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文本内外的审美分析与伦理建构——评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
内容提要：在吴晓东先生的新著《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中，“文学性”范畴构成了勾连各章节的主要线索与核心问题视阈。具体而言，在新世纪语境下对文学性问题的再探讨将包含对文本“内”“外”界限及其相互关系的厘定，对文学之审美功能及审美活动自身独特性的分析把握，以及在创作与研究实践中对文学伦理诸向度的审慎探寻。《文本的内外》各章以文本细读为方法，从寻找形式中介入手，结合对各层次语境的认知体察，呈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互化过程，并在由形式诗学向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中对审美与政治之关系进行了原理性探讨。而在审美维度之外，伦理维度也从著作的字里行间生长，由研究态度、研究方法本身所建构的文学伦理最终通向了对现代主体问题的思考，并触及了人文学术在当今世界的文化位置与深度意义。
关键词：《文本的内外》 形式诗学与文化诗学 审美与政治 文学伦理
在2003年与薛毅就文学、审美等问题展开的对话中，吴晓东提出，曾被赋予“救世”之重任的审美的伟力似乎正逐渐消退。许多迹象表明，盛行于1980年代的审美主义或许已然无法因应当今时代情境，因此就文学研究而言，需要找到某种更具活力的范畴以保护、激活文学的独特力量，而他所选择的范畴便是“文学性”。在确立文学性之于文学学科的价值、地位的同时，论者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一概念的基本意涵做出界定。有关文学性的定义牵涉了俄国形式主义以来丰富的理论谱系，而吴晓东在这里则运用了使动句法：“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1这似乎暗示了文学性并非某种天然的属性，而更近乎一个自觉施动的行为过程。在随后展开的论述中吴晓东指出，这种“同义反复”式的本质化定位实则仍无法有效地完成对文学性的言说并打开这一问题领域内部的丰富空间。与之相比，更为理想化的定位路径是采取某种“非确定性”“境遇化”的描述方式，由此将文学性理解为一个在创作、阅读、批评、研究等实践环节中不断生成的过程。反过来，对文学性的界定与守护、开掘与反思也就成为这些文学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系统性地阅读作者的学术论著不难发现，文学性这一范畴的确构成了吴晓东文学研究辛勤耕耘的领域、时时回顾的原点乃至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托。在他的学术历程中，文学性有如一粒种子，在对其所根植的土地的敏锐感知与对各种生命资源的接纳中逐渐生长，于每个生命阶段结出了各异的果实。在这个意义上，收集了吴晓东先生近二十年间重要学术论文、访谈对话的新著《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以下简称《文本的内外》）便可视为文学性的种子在新世纪的文化土壤中孕育的成果。具体而言，这些研究及彼此间的呼应勾连对文学性场域中的诸多问题层次进行了更为深细的发掘，从而使一种抒情性的姿态落实为学理性的行动，并作用于文学性的流动生成。这些问题包括：如何界定文学性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文学性是否可能也应当在“文本”内部完成，抑或它本身塑造并不断改写了文本内外的边界？文学性与审美这一范畴的交叠与分异又该如何看待？能否在对文学性的关注中实现审美与历史的融合，或丰富对它们本身的认知？而伦理的维度又将如何从审美活动或文学性的场域里生长？进而审美、历史、伦理诸要素如何以文学的方式综合作用于主体的成长？《文本的内外》所收录的这些带着温情与诗性的学术文章或许便以谦虚而诚挚的态度尝试着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总体而言，在这些研究工作中，研究者带领我们进行着一次次穿越文学文本内外的审美分析与伦理建构。由此，一片片镌刻着新世纪文化印痕的文学性的风景得以浮现在我们眼前。
一、文本的“内”与“外”
如著作标题所示，“文本的内外”在整体上将“文本”这一意象确立为某种物质基础与认知、阐释模式的边界。在物质层面，文本的所指或许是作为出版物的作品。无论自叙传小说、化欧又化古的现代诗还是可作为“旅行手册”的山水游记，在创作、流通、阅读所构成的链条中，这些作品都以“文学”的方式被生产消费，从而它们的内容和形制本身也就承载了“文学”的基本意涵。而在更为抽象的层面，“文本之内”指向的便是“文学性”概念的内核，是“使……成为文学”的关键要素。内核一旦明确，外延的问题便随之产生。而围绕作品展开的一系列写作、阅读、宣传介绍、批评阐释活动所构成的文化语境也搭建着一个与文本息息相关的“外部世界”。
