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天》：疫情非虚构写作的视角融合与视域突破
内容提要：熊育群的《第76天》以全景呈现和细节书写相结合的方式书写了武汉“封城”的全过程。它以个体视角为主，同时兼顾民间视角与官方视角，全面客观地还原疫情期间的整体情境。它重点关注疫情中人的生存状况和疫情对人们身心的影响，以超越性的姿态批判了“天人对立”的自然观，反思了人对地球环境的破坏，从而突破了传统灾难叙事的视域限制，显示出更深远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第76天》 熊育群 非虚构 灾难写作 新冠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作为疫情重灾区的武汉成为文学创作重点关注的对象，以此为题材，产生了许多记录武汉抗疫历程的文学作品。作为疫情非虚构写作，《第76天》从众多抗疫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全景式地回顾了从疫情暴发到武汉“解封”的抗疫历程。它是以个体视角为主的非虚构写作，书写全社会对武汉“封城”的集体记忆，不仅关注疫情中个人的生存状态，还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突破了传统灾难叙事的视域束缚。
一、疫情“震中”的全景呈现
文学书写都有自己的视角局限，因此所谓的“全景书写”也只是相对而言。只有从多方角度出发，尽可能以更全面的角度展示事实，并辅以客观的态度，才是最能够接近理性认识的方法。《第76天》就是如此，它以全景呈现和细节书写相结合的叙述方式对疫情“震中”的状况进行全面还原。
在全景层面，《第76天》按照线性时间顺序，以新冠“零号”病人就诊作为开始，武汉解封作为结束，从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的视角展现了抗击新冠疫情的全过程。全书正文按照情节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从出现疫情到武汉“封城”的经过，第二部分描写武汉“封城”期间的抗疫历程，第三部分讲述疫情在全球蔓延的现状。《第76天》将第二部分作为叙述重点，以“抗疫”为主线，围绕武汉抗击疫情的过程展开叙述，以疫情暴发、武汉封城、全国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等事件作为重要节点，通过个体人物的视角来串联事件、补充细节，从而对“抗疫”主线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塑造。在选择作为叙事主体的人物时，《第76天》注重人物形象的代表性，使这些人物能够作为其所属社会阶层的代表，从他们的角度反映社会各阶层在疫情中的整体状况。
正如熊育群所强调的“在国家、民族发生危难之际，身为作家，有责任把战斗的全过程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和精神遗产”1，作品将记录抗疫历史作为全景书写的意义，力求实现对历史的客观还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品的叙述方式。它选取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讲述他们在武汉“封城”期间的遭遇，将历史大环境与具体人物的生存状况融于一体，既摆脱了个人细节视角的限制性，又深入到了个体生命维度，从而在内容上达到“九成以上的准确”2。
首先，作品侧重于在抗疫的宏观背景下展现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形。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过程的描写就是范例之一，书中以专业化的语言呈现了医院建设和维护的全过程，不仅涉及了为公众所熟知的直播施工、“云监工”等情景，而且揭示了建设过程中不为公众所了解的内情。除了对宏大的建设过程进行再现，熊育群还关注到个体建设者。在他的笔下，建设者不再只是“云直播”镜头下笼统的集体，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具体可感的人，他们既有着抗疫逆行的责任与担当，也有担心感染新冠肺炎的忧虑，对复杂人性的刻画让建设者的形象更加立体和真实。
其次，透过不同的个人视角和大量的局部细节描写，抗疫全景被很自然地呈现出来。在关于志愿捐赠的章节中，作品通过卫婧、苏毅、吴志辉的经历分别反映了慈善团队、民营企业家和海外华人的捐赠情况，展现了从具备捐助意向，到收集捐助需求、组织捐助、筹集捐助物资、运输与发放捐助物资的全过程，并以典型性的视角折射了疫情期间海内外的捐助情况。除对企业家慷慨解囊的书写外，作品还观照到了普通人的积极奉献。无论是捐赠口罩不留名的志愿者“大侠”，还是支付抗疫物资运输费用的退伍老兵，或是从海外采购医疗物资寄回国内的留学生，他们都代表着疫情中热心奉献的普通人，他们的善举显现出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时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民族精神。
二、个体视角为主的非虚构写作
那么，《第76天》是怎样实现对“封城”状况的全景呈现的？通过阅读可以发现，熊育群选择以个体视角为主的非虚构写作来记录疫情，并以个体视角来囊括民间视角和官方视角。这种非虚构写作在视角选择和视角书写上呈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它在对个体视角的选择上不同于多数非虚构文学作品对民间视角的偏重，而是兼顾民间视角和官方视角，在篇幅和内容上给予二者相同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在对个体视角的书写中又具有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从而提高了作品可读性。
