导性动能是本能。本能化就意味着于人而言,欲望性的成分占主要。卢梭认为,“一切其他欲念都不过是自爱的演变或变体”23,当欲望不断放大,突破了主体意识阈值,也就愈演愈烈成为了赤裸裸的自私。欲壑难填时就是兽性横行。物性中的本能放纵无疑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伤天害理,伤己害彼。人需要从中借以镜鉴。正如前文中以“黑杨”对多样性的侵袭和独霸折射人性中偏至固执的不足,已经触及对人性中劣根性的反思。《大湖消息》从物性的本能化状态中反思人性中相应物性之不足,占据相当的篇幅与分量。

首先,从“大鱼吃小鱼”的物性反思同类相斥、强食弱肉的人性丛林法则。生物进化论与丛林法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同义语。物性与进化论关系的探讨,上文中多有或隐或显的触及。将丛林法则与社会并置在一起,其贬义色彩不由分说地加深。人们对社会或者人性的丛林法则之批评由来已久。《化作水相逢》中的“少年”是稚气未消,大山里来,是不懂“江湖规矩”的。他看到湖区人们用小鱼喂养大鱼,就觉得不可思议。或童年记忆或集体无意识中,他持认的便是同类之间就不应相食。在他疑窦忽生时,大型芦苇收割机派生用场,它的工作效率超出人力百倍,这意味着手割芦苇的工作将被取而代之。这批一直藉手割芦苇以营生的劳力将面临无事可为、难以为生。夸张地说,农民工就被包工头“强食弱肉”了。他们为究竟使用机器还是人力纠结过,但包工头思考问题的首要因素在于利益如何最大化。《大湖消息》与一般意义上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对现实问题有直面和对历史遗留有反思,还努力为人生和社会增添一抹亮色。相对于一味以灰色基调自雄的作品,这是在审美维度上的胜出。《黑杨在野》就塑造了一位名叫崔福的正面形象。“玉山”借了“崔福”的农用卡车,结果出了交通事故,车毁后,“崔福”只好自食苦果,并没有予以索赔。“玉山”后来有贷款,种了黑杨,尚未成材,树木被要求提前砍伐,可谓又碰一次大壁,正如作品中写到:“他后悔了,被人家也是被自己的贪心‘算计’了。”对于“玉山”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窘迫状,“崔福”没有选择落井下石,乘人之危从中“算计”一把,而是“烦躁不安,早该劝这位发小的”。这才是人性中的神性折光,是对丛林法则的反动。作品最后说,“崔福人生第一次把玉山喝趴了”,可视为深层隐喻,正与本处所论列的丛林法则有呼应。

其次,从以“食”为基本冲动的物性中反思人性的“趋利”意识。同名散文《大湖消息》讲述了鸟被不断毒死的血腥事件,毋庸置疑是与鸟的贪吃有关。毕竟它们是动物,缺乏基本的审视力、辨别力。尽管如此,数年来候鸟南迁时,都有种“集体失忆”的意味,依然不到“洞庭”心不死,结果身亡毒手。梅尔维尔说过:“普天下的野兽决不会痴心妄想,认为人类在疯性大发的时候,不会把它们大批杀害”24,也就是物性在“食、色”为生存追求,不会考虑其他,而人类的“趋利”意识比物性中的“食、色”有时带来的危害更大。这正如同名散文《大湖消息》中写道:“‘没有买卖,没有杀戮。’印在环保宣传册上的口号,从没让猎鸟者的贪婪自觉收敛。”买卖有利可图,人们对鸟禽鱼兽杀戮不止。在“趋利”意识面前,洞庭湖自1920年代开始,人们争相移民和围湖造田。使得湖区被“条块分割”得千疮百孔。作品中感慨:“在这个物欲‘满血’的年代,没谁能一下把紧紧缠绕的‘结’解开。这个‘结’包裹着形形色色的利益,还有各种各样的桎梏、伤害、遗忘和抛弃。”“趋利”应该与“避害”相提并论,而且其中的“害”不是一己一时的个人利害安危计,只有如此,才意味着把正义、道德和长远利益等所谓“无用之大用”的东西考量进去,这样的“趋利”才是健康合理的。问题是,更多时候人们只被“趋利”所承包,利欲熏心。