在较为表层的意义上，内外的区隔突出的是对“界限”的强调，正是由于边界的存在，文本及其所勾连的文学范畴才具备合法性，并有可能召唤出与之适配的独特的观照视角与研究方法。然而，倘若如作者所希望的那样，将文学性理解为一个文学不断因应时代议题、进入社会生产链条、处理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等结构关系同时进行自我定位的过程，那么文学性的作用或许并非对边界的简单固守，而是依靠敏锐的感知对边界的不断调试、移动与重建。在内外有别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实则是“内”与“外”的互转与沟通。
在《文本的内外》所收录的研究文章中，沟通内外的方式总体上呈现为从形式诗学到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即从细致的形式分析入手，经由对作品形式的构成方式、使文本成为共同体的主导形式要素、形式所派生的微观诗学机制及其普适性等问题的思考2，逐渐发掘出形式中的“意味”，进而勾勒出包括人的境遇、时代氛围、历史趋势、社会结构等在内的文化语境。在这里，所谓微观诗学机制既是对类型学视界的补充、细化与创新，也是捕捉降落在“文学”领域的历史文化诸要素的必须途径。而文化诗学的引入则在赋予文学性以历史维度的同时将微观诗学领域中由“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所构成的自足而又携带张力的“语言”带入现实世界，使其在一定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中变成“内部开放的话语空间”3。即如在研究者对张爱玲《传奇》世界的探索中，小说种种有关都市、居室的空间性修辞最终凝聚为某种“空间意识形态”，形式因素总与经济政治文化视景密切关联。而从形式诗学到文化诗学的通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着文学与历史两大人文学科领域与认知感受模式的关联。所谓“在文本结构中看历史，在历史中看文本结构”，这般对文本与历史互动关系的发见似乎与新历史主义的思维范式若合符契。作为某种“跨学科”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与历史的互通性乃至一体性，进而挑战了简单的“历史决定—文学反映”模式，并在对“文化本文（cultural intertextuality）相互关系”4的把握下建构出一幅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化图景。然而，就文学研究而言，作为一种“后-”（post-）知识气候中的理论谱系，新历史主义或许又因对文学与非文学之界限的彻底解构而使文学远离了“人文主义”传统，以及构成文学之独特性的精神特质与美学要素。在运用“流通”（circulation）、“交换”（exchange）等商业隐喻将文学文本与其他各种文本一并视为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捆绑在一起的文化现象时5，这种研究方式便难免落入其所批判和反抗的文化运作中，也使文学性面临着新的危机。
新历史主义在“历史”与“文学”间的自我定位及价值选择或许是更为宏大的议题，而作为文学研究者，需要寻觅和守望的依然是文学独特的存在和作用方式。在《文本的内外》所收文章里，这种对文学本位的坚持或许便体现为对一系列“形式中介”的提炼与深描。在谈及张爱玲小说的空间修辞时，研究者特别提出“阳台”作为连通张爱玲文学世界中都市现代性与古中国传统性、外发性与内敛性的“中介”意义。推而广之，在文学研究中，勾连形式与文化、修辞和语境、经验及理念等向度的关键便在于寻找合适的中介。它们是“内”与“外”的交互作用在文本中留下的痕迹，进而也揭示了文学性的再生产活动如何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生活之中。可以发现，在《文本的内外》中，无论作为古典或现代诗学概念的“心象”“反讽”，还是作为意象的“扇”“尺八”“阳台”，是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抑或更具“现实感”的疾病、风景与报纸，都构成了这样结晶体式的中介。具备了这类中介，形式诗学才获得了某种自足性，文本与理论得以相互创生。如在《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一章，作为中介的纳蕤思形象便联结了精神分析镜像理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文化资源、1930年代“前线诗人”们的精神气质及其诗歌文本中的代表性意象，从而成为“把‘主体的真理’与形式诗学相结合的有效路径”6。另一方面，以文学为立足点的文化诗学的合法性也要由恰切的中介赋予。在《旅游产业的兴起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一章，“风景”作为中介便通向了文化产业、国家现代化建设与文化宣传以及文人在其中的位置、作用、身份想象等问题。可以认为，这些形式中介的生成经过便是将文化因素“文学化”的过程，它呈现出文学特有的作用方式，同时又是历史变迁的载体。