要选取合适的个体视角，就必须要兼顾民间视角和官方视角。《第76天》中既出现体现民间视角的患者、志愿者等普通民众形象，也存在体现官方视角的疾控中心专家、社区基层干部等政府工作人员形象。民间视角和官方视角的共现不仅能够反映民众在疫情期间的生活状况，还可以呈现官方的各项抗疫举措，避免了官方视角的缺位、失声，从而更客观、更理性地展现出疫情的真实状况。
不难看出，同多数非虚构写作一样，《第76天》从民间视角出发，以普通人的亲身遭遇为内容来描述民众在疫情期间的生存状态。作品以平实生动的语言记录了疫情初期民众抢购生活必需品的混乱场景和医院发生医疗挤兑的严峻形势，并不加掩饰地呈现了新冠肺炎对人类生命的戕害：“这只脚像烧焦了，脚趾脚板如同涂上了厚厚一层暗红色油漆。”3但相比描述疫情期间的混乱和死亡，熊育群更着重于书写民众在灾难中散发的人性光辉。作品详细刻画了“封城”期间民众之间的互助精神和坚信战疫必胜的乐观态度：母亲冒着染病的危险为女儿送来食物；居民们积极组织社区团购采购生活物资；民众自发聚集在阳台高唱国歌来表达战胜疫情的信心……疫情虽然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却拉近了情感距离。随着防疫形势不断向好，民众逐渐适应疫情影响下的生活，并对未来生活作出规划：“首先得囤好粮食，做好每一餐饭，早睡早起调整好作息时间，增强免疫力，让生活进入新的‘日常’。”4
相较于民间视角对民众生存境遇的关注，官方视角则侧重于政府领导下的抗疫历程。《第76天》从医疗专家、政府官员、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等官方人员的个体视角出发，从疫情防控的各个方面呈现了防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作品之所以选取个体视角作为叙事主体，是因为个体视角不仅能够揭示防疫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细节，而且有助于推动社会对官方抗疫工作的了解，进而促进社会舆论对官方抗疫工作误解的消除。作为疫情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曾因公众质疑其轻视疫情而遭到非议，作品还原了他在疫情期间的心理活动和决策过程，并详细描写他对新冠疫情的高度重视和及时处置，对舆论的指责加以澄清。“封城”期间，社区工作者作为与群众直接接触的官方代表，他们的工作不仅直接关乎民众的生活质量，更影响到公众对政府防疫工作的感受。作为参与社区防疫的社区工作者，刘斌的视角反映出疫情期间社区防疫工作的面貌，他和同事在自己负责的社区安排防疫门禁，开展上门摸排，协调物资供应，确保了居民们的生活物资供应和生命健康。这些视角的书写充分表现了抗疫工作者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的努力，是对政府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肯定。
此外，在个体视角的书写中，熊育群还注重非虚构写作文学性的体现。他以火神山医院建设情节为例说明了视角在文学书写中的作用：“我们十天建成了火神山医院，很多媒体报道那些工人怎么样辛苦，那肯定是玩命地干，一天几乎没怎么睡觉，十天坚持下来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这本书的角度要避开一下，我可能偏重于他们是怎么样做到的，这个可能更有意思一点。”5在个体视角的影响下，叙事者能够进一步深入叙事情境，清晰地呈现出疫情中的局部细节，使人物和情节更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以此凸显出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借助个体视角的限知特性，《第76天》从情节、叙事和情感三个层面对文学性进行了构建。
首先，凭借个体视角的限知特性，《第76天》采用了悬念、反转等文学手法来进行情节设置。比如医学专家发现新冠病毒的情节被塑造为揭示“悬念”的过程。从张继先上报疫情，到高级专家组前往武汉调查，再到钟南山公开证实新冠病毒“人传人”，溯源的进程伴随着医学家的研究不断推进，最终 “悬念”得以解开，使新冠病毒作为疫情元凶出现在人类面前。《第76天》更多地从对人物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细致描述来表现个人命运的剧烈变化。当疑似患者黎婧正在为自己的体温回归正常范围而感到庆幸时，医院却正式告知她确诊新冠肺炎，导致她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悬念和反转情节的设置既提升了作品的可读性，也对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起到积极作用。
其次，《第76天》在不影响线性叙事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多视角叙事较好地解决了个体视角的限知问题。多视角叙事是指从多个角度对特定事物展开叙述，它有利于切换个体视角和使用穿插叙事，能够更为全面客观地展现“封城”期间的整体情况。例如作品选取了不同身份的市民，从他们的视角讲述他们在疫情前的日常生活，从而更为全面地表现“封城”前夕的社会状况。当疫情爆发初期出现医疗挤兑现象时，作品从患者和医护人员两种不同视角出发展开叙事，既关注感染新冠后无法及时得到确诊和救治的市民，也描写在紧张的救治工作中精神濒临崩溃的医护工作者。在多视角叙事模式下，作品不仅客观地阐释了医疗挤兑的具体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疫情初期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