最后,从物性对“孤独”的害怕中反思人性对孤独的恐惧。“新问题小说”是“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世纪轮回,在前些年风生水起,起到了“史”的价值。但如何“诗”?这是难的。沈念的《大湖消息》对此应是打好了艺术提前量。随着环保工作推进,湖区老儿女将面临异地搬迁,告别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方式。“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便浮出水面,下辈不能再靠水吃水了,外出打工,而孤寡老人留守在家,谁味个中孤独三昧呢?作品巧妙地将人性和人的孤独哲学性思考融入了其中,不露痕迹。《人间客》中假借人物形象之口说道:“鱼比人更怕孤独,水路太长,风浪太险,鱼儿成群是保护自己。”众所周知,“孤独感”在哲学家、艺术家那里等同于思想性和创造力。存在主义哲学家更是宣称,人是孤独的,为存在的本质规定。“五四”倡导张扬个性,信奉过托尼的鲁迅礼赞过孤独的力量。然而,日常经验中所相遇的更多是“凡夫俗子”,他们对孤独的恐惧,从根本上是物性中“抱团”生存的精神遗留。《人间客》中的“她”、《水最深的地方》中的“他”,《湖面宽》中的“鹿后义”,以及《化作水相逢》中的“少年”,等等,都是孤独的。“鹿后义不紧不慢,说他还反复想起父亲生前最喜好说的一句话,“人都是孤独而终”(《湖面宽》),“鹿后义”不是盖世的孤胆英雄,但步乃父的后尘,一生枪杀飞鸟无数,罪孽深重。他在“孤独”中检视起来路,开始心生忏悔,并走上救赎之路。而众人只对“鹿氏”父子的丰功伟绩“交口称赞”流传。显然,作者是赋予了“孤独”作为思想和个性存在物的位置。在具体社会管理措施上,人们应该重视“生养”的问题,尽力化解人的孤独。在形而上层面上,孤独并不可怕,是人性对原始物性中“合群”的“特权”和“强力”,人不应该恐惧它,而应将其转换成思想、创造力和更高的生存意志。

结 语

物性,无疑是生物和非生物性所共有,主要基于现代文明和人道主义视野下人性的区别而来。这就意味着物性书写本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当然,需要辨析的是,所谓人性是包涵了物性或者兽性的,但人们更多地择取了神性与物性或兽性之间的和谐,均衡地结合,也不是滑向单极化、一元化、绝对化——即只存神性,或者物性、兽性,因此人性在具体实践和理论操作中有形无形被人们“偏正”性、习惯性地赋予了希望和光亮,本文亦不例外。《大湖消息》立足生态文学,其中的物性除了水,其他主要围绕生物作材料。《大湖消息》所取道物性书写的四个方面,其基本逻辑是立足于洞庭湖的生态现状和核心特征。物性书写的展开,使得《大湖消息》在表达路径上与同类生态文学有了明显的不同,突破了报道式的写作,有了哲学性、人类学的深度,并紧扣着文学即人学的精神而不动摇。文学的这种本源性带给了它写作自由。类纪实性的写作和虚构性表达可以相得益彰地融于一炉,而且在具体写作技法上无障碍地穿梭,神话与现实、抒情与写实、呈现与表现、理性与感触……各尽其妙,但作者又是克制和冷静的,以“水”的内涵指导着自己的写作精神脉动。同名作品《大湖消息》庶几为解说词式的深度散文,镜头远近深浅地推拉,展现了一幅幅声情并茂的场景,相关的议论、抒情、介绍等就像一位磁性声音十足的男低中音在播画外音。这是文类选择和作品结集上的创新。从物性中感悟人性,是“感悟诗学”的传统性转化。“感悟”在传统主要是缘于作者们对如何道德修身上的发现,无论如何“参悟”天地,最终大体上还是落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功利性矢向上,而“新感悟诗学”对此是要有所超升的,它是以“人之思”为关怀点的,融于了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化底蕴,胸襟和气度要更闳放。因此,物性书写不仅是生态题材的开拓,而且是文学视阈本身的充盈,对人们进一步探询文学与人学、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页。

2宣化法师:《〈六祖法宝坛经〉浅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3[美]爱德华•欧•威尔逊:《生命的多样性》,王芷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4[法]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渺、冯学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6[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页。

7张光芒:《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8胡适:《忍不住的新努力》,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

9 [印]泰戈尔:《生如夏花:飞鸟集•新月集》,郑振铎译,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10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4册),周振甫编,黄山书社1980年版,第1259页。

11王文锦:《礼记译解》(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0页。

12[英]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吴钧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13[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14那薇:《天籁之音、源自何方———庄子无心之言与海德格尔的不可说之说》,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册),中国画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

16[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17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86页。

18[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19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20[捷克]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1[西]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22周国平:《把心安顿好》,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23[法]卢梭:《卢梭全集》(第6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31页。

24[美]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卢匡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页。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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