对于文学性的信念而言，中介的意义还在于昭示“形式”本身的价值，它不仅使历史得以结构化并参与了时代文化图景的创造，更为“结构”所无法容纳的诸多碎片、暗影与冗余物提供了栖身空间。所谓“不必有所指，不必无所指，言外只觉有一种深情”7，就形式所带来的深情体验而言，“文本”的意义或许本不假外求，而那些“断片化、零散的、原初、感性”、不可化约的经验和境遇8，便如从阳台披披拂拂飘落的头发9，终于融进由文学所营造和守候的夜色中。
二、审美的可能性
以文学文本作为总体性中介，《文本的内外》中的大部分研究文字最终通向了对审美这一人类实践领域的探寻。这里的审美既包含审美意识、审美精神，也意味着在不同语境下形态各异的审美活动与它们所制造和彰显的美学问题。尽管敏锐意识到“审美主义”思潮在当今时代的困境与退守，作者还是愿意在研究过程中不时纵情于一个审美的世界，并以此为文学性确立某种本质的、永恒的内涵。自康德对科学、道德与审美三领域的划分使“审美”在哲学体系中具备独立性以来，西方哲学与美学理论逐渐为“审美”确立了某些独特属性，比如感性、形式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等等。可以看出，就基本层面的审美认知而言，《文本的内外》对这些框定了审美属性的范畴都有所肯定，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研究文章在面对、处理具体研究对象与问题结构时对“审美”特性做出的诸种反思。这类自觉的反思意识在研读文本的过程中往往转化为具象的审美分析，它们最终揭示的是存在于审美活动中的多重复杂面向，这些面向之间可能构成矛盾张力，甚至某种永恒的、无解的、悲剧性的分裂和冲突。或许审美的复杂与“危险”、魅力与诱惑都在于此。
在对诸多矛盾结构的呈现中，审美的意识形态性和乌托邦性或许构成了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这组概念出自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谱系，简而言之在曼海姆这里，意识形态是现行秩序的载体，乌托邦则是“从业已存在、只有从给定社会秩序观点出发才无法实现的思想”10，它包含着“冲破现行秩序桎梏，使之朝着下一个存在秩序自由地发展”的动能。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存在持续的辩证互动关系，当乌托邦能够被组织化，与现行秩序的发展产生联系进而演变为对“现在”所蕴含的“将来”的确定指示，它就会意识形态化。从政治学角度，曼海姆将这类“有助于瓦解先前存在的秩序”并建立新秩序的“渗透着意识形态元素”的乌托邦视为“真正的乌托邦”思想，它包含着一种可实现/实践性。然而，若从文学的视角观之，乌托邦大抵仍有一种“不可企及”的“虚幻”属性。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言，“乌托邦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幻象”11，是被文学具体化了的幻景。在作为代序收入本书的洪子诚与吴晓东的对谈中，两位学者也都指出了乌托邦的某种“悲剧”意味。就审美范畴而言，若将意识形态性概括为审美对政治、社会秩序建构与历史发展的参与介入，那么乌托邦性则意味着某种退避、幻想，乃至“痴人说梦”式的追求。在与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现代文学活动中，审美的意识形态性随处可见，如郁达夫形似自白的“自叙传”小说，实则也是现代性建制的一个环节，所谓“现代性建制（装置）创生了现代小说，小说反过来又成为促使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生成的一个重要媒介”12，文学文本、审美意识与召唤、安置现代个体和群体的现代性装置之间的相互创生最为明显地昭示了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与此同时，乌托邦式的审美体验也始终在现代文化中绵延。某种程度上，它构成了更令研究者眷恋的美学因素。在以纳蕤思形象为现代派诗人的自我意识与群体心态赋形之时，研究者进一步将这种“镜像”体验概括为文学的乌托邦内涵，并坦言“也许人类想摆脱镜像阶段的诱惑注定是很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镜花水月’的幻象中存在着令人类永远痴迷的东西……文学世界由此构成了人类获得自我确证和自我认同的审美机制，并在终极性的意义上涵容了镜花水月的幻美特征和乌托邦属性”13。纳蕤思的临水自鉴仿佛象征着文学、审美的本真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世界”本身便是一个“镜花水月的世界”，具备永恒的自恋与幻美属性。