最后，《第76天》根据情节节奏的紧张与否来选择人物情感的表现方式：当情节节奏紧张时，作品多从侧面对人物情感加以塑造；在节奏舒缓时，则以较多的篇幅来对人物情感进行正面书写。比如在描绘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时，作品通过对患者救治工作的深入描写，从侧面来展现医护人员坚守抗疫一线的顽强意志。又如当书写居家隔离的市民时，作品对市民的情感活动进行了正面描写，较为具体地表现他们从恐惧焦虑到平稳安定的情感转变。
书写人物情感时，《第76天》以实地采访为依据，不陷入对人物情感的公式化书写，选择捕捉疫情期间人物的真实情感。患者沈延春在入院时面对家人泪流满面，她担心“这一别可能从此就是阴阳两隔，再见面时她可能只是一捧骨灰”6。即便是看惯生死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情绪也在疫情的冲击下濒临崩溃。经历数次失败的抢救后，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瞿昭辉“恨不得自己变成两个人，恨不得有四双手，她想救每一个病人，但却无能为力，只能一个一个来处理。那个时候，她自责、内疚，边哭边参与抢救”7。对人物情感的细致刻画不仅能帮助读者切身体会到作品中人物的情感状态，更能充分地调动读者情感，激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三、突破“灾难视域”的束缚
支宇在《灾难写作的危机与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中批评了灾难文学的同质性，他认为当代灾难写作的重要问题是“视域的固化”，灾难写作被先行的写作理念支配，无法将灾难叙事转变为个人命运的苦难叙事，导致固化的“灾难视域”“先行凝固了一切写作个体活生生的灵魂感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封闭了书写个体真实命运的可能性”。8《第76天》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灾难视域”的限制：一方面熊育群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疫情中个人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作品没有将疫情中人与病毒的对抗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对立，正如全书正文末尾的三个短句：“新冠肺炎疫情终将过去。历史必将记住新冠病毒。人类也必须开始反思”9。熊育群在疫情还未被彻底平息的时候便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呼吁人类尊重和敬畏自然。
要突破“灾难视域”的束缚，首先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疫情下个人的生存状态。师力斌抨击了部分抗疫文学，他认为“灾难文学尤其需要理解的真诚，需要设身处地的真诚。感动需要细节的真实来支撑”10，文学要以诚挚的语言和真实的细节来讲述灾难中人的现实处境。《第76天》以纪实的态度书写了疫情期间武汉人的生命体验，在大量的细节描写中展现宏观叙事中难以触及的个体命运，在平实的语言中蕴含真挚的情感，以此来表现新冠疫情对个人身心和群体意识的深刻影响。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保持人的主体地位，让人成为灾难文学的主体。这需要文学作品真实记述灾难对人造成的痛苦，呈现灾难对人身心的影响。因为“灾难就是灾难，它拒绝任何修辞与虚构；痛苦只是痛苦，痛苦本身具有一种自足而不言自明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只是彰明于那忍受着绝望与想要沉默的欲望之下的如实记录之中”11。这正是熊育群在书写个人生存状态时所采用的方式：“我查询天气，导航人物走过的路线，通过图片、视频勾画出他们的生活轨迹，设身处地进入他们的生活。”12他以访谈和现场还原作为再现个人生存状态的途径，力求确保再现内容的真实准确。
从全书内容看，《第76天》着重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展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作品选取了沈延春、黎婧、满彩美、陈婉清四位普通市民，关注“封城”期间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变化。沈延春在病痛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顽强，她努力与死神抗争，不让绝望打垮自己的精神，以乐观、自信和勇气激励自己和他人不要放弃生的希望。黎婧在方舱医院的悉心治疗下逐渐康复，她用画笔描绘医护人员，以可爱诙谐的画面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满彩美志愿加入抗疫工作，她主动报名参与医院卫生保洁，冒着危险处理医疗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在工作时，她从患者和医护人员的感谢中获得他们对自己价值的肯定，体会到在从前工作中所没有的精神愉悦。陈婉清在疫情暴发时滞留海外，历经波折后才得以返回武汉，后来她主动成为社区志愿者，帮助居民采购生活物资。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她意识到自己不再脆弱，变得更加成熟与坚毅。