而纵观全书，审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冲突、并存与转化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沈从文这一研究个案中。如果说沈从文于生活情境之外营造“传奇”情境的态度、能力以及针对地域文化的“挽歌情绪”塑造了其小说作品的乌托邦属性，那么其战时创作的小说《长河》便经由对《申报》这类大众传媒符码的反复征用将自身置于现实时代议题与信息舆论场域中。这使得小说本身带有了政论的属性，以文学的方式对现代社会或地方“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交通通讯）、政治属性（民族国家与政党政治）及文化面貌（大众传媒、生活改造）做出了勾勒与反思，从而“充分展示了意识形态特征”14，小说叙事对意义的生产也由此具备了更为鲜明的政治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二元关系之侧，或许还存在着某种第三项因素，那便是审美的寓言性维度，如研究者征引杰姆逊论述所呈现的那样，寓言构成了“物与意义、自我与世界相分裂的现代生活的最恰当的表现方式”，以其断续性、异质性对应着“破碎、歧义与断裂的历史”15。寓言维度的存在使得无论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都不再具备纯粹性，从而塑造了小说意义世界的复义特征。
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已反复触及审美与政治的关系，而从文章所引介和对话的理论资源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或许构成了探讨审美与政治议题的某种重要启示与支撑。无论以感性解放为社会解放的推动力与终极追求的马尔库塞，还是对“寓言”等诗学范畴做出细密的政治性文化性阐释的杰姆逊，或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观察方法引入日本近代文学与美学研究的柄谷行人，其审美观念也许均可被纳入这一肇始于20世纪初期的宏阔理论谱系中。这一理论脉络之所以具备有效性，或许便源于左翼革命者与理论家们在世纪性的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在各种成功或受挫的经验里为“审美”赋予的政治潜能，他们试图发掘和塑造的是审美所独有的、不可替代的政治性。而在这一过程里，这些理论同样对审美的矛盾性有所发掘。如伊格尔顿所言，“审美从一开始就是个矛盾而且意义双关的概念。一方面，它扮演着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扮演着主体的统一的角色，这些主体通过感觉冲动和同情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主体在达成社会和谐的同时又保持独特的个性……另一方面，审美预示了马克思•霍克海默尔所称的‘内化的压抑’，把社会统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并因此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领导权模式而发挥作用”。审美可以是一种感性的创造，也可以是一种“细腻的强制性法则”16。凡此对立冲突构成了这一理论谱系的难题和困境。在某些极具政治性的时刻，对这些矛盾的洞察或许也导致了紧张感、分裂感，乃至行止选择层面的彷徨。如对艺术形式之“自律”与“他律”取向难以调和的论述，在将审美作为抵达政治的手段、工具与目的本身之间的多番游移，“介入现实”与“永远历史化”等宣言的内在张力，或多或少都是理论与实践难题的显影。然而随着整体文化语境的改变，理论在穿越时空的“旅行”中也逐渐生长出差异性样貌。难题依然存在，但在“赋予文学某种深刻内涵的时代已经过去”的境遇判断中17，在文学性立场的支撑下，研究者对“审美”与“政治”范畴也产生着新的、更为语境化的理解。简而言之，在《文本的内外》中，审美大抵指向对生活经验、情境乃至生存境遇的隐喻、象征、寓言式言说（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诗意话语”），或是感性、抒情性因素的彰显，抑或个人化、内省式的生命状态。而政治的意涵也更为宽泛，包含对权力结构、人际关系的认知，意识形态的建构和询唤过程，更为具体的革命动员、社会管理等政治实践，以及某种集体性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在重思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由此发掘审美的多重属性的过程里，“审美主义”也就由某种本质化的取向变为身处历史洪流之中的个体所可能选择的姿态和意向，它包含着对一切既定观念与生存模式的反思，对歧异性、繁复性的宽容，以及对“意义”的永久性追寻。这种审美姿态也终将参与到现代主体的建构中。
三、伦理维度与主体的成长