美中不足的是，《第76天》缺乏对死者生存状态的描写。熊育群其实并不避讳书写死亡，但他在描述中只是从医护和其他患者的视角描写了疫情中的死难者，但并没有观照到死者的生命体验，没有使死者的主体性得到显现，这无疑是一种遗憾。实际上，这一群体的生命体验中也不乏对疫情、个人和社会的切身认识与深刻思考。媒体曾报道过重症患者肖贤友在弥留之际写下的遗书：“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这封遗书中既蕴含对社会的自觉责任，也饱含对妻子的深情牵挂，有着深刻的伦理责任感和道德价值。如果能够对普通人的生命个案有更多的关注，留存他们有关灾难的个人记忆，或许就可以更完整、更全面地揭示灾难下的具体情形和死难者与幸存者的生存状态，将关于疫情的个人记忆真正聚合为具有公共性的集体记忆。
突破“灾难视域”还需要放弃“天人对立”的传统自然观，并转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苏珊•桑塔格反对以道德观念来看待疾病：“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13疾病是不能被道德化的，新冠病毒也不能被作为特例去允许作者用人类中心的道德化视角来描述人与自然关系。
在“病毒之殇”一章中，熊育群介绍了病毒是在自然界中的广泛存在的现象，并揭示了这一现象的生态意义。病毒不仅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成员，还起到促进生物演化、维持生命基因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地从人类与病毒的对抗深入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指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问题。他认为正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模式和对环境的肆意破坏，才招致了自然的报复：“当人类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破坏了地球生态，病毒便以前所未有的种类和数量袭击，纠正人类的自我膨胀——地球的炎症。”14这种冷静客观的反思意识在以高亢抒情为主要特色的抗疫文学作品中显得尤为难得可贵。
结 语
作为现时性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第76天》全景式地记录了从2020年年初到武汉“解封”这一时期内全民抗击新冠疫情的历程。霍洛韦尔曾论述到非虚构写作中作家责任意识的相关概念：“某些小说家和新闻记者的作品，反映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自我意识，即作家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和美国人生活里的独特角色。”15熊育群肩负着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记录了武汉抗疫历程，将国人对这场灾难的集体记忆留存下来，并反映出疫情对武汉、全国乃至世界的深刻影响。
新冠疫情作为“进行时”的重大社会事件承载了太多疾病以外的因素，可遗憾的是，《第76天》更关注抗击疫情的过程，而淡化了对疫情中其他乱象的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深度和反思力度。可贵的是，熊育群在书写中确保了内容的客观与真实，最大程度上契合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对疫情的集体共识，促进了新冠疫情集体记忆的进一步形成，也为人类面对灾难留存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总的来说，《第76天》中的视角融合和视域突破为疫情非虚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路径。正如张光芒指出的那样，疫情文学要“真实科学地再现瘟疫流行的病理，并折射出疫情流行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根源，同时不遗余力地反思人类文化心理与文明的思想痼疾”16。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12许旸：《致敬中国抗疫精神，纪实长篇〈第76天〉从日常洪流中打捞重大历史》，文汇网2021年1月28日。
2 5高丹、王珩瑾：《熊育群〈第76天〉：全景式记录2020年中国抗疫历程》，澎湃新闻2021年2月2日。
3 4 6 7 9 14熊育群：《第76天》，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13、158、188、204、583、578页。
8 支宇：《灾难写作的危机与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10 师力斌：《写好抗疫文学需要功夫与敬畏》，《环球时报》2020年3月10日。
11徐兆正：《拒绝想象：灾难文学论纲》，《创作评谭》2020年第4期。
13[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5[美]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仲大军、周友皋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16张光芒：《疫情文学的资源与后疫情时代的文学转向》，《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0年第1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