在对郁达夫小说作品的系统性解读中，作者试图梳理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历程。从被发明的疾病、被规训的身体到爱欲体验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审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现代主体之母，并几乎蕴藏了这一主体的全部秘密。然而，尽管审美主体与现代建制之间的关联如此密切，文学形式中也的确可能蕴含着“主体的真理”，但仅仅凭借审美领域尚不足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建构。这一点在研究者对纳蕤思式的现代派诗人的文学活动与“镜像自我”的分析中得到了最为明晰的体现。在表现出自身对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审美情境的眷恋之感的同时，研究者经由拉康等理论资源及对诗人们心态、前路的描述揭示出这一审美态度所塑造的主体的内在局限，这类幻美、封闭而脆弱的审美主体似乎终究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行动能力，成为“历史的主体”。这提示我们在审美维度之外，伦理之维的引入也是文学实践以及文学性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某种程度上，战时中国文学界对抒情的“放逐”与象征的反思同样指向对伦理意识的呼唤，而新的文学形态的开端或许也在此诉求中诞生18。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伦理维度的引入也是必须的，它意味着支撑行动的伦理判断，以及在实践过程里对各种关系的仔细探寻。纵观全书可以发现，与审美相比，伦理同样构成了《文本的内外》的重要视景与核心关怀。如果说在《文本的内外》中，对审美与政治关系的多般探索厘析了审美的多重属性，那么诸篇文章所呈现的论述方式、价值取向及主体姿态则可视为研究者在学术阅读与写作过程中完成的某种伦理建构，也正是这样的建构经历使文学性更加切近地作用于生活世界。
具体而言，在《文本的内外》中，伦理建构首先体现为在坚守文学性、审美等范畴的基础上对研究者自身立场、姿态之限度的体认与反思，这在作为序言的对谈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并内化为每篇文章具备分寸感与自反意识的用语、修辞和行文方式。对自我限度的自觉恰恰意味着对别种可能性的开放态度与审慎的责任意识。其次就研究对象而言，伦理意识还表现为对文学之陌生性与神秘性的尊重，所谓“文学保守着自己的秘密”19，作者对这一判断的深切认同致使他将 “追求某种非确定性把握和判断”视为“文学研究者职业伦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20。如果说立足于文学性而在文本内外进行的穿梭往复体现出一种“以有限叩问无限”21的姿态，那么即便在这一“有限”的范围内，研究者也不愿竭泽而渔，不倾向于用理论或历史的强光将文本通体穿透，而更希望保留、呵护某种“不可知”性。落实到文章写作层面，则某些犹疑、让步、非确定、非绝对性的表述塑造了文章的内在肌理，其所形成的行文语气和态度也召唤读者以同样敏感而谦逊的心态进行分析性阅读。而对自身限度与文学文本之神秘性的体认最终通向了对真正的“他者”的关注与理解。就作为文学研究基础的阅读活动而言，在与不同文本、言语形态及背后具体的人的相遇和相处过程中，对“他性”的发现或许构成了阅读伦理的要义22，而某种诗学模式的生产性也正在于它对差异性因素的发掘与互动能力。如同现代派诗人在走向“群体性他者”的旅程中艰难成长，超越“自鉴”的审美模式，文学研究也往往内含着一个经由对他者的注视、剖析而重新认识自我、识别和建立人我关系的过程。这在评述日本学者竹内好与伊藤虎丸鲁迅研究的《从“回心”到“终末论”》一文中有所体现。两位学者研究鲁迅的关注点与探讨方式、思维路径均有所不同，而相通之处则在于他们以中国和鲁迅为参照性他者所进行的自我文化反省。在自我与他者间循环折返或许是文学研究的某种理想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我与他者浑然一体的“契合”或许也只是某些瞬间的审美幻象，在伦理关系内部，隔阂、冲突与分裂必然发生。因此，在往返于“我”与“他”的研究路径中，关键的抉择便在于视他者为已然过去的对象还是同样具备生命力的主体，是将他者自我化，还是明晰各自的界限与分歧，在对视差的认知中寻求某种共在体验与交流的可能。或许，后者才是《文本的内外》所要建构的理想研究伦理。
而若将对“人”之境遇的关注视为文学伦理的某种终极要义，那么，文学实践中有关“我你他”的种种关系想象便终将指向对主体成长的关切，以及“相互主体性”的范畴。这既包含个体与个体在文学场域中的相遇，也指向审美主体与伦理主体、“文本中的主体”与“历史中的主体”诸范畴的交结。在文学研究过程中，这种相互主体性或许还体现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与读者在多重时空、多种经验与话语场域中的互动。这种互动状态所织就的细细密密的关系网络塑造了文学研究的“现在”与“未来”向度，并打开了主体性问题内部的丰富空间，而由这些互动所构成的相互主体性，也必然是“矛盾的藏身之地，它永远处于建构过程中，并在有可能改变的语言和社会组织的变换中被置入危机”23。危机所存也正是生机所在，进一步，真正的相互主体性或许必须在研究者交付自我、直面危机的勇气和与文本建立的积极的、亲密的情感关系中达成24。学术散文《尺八的故事》便流动着这样一种亲近感，以此篇文章作为全书结尾，或许也别有寄托：在著作最后，时空情境来到了世纪之交的京都，我们也终于惊喜地发现了研究者的身影与情感流露。沉浸在尺八声中的体验与随想为读者揭开了研究者心灵生活的一隅，就文章的学术意义而言，这般结构方式寄寓着“我”对上述作家作品及自身所承继的文化、审美、诗学谱系的追认和忆恋，同时在“我”与各位研究对象、诗学前辈跨越一个世纪的生命经验的参差交互中生成一种新的研究者主体意识与人文学科的学术伦理。而在文末拟想的乐声中我们或将继续追问，在21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与文化形态下，诗心、诗艺、性灵、审美种种，该往何处安身。或许，《文本的内外》本身也已经给出了某种答案。如研究者所钟爱的文学家沈从文对以悲悯和爱为内里的抒情境界的追求那样，一种依托于“在地性”（无论这土地是某一乡土空间，还是更为抽象的文学性等范畴）并保有对“完整的生命境界的追寻”愿景的人文活动25，正是为文者“抒情的喜乐”的源泉与跨越时空的力量之所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项目编号：20&ZD28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8吴晓东、薛毅：《文学性的命运》，《文学性的命运》，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
2 3 6 12 13 14 15 18 25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64、247、88、67、94、248、33、398、374页。
4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5[美]斯蒂芬•葛林伯雷：《通向一种文化诗学》，收入《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7李商隐：《玉溪生诗意》，屈复、朱鹤龄注，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
9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上海），1947年12月3日第59期。在《“阳台”：张爱玲小说中的空间意义生产》一文中，吴晓东借用张爱玲所描绘的“在阳台上篦头”的乱世女子形象为沦陷区写作的张爱玲定格。
10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尚伟、祁阿红、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9页。
11[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朱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16[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柏敬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7—18页。
17 20吴晓东、洪子诚：《文学性：经典与阐释》，《文本的内外》，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21页。
19[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21吴晓东：《20世纪最后的传奇》，《漫读经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0页。
22[英]德里克•阿特里奇：《文学的独特性》，张进、董国俊、张丹旸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190页。
23[美]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24[美]约瑟夫•诺思：《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张德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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